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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是层层深化、步步递进，逐次趋向更加成熟和自觉的价值形态。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价值体系是价值的系统形态。核心价值是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指其中最重要的、基本的、主导的，起组织、协调、统领和支配作用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又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与方向。社会主义的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趋近和实现的理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精神。这种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的。两者具有亲缘般的血肉联系。脱离价值体系的思想体系是空洞的，而没有思想体系支撑的价值体系是盲目的。价值作为一种基于物质属性对人的关系属性，是不能脱离人对事物的认知关系的。无论是理想精神，还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精神，从根本上说，都是以谋求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宗旨的。从民族精神而言，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民族精神实质上也是人民精神。祖国热爱人民，人民热爱祖国。从时代精神而言，人民是时代的主人和改革创新的生力军和动力源，时代精神实质上也是人民精神。从伦理道德层面而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通过培育和提升大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弘扬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红线和轴心是人民的价值和人民的精神。人民的价值是社会主义价值核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价值是高于、统领和主导一切价值的元价值和母价值。
文学艺术以审美的方式反映一定时代的价值和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实现的。当代文艺要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需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出来。不同时代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和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出来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往往是所属时代的旗帜和弄潮儿，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脊梁，作为民族的魂魄和精灵，都必然体现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主导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每当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涌现出一批批具有超前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体现着时代思想的精华，标志着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出场。一些文学经典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历史转折时期所需要的全新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能否获得成功，归根结蒂，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建设，期待于人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素质的优化和全面提升。塑造新人形象对培育和造就适合于当代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优秀作家非常关注和强调通过塑造新人形象倡导参与社会实践对变革社会现实和创造历史价值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等论著中，把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确立为新人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必须“有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特别重视通过塑造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肯定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主导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代领导人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工农兵服务，倡导作家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号召通过典型的艺术描写，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他们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第二代领导人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实现四化”和“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源泉和根本道路，提倡通过塑造作为创业者和改革者的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反映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三代领导人主张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认为人民的创造实践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号召作家艺术家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行动。因此，我们的文艺应当在通过塑造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形象体系，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国情所面对的历史使命，需要通过提升和重建全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调动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投身到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当前中国文艺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发展，而是在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引领下发展的。这种科学的艺术发展观既要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也要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而只有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大力发展进步文艺，才能扶持健康有益文艺，才能努力改造落后文艺，才能坚决抵制腐朽文艺。也就是说，没有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主旋律、塑造新型的英雄形象方面作出积极的探索，以便塑造出具有崭新时代风貌的典型人物。近年来，在引起关注和反响强烈的众多英雄形象中，一是现实生活中实有而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英雄”；二是文艺作品中虚构的“英雄”形象。我们大体可概括为四类英雄。第一，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光辉形象的作品引人注目，任长霞、郑培民、牛玉儒、李连成、李家庚等已成为文艺舞台上突出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和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他们无疑是我们的时代英雄。现实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造成了受众一种因艺术加工而震撼，因真实人物而感动的社会效果。第二，军人英雄。近年来，军旅题材中的英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特定历史时空之下的战斗英雄形象，摆脱了“高大全”式精神象征的载体而还原了英雄的血肉之躯和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人”而不是“神”，甚至是有缺陷的、另类的英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等。第二是和平时期的新一代英雄形象。他们是一批肩负历史使命，敢于迎接挑战，勇于探索创新，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的军人。如《突出重围》中的黄兴安，《DA师》中的龙凯峰，《沙场点兵》中的康凯、庞承功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当代军营多彩的生活，展示了当代中国军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第三，反腐英雄。在《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苍天在上》、《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作品中所着力塑造的李高成、方雨林、刘重天、米树林等反腐英雄。这些作品敢于面对实际生活中人们广为关注的敏感问题，弘扬了主人公的浩然正气，人物的复杂性也得以艺术的再现。这些英雄形象在以往作品中是不曾多见的，所以他们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更反映了那些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普通民众的心声，具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不过，从人物塑造的总体倾向来看，有逐渐类型化、抽象化趋势。一是性格趋同。这些人物虽然境遇各不相同，“但基本有着相似的性格品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为惩治腐败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二是反腐动机单一。英雄的反腐动机和动力脱离了群众的基础而成为个人的道德、使命和价值观的体现，作品虽做到了“绘时代之色”，但没有做到“抒人民之情”。第四，改革英雄。改革题材中的英雄又分为农村改革英雄和城市改革英雄。前者如《希望的田野》中的徐大地，《插树岭》中的马百万，《淘金岁月》中的李春林，以及刘老根、史来贺等；后者如《时代英雄》中的史天雄，《天下财富》中江海洋，《至高利益》中李东方等。改革题材中的英雄人物多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其主人公大多是来自底层的农民，他们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破传统观念，带领人民发展家乡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而以城市为背景的改革英雄也都具有勇往直前，坚毅不屈的性格，他们敢于向不健全的体制和制度宣战，善于在经济浪潮中把握规律，懂得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本运作。这些改革英雄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给读者和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由此可见，只有塑造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新人形象和英雄形象体系，才能更好地通过宣扬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理想信仰、人生态度、体制认同、观念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情操，从而充分体现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对大众起到示范、启迪、疏导、规劝、镜鉴、陶冶、感化、鼓舞、救赎乃至提升的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因此，盲目地笼统地宣扬世界“已经进入非英雄时代”的说法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状态和现实需要的，至少是过于超前的。一些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学人主张“告别革命”、“毁灭理想”、“躲避崇高”、“游戏人生”、“回归自我”，文艺评论中宣扬“融化信仰”、“削平价值”、“终止判断”、“消解深度”，都是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创作和大众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化、非英雄化、非崇高化的思想流弊和极端的个体化、欲望化、鄙俗化的价值低迷以及超商品化、超消费化、超功利化的价值畸变，都是不利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的。而且，大量畅销作品拘囿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态及其日常感触，精神内涵简陋，时尚性的浅层人生欲望及其病态性的寻求与慨叹方式，成为一些作家审美观照的核心内涵。即使在那些广获文坛赞赏的作品中，也或者表现出对于物象世态的污浊、畸形、诡异面的审美兴奋感；或者着力表现强悍型的生命形态，却显示出狰狞和芜杂的精神生命特征，包孕着浓重的人类世界负面生存形态的投影；或者满足于凭借娴熟的叙事能力和技巧，巨细无遗地展示混沌世相与日常表象，强健、充沛的创作主体精神的贯注，则相对欠缺。哪怕是一个时期以来引人注目的作品，也弥漫着极端、失衡、变态的人性病象、人间污浊、人世琐屑和人格扭曲，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世相卑污嗜好和对人类精神污垢的热衷。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文学形象与时代审美风貌程度严重的损伤。
出现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创作的主体未能在全面、深入地体察当代社会面貌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充分重视对于时代生活核心境界的捕捉，切实认知和认同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驾驭和维持自我精神生态的平衡。具体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立足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宏伟目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出发，来确立高度、凝聚思想，对当下语境既成的审美气象进行反思、弥补与重构，以克服创作中的各种矛盾、困惑和缺失，重新达成个体精神境界与时代审美风貌整体的健全、和谐与丰富。首先，创作主体应该更着力于考察中华民族在艰难的历史境遇中奋力前行的姿态，发掘其中所显示的民族文化生机与时代精神力量。当前呈现病态化审美症状的文本，多半出自于对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描绘及其艺术转换。现当代中国长期动荡、坎坷乃至“人祸”频仍的民族命运及其派生的世态万象，客观上使得这种体察和反思必然会具有人间负面生存形态的心灵投影。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作家长期沉湎于艰难时世造成的悲凉、愤懑与哀叹之中，始终未能在苦涩的历史体悟、勇敢的精神探索之后，超越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心灵阴影，作品自然就只能是病态有余而开阔雄健不足了。所以，我们的作家以更宏阔的思想视野，以中华民族始终奋力前行所包含的文化生机与精神力量为基础，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实行审美的转向，来克服自我历史观的偏差和精神步伐停滞的状态，实在很有必要。其次，创作主体应该在展示矛盾与紧张的同时，以更雄强的精神能力，努力参悟矛盾的解决演变过程的更高形态。近现代中外的不少作家，都倾向于对人在世界上的矛盾、紧张状态的捕捉，着力强化自我与社会、时代、文化的对立关系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焦虑，以作品的“震撼力”和主体的批判立场为创作旨归，却未曾或不愿走到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层面“和合”的形态与方向。这甚至已形成了一种堪称积重难返的思想传统。实际上，矛盾的解决也是规律的一部分，甚至是矛盾过程的更高形态，展示矛盾的同时呈现出矛盾必将解决的方向，才是作家更为全面、丰满、强健的精神能力，才是作为人类世界发展推动力的文化创造更为核心的价值之所在。因此，有为作家必须更诚恳地认识和遵循人类文化创造的核心意义，更着力于认同和弘扬引领人类进步、和谐的精神元素，更健全地把握精神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走出当前审美风貌病态化的泥淖。第三，应该恰当地处理好审美独创性与精神和谐性的关系。当前活跃于文坛的不少作家，或者成名于反省我国历史曲折时期的失误与悲剧，或者成功于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缺陷与矛盾，其独特性由此形成。进入历史新阶段，时代精神的核心境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仍然固守自我以往的“独特性”，而以往的精神“独特性”是以对生命阴影的感受为底色，他们就只能以审美的诗意掩盖精神的病象。这时，他们的审美独特性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精神的局限性。所以，创作主体必须超越审美自我本位的观念，以时代业已变化了的核心境界为创作资源和审美依据，以精神世界的健全、生机与活力为主导方向进行审美核心元素的选择。建立在这种精神风貌基础上的审美独创性，才可能真正达成精神生命体的自我生态平衡，进入精神和谐、生机盎然的审美创造状态；才能具有与时代整体态势相对应的文化生命大气象，具有文化大创造的活力。总之，不仅努力以自我的创作丰满时代的整体面貌，更致力于深入把握和表现时代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生活的核心形态，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趋近和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风貌。正由于此，我们应当提倡广大作家真正切实地强化自我同时代根本历史趋势和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精神联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时代高起点，来认识和驾驭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现实，并努力从中捕捉真正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美学品质与精神境界作为艺术支撑和思想引领，来建构一种基于人类健全生态、雄健气魄和浩瀚胸襟的时代审美文化风貌。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激发出精神的活力和创造的潜力，创作出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化境界和国家形象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助推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文学形象的审美功利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建立在唯物史观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形象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以审美性为特征的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就是艺术形象的两大特性。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就表明，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只能由社会的性质来决定，不能由文化的类型分工或其他因素来决定。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形象若要坚定地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内容。因为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论里，艺术形象的审美性及审美价值具有多重结构因素、多种形态。它既有外在的形式表现因素，又有内在的可引发情感反应的因素。这种引发情感反应的内在因素，既可以对人类具有一般性的生活内容及精神情感的反映，也可以是对具有特定社会价值的生活内容及特定情感倾向的反映。随着社会状态的不同，审美价值的结构形态会有所侧重。一般说来，在社会的和平时期，审美价值中的形式表现因素及人类一般性生活内容所占的比重较高；在社会的变革时期，与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相联系的内容则较为重要。在中国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学形象社会功利内容在审美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尤其突出。这一时期，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是革命、解放和进步，违反这一潮流具有逆动性质和内容的文艺形象，在人民眼中是不会具有审美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进步的革命的典型形象在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同时，还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和平，不具有特定社会功利价值及其倾向的休闲娱乐性需求，文艺形象在审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人民的事业、社会的状况及国际局势的变迁，这些现实生活内容反映到文艺作品的人物形象中，就转变为具有特定功利性的性格内容，构成有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的审美价值。对于社会现实功利性问题加以关注并且具有特定立场和明确意识的人们，在对此类文艺作品的文学形象加以审美接受时，必定会对审美价值中的功利性因素产生反应。此时，作品具有的社会功利价值倾向与审美接受者社会价值观念之间就会结成具体的审美关系。当二者相一致时，形象的审美价值可以正常实现，接受者可以形成审美愉悦；当二者不相一致时，接受者会形成该形象于己有害的感觉，对文学形象做出否定性评价，不能产生审美愉悦，该形象对他不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如果接受者没有特定而明确的价值意识，则可能被动地受到文学形象价值倾向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形成同样的价值观。而且，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力越强，其价值倾向的影响力就越大。可见，进步文艺中的文学形象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是有机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学形象的功利性内容，不仅不破坏文学形象的审美性，还有助于充分有力地建立起审美性，有助于审美价值的实现。因此，文学形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承载方式，又可以通过审美过程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实现的有效手段。譬如，电视剧《亮剑》、《戈壁母亲》主人公所蕴涵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就为作品的审美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怀有同样思想意识的观众，可以充分地从中领略到艺术感染力，产生强烈的审美激动。这样的文艺作品，就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生动力量。同时，这些文学形象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的树立，同样可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理论与创作上，对这种审美性与功利性，都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的甚至完全否定审美价值中的社会功利因素。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形成了片面的审美学说。在这种片面的审美论中，审美仅只是对艺术形式的观赏，对形式技巧的运用，对普遍人性、人类一般情感的表现，这都是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其失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不符合审美原理。它以为要肯定文艺及其形象审美的非功利性，就必须排除文艺作品文学形象的功利性内容。但它不知道，审美的非功利性质和审美事物的功利性内容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审美的非功利性专指审美体验的形成途径与方式，是要表明审美愉悦的形成，是通过对事物外在表现形式的知觉而实现的，不是经由功利性生存需求的满足而实现的。肯定审美时的形式知觉过程，并不否定审美对象本身可以具有功利价值或内容，也不等于说审美对象只是形式，不能有社会功利价值内容。因为任何形式都不能抽象地存在，必须与内容合为一体，统一为完整的事物。人在知觉到事物外在表现形式时，会同时意识到事物可能具有的功利内容，从而对审美判断产生决定性影响。文学形象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文艺作品整体上都是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因之，人对艺术品的知觉与接受，从过程、方式、结果上讲是非功利的，而艺术品本身是可以具有功利性内容的。第二，它不符合唯物史观。人的品格、秉性、情感等等，既有人人共同之处，更有人与人的不同之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其品性、观念和情感的生成都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和社会的。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人民性的感情，在卖国求荣的基础上形成的则是反人民的感情。如果将是非观念相混淆，精神价值无区分，那么文艺中形象的思想倾向势必造成不良的后果。例如，在片面审美论影响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创作主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能简单地区分为“好人”、“坏人”；人是复杂的，多重性格的，好的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多样与复杂；为了表现人性的复杂，需要模糊“好人”和“坏人”的界线，让“好人”有“坏”、“坏人”有“好”。同时，社会价值方面的“好”与“坏”同人格方面的“好”与“坏”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人格方面的“好”与“坏”似乎更为重要，更具有“人性”意义。于是，我国近些年的一些文艺创作，又形成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社会价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有缺陷的，他们粗暴、不近人情；而社会价值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美好的，他们温情、孝顺、诚恳。这种创作的结果，就是使得有进步意义的人物变得生硬冷酷，不让人喜爱；而没有进步意义的甚至罪恶的人物，却变得令人同情、惹人喜爱了。这里试以“黑色”系列电视连续剧《黑冰》为例，作品中的贩毒头目具备相当优秀的人品及人格魅力，其“美好人性”被精心描绘，大肆渲染。这种艺术“匠心”不是没有成果，相当多的观众对这个大毒枭极为欣赏与同情。当剧情演到公安人员出发去逮捕这个毒枭时，竟有观众急得跳起来，对着荧屏中的毒枭大叫：“你快跑啊！快跑！”片面审美论影响下的此类文艺创作，是不具有社会主义审美价值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的，也是有碍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的。毫无疑问，文艺具有振奋精神、激动人心、潜移默化的作用。蕴涵着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文化创作，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艺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我们的文学形象创造和审美理论，一定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涵与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担当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职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新的文学典型。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文学艺术以审美的方式反映一定时代的价值和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实现的。当代文艺要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需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出来。不同时代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和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出来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往往是所属时代的旗帜和弄潮儿，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脊梁，作为民族的魂魄和精灵，都必然体现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主导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每当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涌现出一批批具有超前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体现着时代思想的精华，标志着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出场。一些文学经典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历史转折时期所需要的全新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能否获得成功，归根结蒂，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建设，期待于人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素质的优化和全面提升。塑造新人形象对培育和造就适合于当代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优秀作家非常关注和强调通过塑造新人形象倡导参与社会实践对变革社会现实和创造历史价值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等论著中，把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确立为新人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必须“有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特别重视通过塑造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肯定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主导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代领导人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工农兵服务，倡导作家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号召通过典型的艺术描写，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他们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第二代领导人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实现四化”和“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源泉和根本道路，提倡通过塑造作为创业者和改革者的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反映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三代领导人主张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认为人民的创造实践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号召作家艺术家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行动。因此，我们的文艺应当在通过塑造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形象体系，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国情所面对的历史使命，需要通过提升和重建全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调动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投身到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当前中国文艺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发展，而是在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引领下发展的。这种科学的艺术发展观既要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也要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而只有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大力发展进步文艺，才能扶持健康有益文艺，才能努力改造落后文艺，才能坚决抵制腐朽文艺。也就是说，没有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主旋律、塑造新型的英雄形象方面作出积极的探索，以便塑造出具有崭新时代风貌的典型人物。近年来，在引起关注和反响强烈的众多英雄形象中，一是现实生活中实有而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英雄”；二是文艺作品中虚构的“英雄”形象。我们大体可概括为四类英雄。第一，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光辉形象的作品引人注目，任长霞、郑培民、牛玉儒、李连成、李家庚等已成为文艺舞台上突出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和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他们无疑是我们的时代英雄。现实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造成了受众一种因艺术加工而震撼，因真实人物而感动的社会效果。第二，军人英雄。近年来，军旅题材中的英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特定历史时空之下的战斗英雄形象，摆脱了“高大全”式精神象征的载体而还原了英雄的血肉之躯和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人”而不是“神”，甚至是有缺陷的、另类的英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等。第二是和平时期的新一代英雄形象。他们是一批肩负历史使命，敢于迎接挑战，勇于探索创新，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的军人。如《突出重围》中的黄兴安，《DA师》中的龙凯峰，《沙场点兵》中的康凯、庞承功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当代军营多彩的生活，展示了当代中国军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第三，反腐英雄。在《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苍天在上》、《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作品中所着力塑造的李高成、方雨林、刘重天、米树林等反腐英雄。这些作品敢于面对实际生活中人们广为关注的敏感问题，弘扬了主人公的浩然正气，人物的复杂性也得以艺术的再现。这些英雄形象在以往作品中是不曾多见的，所以他们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更反映了那些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普通民众的心声，具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不过，从人物塑造的总体倾向来看，有逐渐类型化、抽象化趋势。一是性格趋同。这些人物虽然境遇各不相同，“但基本有着相似的性格品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为惩治腐败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二是反腐动机单一。英雄的反腐动机和动力脱离了群众的基础而成为个人的道德、使命和价值观的体现，作品虽做到了“绘时代之色”，但没有做到“抒人民之情”。第四，改革英雄。改革题材中的英雄又分为农村改革英雄和城市改革英雄。前者如《希望的田野》中的徐大地，《插树岭》中的马百万，《淘金岁月》中的李春林，以及刘老根、史来贺等；后者如《时代英雄》中的史天雄，《天下财富》中江海洋，《至高利益》中李东方等。改革题材中的英雄人物多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其主人公大多是来自底层的农民，他们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破传统观念，带领人民发展家乡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而以城市为背景的改革英雄也都具有勇往直前，坚毅不屈的性格，他们敢于向不健全的体制和制度宣战，善于在经济浪潮中把握规律，懂得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本运作。这些改革英雄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给读者和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由此可见，只有塑造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新人形象和英雄形象体系，才能更好地通过宣扬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理想信仰、人生态度、体制认同、观念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情操，从而充分体现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对大众起到示范、启迪、疏导、规劝、镜鉴、陶冶、感化、鼓舞、救赎乃至提升的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因此，盲目地笼统地宣扬世界“已经进入非英雄时代”的说法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状态和现实需要的，至少是过于超前的。一些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学人主张“告别革命”、“毁灭理想”、“躲避崇高”、“游戏人生”、“回归自我”，文艺评论中宣扬“融化信仰”、“削平价值”、“终止判断”、“消解深度”，都是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创作和大众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化、非英雄化、非崇高化的思想流弊和极端的个体化、欲望化、鄙俗化的价值低迷以及超商品化、超消费化、超功利化的价值畸变，都是不利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的。而且，大量畅销作品拘囿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态及其日常感触，精神内涵简陋，时尚性的浅层人生欲望及其病态性的寻求与慨叹方式，成为一些作家审美观照的核心内涵。即使在那些广获文坛赞赏的作品中，也或者表现出对于物象世态的污浊、畸形、诡异面的审美兴奋感；或者着力表现强悍型的生命形态，却显示出狰狞和芜杂的精神生命特征，包孕着浓重的人类世界负面生存形态的投影；或者满足于凭借娴熟的叙事能力和技巧，巨细无遗地展示混沌世相与日常表象，强健、充沛的创作主体精神的贯注，则相对欠缺。哪怕是一个时期以来引人注目的作品，也弥漫着极端、失衡、变态的人性病象、人间污浊、人世琐屑和人格扭曲，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世相卑污嗜好和对人类精神污垢的热衷。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文学形象与时代审美风貌程度严重的损伤。
出现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创作的主体未能在全面、深入地体察当代社会面貌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充分重视对于时代生活核心境界的捕捉，切实认知和认同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驾驭和维持自我精神生态的平衡。具体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立足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宏伟目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出发，来确立高度、凝聚思想，对当下语境既成的审美气象进行反思、弥补与重构，以克服创作中的各种矛盾、困惑和缺失，重新达成个体精神境界与时代审美风貌整体的健全、和谐与丰富。首先，创作主体应该更着力于考察中华民族在艰难的历史境遇中奋力前行的姿态，发掘其中所显示的民族文化生机与时代精神力量。当前呈现病态化审美症状的文本，多半出自于对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描绘及其艺术转换。现当代中国长期动荡、坎坷乃至“人祸”频仍的民族命运及其派生的世态万象，客观上使得这种体察和反思必然会具有人间负面生存形态的心灵投影。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作家长期沉湎于艰难时世造成的悲凉、愤懑与哀叹之中，始终未能在苦涩的历史体悟、勇敢的精神探索之后，超越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心灵阴影，作品自然就只能是病态有余而开阔雄健不足了。所以，我们的作家以更宏阔的思想视野，以中华民族始终奋力前行所包含的文化生机与精神力量为基础，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实行审美的转向，来克服自我历史观的偏差和精神步伐停滞的状态，实在很有必要。其次，创作主体应该在展示矛盾与紧张的同时，以更雄强的精神能力，努力参悟矛盾的解决演变过程的更高形态。近现代中外的不少作家，都倾向于对人在世界上的矛盾、紧张状态的捕捉，着力强化自我与社会、时代、文化的对立关系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焦虑，以作品的“震撼力”和主体的批判立场为创作旨归，却未曾或不愿走到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层面“和合”的形态与方向。这甚至已形成了一种堪称积重难返的思想传统。实际上，矛盾的解决也是规律的一部分，甚至是矛盾过程的更高形态，展示矛盾的同时呈现出矛盾必将解决的方向，才是作家更为全面、丰满、强健的精神能力，才是作为人类世界发展推动力的文化创造更为核心的价值之所在。因此，有为作家必须更诚恳地认识和遵循人类文化创造的核心意义，更着力于认同和弘扬引领人类进步、和谐的精神元素，更健全地把握精神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走出当前审美风貌病态化的泥淖。第三，应该恰当地处理好审美独创性与精神和谐性的关系。当前活跃于文坛的不少作家，或者成名于反省我国历史曲折时期的失误与悲剧，或者成功于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缺陷与矛盾，其独特性由此形成。进入历史新阶段，时代精神的核心境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仍然固守自我以往的“独特性”，而以往的精神“独特性”是以对生命阴影的感受为底色，他们就只能以审美的诗意掩盖精神的病象。这时，他们的审美独特性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精神的局限性。所以，创作主体必须超越审美自我本位的观念，以时代业已变化了的核心境界为创作资源和审美依据，以精神世界的健全、生机与活力为主导方向进行审美核心元素的选择。建立在这种精神风貌基础上的审美独创性，才可能真正达成精神生命体的自我生态平衡，进入精神和谐、生机盎然的审美创造状态；才能具有与时代整体态势相对应的文化生命大气象，具有文化大创造的活力。总之，不仅努力以自我的创作丰满时代的整体面貌，更致力于深入把握和表现时代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生活的核心形态，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趋近和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风貌。正由于此，我们应当提倡广大作家真正切实地强化自我同时代根本历史趋势和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精神联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时代高起点，来认识和驾驭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现实，并努力从中捕捉真正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美学品质与精神境界作为艺术支撑和思想引领，来建构一种基于人类健全生态、雄健气魄和浩瀚胸襟的时代审美文化风貌。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激发出精神的活力和创造的潜力，创作出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化境界和国家形象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助推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文学形象的审美功利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建立在唯物史观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形象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以审美性为特征的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就是艺术形象的两大特性。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就表明，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只能由社会的性质来决定，不能由文化的类型分工或其他因素来决定。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形象若要坚定地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内容。因为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论里，艺术形象的审美性及审美价值具有多重结构因素、多种形态。它既有外在的形式表现因素，又有内在的可引发情感反应的因素。这种引发情感反应的内在因素，既可以对人类具有一般性的生活内容及精神情感的反映，也可以是对具有特定社会价值的生活内容及特定情感倾向的反映。随着社会状态的不同，审美价值的结构形态会有所侧重。一般说来，在社会的和平时期，审美价值中的形式表现因素及人类一般性生活内容所占的比重较高；在社会的变革时期，与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相联系的内容则较为重要。在中国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学形象社会功利内容在审美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尤其突出。这一时期，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是革命、解放和进步，违反这一潮流具有逆动性质和内容的文艺形象，在人民眼中是不会具有审美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进步的革命的典型形象在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同时，还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和平，不具有特定社会功利价值及其倾向的休闲娱乐性需求，文艺形象在审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人民的事业、社会的状况及国际局势的变迁，这些现实生活内容反映到文艺作品的人物形象中，就转变为具有特定功利性的性格内容，构成有特定社会价值倾向的审美价值。对于社会现实功利性问题加以关注并且具有特定立场和明确意识的人们，在对此类文艺作品的文学形象加以审美接受时，必定会对审美价值中的功利性因素产生反应。此时，作品具有的社会功利价值倾向与审美接受者社会价值观念之间就会结成具体的审美关系。当二者相一致时，形象的审美价值可以正常实现，接受者可以形成审美愉悦；当二者不相一致时，接受者会形成该形象于己有害的感觉，对文学形象做出否定性评价，不能产生审美愉悦，该形象对他不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如果接受者没有特定而明确的价值意识，则可能被动地受到文学形象价值倾向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形成同样的价值观。而且，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力越强，其价值倾向的影响力就越大。可见，进步文艺中的文学形象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是有机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学形象的功利性内容，不仅不破坏文学形象的审美性，还有助于充分有力地建立起审美性，有助于审美价值的实现。因此，文学形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承载方式，又可以通过审美过程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实现的有效手段。譬如，电视剧《亮剑》、《戈壁母亲》主人公所蕴涵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就为作品的审美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怀有同样思想意识的观众，可以充分地从中领略到艺术感染力，产生强烈的审美激动。这样的文艺作品，就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生动力量。同时，这些文学形象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的树立，同样可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理论与创作上，对这种审美性与功利性，都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的甚至完全否定审美价值中的社会功利因素。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形成了片面的审美学说。在这种片面的审美论中，审美仅只是对艺术形式的观赏，对形式技巧的运用，对普遍人性、人类一般情感的表现，这都是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其失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不符合审美原理。它以为要肯定文艺及其形象审美的非功利性，就必须排除文艺作品文学形象的功利性内容。但它不知道，审美的非功利性质和审美事物的功利性内容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审美的非功利性专指审美体验的形成途径与方式，是要表明审美愉悦的形成，是通过对事物外在表现形式的知觉而实现的，不是经由功利性生存需求的满足而实现的。肯定审美时的形式知觉过程，并不否定审美对象本身可以具有功利价值或内容，也不等于说审美对象只是形式，不能有社会功利价值内容。因为任何形式都不能抽象地存在，必须与内容合为一体，统一为完整的事物。人在知觉到事物外在表现形式时，会同时意识到事物可能具有的功利内容，从而对审美判断产生决定性影响。文学形象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文艺作品整体上都是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因之，人对艺术品的知觉与接受，从过程、方式、结果上讲是非功利的，而艺术品本身是可以具有功利性内容的。第二，它不符合唯物史观。人的品格、秉性、情感等等，既有人人共同之处，更有人与人的不同之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其品性、观念和情感的生成都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和社会的。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人民性的感情，在卖国求荣的基础上形成的则是反人民的感情。如果将是非观念相混淆，精神价值无区分，那么文艺中形象的思想倾向势必造成不良的后果。例如，在片面审美论影响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创作主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能简单地区分为“好人”、“坏人”；人是复杂的，多重性格的，好的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多样与复杂；为了表现人性的复杂，需要模糊“好人”和“坏人”的界线，让“好人”有“坏”、“坏人”有“好”。同时，社会价值方面的“好”与“坏”同人格方面的“好”与“坏”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人格方面的“好”与“坏”似乎更为重要，更具有“人性”意义。于是，我国近些年的一些文艺创作，又形成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社会价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有缺陷的，他们粗暴、不近人情；而社会价值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一定在人格方面是美好的，他们温情、孝顺、诚恳。这种创作的结果，就是使得有进步意义的人物变得生硬冷酷，不让人喜爱；而没有进步意义的甚至罪恶的人物，却变得令人同情、惹人喜爱了。这里试以“黑色”系列电视连续剧《黑冰》为例，作品中的贩毒头目具备相当优秀的人品及人格魅力，其“美好人性”被精心描绘，大肆渲染。这种艺术“匠心”不是没有成果，相当多的观众对这个大毒枭极为欣赏与同情。当剧情演到公安人员出发去逮捕这个毒枭时，竟有观众急得跳起来，对着荧屏中的毒枭大叫：“你快跑啊！快跑！”片面审美论影响下的此类文艺创作，是不具有社会主义审美价值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的，也是有碍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的。毫无疑问，文艺具有振奋精神、激动人心、潜移默化的作用。蕴涵着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文化创作，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艺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我们的文学形象创造和审美理论，一定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涵与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担当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职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新的文学典型。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