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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博物馆是一个理念
生態博物馆在中国开花结果16年来，社会、学界都褒贬不一。目前，对生態博物馆的声讨声音居多，有了梭戛生態博物馆、西江生態博物馆的前车之鉴，所有人的问题是：现在的龙脊怎么样了?运行状况怎么样?
笔者通过两个博物馆动態回答这些问题：2011年8月23日，全国生態(小区)博物馆研讨会上，龙脊壮族生態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生態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小区博物馆、浙江省安吉生態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小区博物馆被命名为首批生態(小区)博物馆示范点；2011年11月24日，广西民族生態博物馆建设可持续发展高级研修班在南宁举行，来自广西民族博物馆“1+10”项目的生態博物馆业务力量与全国生態博物馆专家共聚一堂。主要的培训对象都是来自广西各生態博物馆的村民，他们当中，有立志振兴本民族文化的年轻人，也有多年来致力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村干部。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内容针对生態博物馆具体工作展开，从博物馆实务出发，提出各类问题具体应对措施。这个针对村民的业务知识培训，是生態博物馆“政府领导，专家指导，居民主导”建设理念的实现，是生態博物馆运动的又一个新坐标。
其实，生態博物馆概念虽诞生于法国，但在我国引入了这个概念之后，更多的操作是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特定生態、文化资源而定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没有一个生態博物馆采取了相同的建设方式，生態博物馆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生態博物馆是一个理念，引用这个理念，保护我国亟待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思路，是生態博物馆的现实意义。
然而，公众对生態博物馆理念的认知存在误区，无形中将生態博物馆置于尴尬之境，将某些地区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生態博物馆。而忽略了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的其他因素。在此笔者不愿，也不能评定成功或失败案例，一个新生事物的成败得失，在短时间内进行评定，未免也有所不公。但是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村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文化消亡和生计问题。在那些不建立生態博物馆的地区，上述两个问题仍然严峻。生態博物馆，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更不是导致村民文化保护態度消极的直接原因。
正如生態博物馆所强调的“活態”一样，龙脊壮寨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生態博物馆带给村民的，不是一座称为“博物馆”的吊脚楼，不是外来的游客，更不是几笔可观的旅游收入，生態博物馆更是一个理念，唤醒了那些曾经被村民忽视的文化价值，给村民提供了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新思路。在高喊“文化自觉”的今天，生態博物馆，无疑是增强民族文化自豪、自信的新理念。
生態博物馆是一个工具
曾有学者提出，博物馆是社会变革的工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为民族小区的文化特性提供保证，是非正式教育的理想场所，还能够通过各种管道发挥经济作用(吕济民《新世纪博物馆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1期)。生態博物馆没有背离博物馆的初衷，在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文化工具的作用。文化工具不是扶贫工具，而是通过文化的作用，对文化整合与保护、村民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促进，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从文化整合与保护方面来看，龙脊壮族文化要素较为丰富和全面，各类自然、人文景观保持良好，这是生態博物馆建设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源调查、建立博物馆的方式，发掘出了很多即将被人忽略的珍贵文化要素，将各类文化要素进行整合，使龙脊的文化特色更为鲜明，起到了文化保护的效果；梯田景观是劳动人民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生態博物馆中纳入梯田景观，为梯田从“景观”身份转向“自然文化遗产”身份提供了学术的基础。
从身份认同角度看，生態博物馆采取“政府领导，专家指导，村民主导”的建设理念，将博物馆交给村民自行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起到了增强村民身份认同感的作用。龙脊壮族生態博物馆，更像是一个符号，为龙脊村民带来了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他们比其他村落更容易受到到社会关注，在一定概念中，他们成为了“白衣壮”的典型代表，这种“代表性”作用，往往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上呈现更多选择。
生態博物馆是一个机遇
从1995年到2011年，从“六枝原则”到“全国生態博物馆福州会议”，粗略统计，在我国已建成生態博物馆(或小区博物馆)30余座，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以云南、贵州、广西居多。学界有人将梭戛生態博物馆的实践称作第一代生態博物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1+10”项目为代表的建设高峰称为第二代生態博物馆，那么福州会议之后，将会带来第三代生態博物馆的建设高潮。有了以往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不断改进的生態博物馆建设方针和良好政策环境下，生態博物馆将成为民族博物馆的一大类型，成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机遇。
诚然，生態博物馆不是拉动少数民族经济增长、全面振兴少数民族文化的“灵丹妙药”。在我国第一代生態博物馆运动中，确实也出现了村民管理意识淡薄、政府包办的问题，旅游的负面效应也一度阻碍了生態博物馆的正常运行。然而，我们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了这项运动带来的积极效益：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中，形成了生態博物馆“六枝原则”，并且将长期按照这个方针继续推行下去；国家文物局将在不久之后颁布“生態博物馆建设标准”，从国家政策上对生態博物馆进行规范；越来越多的生態博物馆建设起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担任了本民族生態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一大批本民族的管理者正在成长起来；生態博物馆在民族文化旅游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而且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作为晋升国家生態博物馆示范点的龙脊生態博物馆，今后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是值得我们期许和期待的。因此，现在轻言生態博物馆的得失或成败还为时尚早。我国第三代生態博物馆运动才刚刚起步，随着国家政策向文化发展的倾斜和扶持，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大力提倡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运用，我们有理由对未来进行憧憬，生態博物馆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生態博物馆在中国开花结果16年来，社会、学界都褒贬不一。目前，对生態博物馆的声讨声音居多，有了梭戛生態博物馆、西江生態博物馆的前车之鉴，所有人的问题是：现在的龙脊怎么样了?运行状况怎么样?
笔者通过两个博物馆动態回答这些问题：2011年8月23日，全国生態(小区)博物馆研讨会上，龙脊壮族生態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生態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小区博物馆、浙江省安吉生態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小区博物馆被命名为首批生態(小区)博物馆示范点；2011年11月24日，广西民族生態博物馆建设可持续发展高级研修班在南宁举行，来自广西民族博物馆“1+10”项目的生態博物馆业务力量与全国生態博物馆专家共聚一堂。主要的培训对象都是来自广西各生態博物馆的村民，他们当中，有立志振兴本民族文化的年轻人，也有多年来致力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村干部。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内容针对生態博物馆具体工作展开，从博物馆实务出发，提出各类问题具体应对措施。这个针对村民的业务知识培训，是生態博物馆“政府领导，专家指导，居民主导”建设理念的实现，是生態博物馆运动的又一个新坐标。
其实，生態博物馆概念虽诞生于法国，但在我国引入了这个概念之后，更多的操作是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特定生態、文化资源而定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没有一个生態博物馆采取了相同的建设方式，生態博物馆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生態博物馆是一个理念，引用这个理念，保护我国亟待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思路，是生態博物馆的现实意义。
然而，公众对生態博物馆理念的认知存在误区，无形中将生態博物馆置于尴尬之境，将某些地区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生態博物馆。而忽略了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的其他因素。在此笔者不愿，也不能评定成功或失败案例，一个新生事物的成败得失，在短时间内进行评定，未免也有所不公。但是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村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文化消亡和生计问题。在那些不建立生態博物馆的地区，上述两个问题仍然严峻。生態博物馆，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更不是导致村民文化保护態度消极的直接原因。
正如生態博物馆所强调的“活態”一样，龙脊壮寨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生態博物馆带给村民的，不是一座称为“博物馆”的吊脚楼，不是外来的游客，更不是几笔可观的旅游收入，生態博物馆更是一个理念，唤醒了那些曾经被村民忽视的文化价值，给村民提供了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新思路。在高喊“文化自觉”的今天，生態博物馆，无疑是增强民族文化自豪、自信的新理念。
生態博物馆是一个工具
曾有学者提出，博物馆是社会变革的工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为民族小区的文化特性提供保证，是非正式教育的理想场所，还能够通过各种管道发挥经济作用(吕济民《新世纪博物馆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1期)。生態博物馆没有背离博物馆的初衷，在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文化工具的作用。文化工具不是扶贫工具，而是通过文化的作用，对文化整合与保护、村民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促进，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从文化整合与保护方面来看，龙脊壮族文化要素较为丰富和全面，各类自然、人文景观保持良好，这是生態博物馆建设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源调查、建立博物馆的方式，发掘出了很多即将被人忽略的珍贵文化要素，将各类文化要素进行整合，使龙脊的文化特色更为鲜明，起到了文化保护的效果；梯田景观是劳动人民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生態博物馆中纳入梯田景观，为梯田从“景观”身份转向“自然文化遗产”身份提供了学术的基础。
从身份认同角度看，生態博物馆采取“政府领导，专家指导，村民主导”的建设理念，将博物馆交给村民自行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起到了增强村民身份认同感的作用。龙脊壮族生態博物馆，更像是一个符号，为龙脊村民带来了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他们比其他村落更容易受到到社会关注，在一定概念中，他们成为了“白衣壮”的典型代表，这种“代表性”作用，往往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上呈现更多选择。
生態博物馆是一个机遇
从1995年到2011年，从“六枝原则”到“全国生態博物馆福州会议”，粗略统计，在我国已建成生態博物馆(或小区博物馆)30余座，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以云南、贵州、广西居多。学界有人将梭戛生態博物馆的实践称作第一代生態博物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1+10”项目为代表的建设高峰称为第二代生態博物馆，那么福州会议之后，将会带来第三代生態博物馆的建设高潮。有了以往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不断改进的生態博物馆建设方针和良好政策环境下，生態博物馆将成为民族博物馆的一大类型，成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机遇。
诚然，生態博物馆不是拉动少数民族经济增长、全面振兴少数民族文化的“灵丹妙药”。在我国第一代生態博物馆运动中，确实也出现了村民管理意识淡薄、政府包办的问题，旅游的负面效应也一度阻碍了生態博物馆的正常运行。然而，我们同时也欣喜地看到了这项运动带来的积极效益：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中，形成了生態博物馆“六枝原则”，并且将长期按照这个方针继续推行下去；国家文物局将在不久之后颁布“生態博物馆建设标准”，从国家政策上对生態博物馆进行规范；越来越多的生態博物馆建设起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担任了本民族生態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一大批本民族的管理者正在成长起来；生態博物馆在民族文化旅游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而且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作为晋升国家生態博物馆示范点的龙脊生態博物馆，今后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是值得我们期许和期待的。因此，现在轻言生態博物馆的得失或成败还为时尚早。我国第三代生態博物馆运动才刚刚起步，随着国家政策向文化发展的倾斜和扶持，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大力提倡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运用，我们有理由对未来进行憧憬，生態博物馆将迎来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