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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小暑天气闷热，用电脑码字属于自讨苦吃，坐在沙发上，前面摞着两个纸箱权当桌子，头顶上空调吹着，不一会儿膝盖骨就开始疼。最热的是电脑，一个叫“鲁大师”的软件时不时就提示主机快80℃了，再来个怪声烦人，干脆把它卸载了。机子用三五年，似乎就老得不成样子，如果多折腾几下，就热得快散了架。天热，鱼缸里硕果仅存的三条鱼中，有一条出状况了，沉在水底一动不动，只是喘气，另外两条游过来安慰一番。我赶紧清理水缸，甚至加进一小包海盐，可惜于事无补，扛了两天这条鱼终于彻底翻肚了。想起那句和鱼有关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它们在鱼缸里，只要健康地活着就好，高兴不高兴咱不知道。看着快要不行了，我好像感觉到金鱼对这个小天地的依依不舍。
2015年6月14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童庆炳先生，在爬完金山岭长城回来的路上，因心脏病突发，于下午6点左右不幸去世，享年80岁。听说他两年前就犯过心脏病，还装了几个支架，发病时在远郊区，无法实施抢救，实在是太遗憾了。童先生喜欢锻炼，过去身体好时，每周都会去爬香山。记得有个医学专家也说到北京的老人爬香山，一清早就去，上鬼见愁，说：“谁爬得快谁长寿。”其实这是医学上最忌讳的。我们不反对散步、做体操、打太极拳、练气功，但是如果中老年人早上激烈运动，搞长跑、爬香山，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死亡率是很高的。
这以后的几天，报刊电视网络关于童庆炳的报道不断，原因之一是1987年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创作研究生班，他是该班的辅导员，并教授课程《创作美学》，莫言、余华、毕淑敏、严歌苓、迟子建等知名作家均是他的学生。作为莫言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曾经建议莫言结合自身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后来莫言将题目改为《超越故乡》。原因之二是童先生是当今国内文艺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中国古代文论等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有500多所高校在使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这本书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学理论要略》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使用。原因之三是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3名文艺学博士生，文学大家黄药眠先生是导师，童庆炳是副导师。同年还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13人。这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构成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现如今大多是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经检查出患了癌症，住院治疗（1986年去世）;梁仲华则调到北师大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13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老先生生病住院，不久后去世了。这些学生培养计划的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包括开题及其他工作，全由童庆炳来主事。
童庆炳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是清贫的农家子弟。连城位于闽西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童家先祖是为避战祸，南宋时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他的父亲在斗笠写着“雁门童氏”。童先生在初中几乎辍学，是靠祖母给的4块银元继续求学，这钱原本是老祖母给自己留的送终钱。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师范生不能参加高考，必须到乡村当小学教员。后来国家下达文件，有四个名额保送大学但只能报考师范院校，他有了继续深造的机遇，填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中文系合并而成，名师荟萃，有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王汝弼等。1958年7月，童庆炳毕业留校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中文系指定黄药眠先生做他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老师。黄先生并不给他们讲多少高深的理论，是通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问题，极力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的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童庆炳是这样回忆业师黄药眠先生：
黄药眠是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1951年从香港达德学院返回大陆，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1953年起担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他对教育的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1957年6月8日那天，他自己预感到过不久就可能遭到批判，不能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于是他决定马上给学生讲了一个题为《美的评价》的题目，副标题是“不得不说的话”。他解释说，这是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没有完全准备好，可是时间不等人，要是拖下去，可能就没有机会给大家讲了。在场的学生都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表白。6月10日，他就被定为“右派”，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这一批，就长达22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他的右派身份彻底平反，可此时他已经垂垂老矣。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讲课对他来说是不相宜的。但是1983年春天，80高龄的他坚持要给学生讲最后一次课。他进了教2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他的手伸进书包。我们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一字排开，然后叫我过去，告诉我，如果他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时，怎样把药放到舌下……他从容地开始讲他的这最后一课，这也是一位用自己生命作为代价而要把讲课进行到底的人。
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北师大有个“三支粉笔”的美谈，他讲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三支粉笔和几张卡片，他所分析评论的资料和文学作品完全是背出来的。他用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思路之清晰，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凭借着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两代人的努力，北师大的文艺学成为给中国文坛带来深远影响的学派，独树一帜。黄先生的去世，使学科发展遭受重创。1989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与此同时，福建同乡、同届同学程正民帮助他一起精心指导文艺学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规划学科建设。程正民是著名俄罗斯文论研究专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讲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曾经担任《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在童庆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调回到文艺理论教研室，主要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和俄苏文学，1995?1997年出任中文系系主任。程正民时刻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几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热爱。
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都作精心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面前。上了讲台，他习惯是手里拿着粉笔，“站着讲课”，决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一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60年的教学生涯中，对上课的迷恋，童庆炳如孩子般纯真，他说自己“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课，我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福分”。
笔者是198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当时黄药眠、陆宗达、钟敬文等老先生还在，系主任李修生先生，给我们讲过元代文学，他夫人王立言先生是我本科论文“明清话本小说”的指导老师。特别有幸听过童庆炳先生讲的文学理论的大课，阶梯教室四个班一起上，听得是津津有味，入脑入心。现在想，中文系的那些老师们，当年还没带什么博士硕士作家，心思应该是全用在我们身上，不一定都耳提面命，可每堂大课如沐春风如润细雨，最不起眼的苗也会成长。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2015年6月14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童庆炳先生，在爬完金山岭长城回来的路上，因心脏病突发，于下午6点左右不幸去世，享年80岁。听说他两年前就犯过心脏病，还装了几个支架，发病时在远郊区，无法实施抢救，实在是太遗憾了。童先生喜欢锻炼，过去身体好时，每周都会去爬香山。记得有个医学专家也说到北京的老人爬香山，一清早就去，上鬼见愁，说：“谁爬得快谁长寿。”其实这是医学上最忌讳的。我们不反对散步、做体操、打太极拳、练气功，但是如果中老年人早上激烈运动，搞长跑、爬香山，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死亡率是很高的。
这以后的几天，报刊电视网络关于童庆炳的报道不断，原因之一是1987年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创作研究生班，他是该班的辅导员，并教授课程《创作美学》，莫言、余华、毕淑敏、严歌苓、迟子建等知名作家均是他的学生。作为莫言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曾经建议莫言结合自身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后来莫言将题目改为《超越故乡》。原因之二是童先生是当今国内文艺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中国古代文论等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有500多所高校在使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这本书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学理论要略》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使用。原因之三是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3名文艺学博士生，文学大家黄药眠先生是导师，童庆炳是副导师。同年还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13人。这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构成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现如今大多是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经检查出患了癌症，住院治疗（1986年去世）;梁仲华则调到北师大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13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老先生生病住院，不久后去世了。这些学生培养计划的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包括开题及其他工作，全由童庆炳来主事。
童庆炳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是清贫的农家子弟。连城位于闽西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童家先祖是为避战祸，南宋时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他的父亲在斗笠写着“雁门童氏”。童先生在初中几乎辍学，是靠祖母给的4块银元继续求学，这钱原本是老祖母给自己留的送终钱。1955年，童庆炳从龙岩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师范生不能参加高考，必须到乡村当小学教员。后来国家下达文件，有四个名额保送大学但只能报考师范院校，他有了继续深造的机遇，填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中文系合并而成，名师荟萃，有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王汝弼等。1958年7月，童庆炳毕业留校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中文系指定黄药眠先生做他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老师。黄先生并不给他们讲多少高深的理论，是通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问题，极力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的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童庆炳是这样回忆业师黄药眠先生：
黄药眠是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1951年从香港达德学院返回大陆，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1953年起担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他对教育的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1957年6月8日那天，他自己预感到过不久就可能遭到批判，不能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于是他决定马上给学生讲了一个题为《美的评价》的题目，副标题是“不得不说的话”。他解释说，这是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没有完全准备好，可是时间不等人，要是拖下去，可能就没有机会给大家讲了。在场的学生都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表白。6月10日，他就被定为“右派”，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这一批，就长达22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他的右派身份彻底平反，可此时他已经垂垂老矣。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讲课对他来说是不相宜的。但是1983年春天，80高龄的他坚持要给学生讲最后一次课。他进了教2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他的手伸进书包。我们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一字排开，然后叫我过去，告诉我，如果他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时，怎样把药放到舌下……他从容地开始讲他的这最后一课，这也是一位用自己生命作为代价而要把讲课进行到底的人。
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北师大有个“三支粉笔”的美谈，他讲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三支粉笔和几张卡片，他所分析评论的资料和文学作品完全是背出来的。他用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思路之清晰，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凭借着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两代人的努力，北师大的文艺学成为给中国文坛带来深远影响的学派，独树一帜。黄先生的去世，使学科发展遭受重创。1989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与此同时，福建同乡、同届同学程正民帮助他一起精心指导文艺学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规划学科建设。程正民是著名俄罗斯文论研究专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讲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曾经担任《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在童庆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调回到文艺理论教研室，主要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和俄苏文学，1995?1997年出任中文系系主任。程正民时刻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几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热爱。
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都作精心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面前。上了讲台，他习惯是手里拿着粉笔，“站着讲课”，决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一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60年的教学生涯中，对上课的迷恋，童庆炳如孩子般纯真，他说自己“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课，我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福分”。
笔者是198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当时黄药眠、陆宗达、钟敬文等老先生还在，系主任李修生先生，给我们讲过元代文学，他夫人王立言先生是我本科论文“明清话本小说”的指导老师。特别有幸听过童庆炳先生讲的文学理论的大课，阶梯教室四个班一起上，听得是津津有味，入脑入心。现在想，中文系的那些老师们，当年还没带什么博士硕士作家，心思应该是全用在我们身上，不一定都耳提面命，可每堂大课如沐春风如润细雨，最不起眼的苗也会成长。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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