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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主要因为世界人口爆炸增长，其次也由于气候变化，移民浪潮会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增加，它们会跨越大洲，涌向欧洲。而与此同时，主要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人口压力将进一步导致地域上有限的冲突、内战和战争。
两千年前，在奥古斯都皇帝时代，全球大约共有2亿人，至多3亿人。精确的数字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用了整整19个世纪，才使全球人口增加到1900年的16亿。但在这之后，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人口总数几乎发生了爆炸——在20世纪翻了两番，达到60亿。世界人口到21世纪中期达到大约90亿，这看来已成定局。与1900年相比，人均在地球表面所能支配的空间将缩小至五分之一以下。而且，这个空间的分布极不均衡。
各大洲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大相径庭。21世纪初，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14%在非洲，12%在欧洲，9%在拉丁美洲，5%在北美洲。而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增加一倍，亚洲人口将增加一半，拉美和北美的人口会略有增加。只有欧洲人的数目会减少，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降至约7%，而非洲人的比例却会上升至20%以上。现在欧洲育龄妇女的人均生育数字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
医疗服务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几乎都在增长。结果是，各地社会的平均年龄也几乎都在提高，最明显的是欧洲和日本。例如，再过几十年，德国成年居民将有一半超过65岁。只要没有什么意外事件深刻改变全球人口目前这种明显的发展趋势，联合国统计学家们预测的图景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人口爆炸必然会带来城市化和生活条件恶化。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全世界最为迅速。19世纪中叶，纽约、伦敦和巴黎是人口最多的大都会，到21世纪初，它们被上海、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许多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所超过。现在，有好几亿人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巨型城市里，人口年年增加。
20世纪30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对两本书着迷：一本是西班牙人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群众的反抗》，一本是法国人古斯塔夫·勒邦的《群众心理学》。当时，我认为这两本书对希特勒和纳粹煽动的大众狂热心理预先做了分析，特别是勒邦，极具远见。那时，有些德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今天，在更小的空间里生活着更多的德国人，我们却过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鲁滨逊和他的忠实朋友“星期五”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两人既不知道什么疫病和交通混乱，也不晓得什么群众性的恐慌和空气、水的污染。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民众来说，这一切却是一应俱全，并出现了新型疫病：艾滋病（HIV）、疯牛病（BsE）或“非典”（SARS）。尽管几代人以来医学不断取得进步，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准备应对其他一些迄今未知的传染病。此外，我们原以为已消灭了的诸如肺结核和口蹄疫等过去的疫病，也卷土重来。人口密度太大，可支配空间狭小，以及人畜直接相邻而居，正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徒步去工作。而今，人们都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数以百万计的人开着私家车。人的流动性，包括远距离的流动还会增加，而危险也随之增加。为广大民众提供现代化卫生条件和防治疾病的服务，即将成为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而缺少清洁用水，目前业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最为紧迫的问题。
部分是地区的、部分是跨国的移民压力将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将是洲际移民的主要目标。欧洲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欧洲各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今天已经面临这一异常困难的问题；而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些问题。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积累了几代人接受洲际移民的经验，并且建立了以配额制为主的操作机制。在法、英、德、意、荷、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和地区，差不多全部欧洲富国都面临三方面的问题，即它们自信能够接纳多少移民？就民族、语言、宗教和技能而言，它们愿意接纳哪一类移民？怎样才能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今天，已经有许多非法的不受欢迎的移民渠道。很长时期以来，一方面，我们在西欧大城市的中心地区看到移民集中居住区，这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仇外情绪的大宣泄。
所有这些问题在欧洲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但它们将越来越重要。欧洲各国社会过度老龄化导致传统的养老保险机制发生危机，因此，一个新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是需要那些传统上生育率高的移民，以便筹得资金维持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呢？还是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养老机制，做出延长工作年限的安排？
不论欧洲人做出何种答案，也不管这些答案在实践中是否行之有效，它们都会在外交上和国际上产生效应。关于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公开争论，已经让我们预先尝到了一点味道。鉴于土耳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安卡拉几十年来一直想让一部分后生之辈移民西欧，这是土耳其想要加入欧盟的动机之一。假如土耳其真的加入欧盟，并且享有充分的人员自由流动的权利，那么，很快就会有别的国家，比如北非国家，跟着提出入盟申请。欧洲人将不得不很快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策。假如土耳其成为欧盟的完全成员，旧大陆的文化将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重大变化。
从长远看来，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加重移民压力。因为气候变暖造成的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分布绝不是均衡的。比如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可能北移，这样迄今的无人区就有可能变得适于居住。反过来，覆盖格陵兰的冰层融化就会使迄今保持西欧温暖以及使挪威适于居住的海湾暖流受到负面影响。目前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明显后退，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万一全球冰层都融化，大洋的海平面就会升高，处于海平面的居住区域，比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诸大河的三角洲就会被淹没。对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机理和速度，特别是它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暂时，人们还所知不多，但变暖的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
确凿无疑的，还有人为因素对全球变暖是起了作用的。人类以种种方式，包括燃烧煤、石油、天然气产生二氧化碳和砍伐森林，促使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多强，迄今还没有充分的研究结论。然而我们知道，即便没有人类的任何活动，几百万年来也都存在过冰川期和温暖期，并且有过不同层次的冰川过渡期和温暖过渡期。
跨学科研究的进步让我们期待，几十年以后，人们会比现在知道的多得多、准确得多。虽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必须限制对环境和气候的负面影响。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和1997年在京都举行的两次大型国际会议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懂得了防治大气、水和土地污染的必要性。
人口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继续向全球不断扩张，将很快使上述必要性在政治上得到更多优先考虑。各国政府可以在某一地方或某一地区做出重要贡献，比如减少本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或者防止水和土地污染。但是，为了持久地限制对气候的损害，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有害影响，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为此需要在经济方面做出牺牲和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承受的负担要比发达国家沉重得多。
为了有效减少人类在全球变暖过程中迅速增长的消极作用，客观上需要逐步从使用碳氢化合物能源转变为使用其他能源。在遥远的某一天，这种转变会变得无可避免，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有限的。虽然三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相当快地上涨，使人们接受这种转变可能会容易一些，但实现这种转变却需要先对研发工作进行大量投资，另外还要长期提供补贴。
今后几十年需要考虑的是核能、太阳能和风能，水力只在极少数特殊地理区域可资利用。迄今为止，西欧各国采取的是不同的能源政策：英国、荷兰、挪威等国依靠本国的碳氢化合物资源；法国在最大限度上利用核能发电；德国正在放弃使用核能和本国极其昂贵的煤炭资源，并且越来越依赖进口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也与德国类似。太阳能和风能迄今在各国起的作用很小。正如缺乏全球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一样，目前欧盟也没有共同的能源政策。但可以相当肯定的是，21世纪一定要为上述有关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总结起来，可以确定：主要因为世界人口爆炸增长，其次也由于气候变化，移民浪潮会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增加，它们会跨越大洲，涌向欧洲。而与此同时，主要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人口压力将进一步导致地域上有限的冲突、内战和战争。
（摘自海南出版社《施密特：未来强国》作者：[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译者：梅兆荣等）
两千年前，在奥古斯都皇帝时代，全球大约共有2亿人，至多3亿人。精确的数字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用了整整19个世纪，才使全球人口增加到1900年的16亿。但在这之后，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人口总数几乎发生了爆炸——在20世纪翻了两番，达到60亿。世界人口到21世纪中期达到大约90亿，这看来已成定局。与1900年相比，人均在地球表面所能支配的空间将缩小至五分之一以下。而且，这个空间的分布极不均衡。
各大洲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大相径庭。21世纪初，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14%在非洲，12%在欧洲，9%在拉丁美洲，5%在北美洲。而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增加一倍，亚洲人口将增加一半，拉美和北美的人口会略有增加。只有欧洲人的数目会减少，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降至约7%，而非洲人的比例却会上升至20%以上。现在欧洲育龄妇女的人均生育数字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
医疗服务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几乎都在增长。结果是，各地社会的平均年龄也几乎都在提高，最明显的是欧洲和日本。例如，再过几十年，德国成年居民将有一半超过65岁。只要没有什么意外事件深刻改变全球人口目前这种明显的发展趋势，联合国统计学家们预测的图景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人口爆炸必然会带来城市化和生活条件恶化。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全世界最为迅速。19世纪中叶，纽约、伦敦和巴黎是人口最多的大都会，到21世纪初，它们被上海、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许多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所超过。现在，有好几亿人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巨型城市里，人口年年增加。
20世纪30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对两本书着迷：一本是西班牙人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群众的反抗》，一本是法国人古斯塔夫·勒邦的《群众心理学》。当时，我认为这两本书对希特勒和纳粹煽动的大众狂热心理预先做了分析，特别是勒邦，极具远见。那时，有些德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今天，在更小的空间里生活着更多的德国人，我们却过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鲁滨逊和他的忠实朋友“星期五”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两人既不知道什么疫病和交通混乱，也不晓得什么群众性的恐慌和空气、水的污染。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民众来说，这一切却是一应俱全，并出现了新型疫病：艾滋病（HIV）、疯牛病（BsE）或“非典”（SARS）。尽管几代人以来医学不断取得进步，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准备应对其他一些迄今未知的传染病。此外，我们原以为已消灭了的诸如肺结核和口蹄疫等过去的疫病，也卷土重来。人口密度太大，可支配空间狭小，以及人畜直接相邻而居，正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徒步去工作。而今，人们都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数以百万计的人开着私家车。人的流动性，包括远距离的流动还会增加，而危险也随之增加。为广大民众提供现代化卫生条件和防治疾病的服务，即将成为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而缺少清洁用水，目前业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最为紧迫的问题。
部分是地区的、部分是跨国的移民压力将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将是洲际移民的主要目标。欧洲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欧洲各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今天已经面临这一异常困难的问题；而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些问题。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积累了几代人接受洲际移民的经验，并且建立了以配额制为主的操作机制。在法、英、德、意、荷、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和地区，差不多全部欧洲富国都面临三方面的问题，即它们自信能够接纳多少移民？就民族、语言、宗教和技能而言，它们愿意接纳哪一类移民？怎样才能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今天，已经有许多非法的不受欢迎的移民渠道。很长时期以来，一方面，我们在西欧大城市的中心地区看到移民集中居住区，这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仇外情绪的大宣泄。
所有这些问题在欧洲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但它们将越来越重要。欧洲各国社会过度老龄化导致传统的养老保险机制发生危机，因此，一个新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是需要那些传统上生育率高的移民，以便筹得资金维持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呢？还是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养老机制，做出延长工作年限的安排？
不论欧洲人做出何种答案，也不管这些答案在实践中是否行之有效，它们都会在外交上和国际上产生效应。关于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公开争论，已经让我们预先尝到了一点味道。鉴于土耳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安卡拉几十年来一直想让一部分后生之辈移民西欧，这是土耳其想要加入欧盟的动机之一。假如土耳其真的加入欧盟，并且享有充分的人员自由流动的权利，那么，很快就会有别的国家，比如北非国家，跟着提出入盟申请。欧洲人将不得不很快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策。假如土耳其成为欧盟的完全成员，旧大陆的文化将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重大变化。
从长远看来，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加重移民压力。因为气候变暖造成的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分布绝不是均衡的。比如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可能北移，这样迄今的无人区就有可能变得适于居住。反过来，覆盖格陵兰的冰层融化就会使迄今保持西欧温暖以及使挪威适于居住的海湾暖流受到负面影响。目前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明显后退，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万一全球冰层都融化，大洋的海平面就会升高，处于海平面的居住区域，比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诸大河的三角洲就会被淹没。对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机理和速度，特别是它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暂时，人们还所知不多，但变暖的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
确凿无疑的，还有人为因素对全球变暖是起了作用的。人类以种种方式，包括燃烧煤、石油、天然气产生二氧化碳和砍伐森林，促使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多强，迄今还没有充分的研究结论。然而我们知道，即便没有人类的任何活动，几百万年来也都存在过冰川期和温暖期，并且有过不同层次的冰川过渡期和温暖过渡期。
跨学科研究的进步让我们期待，几十年以后，人们会比现在知道的多得多、准确得多。虽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必须限制对环境和气候的负面影响。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和1997年在京都举行的两次大型国际会议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懂得了防治大气、水和土地污染的必要性。
人口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继续向全球不断扩张，将很快使上述必要性在政治上得到更多优先考虑。各国政府可以在某一地方或某一地区做出重要贡献，比如减少本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或者防止水和土地污染。但是，为了持久地限制对气候的损害，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有害影响，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为此需要在经济方面做出牺牲和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承受的负担要比发达国家沉重得多。
为了有效减少人类在全球变暖过程中迅速增长的消极作用，客观上需要逐步从使用碳氢化合物能源转变为使用其他能源。在遥远的某一天，这种转变会变得无可避免，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有限的。虽然三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相当快地上涨，使人们接受这种转变可能会容易一些，但实现这种转变却需要先对研发工作进行大量投资，另外还要长期提供补贴。
今后几十年需要考虑的是核能、太阳能和风能，水力只在极少数特殊地理区域可资利用。迄今为止，西欧各国采取的是不同的能源政策：英国、荷兰、挪威等国依靠本国的碳氢化合物资源；法国在最大限度上利用核能发电；德国正在放弃使用核能和本国极其昂贵的煤炭资源，并且越来越依赖进口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也与德国类似。太阳能和风能迄今在各国起的作用很小。正如缺乏全球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一样，目前欧盟也没有共同的能源政策。但可以相当肯定的是，21世纪一定要为上述有关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总结起来，可以确定：主要因为世界人口爆炸增长，其次也由于气候变化，移民浪潮会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增加，它们会跨越大洲，涌向欧洲。而与此同时，主要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人口压力将进一步导致地域上有限的冲突、内战和战争。
（摘自海南出版社《施密特：未来强国》作者：[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译者：梅兆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