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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李建华（珍尔）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确是一个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年代。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文革”，人们从盲目崇拜和迷惘苦闷中大梦初醒，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反思，“文革”的苦果被咀嚼出一些苦味，思想解放的暗潮开始涌动，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民主、自由的呼声的日益高涨，都如惊涛拍岸，让人亢奋而激动。但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禁区又如无形的桎梏，一时似乎难以冲破，所以，人们在探索的迷茫中抗争，在思想的痛苦中徘徊，在不同的声音中争辩。文学，特别是诗歌，便成为青年学子们表达思想的利器。
“文革”后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人，无疑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尽管大家每每叹息，说我们这代人是如何不幸，在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饥荒，在该上学的年代被迫中断了学业，在该结婚成家、养儿育女的年纪却又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大学校门;但大家同时又为自己庆幸，总算有机会弥补此生的遗憾，圆了多年来的大学梦，比起那些无缘上大学的人，这还不够幸运吗？那就努力追回这失去的十年光阴吧，路在脚下，梦在远方，一定要将失而复得的机会牢牢抓在手里。这批人不同于那些正常年代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他们中间，工农兵学商都有，下过乡，插过队，进过工厂，到过兵营，经历了社会底层的历练，丰富的阅历，成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财富。他们纷纷组织文学社团，不少大学生刊物在此时应运而生。
诗歌，原本就是属于青年人的，他们以诗歌为利器表达心声，办诗刊，写诗歌，在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造着精神的大厦，用文学创造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年代。不读诗，无以言。诗人、文学青年，成为那个年代赞美夸奖年轻人的最佳头衔。诗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诗歌成为青年学子们交流思想的通行证，各种民间诗刊、诗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那时候，虽然经济不发达，但风清气正、充满活力，走进大学的年轻学子们，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大家希望国家能够进步，我们高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在希望的田野上》，觉得社会是蓬勃向上、充满希望的。
但是到了后来的若干年，有理想的人反被嘲笑，认为不切实际，全社会崇尚金钱和物质，真是一种悲哀。相形之下，那个年代是多么可贵，那真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答：说到写诗，应当说我起步算比较早。我从1975年开始，就陆续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诗歌。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作家，为此还有不少同学表示很羡慕我。但客观地讲，当时受“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个年代写的所谓的“诗”，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大多数都只能算作充满标语口号式的颂歌，是押韵的“顺口溜”，有着“假、大、空”的时代色彩，现在看来，令人汗颜，不过那也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真正唤醒我的，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当时张志新的事迹公开后，犹如在我的背上猛击一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写的那些颂歌既是真诚的，也是愚昧的。记得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泪流满面。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的诗歌创作才算迈进一个新阶段，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后来，我和同学们一起创办了山西大学的学生期刊《春天》，我发表在《春天》上的诗歌《余悸》就表达了当时环境中一种对追求真理的艰难性的思考。后来，又陆续写了《追求者的道路》《我原本是一棵树》等诗，受到同行的好评。
我在校期间创作的诗剧《大海的审判》在全校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演出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创作的歌词《敬爱的老师》，被艺术系的郭路路同学谱曲，曾参加了1980年的山西省大学生合唱比赛并获了一等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那个年代，大学生结诗社、文学社、办刊物等，已开始在各校兴起，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这一代》;北大的《未名湖》，还有《今天》《视野》等民刊，已在山西大学的学生中间流传，各种令人振奋的信息不胫而走。我们山西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们也坐不住了。翻阅我当年的日记本，清楚地记载着，那是1979年1月3号，新年刚过，我们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学生，有陶文实、秦培昌、孙卫东、姚剑、王晓勇和我，六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关于成立《苗圃》文学社的结社事宜。当时就议定，假期过后文学社正式开张，创作出一批作品，并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能办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王晓勇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由他来起草章程;老三届的才子姚剑负责写邀请书，约请有关名人和领导的支持;陶文实是本校子弟，在学校里人头熟，负责联络和疏通关系，争取经费和校方的支持，其他几个人也各有分工，并商定假期后每个人都要拿出像样的新作来。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努力，终于有了眉目，我在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1979年9月18号这天，在《苗圃》文学社社员的聚会上，大家兴奋地得知，学校领导支持我们创办文学刊物，并同意划拨办刊经费两千元。大家听了都很兴奋，而且，我们有信心将成本收回来。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将刊名定为《春天》。因为，大家有一种共识：文学的春天要来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春天也要来了。会上还议定了具体分工，小说编委由擅长写小说的陶文实、孙卫东担任，评论的编委由才子姚剑和系学生会领导王晓勇担任，诗歌的编委自然由诗人秦培昌和我担任。（这里顺便提一句，秦培昌为北京知青，诗才甚佳，当年曾在山西原平插队，与著名诗人公刘有过密切交往。可惜毕业后数年不幸因病早逝，在此仅表悼念。）大家都说，创刊号的作品一定要保证质量，打响第一炮很重要。于是，由王晓勇起草征稿启事，向全校大学生征稿。张作峰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负责协调各方关系。于是，《春天》的序幕就此拉开。 记得那时，大家对文学的痴迷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每天除了正常上课以外，我们常常夜间挑灯不睡，写诗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小台灯的灯泡都烧坏了好几个。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写了一首诗，想请诗友同学秦培昌提提意见，但一连几天在食堂都没找到他。后来我到了男生宿舍，问他为什么没见他去食堂吃饭，他说，自己为了创作，两天都没有出楼门了，就靠买来的二斤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我还听说，老三届同学任存弼和年龄最小的同学边新文都写了很多。他们的勤奋，顿时使我汗颜，比起他们来，我还差得很远，必须再加把劲才行。
1979年12月上旬，《春天》横空出世。手捧着凝聚着众人心血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刊物，编辑部的同人们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春天》受欢迎的程度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仅在校内，一天就销售出去400册。12月10号这天，我们组织同学们分头到闹市街头去宣传销售《春天》;姚剑、段建国、陶文实、孙卫东等同学站在五一大楼门口，漂亮的刊物引来人潮涌动，一时竟将交通也拥堵了，民警们见状将他们几位叫到了交通大队，当得知是大学生们宣传自己办的内部刊物时，表示十分理解，后来还主动帮助维持秩序。我和另外一些同学则是到太原最繁华的地段柳巷、钟楼街等地去宣传销售，刚刚站定，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几百册杂志便一抢而空。喜讯继续不断传来，12月16号，太原街头大雪纷飞，校学生会主席马大为亲自带领同学们冒雪上街，去宣传《春天》杂志，在雪花飘舞的寒冬里，一上午竟然卖出去一千多本。我们没料到《春天》会如此受到读者欢迎，初版的五千册很快售罄，于是决定紧急加印，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工厂的师傅们将铅印纸型做了整理，又加印了一万五千册才基本满足了需要。
《春天》最终不仅做到了收回成本，还小有盈余，于是编委会决定将学校支持我们的两千元办刊经费还给学校。并利用卖刊物的盈余搞一次联欢。1979年12月31日晚上，由《春天》杂志社和校学生会文艺部联合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年联欢晚会。师生们齐聚一堂，做着猜谜语、套环、打汽枪、龟兔赛跑等有奖游戏，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大家尽情地歌唱，展示着青春的舞姿。在欢快的气氛中，迎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我们是朋友》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我们是朋友》是我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一首诗歌，后来改成歌词发表在北京的《词刊》杂志1981年第1期。歌词不长，第一段是这样的：“朋友啊朋友，在我忧伤的时候，你也紧锁着眉头;当我跌倒的时候，你伸出了有力的手，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患难中才显得情深意厚……”可能是因为在“文革”那种畸形的政治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情被践踏、扭曲的缘故，这首表达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友情和呼唤真善美人性回归的歌词，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许多人内心的共鸣，反响十分热烈，先后有陈枫、尚德义、牛畅、茅地、石晓明等十多位知名的作曲家主动谱了曲子寄来，这些歌曲先后发表在《歌曲》《西湖之声》《长江歌声》《黄河之声》《山西歌声》等刊物。后来还被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在中央电视台演唱并收入了《刘秉义演唱歌曲集》（漓江出版社1983版）。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发表了作品的刊物和稿费，让同学们很是羡慕。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编印或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吗？
答：我们在山西大学创办的《春天》，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其中有不少的篇幅是诗歌。
说到出版诗集，也有很有趣的经历。当时，我和酷爱诗歌的同学边新文一起，自己用油印的方式，在大学毕业前夕，各自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我们找同学帮忙设计了诗集的封面，又让朋友帮忙刻在木板上，用印刷木刻版画的方式印出了套色封面;内文是求人用当时的手工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再油印而成;纸张也是四处寻找来的，当时内文油印用的是那种又薄又脆的白色粉连纸，还是我妹妹和妹夫帮我到太钢等单位四处求人赞助来的。我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帆影》，封面上画了一艘帆船，海鸥在日影里飞翔，寓意为乘风破浪的帆船在海上留下的影子，这幅黄河底色、黑白图案的套色木刻，至今看来都很有气势。毕业前夕，我将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看上去颇为简陋的诗集分送给老师和同学们作留念，他们都很感动。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在全国都很有些名气，他在收到我赠的油印诗集后十分感慨，特意为我亲笔题写了一首诗：“神州人海正茫茫，喜见如花处女航……”这首诗的墨迹至今我还珍藏着作为纪念。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1977级当时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的。记得刚进校不久的4月17日那天，山西大学中文系专门为1977级新生举行了一个联欢会。我在会上激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新创作的诗歌《美好的未来在招手》：“白杨，绿柳，环绕着雄伟的高楼;歌声，笑声，飞出了教室的窗口;是谁？在幸福地歌唱啊，是谁？在兴奋地拍手。这是什么地方啊，又是什么时候？……是欢聚一堂的新同学啊，是来自四方的好战友……快展开我们理想的彩翼飞翔吧，美好的未来在招手……”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原文，并不是说这些诗句有多好，而是感觉多年以后读这些青春的诗句，仍会令人感慨万分。当时气氛那个热烈啊，真是眼含热泪、掌声雷动。那些青春的岁月，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印象较深的，是在电视中看到《诗刊》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听了《小草在歌唱》的朗诵，大家都热泪纷飞。那时，爱好诗歌的同学们，会三三两两经常聚在小小的学生宿舍里，自发地朗诵诗歌，有自己创作的，也有名家的。我至今难忘历史系的石民民同学，当时含着眼泪给我们朗诵郭小川的《秋歌》，听得大家都哭了。不少同学不会说普通话，也用着各自的方言，南腔北调地朗诵着喜爱的诗句。老三届的同学还以“甜蜜的回忆”为主题，唱起儿时的歌曲，如《太阳光晶亮亮》《准备好了吗》《快乐的节日》等，听得许多人泪光闪闪。泪水、笑声、尖叫声，伴着校园里那些激情的岁月，令人多年后想起来仍会热血沸腾。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最初给我很大震撼的是看到学生中辗转流传的一本《今天》杂志，那几句诗让我的心为之一颤：“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那时我并不知道北岛是谁。只是觉得这诗句太深刻了。后来，陆续读到了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们的作品，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诗歌可以这样写。特别是舒婷的《致橡树》，非常喜欢。但是对顾城的一些诗也觉得有些费解。所以，当时读到了一些老诗人对朦胧诗提出的“看不懂”的议论，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同时，由于过去写传统的颂歌式诗篇的惯性，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还有所保留和观望。总是难以打破长期以来写诗的一种“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所以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段时间很是彷徨和低迷，内心总是无法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也影响到自己后来的诗歌创作。
走出校门，当了出版社编辑以后，更是整日忙于冗务，为他人作嫁。所以后来写得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虽然也出版过诗集《飘零岁月》《爱的花环》和散文集《女性的私语》，但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并未进入理想的状态。近几年，诗风和思想也还在不断调整，但在这个变化动荡的时代中，自己总有一种落伍的感觉。所以接受你的专访，我很惶愧，觉得自己也许没资格在这里饶舌。不过现在退休了，有了时间和精力，对诗歌的爱好始终不能释怀，也在读诗的同时，写一些随心所欲的文字。以散文、评论居多。最近正在准备将自己近年来的作品编选出新的集子。
在审视和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文学是心灵的出口，诗歌是痛苦的结晶。在思考和跋涉的痛楚中，只有让心灵化蛹成蝶，诗歌的翅膀才能飞翔。但愿自己还能够诗心不老，重新拾回写诗的感觉。至于是否飞得起来，一切随缘吧。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珍尔，本名李建华，女，诗人，作家。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歌词、评论等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万字。著有诗集《爱的花环——一个女诗人的自白》《飘零岁月》;长诗《寒夜》《往事如烟》;散文集《女性的私语》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曾任北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
受访人：李建华（珍尔）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确是一个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年代。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文革”，人们从盲目崇拜和迷惘苦闷中大梦初醒，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反思，“文革”的苦果被咀嚼出一些苦味，思想解放的暗潮开始涌动，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民主、自由的呼声的日益高涨，都如惊涛拍岸，让人亢奋而激动。但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禁区又如无形的桎梏，一时似乎难以冲破，所以，人们在探索的迷茫中抗争，在思想的痛苦中徘徊，在不同的声音中争辩。文学，特别是诗歌，便成为青年学子们表达思想的利器。
“文革”后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人，无疑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尽管大家每每叹息，说我们这代人是如何不幸，在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饥荒，在该上学的年代被迫中断了学业，在该结婚成家、养儿育女的年纪却又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大学校门;但大家同时又为自己庆幸，总算有机会弥补此生的遗憾，圆了多年来的大学梦，比起那些无缘上大学的人，这还不够幸运吗？那就努力追回这失去的十年光阴吧，路在脚下，梦在远方，一定要将失而复得的机会牢牢抓在手里。这批人不同于那些正常年代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他们中间，工农兵学商都有，下过乡，插过队，进过工厂，到过兵营，经历了社会底层的历练，丰富的阅历，成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财富。他们纷纷组织文学社团，不少大学生刊物在此时应运而生。
诗歌，原本就是属于青年人的，他们以诗歌为利器表达心声，办诗刊，写诗歌，在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造着精神的大厦，用文学创造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年代。不读诗，无以言。诗人、文学青年，成为那个年代赞美夸奖年轻人的最佳头衔。诗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诗歌成为青年学子们交流思想的通行证，各种民间诗刊、诗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那时候，虽然经济不发达，但风清气正、充满活力，走进大学的年轻学子们，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大家希望国家能够进步，我们高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在希望的田野上》，觉得社会是蓬勃向上、充满希望的。
但是到了后来的若干年，有理想的人反被嘲笑，认为不切实际，全社会崇尚金钱和物质，真是一种悲哀。相形之下，那个年代是多么可贵，那真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答：说到写诗，应当说我起步算比较早。我从1975年开始，就陆续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诗歌。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作家，为此还有不少同学表示很羡慕我。但客观地讲，当时受“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个年代写的所谓的“诗”，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大多数都只能算作充满标语口号式的颂歌，是押韵的“顺口溜”，有着“假、大、空”的时代色彩，现在看来，令人汗颜，不过那也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真正唤醒我的，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当时张志新的事迹公开后，犹如在我的背上猛击一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写的那些颂歌既是真诚的，也是愚昧的。记得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泪流满面。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的诗歌创作才算迈进一个新阶段，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后来，我和同学们一起创办了山西大学的学生期刊《春天》，我发表在《春天》上的诗歌《余悸》就表达了当时环境中一种对追求真理的艰难性的思考。后来，又陆续写了《追求者的道路》《我原本是一棵树》等诗，受到同行的好评。
我在校期间创作的诗剧《大海的审判》在全校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演出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创作的歌词《敬爱的老师》，被艺术系的郭路路同学谱曲，曾参加了1980年的山西省大学生合唱比赛并获了一等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那个年代，大学生结诗社、文学社、办刊物等，已开始在各校兴起，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这一代》;北大的《未名湖》，还有《今天》《视野》等民刊，已在山西大学的学生中间流传，各种令人振奋的信息不胫而走。我们山西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们也坐不住了。翻阅我当年的日记本，清楚地记载着，那是1979年1月3号，新年刚过，我们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学生，有陶文实、秦培昌、孙卫东、姚剑、王晓勇和我，六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关于成立《苗圃》文学社的结社事宜。当时就议定，假期过后文学社正式开张，创作出一批作品，并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能办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王晓勇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由他来起草章程;老三届的才子姚剑负责写邀请书，约请有关名人和领导的支持;陶文实是本校子弟，在学校里人头熟，负责联络和疏通关系，争取经费和校方的支持，其他几个人也各有分工，并商定假期后每个人都要拿出像样的新作来。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努力，终于有了眉目，我在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1979年9月18号这天，在《苗圃》文学社社员的聚会上，大家兴奋地得知，学校领导支持我们创办文学刊物，并同意划拨办刊经费两千元。大家听了都很兴奋，而且，我们有信心将成本收回来。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将刊名定为《春天》。因为，大家有一种共识：文学的春天要来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春天也要来了。会上还议定了具体分工，小说编委由擅长写小说的陶文实、孙卫东担任，评论的编委由才子姚剑和系学生会领导王晓勇担任，诗歌的编委自然由诗人秦培昌和我担任。（这里顺便提一句，秦培昌为北京知青，诗才甚佳，当年曾在山西原平插队，与著名诗人公刘有过密切交往。可惜毕业后数年不幸因病早逝，在此仅表悼念。）大家都说，创刊号的作品一定要保证质量，打响第一炮很重要。于是，由王晓勇起草征稿启事，向全校大学生征稿。张作峰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负责协调各方关系。于是，《春天》的序幕就此拉开。 记得那时，大家对文学的痴迷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每天除了正常上课以外，我们常常夜间挑灯不睡，写诗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小台灯的灯泡都烧坏了好几个。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写了一首诗，想请诗友同学秦培昌提提意见，但一连几天在食堂都没找到他。后来我到了男生宿舍，问他为什么没见他去食堂吃饭，他说，自己为了创作，两天都没有出楼门了，就靠买来的二斤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我还听说，老三届同学任存弼和年龄最小的同学边新文都写了很多。他们的勤奋，顿时使我汗颜，比起他们来，我还差得很远，必须再加把劲才行。
1979年12月上旬，《春天》横空出世。手捧着凝聚着众人心血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刊物，编辑部的同人们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春天》受欢迎的程度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仅在校内，一天就销售出去400册。12月10号这天，我们组织同学们分头到闹市街头去宣传销售《春天》;姚剑、段建国、陶文实、孙卫东等同学站在五一大楼门口，漂亮的刊物引来人潮涌动，一时竟将交通也拥堵了，民警们见状将他们几位叫到了交通大队，当得知是大学生们宣传自己办的内部刊物时，表示十分理解，后来还主动帮助维持秩序。我和另外一些同学则是到太原最繁华的地段柳巷、钟楼街等地去宣传销售，刚刚站定，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几百册杂志便一抢而空。喜讯继续不断传来，12月16号，太原街头大雪纷飞，校学生会主席马大为亲自带领同学们冒雪上街，去宣传《春天》杂志，在雪花飘舞的寒冬里，一上午竟然卖出去一千多本。我们没料到《春天》会如此受到读者欢迎，初版的五千册很快售罄，于是决定紧急加印，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工厂的师傅们将铅印纸型做了整理，又加印了一万五千册才基本满足了需要。
《春天》最终不仅做到了收回成本，还小有盈余，于是编委会决定将学校支持我们的两千元办刊经费还给学校。并利用卖刊物的盈余搞一次联欢。1979年12月31日晚上，由《春天》杂志社和校学生会文艺部联合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年联欢晚会。师生们齐聚一堂，做着猜谜语、套环、打汽枪、龟兔赛跑等有奖游戏，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大家尽情地歌唱，展示着青春的舞姿。在欢快的气氛中，迎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我们是朋友》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我们是朋友》是我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一首诗歌，后来改成歌词发表在北京的《词刊》杂志1981年第1期。歌词不长，第一段是这样的：“朋友啊朋友，在我忧伤的时候，你也紧锁着眉头;当我跌倒的时候，你伸出了有力的手，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患难中才显得情深意厚……”可能是因为在“文革”那种畸形的政治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情被践踏、扭曲的缘故，这首表达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友情和呼唤真善美人性回归的歌词，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许多人内心的共鸣，反响十分热烈，先后有陈枫、尚德义、牛畅、茅地、石晓明等十多位知名的作曲家主动谱了曲子寄来，这些歌曲先后发表在《歌曲》《西湖之声》《长江歌声》《黄河之声》《山西歌声》等刊物。后来还被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在中央电视台演唱并收入了《刘秉义演唱歌曲集》（漓江出版社1983版）。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发表了作品的刊物和稿费，让同学们很是羡慕。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编印或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吗？
答：我们在山西大学创办的《春天》，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其中有不少的篇幅是诗歌。
说到出版诗集，也有很有趣的经历。当时，我和酷爱诗歌的同学边新文一起，自己用油印的方式，在大学毕业前夕，各自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我们找同学帮忙设计了诗集的封面，又让朋友帮忙刻在木板上，用印刷木刻版画的方式印出了套色封面;内文是求人用当时的手工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再油印而成;纸张也是四处寻找来的，当时内文油印用的是那种又薄又脆的白色粉连纸，还是我妹妹和妹夫帮我到太钢等单位四处求人赞助来的。我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帆影》，封面上画了一艘帆船，海鸥在日影里飞翔，寓意为乘风破浪的帆船在海上留下的影子，这幅黄河底色、黑白图案的套色木刻，至今看来都很有气势。毕业前夕，我将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看上去颇为简陋的诗集分送给老师和同学们作留念，他们都很感动。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在全国都很有些名气，他在收到我赠的油印诗集后十分感慨，特意为我亲笔题写了一首诗：“神州人海正茫茫，喜见如花处女航……”这首诗的墨迹至今我还珍藏着作为纪念。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1977级当时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的。记得刚进校不久的4月17日那天，山西大学中文系专门为1977级新生举行了一个联欢会。我在会上激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新创作的诗歌《美好的未来在招手》：“白杨，绿柳，环绕着雄伟的高楼;歌声，笑声，飞出了教室的窗口;是谁？在幸福地歌唱啊，是谁？在兴奋地拍手。这是什么地方啊，又是什么时候？……是欢聚一堂的新同学啊，是来自四方的好战友……快展开我们理想的彩翼飞翔吧，美好的未来在招手……”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原文，并不是说这些诗句有多好，而是感觉多年以后读这些青春的诗句，仍会令人感慨万分。当时气氛那个热烈啊，真是眼含热泪、掌声雷动。那些青春的岁月，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印象较深的，是在电视中看到《诗刊》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听了《小草在歌唱》的朗诵，大家都热泪纷飞。那时，爱好诗歌的同学们，会三三两两经常聚在小小的学生宿舍里，自发地朗诵诗歌，有自己创作的，也有名家的。我至今难忘历史系的石民民同学，当时含着眼泪给我们朗诵郭小川的《秋歌》，听得大家都哭了。不少同学不会说普通话，也用着各自的方言，南腔北调地朗诵着喜爱的诗句。老三届的同学还以“甜蜜的回忆”为主题，唱起儿时的歌曲，如《太阳光晶亮亮》《准备好了吗》《快乐的节日》等，听得许多人泪光闪闪。泪水、笑声、尖叫声，伴着校园里那些激情的岁月，令人多年后想起来仍会热血沸腾。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最初给我很大震撼的是看到学生中辗转流传的一本《今天》杂志，那几句诗让我的心为之一颤：“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那时我并不知道北岛是谁。只是觉得这诗句太深刻了。后来，陆续读到了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们的作品，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诗歌可以这样写。特别是舒婷的《致橡树》，非常喜欢。但是对顾城的一些诗也觉得有些费解。所以，当时读到了一些老诗人对朦胧诗提出的“看不懂”的议论，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同时，由于过去写传统的颂歌式诗篇的惯性，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还有所保留和观望。总是难以打破长期以来写诗的一种“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所以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段时间很是彷徨和低迷，内心总是无法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也影响到自己后来的诗歌创作。
走出校门，当了出版社编辑以后，更是整日忙于冗务，为他人作嫁。所以后来写得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虽然也出版过诗集《飘零岁月》《爱的花环》和散文集《女性的私语》，但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并未进入理想的状态。近几年，诗风和思想也还在不断调整，但在这个变化动荡的时代中，自己总有一种落伍的感觉。所以接受你的专访，我很惶愧，觉得自己也许没资格在这里饶舌。不过现在退休了，有了时间和精力，对诗歌的爱好始终不能释怀，也在读诗的同时，写一些随心所欲的文字。以散文、评论居多。最近正在准备将自己近年来的作品编选出新的集子。
在审视和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文学是心灵的出口，诗歌是痛苦的结晶。在思考和跋涉的痛楚中，只有让心灵化蛹成蝶，诗歌的翅膀才能飞翔。但愿自己还能够诗心不老，重新拾回写诗的感觉。至于是否飞得起来，一切随缘吧。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珍尔，本名李建华，女，诗人，作家。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歌词、评论等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万字。著有诗集《爱的花环——一个女诗人的自白》《飘零岁月》;长诗《寒夜》《往事如烟》;散文集《女性的私语》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曾任北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