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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自古就有，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区域经济，国内的每一级，每一个行政区划也是一个相应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变化，一般都是靠强力的作用才被打破的。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迅猛崛起，从整体上推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上行下效，我国欠发达地区纷纷学步效颦，最先产生的是陇海·兰新经济发展带。不过，由于陇海·兰新经济促进会是一个最松散，最缺乏行政干预的民间组织，每年除了入会城市缴纳一次会费，召开几次例会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接着就有了“金三角”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乌昌一体化，郑汴一体化、哈齐大一体化等等区域经济的相继兴起。
这些区域经济圈，由于受到了相关政府的有限干预，有相当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难以解决的难题：体制受阻，发展道路不畅!
陕西也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10年前就提出了“西咸—体化”的口号，具体操作也五、六年了，进展也不是很大。今年初，陕西省专门成立了一个“西咸一体化”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一名副省长，西安和咸阳两市市长及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组长由省长袁纯清担任，这么高的规格，意在用最短时间，让“西咸一体化”发挥出大一点的作用。但“西咸一体化”能不能按照设计者们的意愿发展，这应该是设计者们最关心，心里也最没底的一件事情。
我们认为，如果“西咸一体化”成为一道简单的加法，意义则不大，或曰没有实际意义。“西咸一体化”一定要发挥被乘数和乘数都大于一的乘法效应，那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咸一体化”。如何实现乘法效应，解决体制问题是关键。
西安，咸阳毗邻，同处关中平原腹地，自然条件没有差别，社会事业，民风民俗一模一样，具有相同的农业经济。
改革开放之初，西安提出的市情是“三长一短”，即科技、军工、旅游三长，原材料为一短。其实西安的市情应该是“三长两短”，即应加一条能源工业短缺。经过30年的发展，西安变了个角度，换了个说法，即以“四区两基地”承载“五大主导”产业。表述是变了，但客观存在变化不大，仍然是“三长两短”的格局。只不过西安市一直在避轻就重，扬长避短，才使得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再说咸阳，改革开放初期，基本市情也就是电子工业加纺织工业，30年来纺织工业仍在艰难地向前发展壮大着。电子工业实际就是个彩虹显像管厂，现在受国际上电子工业“雨水少”的影响，彩虹已失去鲜艳的色彩，变得时隐时现起来。改革开放30年来，咸阳在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方面有些建树，别的变化不大。最近，彬县探出了大一点的煤田，咸阳在能源工业上有了点盼头。
总之一句话，西安和咸阳两市，经济上的共同处居多，互补性几乎没有。笼统地讲，咸阳就是一个小西安，西安就是一个大咸阳。咸阳不是有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铜川。
要在两个有太多同一性、缺乏互补性的城市搞一体化，难度非常大。遇利双方争，逢弊两家推，这如同一对情人或恋人，各为自己想，不为对方谋，不结婚到头来也是两张皮。所以，“西咸—体化”要整出一些动静，要干出一些大事，要实现设计者们的意愿，即凸显乘法效应，就必须让西安和咸阳这一对恋人或情人结婚，成为一家人，夫妻齐心协力，兴家创业。只有这样，从规划、计划、产业布局、环境保护、渭河综合治理等等方面，才能做到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实践科学发展观，用最短的时间，全面振兴西咸经济，让“西咸一体化”发挥出最大的乘法效应。
从历史沿革来看，咸阳管辖过西安，西安也管辖过咸阳。“文革”时期，小咸阳好像就归西安管。原咸阳管辖的周至县，户县、高陵县1983年才划归西安管辖。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的需要变动行政区划是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可行的。咸阳和西安的结合可有两种方式：
一是从恋人到爱人。这就是把咸阳市全部并入西安市管辖。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咸阳作为西安市辖的一个地级特别市，党政管理的公公婆婆仍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省上的权力没有削弱，大西安也归省上管。西安市只是把咸阳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计划等纳入大西安的盘子中。咸阳市的书记，市长由西安市的副书记，副市长担任，这样就彻底打破了制约“西咸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二是从情人到爱人。从婚姻法上讲，这就必须双方各自先离婚，然后才能结婚，就是把咸阳市级党政机关向西迁(兴平，杨凌等地)，把“西咸一体化”发展需要的秦都区、渭城区、泾阳县、三原县等地划入西安市管辖，把“西咸一体化”不需要的周至县划给需要发展的杨凌高新农业开发区管辖。这样也解决了体制问题，但发展一段时间后，可能发展空间会受到限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壮大西安市的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声誉，从整体上增强西安市的城市竞争力。综合实力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位次一下就可提前好几位，从而确保大西安经济总量占全省三分之一目标的实现，大西安也才能在建设西部强省中发挥好“五个作用”，在全省工作中实现“五个率先”，进而带动整个关中经济的崛起，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天水——西安——洛阳”经济繁荣带，那么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大发展也就可望可及了。
这些区域经济圈，由于受到了相关政府的有限干预，有相当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难以解决的难题：体制受阻，发展道路不畅!
陕西也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10年前就提出了“西咸—体化”的口号，具体操作也五、六年了，进展也不是很大。今年初，陕西省专门成立了一个“西咸一体化”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一名副省长，西安和咸阳两市市长及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组长由省长袁纯清担任，这么高的规格，意在用最短时间，让“西咸一体化”发挥出大一点的作用。但“西咸一体化”能不能按照设计者们的意愿发展，这应该是设计者们最关心，心里也最没底的一件事情。
我们认为，如果“西咸一体化”成为一道简单的加法，意义则不大，或曰没有实际意义。“西咸一体化”一定要发挥被乘数和乘数都大于一的乘法效应，那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咸一体化”。如何实现乘法效应，解决体制问题是关键。
西安，咸阳毗邻，同处关中平原腹地，自然条件没有差别，社会事业，民风民俗一模一样，具有相同的农业经济。
改革开放之初，西安提出的市情是“三长一短”，即科技、军工、旅游三长，原材料为一短。其实西安的市情应该是“三长两短”，即应加一条能源工业短缺。经过30年的发展，西安变了个角度，换了个说法，即以“四区两基地”承载“五大主导”产业。表述是变了，但客观存在变化不大，仍然是“三长两短”的格局。只不过西安市一直在避轻就重，扬长避短，才使得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再说咸阳，改革开放初期，基本市情也就是电子工业加纺织工业，30年来纺织工业仍在艰难地向前发展壮大着。电子工业实际就是个彩虹显像管厂，现在受国际上电子工业“雨水少”的影响，彩虹已失去鲜艳的色彩，变得时隐时现起来。改革开放30年来，咸阳在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方面有些建树，别的变化不大。最近，彬县探出了大一点的煤田，咸阳在能源工业上有了点盼头。
总之一句话，西安和咸阳两市，经济上的共同处居多，互补性几乎没有。笼统地讲，咸阳就是一个小西安，西安就是一个大咸阳。咸阳不是有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铜川。
要在两个有太多同一性、缺乏互补性的城市搞一体化，难度非常大。遇利双方争，逢弊两家推，这如同一对情人或恋人，各为自己想，不为对方谋，不结婚到头来也是两张皮。所以，“西咸—体化”要整出一些动静，要干出一些大事，要实现设计者们的意愿，即凸显乘法效应，就必须让西安和咸阳这一对恋人或情人结婚，成为一家人，夫妻齐心协力，兴家创业。只有这样，从规划、计划、产业布局、环境保护、渭河综合治理等等方面，才能做到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实践科学发展观，用最短的时间，全面振兴西咸经济，让“西咸一体化”发挥出最大的乘法效应。
从历史沿革来看，咸阳管辖过西安，西安也管辖过咸阳。“文革”时期，小咸阳好像就归西安管。原咸阳管辖的周至县，户县、高陵县1983年才划归西安管辖。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的需要变动行政区划是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可行的。咸阳和西安的结合可有两种方式：
一是从恋人到爱人。这就是把咸阳市全部并入西安市管辖。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咸阳作为西安市辖的一个地级特别市，党政管理的公公婆婆仍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省上的权力没有削弱，大西安也归省上管。西安市只是把咸阳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计划等纳入大西安的盘子中。咸阳市的书记，市长由西安市的副书记，副市长担任，这样就彻底打破了制约“西咸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二是从情人到爱人。从婚姻法上讲，这就必须双方各自先离婚，然后才能结婚，就是把咸阳市级党政机关向西迁(兴平，杨凌等地)，把“西咸一体化”发展需要的秦都区、渭城区、泾阳县、三原县等地划入西安市管辖，把“西咸一体化”不需要的周至县划给需要发展的杨凌高新农业开发区管辖。这样也解决了体制问题，但发展一段时间后，可能发展空间会受到限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壮大西安市的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声誉，从整体上增强西安市的城市竞争力。综合实力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位次一下就可提前好几位，从而确保大西安经济总量占全省三分之一目标的实现，大西安也才能在建设西部强省中发挥好“五个作用”，在全省工作中实现“五个率先”，进而带动整个关中经济的崛起，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天水——西安——洛阳”经济繁荣带，那么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大发展也就可望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