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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召开的会议不计其数,其中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两次会议一般即指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确定了中国革命新的方向,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研究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过程以及历史启示,非常具有时代性价值,可以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提供某些经验。本文主要就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以及它在党内民主、党的建设等方面给予当今中国共产党某些经验进行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080-02
一、历史经过
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我们研究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启示,理应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具体过程即主要内容:
(一)遵义会议前
中共中央苏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以博古为核心的党的最高指挥三人团,而博古等人执行的是“左”倾错误军事指挥路线,这一指挥路线造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极大损失,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这一时期极力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是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为代表的积极力量。毛泽东一直反对“左”倾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积极主张正确的路线,但遭到了博古等人的残酷反对。张闻天有一个积极的转变过程,由起初支持博古转变为支持毛泽东,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张闻天敢于正视错误,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统一。长征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有过较为频繁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取得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意见。长征初,毛泽东分别对张闻天、王稼祥作了有效的说服工作,组成了新的三人团,这为遵义会议的及时召开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遵义会议中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出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于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并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取得的一致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也作了发言,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军事指挥错误,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军事斗争的方针,获得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审查。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吸纳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
(三)遵义会议后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国内革命问题的会议。遵义会议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于1936年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二、历史启示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面临重重困境,能够召开遵义会议并取得重大胜利,是有其必然性原因的,同时这一历史事件也给了我们许多历史启示,现分析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它并未因困难而丧失前进的动力,相反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红军的战略转移,但通过积极力量的不断努力,最终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结束了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指挥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路线,这一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是一个拥有正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政党,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不止息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表明一个事实,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博古等人深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识与具体行动,这才导致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挫折;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却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赢得了多数的支持,挽救了中国的革命。通过遵义会议,我们不难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永远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将会陷入重重困难。
(三)革命信仰相同,具体操作方式相异,必须通过党内民主解决
博古等人与毛泽东、张闻天在革命信仰方面尚属一致,都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在具体操作方式方面却大相径庭。前者照搬苏联模式,后者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不同结果不论自明。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分歧,解决这种矛盾,必须用党内民主的方法即召开会(下转82页)(上接80页)议的形式去实行多数人的决议,不能用党内斗争的方式去解决。遵义会议充分运用了党内民主的方法,胜利地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四)中国的革命问题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开展革命的,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说话分量很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是那么了解,一些命令和指挥往往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甚至几乎被葬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召开的重要会议,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制定了可行的政策、改组了中共领导层。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也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五)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永恒课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只有最科学的理论,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把苏联的一套理论模式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这种只能造成中国革命的挫折乃至失败。遵义会议之所以能胜利召开并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力量非常注重理论建设。这股积极力量在与消极力量斗争过程中,研究了中国革命实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军事指挥路线等理论,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认同与支持。遵义会议后的革命历程也印证了其革命理论的正确,也表明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共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召开的,它是经过会前充分的准备的,也是在政治、组织等方面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也表明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正义的选择。遵义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我建设、党内民主的健全等方面提供了经验,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杨先材等.中国革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朱玉湘.中国近现代史论丛[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5]毛泽东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080-02
一、历史经过
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我们研究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启示,理应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具体过程即主要内容:
(一)遵义会议前
中共中央苏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以博古为核心的党的最高指挥三人团,而博古等人执行的是“左”倾错误军事指挥路线,这一指挥路线造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极大损失,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这一时期极力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是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为代表的积极力量。毛泽东一直反对“左”倾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积极主张正确的路线,但遭到了博古等人的残酷反对。张闻天有一个积极的转变过程,由起初支持博古转变为支持毛泽东,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张闻天敢于正视错误,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统一。长征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有过较为频繁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取得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意见。长征初,毛泽东分别对张闻天、王稼祥作了有效的说服工作,组成了新的三人团,这为遵义会议的及时召开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遵义会议中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出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于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并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取得的一致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也作了发言,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军事指挥错误,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军事斗争的方针,获得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审查。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吸纳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
(三)遵义会议后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国内革命问题的会议。遵义会议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于1936年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二、历史启示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面临重重困境,能够召开遵义会议并取得重大胜利,是有其必然性原因的,同时这一历史事件也给了我们许多历史启示,现分析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它并未因困难而丧失前进的动力,相反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红军的战略转移,但通过积极力量的不断努力,最终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结束了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指挥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路线,这一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是一个拥有正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政党,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不止息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表明一个事实,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博古等人深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识与具体行动,这才导致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挫折;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却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赢得了多数的支持,挽救了中国的革命。通过遵义会议,我们不难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永远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将会陷入重重困难。
(三)革命信仰相同,具体操作方式相异,必须通过党内民主解决
博古等人与毛泽东、张闻天在革命信仰方面尚属一致,都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在具体操作方式方面却大相径庭。前者照搬苏联模式,后者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不同结果不论自明。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分歧,解决这种矛盾,必须用党内民主的方法即召开会(下转82页)(上接80页)议的形式去实行多数人的决议,不能用党内斗争的方式去解决。遵义会议充分运用了党内民主的方法,胜利地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四)中国的革命问题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开展革命的,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说话分量很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是那么了解,一些命令和指挥往往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甚至几乎被葬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召开的重要会议,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制定了可行的政策、改组了中共领导层。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也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五)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永恒课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只有最科学的理论,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把苏联的一套理论模式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这种只能造成中国革命的挫折乃至失败。遵义会议之所以能胜利召开并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力量非常注重理论建设。这股积极力量在与消极力量斗争过程中,研究了中国革命实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军事指挥路线等理论,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认同与支持。遵义会议后的革命历程也印证了其革命理论的正确,也表明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共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召开的,它是经过会前充分的准备的,也是在政治、组织等方面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也表明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正义的选择。遵义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我建设、党内民主的健全等方面提供了经验,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杨先材等.中国革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朱玉湘.中国近现代史论丛[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5]毛泽东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