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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于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迷惑的。那是1973年10月的一天，漫长的飞行终于结束。这座呈现在我眼前的城市是那么的昏暗，以致我一度怀疑是否真的抵达北京。在那个年代，前往中国的飞机是不允许途经苏联领空的（中苏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破裂），航班不得不绕道而行。当时的中国内部动乱不断，对外大门紧闭，前往北京的航班需求寥寥。我们乘坐的航班从伦敦起飞，经停欧洲数国，然后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着陆。
晨曦沐浴下的喜马拉雅山脉金光灿灿，在这样的景色中，我们飞离卡拉奇，前往北京。在近23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终于抵达北京。机场一片漆黑和荒凉，看不到其他任何起落的飞机。于我们而言，这好似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的遥远、那么的与世隔绝。
初到五道口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在今天的中国，若是有12名英国留学生到达，没有人会留意；而在1973年，我们一行人的到达则象征着中英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我们是首批抵达中国的西方留学生，亦是1967年8月英国大使馆遭遇袭击以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英国留学生。早先，因一群中国人纵火烧毁了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并袭击殴打了英国外交官员，英国政府曾一度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后来，中英关系逐步修复，而我们一行人的到达便是其中一项标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全受欢迎的，正如我们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一名医生在机场迎接我们，身上穿着大了好几号的白大褂，他的职责似乎是保证中国免受外国病菌的侵入。不过不久后我们便了解到，他们想要阻拦的传染病可不仅仅是限于生理上的。比起生理上的传染病，中国政府显然更忧心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病毒入侵。在“文化大革命”开展近7年之后，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少之又少，而所剩无几的外国人则无外乎如下几类：住在北京东边使馆区的外交官；为高校和出版业中形形色色的外语相关工作提供帮助的“专家”；“友好组织”（主要为来自西方的政治同情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到访参观，作为这些组织在报告中热切宣扬中国官方价值观的回报）以及少数外国留学生。
随后我们便乘上了巴士车，经过颇长一段时间后来到北京语言学院。一进校门，便能看到主楼前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泽东像：雕像背朝北京语言学院，面向对面的建筑，凝望的眼神中饱含着忧思。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断有外国留学生到达。但在1973年9月，只有5名柬埔寨留学生、3名日本留学生、1名科威特留学生和3名坦桑尼亚留学生。随着我们一行12人的到达，留学生队伍立刻翻了一番。第二天，我们中的几个人走出校门，在附近溜达。我们沿着一条静谧的道路慢悠悠地散步，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不久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广场，这儿分布着几家杂货店、洗衣房和小餐馆。稍远处则有一片田地和鸭池。这儿便是五道口了。我们的到来引发了一阵骚动，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看见老外们四处闲逛，没有陪同的人也没有坐车，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我们从杂货店结账离开后，身后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原来人们纷纷围在玻璃窗后，想要更清楚地观察我们这些奇怪的老外，以至于薄玻璃窗不堪重压而碎裂。
生活日久，作息也逐渐形成了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窗外树上绑着的喇叭准时把我们“咳”醒。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东方红》，然后是军乐和早锻炼音乐，最后是国内外新闻。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我们的枕头填充物是干稻草，每次一翻身，便会吱嘎作响；食堂的饭菜很难下咽；找不到酒吧和咖啡馆，喝不到咖啡，吃不上奶酪，听不到西方音乐，看不到西方电影。唯一的娱乐形式便是偶尔组织观看的为数不多的革命样板戏，我们很快便全部看完了。每逢周末，我们往往会骑着自行车游北京，试图寻觅北京那些著名的庙宇和古迹，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我们发现大部分并不开放，而且许多已被红卫兵损毁。
学校的老师工作很勤勉，但当时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第一天上课时我带了个小型录音机，想把上课内容录下来以便回头复习。结果老师一看到录音机，脸就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哀求我把录音机关了，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不得不同意了。当时我无法理解在语言课上录音竟然不被允许。而那时的我还尚未经历他所经历的。
出于对20世纪中国小说和短篇的热爱，我来到这儿学习文学。作为老舍先生的崇拜者，我一直梦想在这座带给他灵感的城市里阅读他笔下的北京，掌握他所热爱的北京话的美妙和神奇。可是，我不幸赶上了历史上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最糟糕的年代：在不断的迫害之下，老舍先生于1966年去世。老舍先生以及同时期大部分杰出作家的作品都被封禁。可供我学习的只剩下鲁迅的散文（我之前已读过）、江青的样板戏和毛泽东的诗歌。无论是从智力角度而言，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两年留学生涯都将无比漫长。
与此同时我还兼修汉语课程。课程进度缓慢，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为了迎合“文化大革命”，修改后的语言教材中充斥着大量政府宣传话语。这些教材内容极度乏味、无聊，起码对于我们西方留学生而言是如此。我们很快便了解到，比起语法，政治观点的正确性更为重要。无论写什么，若是没有提及该文是受毛主席思想激发的话，那么休想拿高分。
我们老老实实地看着革命样板戏，挖空心思地想找出些隐藏的深度来。几个月后，我们观看了朝鲜的电影（当时唯一获准播放的外国电影）。由于之前看的戏实在太过于单调和沉闷，以至于我们居然在朝鲜电影中品到了新颖和生动。
遭遇安东尼奥尼
最终，正是一部电影使我陷入了麻烦。1974年春节期间，冗长的“批孔”运动正盛，广播和报纸里铺天盖地的都是相关的内容，中国的大学生们纷纷写着揭露孔学反动性的长文，指责正是孔子的学说导致了中国的封建落后。而我们作为外国留学生，原本一直免于参加此类政治运动。但该年年初，新展开的两次政治运动似乎把我们也卷了进去，很难置身事外。第一次运动是“批斗贝多芬”，谴责这位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为资产阶级分子，并且声称他的作品比不上纯粹的无产阶级音乐《黄河协奏曲》。对我而言，再多的政治宣传都没法使《黄河协奏曲》好听过贝多芬的作品，但我的看法又实在无足轻重。 第二次批斗运动可是确确实实把我卷进去了，虽然一开始相当地奇怪。1974年春天第二个被批斗的对象是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曾于1972年受邀来中国拍电影。有传言说是周恩来提出的邀请，周总理认为中国的政治宣传手段在西方产生了反效果，若是想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那么邀请西方知名导演来中国拍片将更有效果。作为国际上认可的大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他的电影应能获得尊重并引发关注。
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冷战时期，有一些西方作家和导演对共产主义阵营抱有更大的同情心。比如1960年代BBC总干事休?卡尔顿?格林（Hugh Carlton Greene）的堂兄：英国导演菲力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曾在共产主义国家拍过同情该阵营纪录片的菲力克斯在中国也拍过一些电影。不过菲力克斯的电影相当沉闷，只能吸引那些在政治上已倾心于共产主义的观众，他不过是在“向皈依者布道”。当时的希望是借助安东尼奥尼更加杰出的电影才能，来为中国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
这个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明智的。中国官方拍摄的宣传片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显然太过于歇斯底里，若是在国外上映，人们会因此发笑而非同情。安东尼奥尼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他的工人阶级父母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了美好生活，但仍保持着对穷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他怀着对音乐、艺术和电影的满腔热情，持续从事着关于“异化（alienation）”主题的具有进步性和实验性的工作，并且因此享有国际盛誉。对于中国这个十多年未有严肃的西方电影人到访的国家而言，若是由安东尼奥尼执导拍摄一部影片，那么势必会引起关注。
但是这种尝试显然两边不讨好。周恩来或许对于多文化交流有着深思熟虑的看法，而江青却没有。安东尼奥尼作为西方的电影导演，其个人的艺术想象显然是最重要的。1974年的中国正处于文化上最为狭隘和教条主义的时期。安东尼奥尼对于情感和异化主题有着狂热的喜爱；而相对地，1974年的中国文化是一曲颂扬黩武主义和宣扬个人服从意识形态的长篇赞歌。安东尼奥尼根本无法拍出一部足够狭隘的宣传片来适应那个年代的中国。这样的尝试肯定会招致失败，而最终也确实如此。
1972年，安东尼奥尼带领的意大利摄制组在中国花费了五周时间拍摄这部影片。在该年12月，影片以意大利语的“中国”为名，即《Chung Kuo》在美国上映。次年1月和2月，该片又分为3集在意大利电视台放映。影片放映之后仅仅一年，随着“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迫害升级，中国国内开始批斗该片。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作品被批为“反华”和“反共产主义”，并被指责通过拍摄贫穷和落后的镜头来恶意丑化中国。影片中出现的南京长江大桥桥下晒裤子的镜头被视为对中国的侮辱，批判言论指责该行为不可原谅。该批判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大批斗，中国同学们每天都得例行批判安东尼奥尼。一如往常，北语的外办把我们这些留学生喊过去开会讨论此事：他们一一列举了这位意大利导演的“反华罪行”。这事很是棘手，一方面，我们可不想得罪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从未看过该片，根本无法对这些批判言论表示赞同或反对。我们被告知是不可能观看这部电影的。他们告诉我们，无数的中国人都在没看过该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例外呢？
开完会后，我们便回去撰写歌颂毛主席的文章，并稍稍留心了这起怪异的政治运动——后来还有更怪的：几月后，针对1970年代短暂风靡，现已几乎被遗忘的《海鸥乔纳森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一书，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小的批斗运动。由于该书当时并未在中国出版，因此其缘何遭遇批斗便不得而知了。
“反华”罪证
几周后，北京迎来了春天。在阳光灿烂的一日，天空像一块蓝水晶，正如老舍先生被禁的小说中描绘的那样。树木也开始悄悄萌芽。我和另一同学打算在海淀的某条小巷散个步，以此来庆祝冬天的结束。当时的海淀区相当安静，让人感觉似乎身处乡下。和往常一样，我带上了相机。
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拍到街上一些妇女正在和水泥的镜头后，麻烦来了。这样的画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简直就是北京的日常一景，因此我在拍照的时候丝毫没有顾忌。但是拍完后没走几步，一名男子便大跨步走到我们前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上身穿着带拉链的浅灰色夹克衫，脚上穿的是皮鞋，从这些能大略判断出他是名干部。他的脸上显露出强烈敌意，不住地打量着我们。
“你干什么？”他很不友好地问道。同伴希望通过展现外国人的“无知者无罪”，能缓解正在恶化的形势。带着平生最友好最无辜的微笑，他回答道：“我是留学生。你干什么？”
这个策略未能奏效。这名干部随后的问题更加尖锐。“你们为何故意到这片北京的落后地区来拍摄反华照片？”他厉声喝道。——英国法官会判定该提问属于“诱导性提问”，这在法律中是不被允许的。而这名“法官”已然对我们作出了裁决：我们是有罪的。剩下的便是量刑的问题了。
当这一切都过去后，我回顾当时的情景：在遇到我们之前，这名地方干部站在美丽的春日阳光下，担忧着自己的“批斗安东尼奥尼”任务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毕竟，意大利导演可不是每天都会在海淀区转悠的，而且也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抓任何本地人来批斗都没多大用处。就在他苦恼的时候，我俩撞了上去，两个老外，一个相机。这真是他的幸运日。
对我们而言，这可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我还是试图回答他的问题。我决定把海淀区是否属于落后地带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放一旁，而把辩护的立足点设在“女权运动”上。我向他解释道，这张绝非是拍摄落后场景的反华照片，妇女和水泥的照片是中国女性成功“撑起半边天”的有力证明。在我们西方，女性被认为是弱小的。而正如我所拍下的，中国的妇女是强大的。说完后我对自己的灵机应变颇为得意。
不过我们的“审讯官”并未被打动。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挤过来挤过去，想要更清楚地看看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小径来到某个院子里的一处办公室，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哪，我猜测可能是街道办。消息马上传遍了海淀区，越来越多的人挤往这小小的办公室。院子被看热闹的人们挤满了，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是那样地吵闹，充斥着人们七嘴八舌的嗡嗡声。 “审讯”再次开始。
“你们来到这片落后区域拍摄反华照片，究竟是何居心？”这位干部质问道，这次的语气更加具有攻击性，好似给新到的观众献上的表演。我把那番辩解又重复了一遍。这回又有另外一名男子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何来到北京这片落后地区拍摄反华照片？”就好像这个问题之前没人问过，也没人回答过一样。“把你的底片交出来！”我转动卷轴，把胶片倒回去，打开相机，把胶片递给他。他轻蔑地看着胶片，说道：“别以为你能很容易就躲过去了。”边说还边瞥一眼人群，寻求赞同。
就这样一个个地，直到第五个人质问我并要求看底片，但随即又还给我之后，我开始放松了下来。我们逐渐意识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上来批斗我们，在这个冗长的过程结束之前，我们休想脱离。若是有人胆敢不上来批斗，那么事后他就可能会因为没能批判“小安东尼奥尼”，没能维护祖国的荣耀和尊严而受到谴责。整个过程将会是单调、乏味又令人不悦的，但从此过程的惯例性看来，我俩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危险。只不过是要让这一切都发生一遍。
我放弃了辩解，也懒得递交底片了。这一切不过是例行公事，我俩所做所言都已无关紧要。于是，我的大脑从这片混乱中游离出来，开始想象戏剧评论家若看到这出真实上演的日常戏剧会如何评论，并想象着这出剧的最终一幕又会是什么。
大约两个小时后，戏剧渐入尾声。此时小屋的窗帘已拉了下来，以防院子里好奇的人们再往里面窥探，因此屋内的光线并不太好。饭点快到了，于是批斗快要结束了，人们的怒气也逐渐消散。最后几位连“台词”都没说全，当然更别提什么新的“台词”出现，即使如此，指责我们危害中国的“台词”还是必须要说一下的。
就在当时，人群突然两边分开，走进来两名警察。他俩接管了这出剧，前面的“演员们”纷纷松了一口气。他们听了听我俩的罪行，脸上一副严肃的官方表情。他俩问我要底片，我马上递过去，他们把底片收走了。至此，该剧终于落下帷幕。
事后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处理这底片的。是洗了出来，然后放进了某个个人警方档案中，作为我“反华行为”的证据，以防未来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是说这底片不过是他们又一天工作后无用的垃圾，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警察开车把我俩送回了北语。我们既没被开除，也没被惩罚。官方似乎觉得有点尴尬，或许还因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而松了一口气。
重温过往
对我来说该事件还带来了一些烦人的后果：在当时，每个集体中都得找出个反面人物，每个班也不例外，以此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者同班级敌人持续作斗争的日常戏码。随着我“反华行为”的正式认定，这个反面人物我是当定了。好在大部分政治运动都是内部进行，因此也没什么太严重的后果。
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被禁止在中国旅行。每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当日场景时刻提醒着我，别照什么有任何“恶意”的照片。有一次在上海，一个教师还真的用手挡住了我的镜头。当我抗议他的行为时，他表示对我过去的“反华摄影行为”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永远都是“小安东尼奥尼”了。在中国的学业结束后，我回到了英国。
去年，在将近40年后，我来到了现已是小型博物馆的老舍故居，以此献上对先生的敬意和纪念。对于先生曾遭受的苦难我感同身受，我伫立在这幢朴素的房子前，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时至今日，我已无法回来研究他的作品，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对于安东尼奥尼，我并未进一步关注他。他在90多岁的时候拍了一生最后一部电影，于2007年以94岁的高龄去世，恰好与著名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同一天去世。前几天我想着这部多年前的纪录片，突然再次感到好奇。在《中国》拍摄完成40年后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此片。
而于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看着看着，我对中国最初的回忆一一涌现：空荡荡的道路、蓝色和灰色的棉外衣、大辫子的年轻姑娘、未施粉黛的脸庞、没有商业广告的带有农村气息的城市、列队前行的普通市民们……
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在这单色人群的一张张脸上停留。人们纷纷回头看过来，眼神中充满怀疑和不安。这是对于“异化”的无声学习。导演拍摄时明显受到了限制，镜头所触及的地方全是当时外国人允许参观的少数区域：天安门广场、天坛，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他看到的场景不过还是那些：未使用西医麻醉而用针灸麻醉的手术、手持木矛进行军事演练的小学生。摄影组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也许因为这不被允许），镜头寻找和观察着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电影里的旁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很是克制，观众能够感受到安东尼奥尼当时的不安。
在他拍摄的一组组日常场景中，包括了那著名的晾衣服镜头。同那个时期的其他外国人一样，安东尼奥尼导演被带去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象征着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大桥的能力。
在尽职尽责地展现了大桥的政治意义之后，他的镜头沿着大桥，拍到了江上的日常生活。桥下的驳船上，男人女人们洗着衣服，并把洗完的衣服晾到船尾。这就是当初被解读为对中国极大侮辱的一幕。
镜头最后扫到了街上。我发誓，我瞥见了几个妇女正在那儿和水泥……
晨曦沐浴下的喜马拉雅山脉金光灿灿，在这样的景色中，我们飞离卡拉奇，前往北京。在近23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终于抵达北京。机场一片漆黑和荒凉，看不到其他任何起落的飞机。于我们而言，这好似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的遥远、那么的与世隔绝。
初到五道口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在今天的中国，若是有12名英国留学生到达，没有人会留意；而在1973年，我们一行人的到达则象征着中英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我们是首批抵达中国的西方留学生，亦是1967年8月英国大使馆遭遇袭击以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英国留学生。早先，因一群中国人纵火烧毁了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并袭击殴打了英国外交官员，英国政府曾一度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后来，中英关系逐步修复，而我们一行人的到达便是其中一项标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全受欢迎的，正如我们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一名医生在机场迎接我们，身上穿着大了好几号的白大褂，他的职责似乎是保证中国免受外国病菌的侵入。不过不久后我们便了解到，他们想要阻拦的传染病可不仅仅是限于生理上的。比起生理上的传染病，中国政府显然更忧心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病毒入侵。在“文化大革命”开展近7年之后，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少之又少，而所剩无几的外国人则无外乎如下几类：住在北京东边使馆区的外交官；为高校和出版业中形形色色的外语相关工作提供帮助的“专家”；“友好组织”（主要为来自西方的政治同情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到访参观，作为这些组织在报告中热切宣扬中国官方价值观的回报）以及少数外国留学生。
随后我们便乘上了巴士车，经过颇长一段时间后来到北京语言学院。一进校门，便能看到主楼前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泽东像：雕像背朝北京语言学院，面向对面的建筑，凝望的眼神中饱含着忧思。随后的几个月里，不断有外国留学生到达。但在1973年9月，只有5名柬埔寨留学生、3名日本留学生、1名科威特留学生和3名坦桑尼亚留学生。随着我们一行12人的到达，留学生队伍立刻翻了一番。第二天，我们中的几个人走出校门，在附近溜达。我们沿着一条静谧的道路慢悠悠地散步，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不久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广场，这儿分布着几家杂货店、洗衣房和小餐馆。稍远处则有一片田地和鸭池。这儿便是五道口了。我们的到来引发了一阵骚动，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看见老外们四处闲逛，没有陪同的人也没有坐车，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我们从杂货店结账离开后，身后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原来人们纷纷围在玻璃窗后，想要更清楚地观察我们这些奇怪的老外，以至于薄玻璃窗不堪重压而碎裂。
生活日久，作息也逐渐形成了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窗外树上绑着的喇叭准时把我们“咳”醒。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东方红》，然后是军乐和早锻炼音乐，最后是国内外新闻。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我们的枕头填充物是干稻草，每次一翻身，便会吱嘎作响；食堂的饭菜很难下咽；找不到酒吧和咖啡馆，喝不到咖啡，吃不上奶酪，听不到西方音乐，看不到西方电影。唯一的娱乐形式便是偶尔组织观看的为数不多的革命样板戏，我们很快便全部看完了。每逢周末，我们往往会骑着自行车游北京，试图寻觅北京那些著名的庙宇和古迹，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我们发现大部分并不开放，而且许多已被红卫兵损毁。
学校的老师工作很勤勉，但当时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第一天上课时我带了个小型录音机，想把上课内容录下来以便回头复习。结果老师一看到录音机，脸就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哀求我把录音机关了，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不得不同意了。当时我无法理解在语言课上录音竟然不被允许。而那时的我还尚未经历他所经历的。
出于对20世纪中国小说和短篇的热爱，我来到这儿学习文学。作为老舍先生的崇拜者，我一直梦想在这座带给他灵感的城市里阅读他笔下的北京，掌握他所热爱的北京话的美妙和神奇。可是，我不幸赶上了历史上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最糟糕的年代：在不断的迫害之下，老舍先生于1966年去世。老舍先生以及同时期大部分杰出作家的作品都被封禁。可供我学习的只剩下鲁迅的散文（我之前已读过）、江青的样板戏和毛泽东的诗歌。无论是从智力角度而言，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两年留学生涯都将无比漫长。
与此同时我还兼修汉语课程。课程进度缓慢，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为了迎合“文化大革命”，修改后的语言教材中充斥着大量政府宣传话语。这些教材内容极度乏味、无聊，起码对于我们西方留学生而言是如此。我们很快便了解到，比起语法，政治观点的正确性更为重要。无论写什么，若是没有提及该文是受毛主席思想激发的话，那么休想拿高分。
我们老老实实地看着革命样板戏，挖空心思地想找出些隐藏的深度来。几个月后，我们观看了朝鲜的电影（当时唯一获准播放的外国电影）。由于之前看的戏实在太过于单调和沉闷，以至于我们居然在朝鲜电影中品到了新颖和生动。
遭遇安东尼奥尼
最终，正是一部电影使我陷入了麻烦。1974年春节期间，冗长的“批孔”运动正盛，广播和报纸里铺天盖地的都是相关的内容，中国的大学生们纷纷写着揭露孔学反动性的长文，指责正是孔子的学说导致了中国的封建落后。而我们作为外国留学生，原本一直免于参加此类政治运动。但该年年初，新展开的两次政治运动似乎把我们也卷了进去，很难置身事外。第一次运动是“批斗贝多芬”，谴责这位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为资产阶级分子，并且声称他的作品比不上纯粹的无产阶级音乐《黄河协奏曲》。对我而言，再多的政治宣传都没法使《黄河协奏曲》好听过贝多芬的作品，但我的看法又实在无足轻重。 第二次批斗运动可是确确实实把我卷进去了，虽然一开始相当地奇怪。1974年春天第二个被批斗的对象是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曾于1972年受邀来中国拍电影。有传言说是周恩来提出的邀请，周总理认为中国的政治宣传手段在西方产生了反效果，若是想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那么邀请西方知名导演来中国拍片将更有效果。作为国际上认可的大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他的电影应能获得尊重并引发关注。
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冷战时期，有一些西方作家和导演对共产主义阵营抱有更大的同情心。比如1960年代BBC总干事休?卡尔顿?格林（Hugh Carlton Greene）的堂兄：英国导演菲力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曾在共产主义国家拍过同情该阵营纪录片的菲力克斯在中国也拍过一些电影。不过菲力克斯的电影相当沉闷，只能吸引那些在政治上已倾心于共产主义的观众，他不过是在“向皈依者布道”。当时的希望是借助安东尼奥尼更加杰出的电影才能，来为中国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
这个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明智的。中国官方拍摄的宣传片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显然太过于歇斯底里，若是在国外上映，人们会因此发笑而非同情。安东尼奥尼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他的工人阶级父母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了美好生活，但仍保持着对穷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他怀着对音乐、艺术和电影的满腔热情，持续从事着关于“异化（alienation）”主题的具有进步性和实验性的工作，并且因此享有国际盛誉。对于中国这个十多年未有严肃的西方电影人到访的国家而言，若是由安东尼奥尼执导拍摄一部影片，那么势必会引起关注。
但是这种尝试显然两边不讨好。周恩来或许对于多文化交流有着深思熟虑的看法，而江青却没有。安东尼奥尼作为西方的电影导演，其个人的艺术想象显然是最重要的。1974年的中国正处于文化上最为狭隘和教条主义的时期。安东尼奥尼对于情感和异化主题有着狂热的喜爱；而相对地，1974年的中国文化是一曲颂扬黩武主义和宣扬个人服从意识形态的长篇赞歌。安东尼奥尼根本无法拍出一部足够狭隘的宣传片来适应那个年代的中国。这样的尝试肯定会招致失败，而最终也确实如此。
1972年，安东尼奥尼带领的意大利摄制组在中国花费了五周时间拍摄这部影片。在该年12月，影片以意大利语的“中国”为名，即《Chung Kuo》在美国上映。次年1月和2月，该片又分为3集在意大利电视台放映。影片放映之后仅仅一年，随着“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迫害升级，中国国内开始批斗该片。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作品被批为“反华”和“反共产主义”，并被指责通过拍摄贫穷和落后的镜头来恶意丑化中国。影片中出现的南京长江大桥桥下晒裤子的镜头被视为对中国的侮辱，批判言论指责该行为不可原谅。该批判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大批斗，中国同学们每天都得例行批判安东尼奥尼。一如往常，北语的外办把我们这些留学生喊过去开会讨论此事：他们一一列举了这位意大利导演的“反华罪行”。这事很是棘手，一方面，我们可不想得罪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从未看过该片，根本无法对这些批判言论表示赞同或反对。我们被告知是不可能观看这部电影的。他们告诉我们，无数的中国人都在没看过该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例外呢？
开完会后，我们便回去撰写歌颂毛主席的文章，并稍稍留心了这起怪异的政治运动——后来还有更怪的：几月后，针对1970年代短暂风靡，现已几乎被遗忘的《海鸥乔纳森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一书，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小的批斗运动。由于该书当时并未在中国出版，因此其缘何遭遇批斗便不得而知了。
“反华”罪证
几周后，北京迎来了春天。在阳光灿烂的一日，天空像一块蓝水晶，正如老舍先生被禁的小说中描绘的那样。树木也开始悄悄萌芽。我和另一同学打算在海淀的某条小巷散个步，以此来庆祝冬天的结束。当时的海淀区相当安静，让人感觉似乎身处乡下。和往常一样，我带上了相机。
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拍到街上一些妇女正在和水泥的镜头后，麻烦来了。这样的画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简直就是北京的日常一景，因此我在拍照的时候丝毫没有顾忌。但是拍完后没走几步，一名男子便大跨步走到我们前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上身穿着带拉链的浅灰色夹克衫，脚上穿的是皮鞋，从这些能大略判断出他是名干部。他的脸上显露出强烈敌意，不住地打量着我们。
“你干什么？”他很不友好地问道。同伴希望通过展现外国人的“无知者无罪”，能缓解正在恶化的形势。带着平生最友好最无辜的微笑，他回答道：“我是留学生。你干什么？”
这个策略未能奏效。这名干部随后的问题更加尖锐。“你们为何故意到这片北京的落后地区来拍摄反华照片？”他厉声喝道。——英国法官会判定该提问属于“诱导性提问”，这在法律中是不被允许的。而这名“法官”已然对我们作出了裁决：我们是有罪的。剩下的便是量刑的问题了。
当这一切都过去后，我回顾当时的情景：在遇到我们之前，这名地方干部站在美丽的春日阳光下，担忧着自己的“批斗安东尼奥尼”任务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毕竟，意大利导演可不是每天都会在海淀区转悠的，而且也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抓任何本地人来批斗都没多大用处。就在他苦恼的时候，我俩撞了上去，两个老外，一个相机。这真是他的幸运日。
对我们而言，这可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我还是试图回答他的问题。我决定把海淀区是否属于落后地带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放一旁，而把辩护的立足点设在“女权运动”上。我向他解释道，这张绝非是拍摄落后场景的反华照片，妇女和水泥的照片是中国女性成功“撑起半边天”的有力证明。在我们西方，女性被认为是弱小的。而正如我所拍下的，中国的妇女是强大的。说完后我对自己的灵机应变颇为得意。
不过我们的“审讯官”并未被打动。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挤过来挤过去，想要更清楚地看看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小径来到某个院子里的一处办公室，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哪，我猜测可能是街道办。消息马上传遍了海淀区，越来越多的人挤往这小小的办公室。院子被看热闹的人们挤满了，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是那样地吵闹，充斥着人们七嘴八舌的嗡嗡声。 “审讯”再次开始。
“你们来到这片落后区域拍摄反华照片，究竟是何居心？”这位干部质问道，这次的语气更加具有攻击性，好似给新到的观众献上的表演。我把那番辩解又重复了一遍。这回又有另外一名男子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何来到北京这片落后地区拍摄反华照片？”就好像这个问题之前没人问过，也没人回答过一样。“把你的底片交出来！”我转动卷轴，把胶片倒回去，打开相机，把胶片递给他。他轻蔑地看着胶片，说道：“别以为你能很容易就躲过去了。”边说还边瞥一眼人群，寻求赞同。
就这样一个个地，直到第五个人质问我并要求看底片，但随即又还给我之后，我开始放松了下来。我们逐渐意识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上来批斗我们，在这个冗长的过程结束之前，我们休想脱离。若是有人胆敢不上来批斗，那么事后他就可能会因为没能批判“小安东尼奥尼”，没能维护祖国的荣耀和尊严而受到谴责。整个过程将会是单调、乏味又令人不悦的，但从此过程的惯例性看来，我俩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危险。只不过是要让这一切都发生一遍。
我放弃了辩解，也懒得递交底片了。这一切不过是例行公事，我俩所做所言都已无关紧要。于是，我的大脑从这片混乱中游离出来，开始想象戏剧评论家若看到这出真实上演的日常戏剧会如何评论，并想象着这出剧的最终一幕又会是什么。
大约两个小时后，戏剧渐入尾声。此时小屋的窗帘已拉了下来，以防院子里好奇的人们再往里面窥探，因此屋内的光线并不太好。饭点快到了，于是批斗快要结束了，人们的怒气也逐渐消散。最后几位连“台词”都没说全，当然更别提什么新的“台词”出现，即使如此，指责我们危害中国的“台词”还是必须要说一下的。
就在当时，人群突然两边分开，走进来两名警察。他俩接管了这出剧，前面的“演员们”纷纷松了一口气。他们听了听我俩的罪行，脸上一副严肃的官方表情。他俩问我要底片，我马上递过去，他们把底片收走了。至此，该剧终于落下帷幕。
事后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处理这底片的。是洗了出来，然后放进了某个个人警方档案中，作为我“反华行为”的证据，以防未来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是说这底片不过是他们又一天工作后无用的垃圾，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警察开车把我俩送回了北语。我们既没被开除，也没被惩罚。官方似乎觉得有点尴尬，或许还因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而松了一口气。
重温过往
对我来说该事件还带来了一些烦人的后果：在当时，每个集体中都得找出个反面人物，每个班也不例外，以此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者同班级敌人持续作斗争的日常戏码。随着我“反华行为”的正式认定，这个反面人物我是当定了。好在大部分政治运动都是内部进行，因此也没什么太严重的后果。
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被禁止在中国旅行。每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当日场景时刻提醒着我，别照什么有任何“恶意”的照片。有一次在上海，一个教师还真的用手挡住了我的镜头。当我抗议他的行为时，他表示对我过去的“反华摄影行为”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永远都是“小安东尼奥尼”了。在中国的学业结束后，我回到了英国。
去年，在将近40年后，我来到了现已是小型博物馆的老舍故居，以此献上对先生的敬意和纪念。对于先生曾遭受的苦难我感同身受，我伫立在这幢朴素的房子前，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时至今日，我已无法回来研究他的作品，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对于安东尼奥尼，我并未进一步关注他。他在90多岁的时候拍了一生最后一部电影，于2007年以94岁的高龄去世，恰好与著名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同一天去世。前几天我想着这部多年前的纪录片，突然再次感到好奇。在《中国》拍摄完成40年后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此片。
而于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看着看着，我对中国最初的回忆一一涌现：空荡荡的道路、蓝色和灰色的棉外衣、大辫子的年轻姑娘、未施粉黛的脸庞、没有商业广告的带有农村气息的城市、列队前行的普通市民们……
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在这单色人群的一张张脸上停留。人们纷纷回头看过来，眼神中充满怀疑和不安。这是对于“异化”的无声学习。导演拍摄时明显受到了限制，镜头所触及的地方全是当时外国人允许参观的少数区域：天安门广场、天坛，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他看到的场景不过还是那些：未使用西医麻醉而用针灸麻醉的手术、手持木矛进行军事演练的小学生。摄影组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也许因为这不被允许），镜头寻找和观察着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电影里的旁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很是克制，观众能够感受到安东尼奥尼当时的不安。
在他拍摄的一组组日常场景中，包括了那著名的晾衣服镜头。同那个时期的其他外国人一样，安东尼奥尼导演被带去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象征着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大桥的能力。
在尽职尽责地展现了大桥的政治意义之后，他的镜头沿着大桥，拍到了江上的日常生活。桥下的驳船上，男人女人们洗着衣服，并把洗完的衣服晾到船尾。这就是当初被解读为对中国极大侮辱的一幕。
镜头最后扫到了街上。我发誓，我瞥见了几个妇女正在那儿和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