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并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下音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后，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的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的抛开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句话曾深深地打动我：“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是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但是，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容忍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它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而且它甚至是人道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他将人向毁灭、疯狂及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是人被高高抛起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观念的水位》一书）（实习编辑 芳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