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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诚，稻田工作者，文创项目“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写作者。当过医生、机关干部、记者。作品散见《散文选刊》《江南》《芒种》《山西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等报刊。出版作品有《草木滋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造物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有一座城》（浙江大学出版社）等15部。“父亲的水稻田”摄影作品入展2016黄山国际乡村摄影节。策划并主编“雅活”书系、“我们的日常之美”书系等。
周 聪：华诚兄好，很荣幸能够跟您弄这个访谈。我更愿意从兄的《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开始今天的对谈，坦白而言，这本书唤醒了我的童年生活经验，书中的应中良、马岳云等人，就仿佛生活在我们村的一个个乡亲。在我老家的一所砖瓦房里，还存放着耕田用的犁、耙、耖、水车等农具，这些物件就像是时间深处的老人，静静地待在屋子的角落里，沉默不语。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兄的这本书是什么机缘写成的？能否谈谈此书的成稿经过。
周华诚：谢谢周聪兄。
我在城市生活，时常回到老家的村庄。但每一次回去，我都感觉到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农民从来都很自卑，他们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尊严得不到尊重，农民没有自信。我父亲就是许许多多农民中的一个。
2013年冬天，我通过众筹发起“父亲的水稻田”項目，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传统的耕种方法种一小片稻田。然后通过带领城市人参与，连接城市与村庄，让父亲的劳动价值得到体现。在城市生活了那么久，我知道城市人想吃到纯天然食物其实很难。另一方面，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在我看来即将消逝的农耕文化。
其实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实验项目，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没想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订完。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口，北到东三省，西到遵义，绝大部分都是我不认识的人。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我带上我的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只有不到两亩。我跟着父亲的步子，在后边拍他怎么犁、耙、耖，文字记录写了十几页，父亲终于学会并用上了智能手机。我教他使用相机、微信，用家里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和视频聊天。父亲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学校长”。
2014年5月，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3天后，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6月，秧苗长齐，可以插秧了，我在网上发出通知，请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那一天，从各地来了四十多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但有的孩子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开始种水稻以后，我与父亲的联系频繁了很多。每隔一两天，父亲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
因为下田，我与父亲之间的共同话题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懂得了父亲。开始在老家种水稻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
2014年的夏天特别凉爽，城市里，我身边的人都表示这气候真舒服。而8月中旬的一天，我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我突然就觉得心里不安了。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千百年来哪一季节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我发现自己原先自以为是，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从小到大，父亲在田间教会我许多事情。后来我离开了村庄，离开了稻田，在城市中生活。但父亲一直在乡下。原先我觉得土地没有那么重要，父亲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挥洒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的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于父亲的理解。以及，这也给我带来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变。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的地点。我也不再认为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被掩盖的，被遮蔽的。农民的劳作价值是被忽视的，被极大低估了的。如果我不为当农民的父亲以及更多的农民父亲们说话，还有谁能为他们说话。
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这个“乡村实验项目”，许多城里人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大人都没有体验过。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也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拍摄了两天。这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后来相继有上百家媒体对“父亲的水稻田”这一项目给予关注。我当初根本没想到这些。
这件事，使父亲感到自豪。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从没有因为种田这件事像这样感到过骄傲。第二年，不仅我的父亲，我还引入了村庄里另两位父亲。因为很多村民对父亲很羡慕。2015年，“父亲的水稻田”第二季，有了67岁的凌云法、44岁的黄仁良的加入，加上我的父亲，这一年的水稻田就是三位父亲的水稻田了。我想试着让更多的村民，可以因为种田这件事，得到稍多一点的收入。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种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件有些可笑的事。尤其是这样单家独户的小农种田，愈加显得背时。除非大规模化耕作，否则种田注定是要亏本的。但这恰恰是我来做“父亲的水稻田”这件事的初衷所在。这是一种笨拙的劳动。其实很多手工活计也都是如此，都是笨拙的劳动。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几千个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这些笨拙的劳动者，最可惜的，不是他们做不了多大的事，而是即便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却仍然被时代所抛弃。时代像个火车跑得太快，笨拙的人跑丢了鞋，仍然赶不上它。 所以我做了“父亲的水稻田”。从春到秋，我想记录下水稻耕种的过程，我想体会父辈在这样劳作中的艰辛与汗水。我想把这样的劳作与耕种，传达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城市里的人们。或许再过十年，当这些年老的农民也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我们的水稻田都会荒芜，长满野草。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真正继承父辈们的种田手艺。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有很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经过一整年的耕作，我写了一本书《下田》，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于2015年11月出版。这本书一出来，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的关注。这本书是我写给父亲和村庄的，更是写给城市，写给孩子的。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双脚接触不到真正的土地，他们对于耕种的体验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正在快速地消逝，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种田了。写给孩子，就是写给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我们的水稻田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第二个收获是，我的文字也因此变得不同。我在田间观察水稻，观察昆虫，观察野草，我的内心无比安静，我的文字重新回归到质朴的状态。
也因为与水稻田的关系，我得以重新观看我的村庄，包括村庄里的草木，村庄里的人。我的这些文字变得更加具有质感，细节丰富，而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来做“父亲的水稻田”项目的话，几乎不会得到这些收获。
第三个收获是，通过“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我重建了与父亲、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周 聪：华诚兄的讲解让我对这本书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我看来，《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是一种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切凭吊。尤其是在市场化背景的今天，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从自然环境、经济结构、风俗伦理等方面，农村的内在肌理都被商品经济的法则颠覆或者吞噬了。我感兴趣的是，兄大力倡导的“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的农耕”项目，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挽留农耕文明的行为意义和出路在哪？能否谈谈兄的心得。
周华诚：为什么要使用“挽留最后的农耕”这样一个口号，就是因为当初推出这个项目最初的想法。因为“古法耕种”这种做法即将消失。中国的传统农村，我们从唐诗宋词里一直见到，相当熟稔，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可能在这二三十年里面，我们就见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消失。农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正如兄所说，与这种农耕方式相连的种种都发生了变化——自然环境、经济结构、风俗伦理、社会结构，都不一样了。
可以说，我们是最后一代对村庄、对水稻有情感的人。我们的孩子，肯定不会去关心这件事了。
所以，我是见证“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完全有责任去把这件事纪录下来。古法耕种可以说不普遍了，农业大户都采用了更加省力、简便、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耕种办法，而小农们又把土地抛荒，不去种它，反而向城市去谋求生路。正是基于“纪录”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去做了这件事，也是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东西，告诉孩子们，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水稻田，原来曾经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去种田，已经不可能像一千年前一样了。时代在变，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去，而且重新回去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怀旧，而是想要纪录；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这种生活迟早是要消失的，所以纪录、实践这件事的文化价值正在于此。
周 聪：在读《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时，我不自觉地想到了李锐的《太平风物》，那本书里作者列举了很多古代农机具的图片和原始文献，并以故事的方式展现农耕文明的消逝与变迁。回到《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的文本上，此书在叙述上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增加了一些人物的口述、以类似日记体的方式记录稻田发生的细微变化、插入一些说明性的资料，等等。这种做法显然与那种纯粹的散文或随笔写作方式有所区分，但我觉得正是这些枝蔓丛生之处，才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比如书中每篇开头反复列出的时间，就是理解农耕文明的一处窗口，因为节气纪事的线索更吻合了此书的气息——怀念农耕文明，但依然对城市文明充满尊重，并试图用农耕文明来影响城市文化，“写给城市的稻米书”这句话中本就隐含着一种对农耕文化的自信。兄怎么样看我的观点？
周华诚：我完全同意兄的看法，在我看来，“文化”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
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说过一句话：“当我读火车时刻表时，如果我不是为了查询车次，而是在思考现代生活中的速度和复杂性，那么，我就是在阅读文学。”这句话说明，是不是文学，会随着读者不同、语境不同，而发生改变。
我们现在阅读《水经注》这样的地理书，阅读《随园食单》这样的菜谱书或者《康熙县志》这样的地方志，也是在阅读文学。所以我当时在写作《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时，更多采用了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或者说，是社会调查式的写作。那些口述及说明性的资料，都是为了一一如实纪录发生在21世纪初江南的水稻耕种技艺与农民生活。而这，与我当初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一致的。
其实，我不是为了“怀念”农耕文明，只是如实纪录它。当然，农耕生活是更靠近一个人的内心的，因为它与大自然更近。我们跟大自然更近的时候，更可以发现时间的哲学，可以体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现在当然对城市的文明充满尊重，因为这是社会的潮流，是发展的趋势。但是从个体，从精神的角度，一定是乡村最后来拯救我们。或者说是大自然。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想让大家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重新发现劳作的价值。重新发现乡野生活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更加注重自己的生命意义的话，一定不会忽略乡野。
周 聪：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另外两本书《草木滋味》和《一饭一世界》，这两本书写得很有趣，它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植物，也写到了不少好吃的食物。我十分喜欢《草木滋味》里一篇名叫《紫云英》的散文，并曾在一个短文中對这篇散文进行过阐释：“紫云英一词身上承载了多种符号特征：作为一种现代菜肴的消费符号，作为一种平等观念的伦理符号，作为一种植物的文化符号……正是这多重身份的重叠与交织，作者笔下的紫云英形象才得以建构。紫云英承担了这样一种叙述功能：它既直指当下消费时代的种种‘雅趣’，又勾连了消逝的乡村经验，还追溯了文化意味上的紫云英的初始面貌。”从消费符号、伦理符号、文化符号等角度来分析两本书中其他的植物，也可以得到一些相似的认识。不可否认，这两本书都是着眼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诸如一花一草、一顿饭、一碗粉……它们与崇高、宏大、主流、典型等词语绝缘。扎根世俗生活，发掘日常生活潜存的诗意与趣味，似乎成为这些文字透露出来的艺术品格。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文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是有意选择，还是在写作中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顺便也谈谈你的散文观。 周华诚：《一饭一世界》写作的时间比较早，2000年前后开始很少量的写作，持续到2006年、2007年。《草木滋味》主要是2010年之后，主要是最近三四年的文章。
“它們与崇高、宏大、主流、典型等词语绝缘。”我非常同意兄的这句话。崇高、宏大也好，主流、典型也好，通常都是集体意识，很少有个体意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个人常常是被忽略的。而这恰恰不是文学应该做的。尤其是散文，如果不能从个体经验出发，呈现自己生命的状态，而执著于集体意识或主流话语，那只能是人云亦云。实际上，做这件事，别的学科比文学更做得好。
发掘日常生活潜存的诗意与趣味，其实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认为，生活与艺术从来都是一体的。“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江南文人自古就把生活与艺术结合得非常好。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香，都是艺术，也都是生活本身。我认为散文就是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是生命的艺术。散文一定要有生命的体悟。
在《草木滋味》之后，我也在尝试一些更为厚实、宽广的散文写作，但无论如何，这些依然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
周 聪：谈及兄的文学趣味，就难免与生活趣味紧密相关了。在兄的作品中，我更喜欢的是《小世界》和《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有几只狗狗》，这两本摄影集可以看作是一位父亲给女儿的献礼，一图一笔间流淌着浓浓的父爱。不论是《小世界》中记录一朵从出生后的成长点滴，还是《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有几只狗狗》中一朵与六只狗狗的友谊，都显得那么温情，甚至还有点浪漫色彩，让为人父母者心生妒忌。我在想，我也要给自己的女儿做本这样的书。哈哈，能否八卦一些，在一朵成长的岁月里，哪些事情最令你难以忘记？
周华诚：难忘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幸好当时有相机，把很多瞬间、很多细节给留下来。镜头其实是我注视女儿的另一只眼睛，它在纪录，同时帮助我在记忆和思考。
有一个冬天，我带一朵去公园里玩。因为很久不见，我特别愿意单独带她出去玩。因为如果有她妈妈在场，她就会比较黏妈妈，气氛也会不一样。可是我和她两个人出去，她就特别依赖我。我们手牵着手，走来走去，说一些很稚气的话，让我也好像会变得跟她一样大了。那些话都是秘密，因为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我也不会那么萌，她也不会对我那样亲热，总之，不一样。
我俩想在公园里拍个合影，没有人可以帮忙，于是我把相机放在草地上，自拍。相机滴滴滴在10秒倒数，我跑回到女儿身边，我们并排蹲在树底下，拍下了那张照片。这样的照片构图什么的并不出奇，甚至聚焦也可能不佳，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共同的秘密。就好像我们在同世界捉迷藏，如果我们不说出来，谁也不会知道，而相机记录了这一切。就像是我曾写过的那句话，这是你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一起的。
类似这样的瞬间非常多。所以我要感谢摄影。现在一朵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她经常学习很忙，也因为心智慢慢成熟，慢慢独立，有自己的空间了。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线性的，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不可重来。我也由此更加珍惜。
周 聪：在兄相对比较早的作品集《无人时唱歌给梦想听》里，我能体会到兄昂扬的斗志与激情，正如《没有雨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篇名一样，出身贫穷的孩子必须比家庭条件优厚的同龄人付出更多，才能获得成功。《开出一条路》中他为了理想奋发读书，考上重点医学院。《有些事，年轻时不懂》中他决心漂流虎跳峡，这一决定令父母伤心不已。现在来检视这些文字，虽然在叙述上存在着一定的程式化问题，但其间流淌的向上奋斗的气息犹存。从主题和材料上看，我以为，这本书比较适合学生阅读，沿着这一话题，想请兄谈谈对当下女性读者喜爱的鸡汤体、学生群体迷恋的哲理体散文的看法？它们在文学教育中能否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周华诚：实际上，就我个人的写作历程来说，有一个阶段，我是写作过这个类型的文章的。《无人时唱歌给梦想听》和《沿着那梦想的微光》都是。前者更早，后者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中学生读物的选本。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阶段是我写作的早期。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个类型的写作会陷入模式化，而且它确实是有套路的。为什么读者体、青年文摘体，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某个阶段特别喜欢阅读？因为那个阶段的成长需要它。这类文章，是有“学生气”的。说它是鸡汤也好，是别的汤也好，对那个年龄段的读者是有价值的。对于文学教育，至于是对于学生的学习写作，一定是有作用的。
但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审美的提高、对艺术的体悟等等方面变化，写作依然停留在同一个阶段，那是令人遗憾的。高级阶段的写作，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写。这样的写作，追求浑然天成的大境界，大巧不工的大自在，这样的话，这时候创作出的东西就不是给中学生读的了。
周 聪：确实，每个人的写作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不同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会有所差异。我察觉到，兄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理念在。比如《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就在打造“父亲的水稻田”这一概念，而《小世界》提及的“温情爸爸的拍摄手记”，《造物之美》中大力倡导的“匠人精神”，可以说，一本书打造一种概念。这种文化上的创意也体现在兄策划的“雅活书系”上，比如《乡间游戏》《古珠之美》《慢走哦，小时光》《古画之美》等选题，都有深厚的怀旧情绪。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的提炼和捕捉是如何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如方便的话，透露一下近期关注的话题和题材。
周华诚：其实，我并不是在打造一个概念，我也并不怀旧。就像《下田》那本书，是先有“种田”这件事，才有了那本书，所以是不是有“父亲的水稻田”那个名称或概念对那本书并不重要。但是对那个项目很重要，因为有一个好的概念，活动的传播性会更好。
其实我的几本书，都是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看的。我这两年也在做图书策划，我认为一本书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才好，因为书是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读者的。一本大杂烩的书，显然没有一本题材非常明确的书那样有针对性。 我不会为了出书而出书，而是我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心得，有所积累，出书也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所以《小世界》《狗狗》《造物之美》都是如此，《造物之美》就更加典型一点——它全书就可以看作是一篇大文章。
我策划“雅活书系”也是如此，绝不是因为怀旧，去策划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有打动我的“点”，有吸引我的“点”，我对它发生了兴趣，我才去做这本书。我希望雅活的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的题材。你是写种花，还是弹琴，是写喝茶，还是花道，还是电影，还是旅行，都要非常明确。雅活书系不接受一本没有明确主题的散文集。
捕捉这些信息，是我作为图书策划人的敏锐点吧，可能是这样。
我们常有一句话，“美好的事物总会相遇”。其实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热爱。心有热爱的人，都自带光芒。在这个时代，怎么做一个不被滚滚潮流裹挟而去的人？如何坚持你自己的喜欢？我想，每一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所做的事，不是去发现那些坚持自己热爱的人。
比如《乡间游戏》的作者宋长征、《飞鸟物语》的作者木也，我们之前都并不相识，而是通过朋友的推荐，他们把自己的书稿交到我手中。恰好我都很喜欢。你想，有个人，还是一个小县城的理发师，写了一本书，都是讲乡下孩子们的玩意儿。还有一个人，是广东某个大学里的老师，也不好好写评职称的论文，而是整天仰着头，看天空中的鸟儿飞来飞去。你看，那我多开心啊。好像一下子就认识了。其他好多作者，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依然更多关注生活美学方面的作者与选题。
周 聪：很奇怪，我翻阅了兄的这些作品，鲜有看到一些谈论作家的文字。最后的一个请求，能否请兄讲讲自己喜欢的一两个作家或其作品？我这么问，就是想溯源——寻找到兄作品的来龙去脉。这也许是一个比较私人化的话题，但还是请兄原谅我这个不情之请。
周华诚：我的阅读其实很杂，喜欢的作家也不少，但经常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十几岁习作的时候也读青春散文，像洪烛、古清生等等。后来读书越来越杂，像《聊斋志异》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明清小品文也读过不少。张岱这些。后来的作家里，有一段我很喜欢周作人、沈从文。国外的像史景迁我也很喜欢。我读的书里，当代的纯粹作家的书我读得反而少。这两年开始关注多一些。
周 聪：谢谢华诚兄的耐心解答，和兄的这次交流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期待着兄的更多优秀的作品。谢谢！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周 聪：华诚兄好，很荣幸能够跟您弄这个访谈。我更愿意从兄的《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开始今天的对谈，坦白而言，这本书唤醒了我的童年生活经验，书中的应中良、马岳云等人，就仿佛生活在我们村的一个个乡亲。在我老家的一所砖瓦房里，还存放着耕田用的犁、耙、耖、水车等农具，这些物件就像是时间深处的老人，静静地待在屋子的角落里，沉默不语。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兄的这本书是什么机缘写成的？能否谈谈此书的成稿经过。
周华诚：谢谢周聪兄。
我在城市生活，时常回到老家的村庄。但每一次回去，我都感觉到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农民从来都很自卑，他们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尊严得不到尊重，农民没有自信。我父亲就是许许多多农民中的一个。
2013年冬天，我通过众筹发起“父亲的水稻田”項目，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传统的耕种方法种一小片稻田。然后通过带领城市人参与，连接城市与村庄，让父亲的劳动价值得到体现。在城市生活了那么久，我知道城市人想吃到纯天然食物其实很难。另一方面，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在我看来即将消逝的农耕文化。
其实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实验项目，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没想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订完。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口，北到东三省，西到遵义，绝大部分都是我不认识的人。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我带上我的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只有不到两亩。我跟着父亲的步子，在后边拍他怎么犁、耙、耖，文字记录写了十几页，父亲终于学会并用上了智能手机。我教他使用相机、微信，用家里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和视频聊天。父亲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学校长”。
2014年5月，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3天后，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6月，秧苗长齐，可以插秧了，我在网上发出通知，请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那一天，从各地来了四十多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但有的孩子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开始种水稻以后，我与父亲的联系频繁了很多。每隔一两天，父亲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
因为下田，我与父亲之间的共同话题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懂得了父亲。开始在老家种水稻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
2014年的夏天特别凉爽，城市里，我身边的人都表示这气候真舒服。而8月中旬的一天，我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我突然就觉得心里不安了。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千百年来哪一季节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我发现自己原先自以为是，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从小到大，父亲在田间教会我许多事情。后来我离开了村庄，离开了稻田，在城市中生活。但父亲一直在乡下。原先我觉得土地没有那么重要，父亲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挥洒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的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于父亲的理解。以及，这也给我带来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变。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的地点。我也不再认为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被掩盖的，被遮蔽的。农民的劳作价值是被忽视的，被极大低估了的。如果我不为当农民的父亲以及更多的农民父亲们说话，还有谁能为他们说话。
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这个“乡村实验项目”，许多城里人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大人都没有体验过。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也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拍摄了两天。这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后来相继有上百家媒体对“父亲的水稻田”这一项目给予关注。我当初根本没想到这些。
这件事，使父亲感到自豪。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从没有因为种田这件事像这样感到过骄傲。第二年，不仅我的父亲，我还引入了村庄里另两位父亲。因为很多村民对父亲很羡慕。2015年，“父亲的水稻田”第二季，有了67岁的凌云法、44岁的黄仁良的加入，加上我的父亲，这一年的水稻田就是三位父亲的水稻田了。我想试着让更多的村民，可以因为种田这件事，得到稍多一点的收入。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种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件有些可笑的事。尤其是这样单家独户的小农种田，愈加显得背时。除非大规模化耕作，否则种田注定是要亏本的。但这恰恰是我来做“父亲的水稻田”这件事的初衷所在。这是一种笨拙的劳动。其实很多手工活计也都是如此，都是笨拙的劳动。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几千个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这些笨拙的劳动者，最可惜的，不是他们做不了多大的事，而是即便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却仍然被时代所抛弃。时代像个火车跑得太快，笨拙的人跑丢了鞋，仍然赶不上它。 所以我做了“父亲的水稻田”。从春到秋，我想记录下水稻耕种的过程，我想体会父辈在这样劳作中的艰辛与汗水。我想把这样的劳作与耕种，传达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城市里的人们。或许再过十年，当这些年老的农民也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我们的水稻田都会荒芜，长满野草。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真正继承父辈们的种田手艺。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有很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经过一整年的耕作，我写了一本书《下田》，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于2015年11月出版。这本书一出来，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的关注。这本书是我写给父亲和村庄的，更是写给城市，写给孩子的。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双脚接触不到真正的土地，他们对于耕种的体验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正在快速地消逝，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种田了。写给孩子，就是写给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我们的水稻田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第二个收获是，我的文字也因此变得不同。我在田间观察水稻，观察昆虫，观察野草，我的内心无比安静，我的文字重新回归到质朴的状态。
也因为与水稻田的关系，我得以重新观看我的村庄，包括村庄里的草木，村庄里的人。我的这些文字变得更加具有质感，细节丰富，而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来做“父亲的水稻田”项目的话，几乎不会得到这些收获。
第三个收获是，通过“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我重建了与父亲、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周 聪：华诚兄的讲解让我对这本书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我看来，《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是一种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切凭吊。尤其是在市场化背景的今天，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从自然环境、经济结构、风俗伦理等方面，农村的内在肌理都被商品经济的法则颠覆或者吞噬了。我感兴趣的是，兄大力倡导的“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的农耕”项目，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挽留农耕文明的行为意义和出路在哪？能否谈谈兄的心得。
周华诚：为什么要使用“挽留最后的农耕”这样一个口号，就是因为当初推出这个项目最初的想法。因为“古法耕种”这种做法即将消失。中国的传统农村，我们从唐诗宋词里一直见到，相当熟稔，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可能在这二三十年里面，我们就见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消失。农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正如兄所说，与这种农耕方式相连的种种都发生了变化——自然环境、经济结构、风俗伦理、社会结构，都不一样了。
可以说，我们是最后一代对村庄、对水稻有情感的人。我们的孩子，肯定不会去关心这件事了。
所以，我是见证“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完全有责任去把这件事纪录下来。古法耕种可以说不普遍了，农业大户都采用了更加省力、简便、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耕种办法，而小农们又把土地抛荒，不去种它，反而向城市去谋求生路。正是基于“纪录”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去做了这件事，也是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东西，告诉孩子们，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水稻田，原来曾经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去种田，已经不可能像一千年前一样了。时代在变，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去，而且重新回去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怀旧，而是想要纪录；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这种生活迟早是要消失的，所以纪录、实践这件事的文化价值正在于此。
周 聪：在读《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时，我不自觉地想到了李锐的《太平风物》，那本书里作者列举了很多古代农机具的图片和原始文献，并以故事的方式展现农耕文明的消逝与变迁。回到《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的文本上，此书在叙述上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增加了一些人物的口述、以类似日记体的方式记录稻田发生的细微变化、插入一些说明性的资料，等等。这种做法显然与那种纯粹的散文或随笔写作方式有所区分，但我觉得正是这些枝蔓丛生之处，才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比如书中每篇开头反复列出的时间，就是理解农耕文明的一处窗口，因为节气纪事的线索更吻合了此书的气息——怀念农耕文明，但依然对城市文明充满尊重，并试图用农耕文明来影响城市文化，“写给城市的稻米书”这句话中本就隐含着一种对农耕文化的自信。兄怎么样看我的观点？
周华诚：我完全同意兄的看法，在我看来，“文化”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
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说过一句话：“当我读火车时刻表时，如果我不是为了查询车次，而是在思考现代生活中的速度和复杂性，那么，我就是在阅读文学。”这句话说明，是不是文学，会随着读者不同、语境不同，而发生改变。
我们现在阅读《水经注》这样的地理书，阅读《随园食单》这样的菜谱书或者《康熙县志》这样的地方志，也是在阅读文学。所以我当时在写作《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时，更多采用了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或者说，是社会调查式的写作。那些口述及说明性的资料，都是为了一一如实纪录发生在21世纪初江南的水稻耕种技艺与农民生活。而这，与我当初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一致的。
其实，我不是为了“怀念”农耕文明，只是如实纪录它。当然，农耕生活是更靠近一个人的内心的，因为它与大自然更近。我们跟大自然更近的时候，更可以发现时间的哲学，可以体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现在当然对城市的文明充满尊重，因为这是社会的潮流，是发展的趋势。但是从个体，从精神的角度，一定是乡村最后来拯救我们。或者说是大自然。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想让大家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重新发现劳作的价值。重新发现乡野生活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更加注重自己的生命意义的话，一定不会忽略乡野。
周 聪：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另外两本书《草木滋味》和《一饭一世界》，这两本书写得很有趣，它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植物，也写到了不少好吃的食物。我十分喜欢《草木滋味》里一篇名叫《紫云英》的散文，并曾在一个短文中對这篇散文进行过阐释：“紫云英一词身上承载了多种符号特征：作为一种现代菜肴的消费符号，作为一种平等观念的伦理符号，作为一种植物的文化符号……正是这多重身份的重叠与交织，作者笔下的紫云英形象才得以建构。紫云英承担了这样一种叙述功能：它既直指当下消费时代的种种‘雅趣’，又勾连了消逝的乡村经验，还追溯了文化意味上的紫云英的初始面貌。”从消费符号、伦理符号、文化符号等角度来分析两本书中其他的植物，也可以得到一些相似的认识。不可否认，这两本书都是着眼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诸如一花一草、一顿饭、一碗粉……它们与崇高、宏大、主流、典型等词语绝缘。扎根世俗生活，发掘日常生活潜存的诗意与趣味，似乎成为这些文字透露出来的艺术品格。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文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是有意选择，还是在写作中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顺便也谈谈你的散文观。 周华诚：《一饭一世界》写作的时间比较早，2000年前后开始很少量的写作，持续到2006年、2007年。《草木滋味》主要是2010年之后，主要是最近三四年的文章。
“它們与崇高、宏大、主流、典型等词语绝缘。”我非常同意兄的这句话。崇高、宏大也好，主流、典型也好，通常都是集体意识，很少有个体意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个人常常是被忽略的。而这恰恰不是文学应该做的。尤其是散文，如果不能从个体经验出发，呈现自己生命的状态，而执著于集体意识或主流话语，那只能是人云亦云。实际上，做这件事，别的学科比文学更做得好。
发掘日常生活潜存的诗意与趣味，其实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认为，生活与艺术从来都是一体的。“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江南文人自古就把生活与艺术结合得非常好。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香，都是艺术，也都是生活本身。我认为散文就是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是生命的艺术。散文一定要有生命的体悟。
在《草木滋味》之后，我也在尝试一些更为厚实、宽广的散文写作，但无论如何，这些依然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
周 聪：谈及兄的文学趣味，就难免与生活趣味紧密相关了。在兄的作品中，我更喜欢的是《小世界》和《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有几只狗狗》，这两本摄影集可以看作是一位父亲给女儿的献礼，一图一笔间流淌着浓浓的父爱。不论是《小世界》中记录一朵从出生后的成长点滴，还是《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有几只狗狗》中一朵与六只狗狗的友谊，都显得那么温情，甚至还有点浪漫色彩，让为人父母者心生妒忌。我在想，我也要给自己的女儿做本这样的书。哈哈，能否八卦一些，在一朵成长的岁月里，哪些事情最令你难以忘记？
周华诚：难忘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幸好当时有相机，把很多瞬间、很多细节给留下来。镜头其实是我注视女儿的另一只眼睛，它在纪录，同时帮助我在记忆和思考。
有一个冬天，我带一朵去公园里玩。因为很久不见，我特别愿意单独带她出去玩。因为如果有她妈妈在场，她就会比较黏妈妈，气氛也会不一样。可是我和她两个人出去，她就特别依赖我。我们手牵着手，走来走去，说一些很稚气的话，让我也好像会变得跟她一样大了。那些话都是秘密，因为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我也不会那么萌，她也不会对我那样亲热，总之，不一样。
我俩想在公园里拍个合影，没有人可以帮忙，于是我把相机放在草地上，自拍。相机滴滴滴在10秒倒数，我跑回到女儿身边，我们并排蹲在树底下，拍下了那张照片。这样的照片构图什么的并不出奇，甚至聚焦也可能不佳，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共同的秘密。就好像我们在同世界捉迷藏，如果我们不说出来，谁也不会知道，而相机记录了这一切。就像是我曾写过的那句话，这是你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一起的。
类似这样的瞬间非常多。所以我要感谢摄影。现在一朵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她经常学习很忙，也因为心智慢慢成熟，慢慢独立，有自己的空间了。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线性的，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不可重来。我也由此更加珍惜。
周 聪：在兄相对比较早的作品集《无人时唱歌给梦想听》里，我能体会到兄昂扬的斗志与激情，正如《没有雨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篇名一样，出身贫穷的孩子必须比家庭条件优厚的同龄人付出更多，才能获得成功。《开出一条路》中他为了理想奋发读书，考上重点医学院。《有些事，年轻时不懂》中他决心漂流虎跳峡，这一决定令父母伤心不已。现在来检视这些文字，虽然在叙述上存在着一定的程式化问题，但其间流淌的向上奋斗的气息犹存。从主题和材料上看，我以为，这本书比较适合学生阅读，沿着这一话题，想请兄谈谈对当下女性读者喜爱的鸡汤体、学生群体迷恋的哲理体散文的看法？它们在文学教育中能否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周华诚：实际上，就我个人的写作历程来说，有一个阶段，我是写作过这个类型的文章的。《无人时唱歌给梦想听》和《沿着那梦想的微光》都是。前者更早，后者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中学生读物的选本。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阶段是我写作的早期。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个类型的写作会陷入模式化，而且它确实是有套路的。为什么读者体、青年文摘体，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某个阶段特别喜欢阅读？因为那个阶段的成长需要它。这类文章，是有“学生气”的。说它是鸡汤也好，是别的汤也好，对那个年龄段的读者是有价值的。对于文学教育，至于是对于学生的学习写作，一定是有作用的。
但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审美的提高、对艺术的体悟等等方面变化，写作依然停留在同一个阶段，那是令人遗憾的。高级阶段的写作，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写。这样的写作，追求浑然天成的大境界，大巧不工的大自在，这样的话，这时候创作出的东西就不是给中学生读的了。
周 聪：确实，每个人的写作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不同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会有所差异。我察觉到，兄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理念在。比如《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就在打造“父亲的水稻田”这一概念，而《小世界》提及的“温情爸爸的拍摄手记”，《造物之美》中大力倡导的“匠人精神”，可以说，一本书打造一种概念。这种文化上的创意也体现在兄策划的“雅活书系”上，比如《乡间游戏》《古珠之美》《慢走哦，小时光》《古画之美》等选题，都有深厚的怀旧情绪。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的提炼和捕捉是如何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如方便的话，透露一下近期关注的话题和题材。
周华诚：其实，我并不是在打造一个概念，我也并不怀旧。就像《下田》那本书，是先有“种田”这件事，才有了那本书，所以是不是有“父亲的水稻田”那个名称或概念对那本书并不重要。但是对那个项目很重要，因为有一个好的概念，活动的传播性会更好。
其实我的几本书，都是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看的。我这两年也在做图书策划，我认为一本书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才好，因为书是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读者的。一本大杂烩的书，显然没有一本题材非常明确的书那样有针对性。 我不会为了出书而出书，而是我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心得，有所积累，出书也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所以《小世界》《狗狗》《造物之美》都是如此，《造物之美》就更加典型一点——它全书就可以看作是一篇大文章。
我策划“雅活书系”也是如此，绝不是因为怀旧，去策划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有打动我的“点”，有吸引我的“点”，我对它发生了兴趣，我才去做这本书。我希望雅活的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的题材。你是写种花，还是弹琴，是写喝茶，还是花道，还是电影，还是旅行，都要非常明确。雅活书系不接受一本没有明确主题的散文集。
捕捉这些信息，是我作为图书策划人的敏锐点吧，可能是这样。
我们常有一句话，“美好的事物总会相遇”。其实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热爱。心有热爱的人，都自带光芒。在这个时代，怎么做一个不被滚滚潮流裹挟而去的人？如何坚持你自己的喜欢？我想，每一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所做的事，不是去发现那些坚持自己热爱的人。
比如《乡间游戏》的作者宋长征、《飞鸟物语》的作者木也，我们之前都并不相识，而是通过朋友的推荐，他们把自己的书稿交到我手中。恰好我都很喜欢。你想，有个人，还是一个小县城的理发师，写了一本书，都是讲乡下孩子们的玩意儿。还有一个人，是广东某个大学里的老师，也不好好写评职称的论文，而是整天仰着头，看天空中的鸟儿飞来飞去。你看，那我多开心啊。好像一下子就认识了。其他好多作者，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依然更多关注生活美学方面的作者与选题。
周 聪：很奇怪，我翻阅了兄的这些作品，鲜有看到一些谈论作家的文字。最后的一个请求，能否请兄讲讲自己喜欢的一两个作家或其作品？我这么问，就是想溯源——寻找到兄作品的来龙去脉。这也许是一个比较私人化的话题，但还是请兄原谅我这个不情之请。
周华诚：我的阅读其实很杂，喜欢的作家也不少，但经常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十几岁习作的时候也读青春散文，像洪烛、古清生等等。后来读书越来越杂，像《聊斋志异》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明清小品文也读过不少。张岱这些。后来的作家里，有一段我很喜欢周作人、沈从文。国外的像史景迁我也很喜欢。我读的书里，当代的纯粹作家的书我读得反而少。这两年开始关注多一些。
周 聪：谢谢华诚兄的耐心解答，和兄的这次交流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期待着兄的更多优秀的作品。谢谢！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