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曾就读于北京四中。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济大学。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他还是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获得过德国“大十字勋章”等多项奖项。
　　衰落的盐商大家庭
　　1905年9月17日，直隶省涿州城内西丁市口冯家大院内传出一个初生男婴的哭声。这个新生儿字君培，名承植，属承字辈。读中学时，自己取别名冯至；后来发表论著，大多署名冯至。他出生的这个大家庭，论经济实力，确实显赫过。但今天我们已不能目睹昔日冯家大院的风光了。仅仅从涿州最著名的小学之一西丁市口小学门口堆着的原冯家大院东院大门的精致的圆形石柱，以及仅占原冯家大院大约四分之一的宽阔校区，便可想象出当年冯家大院的规模和气势。
　　冯家远祖是山西解州冯家堡人，后移居东安县歌渔城。明朝正德年间迁天津。据族谱记载，承植这一房的祖宗盘公在三十年内，从针铺生意开始，后经营盐业，因致巨富。鼎盛时期，仅动产即达百万两银以上。道光末己已年，冯家因遗误正课，致被奏参，全家避难来涿。先住东门，后移居此宅。冯家破产，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是由于偷税漏税而招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以天津等地家产抵罚款，尚欠四分之一。冯家迁涿州后，家业又有起色。经过多年惨淡经营，承植的曾祖父冯守诚还清了全部债务，并略有盈余。他不吝施与，无论戚谊友谊，即及穷荒路人，有求必应。每至岁寒，除粥厂官捐之外，必私自舍棉衣粥食及施棺给薪并药饵等项。从这一记述，可想见守诚先生的为人，也可推知冯家又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冯家和当时中国许多官商之家一样，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人口达数十人。
　　这个大家庭成员，守字辈以经商为主；到了学字辈，学彰、学彦均为增广生，学锦敕授文林郎；到文字辈，多当小吏小职员，地位不显，收入不丰。守诚先生曾说：知足安分，可望起色。其实，他的后人，如承植父亲文澍确实知足安分，却难有起色，家境每况愈下。他有时没有固定收人，又不太会理财，加他自己共六人靠他维持生活.只有在借贷中艰难地度日。
　　京城求学
　　1916年暑假，十二岁的冯承植在继母的陪同下到了北京，住在继母的堂弟、当时在国家测绘局任职的朱受豫家。舅父一家人热情接待了这位小客人。通过十里挑一的严格考试，承植被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录取。这是一所著名的公立中学，创建于1907年，原名顺天府中学堂。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城内西什库后库。冯至从涿州来到北京，对他的一生，有着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四中的校舍，冯至后来描述过：“我于1916年暑假考入四中，学校里房舍一部分还保留着封建官府的格式。走进高台阶的黑漆大门，坐北朝南是一座两明一暗的大厅.隔开的一间是校长办公室，打通的两间是教员休息室兼会客室。厅前花木茂盛，这大厅与其说是办公室，倒不如说像是某某官府别院里的一个花厅”。
　　在四中，有几位师长给冯至影响很大。一位是教数学的黄先生，他讲解数学，浅近易懂，善于引导学生解决难题而且要求加强速度，使他这一向对数字感觉迟钝的人对代数、几何也有了爱好。又一位是教国文的潘云超先生，冯至在几十年后回忆道：“记得潘先生给学生讲解《汉书艺文志》，拓展了我的眼界，又讲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使我懂得了一些文字源流。给我印象尤深的是，他给我们讲了古代的一些愤世嫉俗、寓有反抗性的文章。记得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讲到《韩非子》的《说难》，共四部，每部都先列出若干条事例，然后根据每条事例判断是非，韩非就以这种方式宣传法家思想，批评儒家和一般因袭观点，我读了后，思想上得到不少启发。那时在五四之前，社会上尊孔风气还很浓厚，我们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到韩非的仲尼不知善赏也等批评孔子的言论，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受。”
　　总之，潘、施二位老师给冯至打下了初步的文学基础，当时中学里也设数、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课程，而他终于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能不说是受了两位老师的影响。
　　“五四”洗礼中结识鲁迅
　　冯至在四中目睹了五四运动情景：全校沸腾，气象一新。打倒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等小条标语转瞬间贴遍了墙壁和树干。紧接着是走出校门，宣传讲演，自动地成立学生会，派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罢课游行，跟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他高兴，思想感情倾向爱国学生运动，但并没有投身其中，他一直不是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弄潮儿。
　　五四，在冯至的人生道路上，也是一个界碑，一个转折点。此前，他对于出版已四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先进的思想界所探讨的问题，对文学革命，一无所知。五四后，冯至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和新的书籍。1919年5月出版的6卷5号《新青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及其署名唐俟的随感录《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同班同学戴昌霆告诉他，鲁迅、唐俟是一个人不同的笔名，戴的父亲和鲁迅在教育部共事。初次读《药》，冯至并不懂得它的全部丰富内涵，但小说故事的大意他是了解的，一面是迷信、愚昧的可怕，一面是造反者夏瑜的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冯至惊异于这小说的魄力，也被随感录的见识吸引。从此，他在报刊上一见到鲁迅著作，都一一仔细阅读。1919年12月1日，天气很冷，街上有积雪冰凌，他得到了一份《晨报创刊纪念》（增刊），上面登有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便反复读，上课了，他还在想象那个人力车夫的形象。两年前也是冬天，人力车夫拉着车飞跑。一个花白头发的妇人横截过来，车把带了一下她的未扣的棉背心，她慢慢地倒下了。这时，我觉得车夫的后影高大了，高大得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又是一种威压，似要榨出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我永不忘怀这件小事，它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冯至不禁流下泪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了什么，他完全没听到。在人格精神方面，冯至和鲁迅靠得很近很近，他们都能从普通人和日常小事中发现高尚、伟大的东西。 　　应该说，五四后，在报刊、书籍中读中外著作，冯至又找到了无数不曾谋面的老师。在进北京大学学习以前（1919——1920），他最喜爱的作家除鲁迅外，还有胡适、郭沫若等人。冯至曾说：“回想1920年的春天，我在中学读书，在报纸上读到《尝试集》出版的消息，不等到北京来书，便迫不及待地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寄去几角钱的邮票订购。书寄到后，如获至宝，其中有些诗我很快就能背诵。”
　　五四时期，新文学、新思想、新文化和传播这些内容的报刊，真如一把火，点燃了青年心中的火。他们都想说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大中学生纷纷办刊物，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新潮》，高级师范附属中学出版了《少年》，北京师范学校觉社也出版了一种刊物。1919年下半年，冯至的同学好友中有人提议：自己也办个刊物。刊物定名为《青年》。青年一词在当时是很神圣的。
　　刊物的名称定下，没有经费印刷，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是拿着募捐簿向教师们募款。刊物在四中教师的帮助下出版了。它仿效《新青年》，也设随感录，但毕竟幼稚，生命力不强，再加上出版四期后，经费告竭，只有停办。而冯至从中尝到了办刊物的乐趣。
　　在大师身边成长
　　1920年暑期，冯至毕业，考取了农业大学，他到罗道庄（当时农大的地址）去看了看，不想上，于是回家自学一年。这一年，他大量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这些诗和宋词，与冯至的审美情趣有相通之处，因而无形中熏陶了他，甚至影响、滋润了他后来的诗作。
　　1921年秋，冯至考入了他早已神往的北京大学预科文科，两年后转入本科德文系。据他自己说：“那时我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即觉得中国的东西可以自学，而外国的东西同我们距离太大，不专门去学就难以掌握。”
　　历史固然对后来有重大影响，但它并不决定一切。北京大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思想文化界，在全国大学中，也往往开风气之先，具有最突出的特色，那就是1916——1927年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指导方针，因此，它成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在五四时期，它是提倡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均在北大任教，《新青年》《新潮》的骨干多系北大师生。蔡元培先生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就用。他大力支持新文学倡导者，也允许辜鸿铭、王国维这些遗老梳着小辫子上讲台；他支持宣传新文化的《新青年》《新潮》，也允许复古派学生办《国故》，真正兼容并包。
　　北京大学众多的良师益友和极优的文化氛围，熏陶了冯至，使他在这里迅速成长为优秀的诗人。当时的北大很自由，学生和校外青年可以任意听课。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黄节的《汉魏乐府和南北朝诗》，沈尹默的《唐诗》，冯至都去听。冯至怕见名人，他对鲁迅非常敬重，很想去拜见他，但几次都欲亍又止。
　　四十多岁的鲁迅和二十岁的冯至之间，并没有因年龄的差距产生代沟，也没有因无言的交往而导致疏远。相反，在沙漠中，他们的心更贴近了。1926年4月底，鲁迅因支持三·一八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诬为暴徒首领，传言被列上通缉的黑名单。他在法国医院避难，偶尔也回家。5月1日下午，冯至和陈炜谟拜访了鲁迅：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鲁迅在外避难，而只是这一天在家里。我们走到鲁迅先生门前，女仆把门打开，看见我们的面孔生疏，有些犹疑不定，她不说在家，也不说不在家，经过我们恳求，才进去通报。但鲁迅先生对我们热情接待，丝毫没有流露出在避难中暂时回家的神情，他跟我们谈到我们的刊物，谈到俄罗斯的小说，并问我们共同办刊物的几个朋友的情况，占去了他半个下午的时间。他的谈话亲切而随便，后来我们再次访问时，青年人在敬重的前辈面前常有的拘束之感很快便消逝了。
　　鲁迅很器重沉默寡言的冯至，也许是欣赏他的性格和才情。当鲁迅离开北京南下时，冯至不在北京，冯的几个朋友去看望鲁迅，鲁迅还取出一本德文译本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叫冯的朋友转交给冯至。北京大学的老师中，如果说鲁迅是冯至最敬重者，那么冯至感到最亲切的则是郁达夫。1921年，创造社的出现，随后《创造季刊》的出版，创造社丛书第三种《沉沦》的问世，冯至不断地读到郁达夫的作品，听到有关他的故事。虽然未曾见过，但心向往之。1923年秋，北大经济系陈启修教授因公出国，推荐郁达夫先生代他上统计课。冯至后来追记道：“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从来不曾拜访过名人，可是郁达夫，我从朋友们的信中知道，他为人如何率真，如何热情，尤其是对待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这使我下决心要去认识他。”
　　冯至和郁达夫实际上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忘年交。冯至1924年11月30日致杨晦信中说：“今天午后（也是狂风后）我一个人跑到顺治门小市去看旧书。遇见达夫披着日本的幔斗，也在那儿盘桓。他说他要写一篇明末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随便买了一本小说。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正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又有一次，那是一个暮春的夜晚，外面下着迷蒙小雨，郁达夫引导冯至等在前门外他熟悉的酒馆，饮了三四家，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吟诵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大家才各自散去。
　　冯至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也打过交道。1922年，胡适与李大钊为照顾生活困难的学生，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说可以介绍学生课外工作。这年秋天，冯至给胡适写了一封求助信。后来他回忆道：“胡适复我一信，叫我给他誊抄一篇将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表的稿子。我抄好后给他送去，他看稿子抄得比较整齐，又问我抄写的速度，我说一小时能抄一千字。他说一千字两角钱，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两元钱给我。实际上那篇稿子不过四五千字，不到一万字，原稿也并不潦草，他叫我誊抄，不过是要了解一下我抄写的水平。过了些天，他把我找去，说有一部书在旧书店找不到，但他很需要，只是梁启超那里有，所以他借来，想请我按照原书的格式抄一部，他好自己保存，这正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我把书拿回宿舍，一有时间就一笔一画地抄写。后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要存有这部书，掌管中文图书的单不厂由于胡适的介绍也找我抄写。从1923年到1924年，无论是学期内或在假期中我都跟这部书打交道。”
　　冯至对胡适的这种关怀是很感激的。胡适加倍给冯至抄书劳务费，一再给冯至课外工作的机会，表现了他的长者之风。客观地说，冯至的字，很工整，娟秀，好认，胡适看重他的认真，一丝不苟，对书法并不苛求。
　　在北京大学教师中，和冯至交往最久、对冯至关心和支持最多的，当推张凤举（定璜），张是冯至和他的朋友们最可信赖的人，张家，是冯至和朋友们联系的纽带和桥梁。1923年，在张家，冯至结识了对他影响最大，亲如兄长的杨晦。
　　正如冯至自己所说：1923年，这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德文系本科，也可以说是他走向德语文学学者的第一步；也是这一年，冯至第一次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新诗，是他创作道路起点的标志。
　　北京大学为冯至走上诗人和学者之路准备了条件，使他受到了正规系统的德语与德语文学教育，使他有机会在世界文学的无边天际翱翔，具有广博的中外文学视野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