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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行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艺术品拍卖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拍卖业正在逐步规范、更加健康地发展着。通过拍卖，艺术品可以实现其价值。毫无疑问，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对推动我国艺术创作繁荣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但不可否认，我国当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人著文说，中国艺术品拍卖业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里，并列举了买方延迟付款、拒不付款、三角债危机、流拍与假成交、赝品干扰、审美疲劳、数字竞争迷思等八类困境。虽然不一定全面准确，但由此可窥见拍卖业中的一些乱象。譬如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的拍卖案，就是这乱象中的一个典型。这幅据称是徐悲鸿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品，于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功拍出。其拍卖信息在多家网站上发布，同时配发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该画的合影照，以及徐伯阳亲笔写在该画背面的“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2007年9月29日”，以证明拍品确系真迹无疑。事过一年又三个月，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1982年至1984年）的部分同学联名发表公开信，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这幅拍了天价的徐悲鸿“真迹”居然是他们研修班中一位同学的课堂习作。一幅拍了天价的“名作”顿时变成不值几文的连“伪作”也称不上的伪作，一时间轰动了相关的业界与画界。令人费解的是这花了七千多万元而打水漂的买家在事过之后居然毫无反应默不作声，不得不使人怀疑该案是卖、证、买三方串通一气做的局。由此可见，我国画品拍卖市场的无序、无管、无治，确实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时也说明画品拍卖价格的形成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形成另有很强的国际原因。有报道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诞生是从海外的艺术拍卖公司和展览会开始的。”1991年9月，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办“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会；1992年，卡塞尔文献展举办有中国艺术家参加的“时代性欧洲外围展”；1993年“后89中国新艺术展”先后在美国、澳洲等地巡回展出……与此同时，美、德、日、西等国多家海外机构或藏家收购的很多中国当代画品，其价格也不断飙升：2005年岳敏军的《轰轰》以511.3万元成交，成为当年最昂贵的亚洲当代艺术品；2006年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上，成交价格前10位都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张晓刚的《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更以97.9万美元拔得头筹。这些交易一方面显示出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愈来愈被认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美术界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诱惑，尤其是对青年学子。作为一个美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曾惊奇地发现，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美术院校的毕业生画展在短短几年中几乎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统天下，作品内容中洋溢的几乎全是西方的文艺观和价值观。一幅画作卖了几百万元是天价，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看，花这点钱就实现了西方文艺价值观的渗透又是何等的廉价？！这应该是一个至今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严肃问题。
画品拍卖价与画家水平能划等号吗？大家也许应该深思这个问题。
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被公认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中三位大师级人物。他们的作品水平也应该说是旗鼓相当的。然而他们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徐崇尚写实主义，刘喜爱表现主义，林追求现代主义。但是，徐悲鸿在我国的美术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刘海粟和林风眠则常常会忽明忽暗地被置于非主流的位置。
而在国外，对这三人的评价却并不是这样。英国学者迈·苏立文，这位被同行们誉为研究中国现代美术的权威，在其撰写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一书中对徐、刘、林作出了与中国评论家不同的评价。他说，林风眠是“最真挚地献身艺术、独立性最强的艺术家”；“刘海粟是一个天生的油画家……充溢着活力，并表现出一种技术上的惊人的自信”；徐悲鸿“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如此直白而具颠覆性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似乎难以接受，这其中显然有西方文艺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当然不必苟同。撇开其他因素，单就画作本身而言，最具独立风格的是林风眠。然而在三位作品的拍卖价中，林又是最低的。据粗略统计，徐悲鸿国画的最高拍卖价是26680万元、油画10235万元；刘海粟国画最高价3852.5万元、油画1075.2万元；林风眠国画最高价2306万元、油画2140万元。上述作品画幅尺寸接近，最大差别不超过一倍，但是刘、林的拍卖价几乎只是徐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差别，画界都清楚绝对不是三位的水平差别。由此可见，画品的拍卖价与画家水平并非能完全划等号的，“某某的画卖了多少万水平很高”等等传言有时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此外，画价的高低还有种种外界原因，例如货币间的币值差，欧元、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就有过10倍的差额，当然不能成为画家水平的落差。1996年，我在日本举办过一次中型个人画展，其间关注了日本画廊的经营情况，惊奇地发现中国画家的画价普遍是日本画家画价的1/10，其实那些日本画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居然都标了高价。
再者，从画家个人而言，其作品还有力作、习作、应酬之作的区别，因此单张画品的拍卖价不一定是画家整体水平的体现。还有市场走向的问题，金融危机引发的拍卖价的下落，当然不能说是画家水平的退步。凡此种种，都说明画品拍卖价与画家水平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如果再加上中国画品拍卖中的种种不健康恶性炒作、假成交、赝品伪作等等，我们画品市场上“大师”满天飞的乱象就不足为奇了。
好的藝术创作要有强烈的理想追求作支撑，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困难都矢志不移，西方的梵高、中国的徐渭均是典范。当然，绘画创作至少要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作保障，贫困潦倒至笔墨纸都一无所有，也就谈不上作画了。因此艺术创作的繁荣，总体上讲需要有太平盛世作基础。而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蒋兆和的《流民图》这些激烈冲突的催生作，则是艺术创作的又一特征，当然这不应该是出佳作的唯一途径。
文艺创作的繁荣，既有内因，又有外因。那么，什么样的景象才称得上是当今中国绘画创作的繁荣呢？我以为一方面是量与质，既要有数量，又要有精品力作，当今的情况是前者强后者弱。另一方面是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主旋律与多样化，我们的情况可能是前者弱后者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绘画作品中能与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可谓寥寥无几，与经济基础很不相称，原因何在？这应该是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析的问题。
绘画创作要繁荣，画家们不能丢失社会担当，“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要成为全社会及画家们的自觉行为。促进艺术创作繁荣，政府要抓主旋律，多样化可以走向市场。我想政府是否能在文化经费中专列“主旋律”艺术创作基金，再用恰当的方式——如“我要上春晚”那样，让“主旋律”艺术创作成为专业及非专业作者的主动行为，或许能取得更为积极、广泛的成果。□
（作者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责任编辑：陈伟龄
但不可否认，我国当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人著文说，中国艺术品拍卖业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里，并列举了买方延迟付款、拒不付款、三角债危机、流拍与假成交、赝品干扰、审美疲劳、数字竞争迷思等八类困境。虽然不一定全面准确，但由此可窥见拍卖业中的一些乱象。譬如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的拍卖案，就是这乱象中的一个典型。这幅据称是徐悲鸿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品，于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功拍出。其拍卖信息在多家网站上发布，同时配发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该画的合影照，以及徐伯阳亲笔写在该画背面的“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2007年9月29日”，以证明拍品确系真迹无疑。事过一年又三个月，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1982年至1984年）的部分同学联名发表公开信，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这幅拍了天价的徐悲鸿“真迹”居然是他们研修班中一位同学的课堂习作。一幅拍了天价的“名作”顿时变成不值几文的连“伪作”也称不上的伪作，一时间轰动了相关的业界与画界。令人费解的是这花了七千多万元而打水漂的买家在事过之后居然毫无反应默不作声，不得不使人怀疑该案是卖、证、买三方串通一气做的局。由此可见，我国画品拍卖市场的无序、无管、无治，确实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时也说明画品拍卖价格的形成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形成另有很强的国际原因。有报道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诞生是从海外的艺术拍卖公司和展览会开始的。”1991年9月，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办“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会；1992年，卡塞尔文献展举办有中国艺术家参加的“时代性欧洲外围展”；1993年“后89中国新艺术展”先后在美国、澳洲等地巡回展出……与此同时，美、德、日、西等国多家海外机构或藏家收购的很多中国当代画品，其价格也不断飙升：2005年岳敏军的《轰轰》以511.3万元成交，成为当年最昂贵的亚洲当代艺术品；2006年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上，成交价格前10位都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张晓刚的《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更以97.9万美元拔得头筹。这些交易一方面显示出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愈来愈被认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美术界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诱惑，尤其是对青年学子。作为一个美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曾惊奇地发现，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美术院校的毕业生画展在短短几年中几乎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统天下，作品内容中洋溢的几乎全是西方的文艺观和价值观。一幅画作卖了几百万元是天价，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看，花这点钱就实现了西方文艺价值观的渗透又是何等的廉价？！这应该是一个至今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严肃问题。
画品拍卖价与画家水平能划等号吗？大家也许应该深思这个问题。
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被公认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中三位大师级人物。他们的作品水平也应该说是旗鼓相当的。然而他们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徐崇尚写实主义，刘喜爱表现主义，林追求现代主义。但是，徐悲鸿在我国的美术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刘海粟和林风眠则常常会忽明忽暗地被置于非主流的位置。
而在国外，对这三人的评价却并不是这样。英国学者迈·苏立文，这位被同行们誉为研究中国现代美术的权威，在其撰写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一书中对徐、刘、林作出了与中国评论家不同的评价。他说，林风眠是“最真挚地献身艺术、独立性最强的艺术家”；“刘海粟是一个天生的油画家……充溢着活力，并表现出一种技术上的惊人的自信”；徐悲鸿“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如此直白而具颠覆性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似乎难以接受，这其中显然有西方文艺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当然不必苟同。撇开其他因素，单就画作本身而言，最具独立风格的是林风眠。然而在三位作品的拍卖价中，林又是最低的。据粗略统计，徐悲鸿国画的最高拍卖价是26680万元、油画10235万元；刘海粟国画最高价3852.5万元、油画1075.2万元；林风眠国画最高价2306万元、油画2140万元。上述作品画幅尺寸接近，最大差别不超过一倍，但是刘、林的拍卖价几乎只是徐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差别，画界都清楚绝对不是三位的水平差别。由此可见，画品的拍卖价与画家水平并非能完全划等号的，“某某的画卖了多少万水平很高”等等传言有时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此外，画价的高低还有种种外界原因，例如货币间的币值差，欧元、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就有过10倍的差额，当然不能成为画家水平的落差。1996年，我在日本举办过一次中型个人画展，其间关注了日本画廊的经营情况，惊奇地发现中国画家的画价普遍是日本画家画价的1/10，其实那些日本画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居然都标了高价。
再者，从画家个人而言，其作品还有力作、习作、应酬之作的区别，因此单张画品的拍卖价不一定是画家整体水平的体现。还有市场走向的问题，金融危机引发的拍卖价的下落，当然不能说是画家水平的退步。凡此种种，都说明画品拍卖价与画家水平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如果再加上中国画品拍卖中的种种不健康恶性炒作、假成交、赝品伪作等等，我们画品市场上“大师”满天飞的乱象就不足为奇了。
好的藝术创作要有强烈的理想追求作支撑，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困难都矢志不移，西方的梵高、中国的徐渭均是典范。当然，绘画创作至少要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作保障，贫困潦倒至笔墨纸都一无所有，也就谈不上作画了。因此艺术创作的繁荣，总体上讲需要有太平盛世作基础。而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蒋兆和的《流民图》这些激烈冲突的催生作，则是艺术创作的又一特征，当然这不应该是出佳作的唯一途径。
文艺创作的繁荣，既有内因，又有外因。那么，什么样的景象才称得上是当今中国绘画创作的繁荣呢？我以为一方面是量与质，既要有数量，又要有精品力作，当今的情况是前者强后者弱。另一方面是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主旋律与多样化，我们的情况可能是前者弱后者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绘画作品中能与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可谓寥寥无几，与经济基础很不相称，原因何在？这应该是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析的问题。
绘画创作要繁荣，画家们不能丢失社会担当，“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要成为全社会及画家们的自觉行为。促进艺术创作繁荣，政府要抓主旋律，多样化可以走向市场。我想政府是否能在文化经费中专列“主旋律”艺术创作基金，再用恰当的方式——如“我要上春晚”那样，让“主旋律”艺术创作成为专业及非专业作者的主动行为，或许能取得更为积极、广泛的成果。□
（作者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责任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