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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等数人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可并称自学成材的典范。和爱迪生、高尔基比较，陆费逵的国际影响力也许并不十分耀眼，但若提及中华书局，其创立者陆费逵则不能不显得光彩照人。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创立一路走来，中华书局之名家云集可谓璀璨，中华书局之名著阵容可谓奢华。2017年1月1日，是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本刊特辟专栏，一则为璀璨奢华背后之心血备注；二则为坚守笃实谨严之中华书局祝贺；三则为建设文化强国之中国出版助威。？？
【壹】
1962年3月20日，给周一良先生的约稿函，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组陈振起草，組长赵守俨、副总编辑张北辰核稿，金灿然签发，挂号寄往“西郊北京大学燕东园24号”，全文如下：
一良同志：
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们计划陆续编印几位专家的学术论文集。
您数十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由于散见于各种报刊，学习参考者均感寻检为难。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您自己或由您指定的同志编定一个您的集子（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均可收入），交给我们出版。
这个集子所收的论文不拘时间，解放前后的都可以；不拘题材，举凡考据、论述均欢迎；不拘文体，文言白话都可编入；不拘字数，如果字数较多，可以分卷出版。论文中某些论点现在您已有所改变或发展，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作修改。解放前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容或有不妥或不足之处，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在序言中作适当的交代。如果有尚未发表过的论文，也不妨收入。
我们希望您能同意这个要求。在编订过程中，如果有搜集材料或其他困难，我们当尽可能地帮您解决。
此致？？？
敬礼
编辑部
约稿函从第三段“这个集子……”以下，档案存件是油印稿，说明当时确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约稿计划，只是最终出版的并不多。约稿函中的四个“不拘”和“可改可不改”的编订原则，在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中也做了类似的归纳：“我们在组织编订个人的学术论文集的时候，向作者说明，只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不拘文体，不拘性质，不论考据、义理、札记，均可收入。对收入的文章，作者如愿意修改，可以；不作修改，也可以。”《我局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近况》并补充说：“不论撰写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已刊或未刊，均可收入。有的专著，解放前已经印过单行本，如果今天看来仍有较高参考价值者，仍可以全部或选择其中一部分收入新编的论文集。”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容纳的姿态，非常难得。
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说：
多数专家对我们组织他们编订文集，表示很兴奋，认为这是党对他们很大的鼓舞。但是也有个别专家，如向达，因为过去曾被作“白旗”批判过，深恐他的文集会被当作新的批判资料，因此持观望态度，不怎么积极。
周一良先生在收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约稿函后，于1962年4月9日做了回复：
编辑同志：
前接来信，关于编一本论文集事我已考虑，拟将解放前一些材料考订性的文章收集起来。共约二十余篇，可分两大类：（一）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考证文字，（二）关于六朝隋唐佛教文献和佛教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
这些文章重印前须审阅一下，并略作修改删订，估计到六月间可以抽空搞完。大部分我尚有底子，其中有“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载《申报·文史副刊》第三、四、五期，时间约在一九四七或四八年，已无存底，希望能设法给我抄一份，以便重读编进去。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二.四.九
周一良先生1989年在美国期间，回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论文的有关掌故，写成《我的〈我的前半生〉》，其中《新史讳举例》一节曾涉及信中所说的“修改删订”情况：
我的《论宇文周种族》一文，系在史语所时撰写，曾就此问题与所长傅孟真先生交换意见。文章在《集刊》发表时，“随例”附带提到傅所长。60年代中华书局印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删去他的名字，政治避讳也。《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完稿于北京解放之前，曾就正于胡适之先生，他以长信答覆讨论。此文交《燕京学报》发表已在1950年。我认为应把胡先生及周祖谟先生讨论函和论文一同发表，但对胡函有点犹疑。学报主编齐思和先生断然表示：“这是学术讨论，与政治无关，可以一起登。”而1963年中华书局出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避讳删除，只保存了周祖谟先生一封信。
档案存件的信上有两处批示：“守俨同志阅。北辰 4. 11”；“可去信给上海报刊图书馆代查代抄，我们出钱。金 18/4”。从金灿然的批示，可以看到当时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出版社把对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完全当作分内之事。4月11日，赵守俨先生草拟复函：
一良同志：
4月9日惠函收悉。承示同意编辑解放前的文集，可在六月间完成交下，甚感。《申报·文史副刊》所载“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当设法代抄送奉。
复致
敬礼
古代史组
1963年2月，书稿进入三校阶段，2月16日编辑部与周一良先生商签出版合同，信函由赵守俨拟稿，萧项平、丁树奇签发，陈振带交：
一良同志：
大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校样已由我处陈振同志于本月15日送上，希望早日校毕退还。此书迄未订约，我们拟按照每千字12元的稿酬标准和您订立出版合同，特征求您的意见。附上合同一式二份，如承同意，即请签章后寄回一份。订约后，拟先付一千元，其余部分待该书出版再为结算。尊意如何，即希示复为感。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振先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史专家），1959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古代组工作。在1963年12月调往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之前，他一直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编辑工作和与周一良先生的联络。
1963年3月13日，周一良先生致陈振函，涉及编辑加工中的一些情况：
陈振同志：
婚姻表核对了，只有汝南周氏与河东裴氏间，箭头应指向周氏，周氏与东海徐氏间，箭头应指向徐氏，稍改一下即可，其他无问题。
这张表本来很乱，经你改制后非常清楚醒目，确实花了不少功夫，理应表示感谢。请你替我在书前引言最后加上一段（文见后），以志谢忱！务乞勿忘！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三.三.十三
“婚姻表”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的附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78页）。存件信末有赵守俨先生批示：“作者要加这几句，可以同意。俨 3/14。”
根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版权页记录，1963年6月付型，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但是，到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还来信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时间，其中的缘由，又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大有关系。
【贰】
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出版情况：
编辑同志：
近得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林幹同志来函，拟将我关于宇文周种族一文收入所编匈奴史论集中，我已同意。但修订的稿子在你局，如林同志来函联系，请即将该文校样交他编排为感！
你局六二年曾约我编印旧稿，去年亦已看过清样，不知何时可出书？我手边原存的修订稿有时尚需翻阅，既已付印，可否请于便中将原稿全份掷回，以便需要时参考。多谢！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四.三.七
赵守俨先生3月9日批示：
“①已悉，记在《匈奴史论文集》卡片上，并通知傅振伦同志。②请老□将原稿寄回。
俨
？64/3/9”
傅振伦先生当时也在古代史组任职，大概是《匈奴史论文选集》的责任编辑。关于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所收《论宇文周种族》一文，对周先生来说，也有一段难以释怀的“后话”，他在前引《新史讳举例》中说：
我自己呢，恶有恶报，受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公平待遇。由于被调到“四人帮”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工作，“四人帮”打倒后，受了几年政治审查。所以，有人辑印有关匈奴的论文，辑录了我《论宇文周种族》一文，而采取“姑隐其名”的办法，以不著一字的无名氏姿态，与其他作者的署名并列。
《匈奴史论文选集》于1966年前已经编成，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曾于197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那时候周一良先生作为“梁效”成员正接受政治审查，不予署名的事当指1977年的内部印行本。
回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事情上来。旧档中有1964年1月15日赵守俨先生关于此书发行事给书局领导的请示报告：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旧文章，其中有几篇是未经发表的。这些文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内容尚充实，比他最近发表的东西，似乎并不逊色，比顾颉刚《史林杂识》显得还扎实些，谨严些。作者在引言中说“现在重印出来，只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设中，这些资料考订的一孔之见能作为几样零件，起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大致符合實际情况，想不致引起什么误会。至于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周一良的集子，似乎可以出版。
本组已出版的论文集有下列几种：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
中外史地考证（岑仲勉）
余嘉锡论学杂著
史林杂识初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在排的尚有聂崇岐《宋史丛考》、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徐光启集，都是新写的文章，不成问题。旧文章的结集仅有四种，从学术质量及人的方面来说，似不算滥，数量亦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一良的书是否可以发行，请斟酌。
俨
？64/1/15
这四种暂缓发行的“旧文章的结集”，作者分别为顾颉刚、余嘉锡、岑仲勉和周一良。1月16日，丁树奇有一段批示，道出了上列诸书暂缓发行的缘由：
问题在于：在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和听了他关于文艺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录音以后，还继续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否适宜？徐光启集我没有看过，不知观点如何，如观点不对，由于是新写的文章，更成问题。周一良的集子，暂时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说。
丁
？1.16
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三、四部分，经过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后，于1963年12月27日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为题，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等方向性问题：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
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讲话还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付印之际，正好是周扬讲话发表之时。1964年3月20日，编辑部才对周一良先生3月7日的来信做出回复。回函由古代史组秘书马绪传起草，后经赵守俨先生删削重拟。从涂抹过的马绪传拟稿中，可以看到“因审慎起见，暂缓发行”的表述。经赵守俨先生改拟的复函如下：
一良同志：
三月七日来信收到，因我局近日在搞“五反”运动，迟复为歉。大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已印出，因该集所收皆是您的旧作，此次出版并未作过多的修改，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发行问题，拟与性质类似的古籍通盘研究后，再作具体决定。现已通知我局财务部门结算稿费，并请出版部门将奉赠的样书送上，供您参考。至于草稿，按照出版社的习惯，拟待该书发行一年之后再为送还，尚祈鉴谅是幸。
《匈奴史论文集》所收大作，当据尊集修订稿付排。这个集子尚未交来，将来如有需要商量之处，再和您专函联系。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到编辑部回函时的1964年3月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决定尚未有松动。从3月间周先生与编辑部往还信函看，周一良先生也是在此书正式印行三个月之后，才收到公开发行前送出的样书。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大规模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因周扬的指示而开展，也因周扬的讲话而偃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从1962年约稿到1963年出版，1964年发行，其过程正是这段历史反复的一个侧影。
（作者为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壹】
1962年3月20日，给周一良先生的约稿函，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组陈振起草，組长赵守俨、副总编辑张北辰核稿，金灿然签发，挂号寄往“西郊北京大学燕东园24号”，全文如下：
一良同志：
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们计划陆续编印几位专家的学术论文集。
您数十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由于散见于各种报刊，学习参考者均感寻检为难。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您自己或由您指定的同志编定一个您的集子（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均可收入），交给我们出版。
这个集子所收的论文不拘时间，解放前后的都可以；不拘题材，举凡考据、论述均欢迎；不拘文体，文言白话都可编入；不拘字数，如果字数较多，可以分卷出版。论文中某些论点现在您已有所改变或发展，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作修改。解放前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容或有不妥或不足之处，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在序言中作适当的交代。如果有尚未发表过的论文，也不妨收入。
我们希望您能同意这个要求。在编订过程中，如果有搜集材料或其他困难，我们当尽可能地帮您解决。
此致？？？
敬礼
编辑部
约稿函从第三段“这个集子……”以下，档案存件是油印稿，说明当时确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约稿计划，只是最终出版的并不多。约稿函中的四个“不拘”和“可改可不改”的编订原则，在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中也做了类似的归纳：“我们在组织编订个人的学术论文集的时候，向作者说明，只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不拘文体，不拘性质，不论考据、义理、札记，均可收入。对收入的文章，作者如愿意修改，可以；不作修改，也可以。”《我局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近况》并补充说：“不论撰写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已刊或未刊，均可收入。有的专著，解放前已经印过单行本，如果今天看来仍有较高参考价值者，仍可以全部或选择其中一部分收入新编的论文集。”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容纳的姿态，非常难得。
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说：
多数专家对我们组织他们编订文集，表示很兴奋，认为这是党对他们很大的鼓舞。但是也有个别专家，如向达，因为过去曾被作“白旗”批判过，深恐他的文集会被当作新的批判资料，因此持观望态度，不怎么积极。
周一良先生在收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约稿函后，于1962年4月9日做了回复：
编辑同志：
前接来信，关于编一本论文集事我已考虑，拟将解放前一些材料考订性的文章收集起来。共约二十余篇，可分两大类：（一）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考证文字，（二）关于六朝隋唐佛教文献和佛教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
这些文章重印前须审阅一下，并略作修改删订，估计到六月间可以抽空搞完。大部分我尚有底子，其中有“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载《申报·文史副刊》第三、四、五期，时间约在一九四七或四八年，已无存底，希望能设法给我抄一份，以便重读编进去。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二.四.九
周一良先生1989年在美国期间，回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论文的有关掌故，写成《我的〈我的前半生〉》，其中《新史讳举例》一节曾涉及信中所说的“修改删订”情况：
我的《论宇文周种族》一文，系在史语所时撰写，曾就此问题与所长傅孟真先生交换意见。文章在《集刊》发表时，“随例”附带提到傅所长。60年代中华书局印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删去他的名字，政治避讳也。《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完稿于北京解放之前，曾就正于胡适之先生，他以长信答覆讨论。此文交《燕京学报》发表已在1950年。我认为应把胡先生及周祖谟先生讨论函和论文一同发表，但对胡函有点犹疑。学报主编齐思和先生断然表示：“这是学术讨论，与政治无关，可以一起登。”而1963年中华书局出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避讳删除，只保存了周祖谟先生一封信。
档案存件的信上有两处批示：“守俨同志阅。北辰 4. 11”；“可去信给上海报刊图书馆代查代抄，我们出钱。金 18/4”。从金灿然的批示，可以看到当时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出版社把对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完全当作分内之事。4月11日，赵守俨先生草拟复函：
一良同志：
4月9日惠函收悉。承示同意编辑解放前的文集，可在六月间完成交下，甚感。《申报·文史副刊》所载“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当设法代抄送奉。
复致
敬礼
古代史组
1963年2月，书稿进入三校阶段，2月16日编辑部与周一良先生商签出版合同，信函由赵守俨拟稿，萧项平、丁树奇签发，陈振带交：
一良同志：
大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校样已由我处陈振同志于本月15日送上，希望早日校毕退还。此书迄未订约，我们拟按照每千字12元的稿酬标准和您订立出版合同，特征求您的意见。附上合同一式二份，如承同意，即请签章后寄回一份。订约后，拟先付一千元，其余部分待该书出版再为结算。尊意如何，即希示复为感。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振先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史专家），1959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古代组工作。在1963年12月调往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之前，他一直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编辑工作和与周一良先生的联络。
1963年3月13日，周一良先生致陈振函，涉及编辑加工中的一些情况：
陈振同志：
婚姻表核对了，只有汝南周氏与河东裴氏间，箭头应指向周氏，周氏与东海徐氏间，箭头应指向徐氏，稍改一下即可，其他无问题。
这张表本来很乱，经你改制后非常清楚醒目，确实花了不少功夫，理应表示感谢。请你替我在书前引言最后加上一段（文见后），以志谢忱！务乞勿忘！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三.三.十三
“婚姻表”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的附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78页）。存件信末有赵守俨先生批示：“作者要加这几句，可以同意。俨 3/14。”
根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版权页记录，1963年6月付型，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但是，到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还来信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时间，其中的缘由，又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大有关系。
【贰】
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出版情况：
编辑同志：
近得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林幹同志来函，拟将我关于宇文周种族一文收入所编匈奴史论集中，我已同意。但修订的稿子在你局，如林同志来函联系，请即将该文校样交他编排为感！
你局六二年曾约我编印旧稿，去年亦已看过清样，不知何时可出书？我手边原存的修订稿有时尚需翻阅，既已付印，可否请于便中将原稿全份掷回，以便需要时参考。多谢！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四.三.七
赵守俨先生3月9日批示：
“①已悉，记在《匈奴史论文集》卡片上，并通知傅振伦同志。②请老□将原稿寄回。
俨
？64/3/9”
傅振伦先生当时也在古代史组任职，大概是《匈奴史论文选集》的责任编辑。关于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所收《论宇文周种族》一文，对周先生来说，也有一段难以释怀的“后话”，他在前引《新史讳举例》中说：
我自己呢，恶有恶报，受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公平待遇。由于被调到“四人帮”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工作，“四人帮”打倒后，受了几年政治审查。所以，有人辑印有关匈奴的论文，辑录了我《论宇文周种族》一文，而采取“姑隐其名”的办法，以不著一字的无名氏姿态，与其他作者的署名并列。
《匈奴史论文选集》于1966年前已经编成，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曾于197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那时候周一良先生作为“梁效”成员正接受政治审查，不予署名的事当指1977年的内部印行本。
回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事情上来。旧档中有1964年1月15日赵守俨先生关于此书发行事给书局领导的请示报告：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旧文章，其中有几篇是未经发表的。这些文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内容尚充实，比他最近发表的东西，似乎并不逊色，比顾颉刚《史林杂识》显得还扎实些，谨严些。作者在引言中说“现在重印出来，只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设中，这些资料考订的一孔之见能作为几样零件，起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大致符合實际情况，想不致引起什么误会。至于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周一良的集子，似乎可以出版。
本组已出版的论文集有下列几种：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
中外史地考证（岑仲勉）
余嘉锡论学杂著
史林杂识初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在排的尚有聂崇岐《宋史丛考》、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徐光启集，都是新写的文章，不成问题。旧文章的结集仅有四种，从学术质量及人的方面来说，似不算滥，数量亦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一良的书是否可以发行，请斟酌。
俨
？64/1/15
这四种暂缓发行的“旧文章的结集”，作者分别为顾颉刚、余嘉锡、岑仲勉和周一良。1月16日，丁树奇有一段批示，道出了上列诸书暂缓发行的缘由：
问题在于：在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和听了他关于文艺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录音以后，还继续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否适宜？徐光启集我没有看过，不知观点如何，如观点不对，由于是新写的文章，更成问题。周一良的集子，暂时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说。
丁
？1.16
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三、四部分，经过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后，于1963年12月27日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为题，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等方向性问题：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
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讲话还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付印之际，正好是周扬讲话发表之时。1964年3月20日，编辑部才对周一良先生3月7日的来信做出回复。回函由古代史组秘书马绪传起草，后经赵守俨先生删削重拟。从涂抹过的马绪传拟稿中，可以看到“因审慎起见，暂缓发行”的表述。经赵守俨先生改拟的复函如下：
一良同志：
三月七日来信收到，因我局近日在搞“五反”运动，迟复为歉。大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已印出，因该集所收皆是您的旧作，此次出版并未作过多的修改，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发行问题，拟与性质类似的古籍通盘研究后，再作具体决定。现已通知我局财务部门结算稿费，并请出版部门将奉赠的样书送上，供您参考。至于草稿，按照出版社的习惯，拟待该书发行一年之后再为送还，尚祈鉴谅是幸。
《匈奴史论文集》所收大作，当据尊集修订稿付排。这个集子尚未交来，将来如有需要商量之处，再和您专函联系。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到编辑部回函时的1964年3月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决定尚未有松动。从3月间周先生与编辑部往还信函看，周一良先生也是在此书正式印行三个月之后，才收到公开发行前送出的样书。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大规模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因周扬的指示而开展，也因周扬的讲话而偃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从1962年约稿到1963年出版，1964年发行，其过程正是这段历史反复的一个侧影。
（作者为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