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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董倩：说白了制度要跟得上人的变化和整个结构的变化才行，谢谢您。接下来有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杰教授，可否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周刊的创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不仅是全国首本专门的刊物，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新的课题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专门平台——以我个人所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应至少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平台上进行。而理论研究应该首先从意识形态或者说文明的跨越入手。
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方面已经积累了众多经验，中国无疑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而少走弯路。但是，对待西方的先进经验有必要进行甄别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正确对待西方体系，反复强调中国国情，继续坚持中国特色。文化不同，国外的先进经验不见得就可以百分之百地搬到中国来用。
而中国国内有些自由派精英则不这样认为。他们举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的标语，试图推行如此的“普世价值”。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是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西方的民主在西方也不是那么好，在东方更有问题。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给世人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人们从此逃出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秩序的禁锢，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从而能有效地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这个理念和价值观应该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使之绝对化、极端化了以后，这个理念也有可能是使一个发达国家走向没落的双刃剑。美国民间有拥有和佩带武器的自由，美国人有杀人不偿命的自由，等等，西方社会的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所有的自由都给西方社会的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即使这个意识形态在西方是成功的，那么在中国、在东方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村民选举进行了大约20多年。原本想把经验从村长选举推广到镇长、乡长乃至县长。现在却步履艰难。原因之一是由中国家庭文化派生出来的族系势力的干扰。关于西方式的选票民主，中国的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2008年，由台湾《联合报》、台北市政府及民间团体首次举办的年度代表字票选活动，“乱”字夺下冠军。台湾之乱，乱在根本政治制度。所谓台式民主，根本就是为那些视民众利益如粪土、专门以民主为名谋取个人利益和一党之私的人设计的。李登辉至陈水扁二十年统治，盲目地崇洋媚外，除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台式民主没能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台湾各政党，为了获得政治利益，都把自己政党的理念，说成是永恒的信念。为了选举胜利，各政党操弄各自的支持群众，展开殊死搏斗，社会分裂不可避免，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建设，就变得难以为继，甚至停滞不前。台湾也学来了西方的政治献金制度，政党和政治人物可以公开收受企业或个人政治献金，这等于政党和政治人物可以合法、公开地收贿索贿。正因如此，陈水扁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如此巨额受贿说成是政治献金。中国不应重复这失败的经验。
中国当然也有民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与西方的选票民主有所不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的票选民主很难说就优越于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建设得很好，上层建筑并没有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而且运营得很好，这是值得骄傲的成就。所以，吸取西方的经验，不是百分之百按照美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来做。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和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体系，所以首先要认识到中国走的这条路是中国特有的，是世界上过去没有过的一种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理论界要总结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是西方某些人不认同的，但是它成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系，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些自由派精英以美国为标准，说美国没这样，为什么中国就可以这样了？这种出发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做法、美国的做法神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上的问题，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供我们汲取。对成功的经验，中国要毫不犹豫地“拿来他山之石”，对那些失败的经验，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在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进程中要谨防西方走过的失败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至今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最近30多年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使然。中国的今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如果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的方针政策，再持续发展30年，中国必定能走在世界的前列，真正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大国。
虽然中国不应该为成功自满，但是应该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自信和宣传是中国继续坚持30年的重中之重。理论、信仰、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应该同步进行，但中国当前还没有完善这一点，所以出现了理论之间的矛盾、实践之间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国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大多来自这些没有协调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国家治理要比西方难度更大。中国应该正确对待、扬弃西方的体系，对待文化土壤不同、国情不同的事实；中国需要加强整合并认真探索如何增进中西方交流，对待文明的冲突。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入手，应充分尊重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
此外，中国还应该加强信仰体系的建设。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一个目的不明确的民族，很难坚实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所以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的信仰，不管是儒家思想或者是共产主义，要有全民的价值信仰、民族信仰。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只是金钱，那钱挣多了怎么办呢？就没事了？那不又陷入了空虚？所以新闻媒体、舆论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总之，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危机，就本质而言，是政治结构与其所处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维护执政合法性。就当前来说，执政合法性主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体现。同时，舆论宣传也尤为重要。
责编/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
董倩：说白了制度要跟得上人的变化和整个结构的变化才行，谢谢您。接下来有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杰教授，可否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周刊的创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不仅是全国首本专门的刊物，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新的课题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专门平台——以我个人所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应至少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平台上进行。而理论研究应该首先从意识形态或者说文明的跨越入手。
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方面已经积累了众多经验，中国无疑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而少走弯路。但是，对待西方的先进经验有必要进行甄别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正确对待西方体系，反复强调中国国情，继续坚持中国特色。文化不同，国外的先进经验不见得就可以百分之百地搬到中国来用。
而中国国内有些自由派精英则不这样认为。他们举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的标语，试图推行如此的“普世价值”。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是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西方的民主在西方也不是那么好，在东方更有问题。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给世人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人们从此逃出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秩序的禁锢，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从而能有效地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这个理念和价值观应该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使之绝对化、极端化了以后，这个理念也有可能是使一个发达国家走向没落的双刃剑。美国民间有拥有和佩带武器的自由，美国人有杀人不偿命的自由，等等，西方社会的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所有的自由都给西方社会的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即使这个意识形态在西方是成功的，那么在中国、在东方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村民选举进行了大约20多年。原本想把经验从村长选举推广到镇长、乡长乃至县长。现在却步履艰难。原因之一是由中国家庭文化派生出来的族系势力的干扰。关于西方式的选票民主，中国的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2008年，由台湾《联合报》、台北市政府及民间团体首次举办的年度代表字票选活动，“乱”字夺下冠军。台湾之乱，乱在根本政治制度。所谓台式民主，根本就是为那些视民众利益如粪土、专门以民主为名谋取个人利益和一党之私的人设计的。李登辉至陈水扁二十年统治，盲目地崇洋媚外，除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台式民主没能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台湾各政党，为了获得政治利益，都把自己政党的理念，说成是永恒的信念。为了选举胜利，各政党操弄各自的支持群众，展开殊死搏斗，社会分裂不可避免，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建设，就变得难以为继，甚至停滞不前。台湾也学来了西方的政治献金制度，政党和政治人物可以公开收受企业或个人政治献金，这等于政党和政治人物可以合法、公开地收贿索贿。正因如此，陈水扁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如此巨额受贿说成是政治献金。中国不应重复这失败的经验。
中国当然也有民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与西方的选票民主有所不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的票选民主很难说就优越于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建设得很好，上层建筑并没有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而且运营得很好，这是值得骄傲的成就。所以，吸取西方的经验，不是百分之百按照美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来做。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和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体系，所以首先要认识到中国走的这条路是中国特有的，是世界上过去没有过的一种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理论界要总结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是西方某些人不认同的，但是它成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系，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些自由派精英以美国为标准，说美国没这样，为什么中国就可以这样了？这种出发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做法、美国的做法神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上的问题，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供我们汲取。对成功的经验，中国要毫不犹豫地“拿来他山之石”，对那些失败的经验，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在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进程中要谨防西方走过的失败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至今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最近30多年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使然。中国的今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如果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的方针政策，再持续发展30年，中国必定能走在世界的前列，真正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大国。
虽然中国不应该为成功自满，但是应该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自信和宣传是中国继续坚持30年的重中之重。理论、信仰、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应该同步进行，但中国当前还没有完善这一点，所以出现了理论之间的矛盾、实践之间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国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大多来自这些没有协调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国家治理要比西方难度更大。中国应该正确对待、扬弃西方的体系，对待文化土壤不同、国情不同的事实；中国需要加强整合并认真探索如何增进中西方交流，对待文明的冲突。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入手，应充分尊重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
此外，中国还应该加强信仰体系的建设。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一个目的不明确的民族，很难坚实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所以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的信仰，不管是儒家思想或者是共产主义，要有全民的价值信仰、民族信仰。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只是金钱，那钱挣多了怎么办呢？就没事了？那不又陷入了空虚？所以新闻媒体、舆论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总之，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危机，就本质而言，是政治结构与其所处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维护执政合法性。就当前来说，执政合法性主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体现。同时，舆论宣传也尤为重要。
责编/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