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研究范式的调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文学就开始呈现出“从史料再出发”的趋向。《当代参考资料与信息》在1991年第2期曾以“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为题发表了韩毓海、孟繁华、张颐武等人的笔谈，对“建设当代文学史料学”这一“迫切需要”提出了各自的设想。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意识到史料工作之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于是主动“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1]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秀明教授自本世纪初便关注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不但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而且还主持编纂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通过尽可能全面翔实史料的展示，还原多元共生、丰富复杂的当代文学的本真状态。”[2]2010年，他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即是在该项目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作为第一部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发展流变、存在形态及主要特征加以系统归纳、整合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史料研究“承启”上的意义不言自明：编者不但盘整了现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的成果，揭示其中的不足，还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框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前沿性话题；更重要的是，自觉从知识谱系的确立和形上理论的建构角度，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提供初步的架构。
具体来说，首先，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大多以“专题”形式存在，重心落在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或某类文学现象的爬梳上。如金宏宇对新文学版本的发掘和考辨，傅光明围绕“老舍之死”展开的一系列采访和口述史料整理，程光炜特别关注当代文学史中的文献“解密”及20世纪80年代史料问题，商昌宝对“十七年”中作家检讨的系统考察，以及刘志荣、李润霞对“潜在写作”中史料问题的分析等。这些研究无疑都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有的还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学术生成点。但毋庸讳言的是，他们的工作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大体属于钱理群所说的“自发”和“零散”的史料研究，[3]不但很难在彼此间造成思想的关联和交锋，也难以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发生持续性的互动。
对此，吴秀明教授显然有自己的思考。他在本书的绪论里明确指出：“之所以将当代文学史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主要还是基于当代文学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全局性考虑，它包括文学史编写，也包括学科建设。”[4]这一思路充分反映在了全书的体例设计上。编者打破了以往专题化、个案化的研究模式，试图从名目纷繁的文学史料中归纳出几个主题大类，并加以综合性的、历史化的整合。当然，这种对史料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并非本书首创。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就把文学史料分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社团索引”等11类；[5]1961年，周天又在《关于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将文学史料按“性质”分为“调查、访问、回忆”“专题文字资料的整理、选辑”“编目”“影印”“考证”共5类；[6]1985年，马良春提出了文学史料的“七分法”，即“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和“考辨性史料”，[7]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本书没有重复以上的分类标准，而是从中“吸纳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8]同时结合当代文学史料自身的历史特点和不同形态，既考虑“版本、考据、辨伪、辑佚”的基本史料研究需要，又涵盖“政策文件社论、口述实录、电子化的网络载体”等“现代新型形态的文学史料”，[9]最后划分出政策文件社论等公共性文学史料、日记书信检讨等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期刊社团与流派文学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台港文学史料、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与选本史料共10部分，力图呈现出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不只如此，本书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史料描述上，而是注意到它与主流话语间彼此呼应的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套立体多元的当代文学史料知识谱系。比如第四章讨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手抄本的生产动机、创作条件、流通途径和背后的话语资源，而手抄本之所以衍生出大量版本也与之有关：其中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压抑而导致的“曲笔”，又有作者出于个人愿望不断修改原作的因素。至于造成手抄本版本流变几乎难以理清的主要原因，则是读者在抄写过程中主动介入创作。如《少女之心》里“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情节”在初稿中并不存在，是传阅者自行演绎后添加的：“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妙，”[10]于是，不但小说内容从“审讯笔录”变成“黄色故事”，连小说名也被改得离奇古怪，以至于最后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哪个版本才是真正的《少女之心》了。类似的例子，还有第九章对红色经典的版本梳理，和第十章对文学选本中版本错植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针对的不仅是“版本史料”，更关系到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下的制度操作、运动论争、创作空间、批评方式和文学接受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体现了论者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谱系化”和“立体化”的自觉实践。
但毋庸讳言的是，因为当代文学史料特殊的生成、流通和保存语境，知识谱系的建立过程同时也在产生新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分类下史料概念的彼此重复交叉。如对“私人性文学史料”论者做出如下描述：“私人性文学史料往往涉及范围较小，在公开前一般鲜为人知，且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它提供的是一种通过对个体的关照而一定程度上‘回到’历史的可能。”[11]在这个概念下，“日记”“书信”和“检讨书”都被视作“私人文学史料”。而在后一章中，论者给“民间和‘地下’文学史料”的定义是“不少作家被剥夺了创作和发表的权利，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寫作”[12]留下的文本材料。但众所周知的是，“十七年”中出现的许多文学史料之所以呈现出“私人性”，正是因为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资格。所以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叠合、而非相对独立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就是史料边界的模糊，如沈从文的家书和日记就一会儿以“私人性文学史料”出现，一会儿又被当作“地下文学史料”解读。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论者史料积累的有限性，可替换的“史源”不足，也说明当代文学史料的复杂及其本身存在的互为交叉的情况。第二，是现有框架下史料分类的不完整。笔者注意到，“台港文学史料”占据了单独一章。这是编者的创新之处，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它意味着在一般意义的“时间”维度外，陈寅恪提倡的“空间”标准也已进入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体系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由于地域的阻隔与文化的疏离，台港澳地区文学史料研究一直显得比较薄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台港澳文学史料的整理应被纳入研究结构框架之中，这不仅因为台港澳文学原本就是中国文学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文学研究相互建构和参照的另一种视角。”[13]但有意思的是，同样与内地当代文学处于不同“空间”又互生共存的“少数民族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史料却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笔者知道，这已不是单纯的史料问题，而涉及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因此这里的“不完整”是相对而言的。但“缺席”本身却说明，至少在逻辑的完整和自洽层面上，编者还缺乏对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更为严密的思考。 其次，在走出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迷雾后，当代文学研究增强了“实践性”的一面，因此史料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实证和应用的“方法论”层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该书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运用史料的方法：全书除了小引和必要的说明性注释外（加起来的文字也非常有限），其他内容都由冯雪峰、邵荃麟等当事人的日记、检讨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组成。它们经由论者的精心筛选、组织和排列，在一种“对话”的结构下“自动”为读者展现历史的原貌。
但正如识者所言，文学史料研究发展到今天，方法论的革新固然不可或缺，但理论上的薄弱和滞后更为致命。因为“史料研究永远是历史与事实无休止的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却要由理论来指导。”换句话说，史料研究不应该停止在对新材料的发掘和考据上，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在论述中堆砌材料，“史料学的本意应该是：它既是知识仓库，又是知识的熔炉。熔炉就是通过感受、理解，把史料融为学术的血肉，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且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地闡释问题，从而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14]这就需要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因为缺乏自身的理论建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长期无法走出古典文献学的影子，不但研究过程沦为“剪刀加糨糊”的“体力劳动”，其学科价值也一直难以得到承认。本书的编者也试图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思考，所以有意识地在论述过程中强调“思想”与“事实”的动态平衡，“通过彼此的对话与互证，努力在更高层面上激活文学史料，对其进行观照、审视和把握。”[15]这在本书的下编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编者“基于文学史料，又超越于文学史料，为了发挥现代理论思维在史料研究中的能动作用，广泛借鉴和运用现代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信息学、传播学、档案学、心理学、伦理学、阐释学等各种理论”，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深入讨论。[16]比如在第十二章里，论者利用权力规训理论，详细描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构成了当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基本语境，而文学主体又是怎样主动与政治权力完成“共谋”，并在某种“协同演进”的关系下共同促成了史料的政治化。又如第十四章对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阐述，论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的实证性，重视史料，重视考证”是“迈入更深层次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实证研究无法解释材料的意义，无法阐释材料和研究对象的精神联系”，因此这方面的工作须由“文化研究”担任。[17]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不能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西方的理论话语。因后者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支架，且通常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差距甚远，强行结合只会造成“食洋不化的削足适履”。[18]因此，还有建构合乎当代文学史料实际的“独立史观”的必要。本书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了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如何“遵循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并指出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在进行史料研究时，能否看出史料本身所浸润的种种历史观并以学术的眼光加以鉴别；二是研究者在择取和运用史料进行阐释时，能否秉持现代开放的历史观并将其与实践有效对接。”[19]而在具体的论述中，论者也能基本做到从材料出发、不盲目迁就理论。如第二章“公共性文学史料”的开头就区分了“公共性”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特别是“十七年”中出现的材料“大多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但论者又没有走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以大量材料证明“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有时候文件精神的传达与贯彻是会有阻力的，甚至遭到相当严重的阻力。”[20]客观的历史视野和独立的史观追求使研究从传统的学术经验中脱离出来，具有了某种可贵的历史主义立场。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本书有关当代文学史料基础理论研究是有缺憾的，它更多强调的是理论对史料的拓展功能，而不是对其本体性的理论展开深入探讨。这其中就有当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般认为，史料的“真实性”是保证研究顺利推进的前提。但由于受政治功利性思维的影响，“十七年”文学史料很难用普通的真实标准进行衡量。如许广平在“反右”时曾撰文认为“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人提起鲁迅”以图攻击周扬同志，并指出“周扬同志是代表党的身份，是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问题的”。[21]但在“文革”爆发之初，她又站出来指认周扬一贯以来“攻击和污蔑鲁迅”，因此反右运动中的批判行为，都是他利用“在文艺界窃踞的领导地位，掩盖了自己的右派政治面目，打着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幌子，玩弄了一个颠倒历史的大阴谋。”[22]令人惊讶的不只是许广平态度的骤变，而是这两段互相矛盾的史料可能没有一个真的能代表她的内心感受，它是根据政治要求所作的“应时之言”。但反过来，这些发言又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最直接、也最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这提醒我们，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过分强调绝对的“真实性”，有时候“伪史料”更能启发我们注意矛盾的根源，一味求真反而容易钻入牛角尖。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考据、辨伪、校雠在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中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何为当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如何拿捏史料运用中真/伪的边界？更进一步说，如何巧妙地使用“伪史料”来达到揭露历史真实的目的？这些都是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所必须考虑的。然而本书却没有辟出专章来对此进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马良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指出，一个学科的资料建设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的研究水平，并预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23]反过来，史料研究的滞后就极可能对学科本身的进步造成阻碍。当代文学自1949年发轫，距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从《武训传》批判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再到“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沦陷，当代文学表现出了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截然不同的复杂面貌。即便是走出了“文革”阴霾，新时期文学在很长时间里也“余震不断”。等到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当代文学场域形成政治、作家与市场“三方角力”的动态结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功能与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史料的积累恐怕也达到了“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的程度。[24]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但“可行”，而且“紧迫”和“必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通过知识谱系的梳理与理论阐释的实践，提出了“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不但及时填补了学术空白，也充分体现了编者前瞻性的历史眼光和宏阔的治学格局。当然，由于当代文学史料整体研究起步时间晚，学人还未能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等原因，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编写者专有，毋宁说反映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整体上面临的困境，它也为未来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参照和启迪。 注释
[1]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3]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4]吳秀明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参见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6]周天：《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68页。
[7]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8]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总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9]同[4]，第14—15、29页。
[10]李诚、孙磊：《揭秘“文化大革命”手抄本：〈少女之心〉背后、集体越轨地下传抄》，《株洲晚报》2008年3月2日。
[11]同[4]，第92页。
[12]同[4]，第113页。
[13]同[4]，第196页。
[14]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14页。
[15]同[4]，第29页。
[16]同[4]，第30页。
[17]同[4]，第409页。
[18]郝庆军：《报刊研究莫入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空间”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19]同[4]，第316页。
[20]同[4]，第58、59页。
[21]许广平：《纠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
[22]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
[23]同[7]。
[24]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秀明教授自本世纪初便关注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不但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而且还主持编纂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通过尽可能全面翔实史料的展示，还原多元共生、丰富复杂的当代文学的本真状态。”[2]2010年，他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即是在该项目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作为第一部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发展流变、存在形态及主要特征加以系统归纳、整合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史料研究“承启”上的意义不言自明：编者不但盘整了现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的成果，揭示其中的不足，还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框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前沿性话题；更重要的是，自觉从知识谱系的确立和形上理论的建构角度，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提供初步的架构。
具体来说，首先，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大多以“专题”形式存在，重心落在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或某类文学现象的爬梳上。如金宏宇对新文学版本的发掘和考辨，傅光明围绕“老舍之死”展开的一系列采访和口述史料整理，程光炜特别关注当代文学史中的文献“解密”及20世纪80年代史料问题，商昌宝对“十七年”中作家检讨的系统考察，以及刘志荣、李润霞对“潜在写作”中史料问题的分析等。这些研究无疑都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有的还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学术生成点。但毋庸讳言的是，他们的工作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大体属于钱理群所说的“自发”和“零散”的史料研究，[3]不但很难在彼此间造成思想的关联和交锋，也难以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发生持续性的互动。
对此，吴秀明教授显然有自己的思考。他在本书的绪论里明确指出：“之所以将当代文学史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主要还是基于当代文学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全局性考虑，它包括文学史编写，也包括学科建设。”[4]这一思路充分反映在了全书的体例设计上。编者打破了以往专题化、个案化的研究模式，试图从名目纷繁的文学史料中归纳出几个主题大类，并加以综合性的、历史化的整合。当然，这种对史料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并非本书首创。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就把文学史料分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社团索引”等11类；[5]1961年，周天又在《关于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将文学史料按“性质”分为“调查、访问、回忆”“专题文字资料的整理、选辑”“编目”“影印”“考证”共5类；[6]1985年，马良春提出了文学史料的“七分法”，即“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和“考辨性史料”，[7]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本书没有重复以上的分类标准，而是从中“吸纳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8]同时结合当代文学史料自身的历史特点和不同形态，既考虑“版本、考据、辨伪、辑佚”的基本史料研究需要，又涵盖“政策文件社论、口述实录、电子化的网络载体”等“现代新型形态的文学史料”，[9]最后划分出政策文件社论等公共性文学史料、日记书信检讨等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期刊社团与流派文学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台港文学史料、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与选本史料共10部分，力图呈现出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不只如此，本书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史料描述上，而是注意到它与主流话语间彼此呼应的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套立体多元的当代文学史料知识谱系。比如第四章讨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手抄本的生产动机、创作条件、流通途径和背后的话语资源，而手抄本之所以衍生出大量版本也与之有关：其中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压抑而导致的“曲笔”，又有作者出于个人愿望不断修改原作的因素。至于造成手抄本版本流变几乎难以理清的主要原因，则是读者在抄写过程中主动介入创作。如《少女之心》里“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情节”在初稿中并不存在，是传阅者自行演绎后添加的：“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妙，”[10]于是，不但小说内容从“审讯笔录”变成“黄色故事”，连小说名也被改得离奇古怪，以至于最后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哪个版本才是真正的《少女之心》了。类似的例子，还有第九章对红色经典的版本梳理，和第十章对文学选本中版本错植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针对的不仅是“版本史料”，更关系到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下的制度操作、运动论争、创作空间、批评方式和文学接受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体现了论者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谱系化”和“立体化”的自觉实践。
但毋庸讳言的是，因为当代文学史料特殊的生成、流通和保存语境，知识谱系的建立过程同时也在产生新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分类下史料概念的彼此重复交叉。如对“私人性文学史料”论者做出如下描述：“私人性文学史料往往涉及范围较小，在公开前一般鲜为人知，且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它提供的是一种通过对个体的关照而一定程度上‘回到’历史的可能。”[11]在这个概念下，“日记”“书信”和“检讨书”都被视作“私人文学史料”。而在后一章中，论者给“民间和‘地下’文学史料”的定义是“不少作家被剥夺了创作和发表的权利，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寫作”[12]留下的文本材料。但众所周知的是，“十七年”中出现的许多文学史料之所以呈现出“私人性”，正是因为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资格。所以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叠合、而非相对独立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就是史料边界的模糊，如沈从文的家书和日记就一会儿以“私人性文学史料”出现，一会儿又被当作“地下文学史料”解读。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论者史料积累的有限性，可替换的“史源”不足，也说明当代文学史料的复杂及其本身存在的互为交叉的情况。第二，是现有框架下史料分类的不完整。笔者注意到，“台港文学史料”占据了单独一章。这是编者的创新之处，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它意味着在一般意义的“时间”维度外，陈寅恪提倡的“空间”标准也已进入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体系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由于地域的阻隔与文化的疏离，台港澳地区文学史料研究一直显得比较薄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台港澳文学史料的整理应被纳入研究结构框架之中，这不仅因为台港澳文学原本就是中国文学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文学研究相互建构和参照的另一种视角。”[13]但有意思的是，同样与内地当代文学处于不同“空间”又互生共存的“少数民族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史料却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笔者知道，这已不是单纯的史料问题，而涉及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因此这里的“不完整”是相对而言的。但“缺席”本身却说明，至少在逻辑的完整和自洽层面上，编者还缺乏对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更为严密的思考。 其次，在走出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迷雾后，当代文学研究增强了“实践性”的一面，因此史料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实证和应用的“方法论”层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该书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运用史料的方法：全书除了小引和必要的说明性注释外（加起来的文字也非常有限），其他内容都由冯雪峰、邵荃麟等当事人的日记、检讨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组成。它们经由论者的精心筛选、组织和排列，在一种“对话”的结构下“自动”为读者展现历史的原貌。
但正如识者所言，文学史料研究发展到今天，方法论的革新固然不可或缺，但理论上的薄弱和滞后更为致命。因为“史料研究永远是历史与事实无休止的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却要由理论来指导。”换句话说，史料研究不应该停止在对新材料的发掘和考据上，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在论述中堆砌材料，“史料学的本意应该是：它既是知识仓库，又是知识的熔炉。熔炉就是通过感受、理解，把史料融为学术的血肉，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且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地闡释问题，从而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14]这就需要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因为缺乏自身的理论建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长期无法走出古典文献学的影子，不但研究过程沦为“剪刀加糨糊”的“体力劳动”，其学科价值也一直难以得到承认。本书的编者也试图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思考，所以有意识地在论述过程中强调“思想”与“事实”的动态平衡，“通过彼此的对话与互证，努力在更高层面上激活文学史料，对其进行观照、审视和把握。”[15]这在本书的下编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编者“基于文学史料，又超越于文学史料，为了发挥现代理论思维在史料研究中的能动作用，广泛借鉴和运用现代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信息学、传播学、档案学、心理学、伦理学、阐释学等各种理论”，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深入讨论。[16]比如在第十二章里，论者利用权力规训理论，详细描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构成了当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基本语境，而文学主体又是怎样主动与政治权力完成“共谋”，并在某种“协同演进”的关系下共同促成了史料的政治化。又如第十四章对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阐述，论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的实证性，重视史料，重视考证”是“迈入更深层次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实证研究无法解释材料的意义，无法阐释材料和研究对象的精神联系”，因此这方面的工作须由“文化研究”担任。[17]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不能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西方的理论话语。因后者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支架，且通常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差距甚远，强行结合只会造成“食洋不化的削足适履”。[18]因此，还有建构合乎当代文学史料实际的“独立史观”的必要。本书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了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如何“遵循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并指出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在进行史料研究时，能否看出史料本身所浸润的种种历史观并以学术的眼光加以鉴别；二是研究者在择取和运用史料进行阐释时，能否秉持现代开放的历史观并将其与实践有效对接。”[19]而在具体的论述中，论者也能基本做到从材料出发、不盲目迁就理论。如第二章“公共性文学史料”的开头就区分了“公共性”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特别是“十七年”中出现的材料“大多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但论者又没有走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以大量材料证明“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有时候文件精神的传达与贯彻是会有阻力的，甚至遭到相当严重的阻力。”[20]客观的历史视野和独立的史观追求使研究从传统的学术经验中脱离出来，具有了某种可贵的历史主义立场。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本书有关当代文学史料基础理论研究是有缺憾的，它更多强调的是理论对史料的拓展功能，而不是对其本体性的理论展开深入探讨。这其中就有当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般认为，史料的“真实性”是保证研究顺利推进的前提。但由于受政治功利性思维的影响，“十七年”文学史料很难用普通的真实标准进行衡量。如许广平在“反右”时曾撰文认为“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人提起鲁迅”以图攻击周扬同志，并指出“周扬同志是代表党的身份，是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问题的”。[21]但在“文革”爆发之初，她又站出来指认周扬一贯以来“攻击和污蔑鲁迅”，因此反右运动中的批判行为，都是他利用“在文艺界窃踞的领导地位，掩盖了自己的右派政治面目，打着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幌子，玩弄了一个颠倒历史的大阴谋。”[22]令人惊讶的不只是许广平态度的骤变，而是这两段互相矛盾的史料可能没有一个真的能代表她的内心感受，它是根据政治要求所作的“应时之言”。但反过来，这些发言又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最直接、也最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这提醒我们，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过分强调绝对的“真实性”，有时候“伪史料”更能启发我们注意矛盾的根源，一味求真反而容易钻入牛角尖。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考据、辨伪、校雠在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中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何为当代文学史料的“真实性”？如何拿捏史料运用中真/伪的边界？更进一步说，如何巧妙地使用“伪史料”来达到揭露历史真实的目的？这些都是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所必须考虑的。然而本书却没有辟出专章来对此进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马良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指出，一个学科的资料建设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的研究水平，并预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23]反过来，史料研究的滞后就极可能对学科本身的进步造成阻碍。当代文学自1949年发轫，距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从《武训传》批判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再到“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沦陷，当代文学表现出了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截然不同的复杂面貌。即便是走出了“文革”阴霾，新时期文学在很长时间里也“余震不断”。等到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当代文学场域形成政治、作家与市场“三方角力”的动态结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功能与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史料的积累恐怕也达到了“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的程度。[24]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但“可行”，而且“紧迫”和“必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通过知识谱系的梳理与理论阐释的实践，提出了“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不但及时填补了学术空白，也充分体现了编者前瞻性的历史眼光和宏阔的治学格局。当然，由于当代文学史料整体研究起步时间晚，学人还未能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等原因，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编写者专有，毋宁说反映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整体上面临的困境，它也为未来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参照和启迪。 注释
[1]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3]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4]吳秀明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参见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6]周天：《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68页。
[7]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8]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总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9]同[4]，第14—15、29页。
[10]李诚、孙磊：《揭秘“文化大革命”手抄本：〈少女之心〉背后、集体越轨地下传抄》，《株洲晚报》2008年3月2日。
[11]同[4]，第92页。
[12]同[4]，第113页。
[13]同[4]，第196页。
[14]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14页。
[15]同[4]，第29页。
[16]同[4]，第30页。
[17]同[4]，第409页。
[18]郝庆军：《报刊研究莫入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空间”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19]同[4]，第316页。
[20]同[4]，第58、59页。
[21]许广平：《纠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
[22]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
[23]同[7]。
[24]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