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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曲令敏,生于20世纪50年代,1960年上小学。现为《平顶山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故乡,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我们曾经天真烂漫的童年。在感性的明面,记忆总是选择阳光和花朵;而在潜意识的深处,那些来自父母、老师和玩伴的或深或浅的伤害,也同样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性情和待人处世的方式,成为我们的“心理潜影”。
我的小学是在唐河县城郊乡大井小学上的,那是一个村级小学。上世纪60年代初,阳光明亮,日子清寒。农田里的收获非常有限,小麦丰收亩产也就是200多斤吧!虽说吃得不好,可学校的功课也不繁重:一门语文,一门算术,其他的地理、自然什么的,学起来就跟玩儿似的。一学期两次考试,一次叫段考,一次叫期考,考完老师也不按分数排名次。家长大多不识几个字,只要卷子上打的红“×”少,能得80分朝上,就万事大吉了。
一年级时还没有教室,几个村的孩子集中在一个名叫五里庄的小村子里上课,村上3间坐西朝东的瓦房就成为教室,语文、算术都由一位姓宋的老师教。宋老师个儿不高,背有点驼,课讲得很生动,人比较严厉。谁若是在课堂上捣乱,就得吃“滚头栗子”——他握着空拳用指关节搁捣乱者的脑袋上滚——也不真使劲儿,吓吓而已。记得学算术从写“1、2、3……”开始,不知为何,我无论怎么努力,写出来的“2”都是反着的,急得直哭。宋老师就把我领到离学屋不远的一个大水坑边,让我看浮水的鸭子。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坑里的水很清,一群鸭子在坑里游来游去,身子漂着,脖子弯着,多像一个“2”啊!
二年级就挪到了新盖的坯墙柴瓦的教室里,一溜十多间。刚栽上的小槐树还不会开花,屋里屋外都是泥地,遇到雨天大家都光着脚。讲台和课桌都是土坯垒的。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刚开始上下课都摇铃,那是一个茶杯大的铜铃,老师们轮流着摇。后来改成了挂在树上的钟,预备铃三声:当—当当;上堂铃两声:当—当……上完课,同学们就在校园里按村排成路队,由路队长领着各回各家。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课外作业,直到四年级时才有暑假作业。
那时候的月亮真亮,到高年级有晚自习,月圆的夜晚,可以在月光下读课文。课本不厚也不多,书包很轻。新书发下来的时候,翻开闻闻,有一股特殊的香。当时很多同学都在野地里摘过枸杞果,我们叫它红秦椒,挤出汁儿来,把自己喜爱的课文染得一行红一行黄的。说不清为什么,上大学时我也背过不少诗词歌赋,一毕业就忘完了,可直到现在,还能想起小学课本上那篇《夏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叫我十分想念。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清早起来打开窗户一望:
田野一片绿,天空一片青。
多谢夜里一场大雨,
把世界洗得这么干净。
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
我们在菜园里拔草。
管菜园的老爷爷送来一桶茶水,
还称赞我们做得又快又好。
老榆树下面是个好地方,
我常常在那里歇凉。
我把脚伸到树旁边的小溪里,
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歌唱。
有一回我们在地里守夜,
到了半夜谁也不肯去睡。
我们逮住了三个小偷,
它们的名字叫刺猬。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叫我十分想念。
这篇课文简白平实,可它却像一曲古典浪漫的俄罗斯小调,带着无可名状的少年忧伤,带着被我用枸杞果染成的红红黄黄,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在坚硬生活的边角,在命运的坎坷处,每一回想,我的心肠就会变得柔软,我的目光就会变得清亮。这首简简单单的白话诗,带着天真少年不可言说的精神与情感的密码,牵动着岁月深处那一方明净,成为我清纯而又空阔的心灵故乡。
小学三、四年级时的校长叫李松山,他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的语文课讲得很活,从不墨守成规。有时正讲着课,兴致来了,他就跑宿舍里拿出二胡,坐在讲台上拉起来。他还教我们跳舞、唱歌、做游戏,讲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给我们听。他上作文课才出色呢!只要是晴天,他就带着全班学生跑到野地里,让我们看树看草看庄稼、逮鱼、挖药草、摘野果子、听鸟叫。然后,各人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作文交上就行了。有一次,他把全班同学带到河边,指着沙洲上随风俯仰的苇子,说那是大自然写的好文章,还让我们闭上眼睛去闻风刮过来的苇子叶的味道,他说那是文章冒出来的才气。李老师十分爱护学生。有一次,一个低年级的老师讲评作文时,拿一篇错别字多的文章当“范文”念,最可笑的是,那个倒霉蛋儿竟然把“手里拿着斧头”写成了“手里窜着爷头”。这下可好,传开后成了全校同学的笑柄。李老师知道后,就把这位老师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恨铁不成钢,怎么教训他都行,但不能贬损他的人格和自尊。
记忆中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雪白的衬衣、一脸青春痘、永远年轻的李老师,几年前去世了。但对我来说,只要一息尚存,敬爱的李老师都不会逝去,他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最亲切温暖的所在!从他那里,我不仅得到了父亲般的呵护,还在心灵深处不知不觉播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正是这颗小小的种子,让我拥有了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诺亚方舟。
有句话叫“雷霆雨露都是恩”,这是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也是一句大实话。
我曾经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给我最大最深挚的慈爱的,是我的双亲,但我最不想面对的心灵伤痕也来自他们,我至亲的父母。
那是一个中秋节的下午,我已经长大到会摘棉花挣工分了。生产队里几十口人在一块儿地里挨垄排着摘,论斤记分,我被排沟底里。那里的棉花开得少,谁都不想排在那里。一趟摘下来,先拐头的几个大人丢下地势低的几行,直接抢了棉花开得多的垄儿。我也跟着他们排了过去,可带领干活的一个大队干部把我揪了回来。我当然不服气,就跟他争。一听见吵,父亲不由分说,跑过来拉着我就打。他越打我越不服,梗着脖子跟他吵,还指着说是那些大人先坏的规矩。这下好了,人都让我得罪完了。他老人家扯着胳膊把我拉回家,拿绳子拴在一棵枣树上接着打。母亲不但不护我,反而抽一根刚砍下来的高粱秆也朝我劈头盖脸打来。两个人一边打一边数落:“死妮片子,今天教你好好过个八月十五……”
被人踩在最底层的日子太艰难,我的父母不敢得罪任何人,我不怨他们。长大后,我上大学改变了命运,但被童年的伤害折损在地一直难以扶起来的,是我最宝贵的自信、自尊,还有与人平等相处的正常交往能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最让人心痛的是,自打一出生就仰人鼻息,在家里看父母的脸色,到学校看老师的脸色,走上社会还要看上司的脸色,总是可怜巴巴地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难以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这是诛心之论啊!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教语文并且担任班主任的,是与我同姓的一个兄长。刚开始,他欣赏我的作文,每次讲评都当范文念。最后一个学期,他还特地把女儿从城关一小转来和我同桌,让我帮她温习功课。不过后来的情况来了个180°转折——
他女儿压根不把我这个小老师放在眼里。有一次,她让我帮她写作文,我不写,没想把她惹恼了,她就用大头针把一句骂我的话刻在黑板上。上课时,老师一擦黑板,字迹显现出来,于是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不问青红皂白,只怪我对他女儿不尽心,打那儿以后连我的作文也不给改了。考初中时,他给我下了极差的评语,由于几个任课老师的共同反对,才不得不重新改正过来。
当然,也许与天性有关吧!上面这些让人想起来不由心痛的经历,却造就了我宁折不弯的要强个性和吃苦耐劳的韧劲儿。也可以说,没有这些磨难,我极有可能上不了大学,也成不了作家。但是,平心而论,我绝不愿意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和天下所有的孩子身上!
我至今感谢那几位敢与班主任“理论”的老师,如果不是他们敢于直言,勇敢地保护我这个小小少年的正当权利,我很有可能会失去上中学的机会。那样,我的生命轨迹就会改变了。一个人遇到的如果都是严寒,就永远不会有发芽开花的机会。回首往事,我不能不说我是幸运的。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故乡,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我们曾经天真烂漫的童年。在感性的明面,记忆总是选择阳光和花朵;而在潜意识的深处,那些来自父母、老师和玩伴的或深或浅的伤害,也同样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性情和待人处世的方式,成为我们的“心理潜影”。
我的小学是在唐河县城郊乡大井小学上的,那是一个村级小学。上世纪60年代初,阳光明亮,日子清寒。农田里的收获非常有限,小麦丰收亩产也就是200多斤吧!虽说吃得不好,可学校的功课也不繁重:一门语文,一门算术,其他的地理、自然什么的,学起来就跟玩儿似的。一学期两次考试,一次叫段考,一次叫期考,考完老师也不按分数排名次。家长大多不识几个字,只要卷子上打的红“×”少,能得80分朝上,就万事大吉了。
一年级时还没有教室,几个村的孩子集中在一个名叫五里庄的小村子里上课,村上3间坐西朝东的瓦房就成为教室,语文、算术都由一位姓宋的老师教。宋老师个儿不高,背有点驼,课讲得很生动,人比较严厉。谁若是在课堂上捣乱,就得吃“滚头栗子”——他握着空拳用指关节搁捣乱者的脑袋上滚——也不真使劲儿,吓吓而已。记得学算术从写“1、2、3……”开始,不知为何,我无论怎么努力,写出来的“2”都是反着的,急得直哭。宋老师就把我领到离学屋不远的一个大水坑边,让我看浮水的鸭子。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坑里的水很清,一群鸭子在坑里游来游去,身子漂着,脖子弯着,多像一个“2”啊!
二年级就挪到了新盖的坯墙柴瓦的教室里,一溜十多间。刚栽上的小槐树还不会开花,屋里屋外都是泥地,遇到雨天大家都光着脚。讲台和课桌都是土坯垒的。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刚开始上下课都摇铃,那是一个茶杯大的铜铃,老师们轮流着摇。后来改成了挂在树上的钟,预备铃三声:当—当当;上堂铃两声:当—当……上完课,同学们就在校园里按村排成路队,由路队长领着各回各家。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课外作业,直到四年级时才有暑假作业。
那时候的月亮真亮,到高年级有晚自习,月圆的夜晚,可以在月光下读课文。课本不厚也不多,书包很轻。新书发下来的时候,翻开闻闻,有一股特殊的香。当时很多同学都在野地里摘过枸杞果,我们叫它红秦椒,挤出汁儿来,把自己喜爱的课文染得一行红一行黄的。说不清为什么,上大学时我也背过不少诗词歌赋,一毕业就忘完了,可直到现在,还能想起小学课本上那篇《夏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叫我十分想念。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清早起来打开窗户一望:
田野一片绿,天空一片青。
多谢夜里一场大雨,
把世界洗得这么干净。
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
我们在菜园里拔草。
管菜园的老爷爷送来一桶茶水,
还称赞我们做得又快又好。
老榆树下面是个好地方,
我常常在那里歇凉。
我把脚伸到树旁边的小溪里,
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歌唱。
有一回我们在地里守夜,
到了半夜谁也不肯去睡。
我们逮住了三个小偷,
它们的名字叫刺猬。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叫我十分想念。
这篇课文简白平实,可它却像一曲古典浪漫的俄罗斯小调,带着无可名状的少年忧伤,带着被我用枸杞果染成的红红黄黄,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在坚硬生活的边角,在命运的坎坷处,每一回想,我的心肠就会变得柔软,我的目光就会变得清亮。这首简简单单的白话诗,带着天真少年不可言说的精神与情感的密码,牵动着岁月深处那一方明净,成为我清纯而又空阔的心灵故乡。
小学三、四年级时的校长叫李松山,他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的语文课讲得很活,从不墨守成规。有时正讲着课,兴致来了,他就跑宿舍里拿出二胡,坐在讲台上拉起来。他还教我们跳舞、唱歌、做游戏,讲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给我们听。他上作文课才出色呢!只要是晴天,他就带着全班学生跑到野地里,让我们看树看草看庄稼、逮鱼、挖药草、摘野果子、听鸟叫。然后,各人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作文交上就行了。有一次,他把全班同学带到河边,指着沙洲上随风俯仰的苇子,说那是大自然写的好文章,还让我们闭上眼睛去闻风刮过来的苇子叶的味道,他说那是文章冒出来的才气。李老师十分爱护学生。有一次,一个低年级的老师讲评作文时,拿一篇错别字多的文章当“范文”念,最可笑的是,那个倒霉蛋儿竟然把“手里拿着斧头”写成了“手里窜着爷头”。这下可好,传开后成了全校同学的笑柄。李老师知道后,就把这位老师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恨铁不成钢,怎么教训他都行,但不能贬损他的人格和自尊。
记忆中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雪白的衬衣、一脸青春痘、永远年轻的李老师,几年前去世了。但对我来说,只要一息尚存,敬爱的李老师都不会逝去,他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最亲切温暖的所在!从他那里,我不仅得到了父亲般的呵护,还在心灵深处不知不觉播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正是这颗小小的种子,让我拥有了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诺亚方舟。
有句话叫“雷霆雨露都是恩”,这是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也是一句大实话。
我曾经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给我最大最深挚的慈爱的,是我的双亲,但我最不想面对的心灵伤痕也来自他们,我至亲的父母。
那是一个中秋节的下午,我已经长大到会摘棉花挣工分了。生产队里几十口人在一块儿地里挨垄排着摘,论斤记分,我被排沟底里。那里的棉花开得少,谁都不想排在那里。一趟摘下来,先拐头的几个大人丢下地势低的几行,直接抢了棉花开得多的垄儿。我也跟着他们排了过去,可带领干活的一个大队干部把我揪了回来。我当然不服气,就跟他争。一听见吵,父亲不由分说,跑过来拉着我就打。他越打我越不服,梗着脖子跟他吵,还指着说是那些大人先坏的规矩。这下好了,人都让我得罪完了。他老人家扯着胳膊把我拉回家,拿绳子拴在一棵枣树上接着打。母亲不但不护我,反而抽一根刚砍下来的高粱秆也朝我劈头盖脸打来。两个人一边打一边数落:“死妮片子,今天教你好好过个八月十五……”
被人踩在最底层的日子太艰难,我的父母不敢得罪任何人,我不怨他们。长大后,我上大学改变了命运,但被童年的伤害折损在地一直难以扶起来的,是我最宝贵的自信、自尊,还有与人平等相处的正常交往能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最让人心痛的是,自打一出生就仰人鼻息,在家里看父母的脸色,到学校看老师的脸色,走上社会还要看上司的脸色,总是可怜巴巴地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难以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这是诛心之论啊!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教语文并且担任班主任的,是与我同姓的一个兄长。刚开始,他欣赏我的作文,每次讲评都当范文念。最后一个学期,他还特地把女儿从城关一小转来和我同桌,让我帮她温习功课。不过后来的情况来了个180°转折——
他女儿压根不把我这个小老师放在眼里。有一次,她让我帮她写作文,我不写,没想把她惹恼了,她就用大头针把一句骂我的话刻在黑板上。上课时,老师一擦黑板,字迹显现出来,于是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不问青红皂白,只怪我对他女儿不尽心,打那儿以后连我的作文也不给改了。考初中时,他给我下了极差的评语,由于几个任课老师的共同反对,才不得不重新改正过来。
当然,也许与天性有关吧!上面这些让人想起来不由心痛的经历,却造就了我宁折不弯的要强个性和吃苦耐劳的韧劲儿。也可以说,没有这些磨难,我极有可能上不了大学,也成不了作家。但是,平心而论,我绝不愿意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和天下所有的孩子身上!
我至今感谢那几位敢与班主任“理论”的老师,如果不是他们敢于直言,勇敢地保护我这个小小少年的正当权利,我很有可能会失去上中学的机会。那样,我的生命轨迹就会改变了。一个人遇到的如果都是严寒,就永远不会有发芽开花的机会。回首往事,我不能不说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