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8日，现任日本天皇通过视频发表关于其象征性职责的讲话，印证了天皇本人有“生前退位”意向的真实性。
　　现行《日本国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3日。全部条款共103条，前八条即是有关“天皇”的规定。
　　与颁布于1889年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大权不同，《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及全体国民的象征。其具体含义，需要对宪法第1-8条做细致解读。

第一条：“天皇的地位与主权在民”

　　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极端地说，如果缺少国民的意志，即如果不能得到国民的理解，天皇就不能得其位。因为国民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可以删除其中有关天皇的规定。而这是战前的《明治宪法》中所没有的。正因如此，天皇只有在国民的理解基础上才能得以存在。

第二条：“皇位的继承”

　　皇位世袭应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
　　战前的《皇室典范》（以下称“旧典范”）与《明治宪法》同一天订立，既沒有向国民公布，也没有经国会讨论。换言之，旧典范被置于法律之上，议会无权修改。而现行的《皇室典范》（以下称“新典范”）与一般法律无异，战后经由国会订立，如若修改，亦需经国会讨论决定。由于天皇的地位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涉及天皇的有关皇室的法律条文理应经由代表国民的议员讨论确定。这是新旧典范最大的不同之处。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有关“年号”的规定。旧典范规定，天皇继位后方可定年号，且在位期间不可更改年号，须遵从明治元年订立的“一世一元”制，即天皇在位期间只允许使用一个年号。新典范没有年号之规定，所以天皇继位的同时定年号并无法理依据。在昭和天皇迎来78岁生日的1979年6月6日，国会通过了《年号法》，规定“以政令形式确定年号”，“更改年号仅限于皇位继承场合”。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旧典范规定继承皇位的男性以嫡子优先，庶子次之;而新典范则强调嫡出。
　　另外，旧典范规定“皇族”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四世，五世以下为“王”和“女王”;而新典范将“皇族”范围限定在二世以内，三世以下嫡男一系的嫡出子孙为“王”和“女王”。新规定实际上是在缩小皇室的范围，这也成为造成当今皇室萎缩的因素之一。
　　关于退位问题，新旧典范都没有相关规定。旧典范规定天皇驾崩时由皇嗣继位，新典范规定天皇驾崩时皇嗣需即刻即位。也就是说，新天皇继承皇位应以前任天皇驾崩为前提。

第三条：“内阁对天皇国事行为的建议和责任”

　　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第四条：“天皇的权限”

　　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与国政相关的权能。

第六条：“天皇的任命权”

　　天皇根据国会提名任命内阁总理大臣，根据内阁提名任命最高法院院长。

第七条：“天皇的国事行为”

　　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与认可，为国民行使包括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等，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公告举行国会议员的选举，任免国务大臣等官吏，全权委任驻外使节以及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大赦、特赦、减刑、免除刑罚，认接见外国大使及公使，举行仪式等有关国事的行为。
　　天皇的“国事行为”是指什么呢？将这些条款内容具体展开来看，“国事行为”不是一般理解的天皇前往内阁、机关下达命令或前往国会召集议员等，而是根据内阁决议，对相关文件和议案进行签字盖章。按照规定，必须要签字盖章，天皇不能有情绪和反对的意见。实际上经天皇签字盖章的内阁文件平均每年约有千件之多，相当于每天三件。
　　此外，作为国事行为的相关仪式还包括：昭和天皇驾崩时举行的“大丧之礼”、对内外宣命的“立太子之礼”和昭示皇太子已成年的“成年礼”，以及天皇退位时举行的“退位礼正殿之仪”和皇太子继位时举行的“继位之礼”。尤其这次皇太子的弟弟秋筱宫作为皇位顺位继承人举行的“立皇嗣之礼”仪式也属于国事行为。
　　诸如此类的属于国事行为的仪式都是有所限定的。“召集国会”并非指天皇到国会召集议员，而只是发放诏书（载有天皇意见的公文）而已。如果天皇出席国会开幕式，并发表类似演讲等内容则属于“公的行为”。
　　如天皇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最高法院院长、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亲授勋章等仪式，虽都涉及国事行为，但并不是国事行为本身，通常把这些宪法中没有规定的仪式称为“公的行为”。
　　天皇的“地方巡幸”也属于“公的行为”。平成时期，天皇“地方巡幸”显著增加。平成时期给人的印象好似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比如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云仙普贤岳火山喷发、新潟县的中越地震、关东和东北暴雨、熊本地震等。每每发生这些灾害时，天皇会立即动身并多次前往受灾地视察慰问。天皇的这些行为全部属于“公的行为”，但不是国事行为。
　　日本战败70周年之际，天皇奔赴冲绳、长崎和广岛，还有太平洋岛国帕劳等进行慰灵活动，也属于“公的行为”。
　　还有为了国际亲善，天皇本人访问外国，受到外国的国王、王室、总统等接待或是接见来访的外国要人，与外国元首互致书信和电话，接见访日外交团体等都属于“公的行为”。如1992年天皇对中国的访问即是“公的行为”，是通过内阁决议而进行的。再如2018年5月10日，天皇与来日参加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进行了20分钟的会谈。 　　除上述的“国事行为”“公的行为”外，天皇还有“私人行为”。如天皇为国民祈祷而在宫中举办的祭祀活动。《日本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所以宫中祭祀完全属于私人行为。该活动从每年1月1日清晨开始，直至12月31日整个仪式活动才算完成，这一期间，天皇至少要进行24个相关的祭祀活动。
　　上述行为都是作为“象征天皇”的重要工作。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天皇只是做做国事行为，身体就不会不堪重负，更不会累及到退位。
　　但是正如天皇在视频中所言，仅履行国事行为，在当今的时代还能够体现全体国民的意愿嗎？不只是国事行为，如不能为国民祈祷，不能同国民同悲同喜，那天皇就不算完全尽到作为象征天皇的职责，进一步说，天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第五条：“摄政”

　　根据《皇室典范》的规定设置摄政时，摄政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有关国事行为。
　　基于前述考量，设置“摄政”一职的做法似乎行不通。天皇应该发挥作用而没有发挥作用的话，那就应该让实际发挥作用的人当天皇。另外在昭和天皇病危之际，日本全社会曾掀起“自省”运动，社会各界相继出现停止相关娱乐生活等活动。显然现任天皇不希望因为个人原因导致上述问题的发生。
　　2017年6月9日，出台了仅适用于现任天皇生前退位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案》。恐怕连天皇都没考虑到自己真的可以退位。还有言论认为天皇个人的人权被无视了，我认为，今后的天皇依然作为象征天皇，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存在依据，只适用于现天皇退位的政府方针未必不契合天皇的想法。
　　但该法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日本皇室面临的问题。如新天皇继位之时将已59岁，在不远的将来又将面对老龄化和退位问题。另外还有天皇的继承人问题。当今皇太子只有一个女儿，除皇太子的弟弟秋筱宫及其儿子悠仁亲王之外，皇室将来再无人继承皇位，如任其发展下去，皇室的存续将陷入危机之中。对此，有观点认为应认可女王，进而建立女系的天皇，就像英国那样，只要母亲成为女王，父亲即使不是国王，其子也能继承王位。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历史上虽有女性天皇，但其后并不存在女系的天皇，如果承认女系天皇，就会动摇基于传统的皇室权威。
　　在当今象征天皇制时代，天皇及其皇室以日本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因此，如天皇本人所望，国民有必要就今后的皇室继承问题展开讨论。
　　（作者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主任研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