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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没到过重庆就对我们的改革说三道四。”2012年1月1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谈及该市近年来在城乡统筹、缩差共富等引人注目的改革举措时，对社会上一些质疑声的反应有些激动。
黄奇帆认为，一些对刚刚启动不久的地票制度的质疑观点就源于对该制度的不了解。而他不断强调该市各项改革均经过科学论证和周密部署，因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显得成竹在胸。
民生导向共富之路行得通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重庆坚持的民生导向共富发展道路，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面临的两个重要命题，能不能说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批判性坚持？
黄奇帆：不能这么说。“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话本身并没错。问题的症结在于，这句话在执行和落实过程中走了样。“效率优先”被无限夸大，太偏重效率；“兼顾公平”被束之高阁，忽视了公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矫正这一偏差，使这句话回归它本来的正确含义。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发展与民生导向，似乎是容易顾此失彼的矛盾体，有人就担心过分强调民生会导致牺牲GDP，在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二者兼顾信心十足，请问你的信心何来？
黄奇帆：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样的认识。不仅社会上，不少官员心里也是这么想的。重庆的实践初步证明，两者是可以兼得的，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关键是把握好合适的度。
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将进一步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至于信心，来源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理解，来源于民本情怀广泛的社会基础，来源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担当。脱离人本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缩小基尼系数难在如何切分蛋糕
中国新闻周刊：衡量重庆最终实现共富目标的标准是不是基尼系数达到0.35，还是有更丰富的标准？
黄奇帆：基尼系数0.35是国际公认的最理想状态。重庆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把其作为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的目标。
理想与现实可能会有一定差距，目前可能会与这个目标值有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与这个目标值越走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就是进步！就是探索意义上的成功！我们的缩差共富有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除了基尼系数，还有城乡差距比、区域差距比，还有创业人群数量、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等等许多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共富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但是重庆选择了面对而不是逃避，两年里，基尼系数从0.438到0.421,下降了0.017，这个数据背后意味着努力。重庆下一步要达到0.4目标亟须克服的困难将是什么？
黄奇帆：难在如何切分好“蛋糕”。做大“蛋糕”国内外都有很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继续跟着学就行了。但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迄今还没有现成范例。相对来说，增量调整比较好做，就是把财富的增量部分更多地倾斜给低收入者，一般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然而，存量调节就十分敏感，也很难。同时，幸福感不光取决于收入，还包括安全感、公平感等许多方面。
0.017有决定性意义，就目前的实践，对这个数字贡献最大的是城乡缩差，占40%左右。
对于一个社会，创造公平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价值的梦想也非常重要。机会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多路要走。
民生是再改革抓手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绩斐然，但是也面临巨大挑战。不少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再改革，能否认为民生就是重庆再改革的抓手？
黄奇帆：没错！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改革都是围绕解放生产力，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做大蛋糕。重庆目前正在探索的改革即有这样的改革，同时也在探索推进围绕民生改善方面的改革。比如，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创新发展离岸金融结算和离岸数据处理等，都属于做大蛋糕的改革；又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微型企业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等改革，就是民生方面的改革。民生改革除了改善民生之外，同时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增加就业等等。
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重庆步入了大都市、大功能、大开放、大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中央期望的“加快”“率先”之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慢改革创新的步伐，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释放和激活生产力，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新路。
对束缚“缩差共富”的一切障碍，必须从观念和制度安排上，进行革故鼎新，切实扭转城乡、区域、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些年，我们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民生领域的改革也亮点纷呈，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新闻周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你提出“构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新机制，将一体化大综治职能由社会治安向社会管理全面延伸”，这是否会导致政府管制性职能过强而服务性职能弱化？
黄奇帆：其实管理与服务都融汇于政府的施政行为之中，二者并无十分严格的界限。从某种程度说，管理也是服务，服务也是管理，很难划出一条“楚河汉界”。
当然，两者的直接目的可能不一样，管理重于规范和约束，服务重于排难解忧，但两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维护公众的利益和秩序。对部分人的管理，就可能是对大多数人的服务，对人的服务就可以减少或转化管理的对象。管理和服务职能到底该强化还是弱化，关键还要看人和社会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管理行为都是寓于服务之中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永远不会弱化服务职能。
地票制度试验效果比较好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始的地票制度探索，观点不一。有人希望该制度能成功解决改革开放至今围绕土地产生的诸多矛盾；也有人担心制度会引发新问题。你怎么看待类似不同观点？
黄奇帆：感谢第一种观点对重庆的信赖和期待！第二种观点对地票制度的理解尚浅，或者还存在误解，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设立，既是对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也是对我国城乡统筹一体化途径的探索试验。从我们所坚持的几项原则就可打消顾虑：严格在法律政策框架内开展改革试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作为重要前提；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性试验，还有一个不断总结完善的过程。但目前从试验的效果看，完全在我们顶层制度设计的范围内，各方面反映都是比较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金融危机下重庆推出发展微企业，有观点认为，在国有企业实力强大的重庆发展微企业，会因为后者完全不具备竞争力而难以为继。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应如何平衡二者发展中的关系？
黄奇帆：“两个坚定不移”是中央一贯的方针。重庆在贯彻中不论亲疏，不分国有、民营。在政治地位、资源配置、机会分享、政策享受等方面，都一视同仁。同为市场主体，肯定会有竞争。但这种竞争，一定会在公正、公平、公开的环境中进行。这样的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有利于造福社会。
况且，市场并非全是竞争，还有合作，还有优势互补，还有互利共赢嘛！重庆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国有和民营之间，绝不是形同水火、此消彼长的关系，完全可以双轮驱动，比翼齐飞。对微型企业难以为继的担心，仅仅是有这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中央的“两个坚定不移”，不就是难以成立了吗？★
黄奇帆认为，一些对刚刚启动不久的地票制度的质疑观点就源于对该制度的不了解。而他不断强调该市各项改革均经过科学论证和周密部署，因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显得成竹在胸。
民生导向共富之路行得通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重庆坚持的民生导向共富发展道路，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面临的两个重要命题，能不能说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批判性坚持？
黄奇帆：不能这么说。“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话本身并没错。问题的症结在于，这句话在执行和落实过程中走了样。“效率优先”被无限夸大，太偏重效率；“兼顾公平”被束之高阁，忽视了公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矫正这一偏差，使这句话回归它本来的正确含义。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发展与民生导向，似乎是容易顾此失彼的矛盾体，有人就担心过分强调民生会导致牺牲GDP，在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二者兼顾信心十足，请问你的信心何来？
黄奇帆：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样的认识。不仅社会上，不少官员心里也是这么想的。重庆的实践初步证明，两者是可以兼得的，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关键是把握好合适的度。
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将进一步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至于信心，来源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理解，来源于民本情怀广泛的社会基础，来源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担当。脱离人本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缩小基尼系数难在如何切分蛋糕
中国新闻周刊：衡量重庆最终实现共富目标的标准是不是基尼系数达到0.35，还是有更丰富的标准？
黄奇帆：基尼系数0.35是国际公认的最理想状态。重庆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把其作为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的目标。
理想与现实可能会有一定差距，目前可能会与这个目标值有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与这个目标值越走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就是进步！就是探索意义上的成功！我们的缩差共富有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除了基尼系数，还有城乡差距比、区域差距比，还有创业人群数量、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等等许多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共富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但是重庆选择了面对而不是逃避，两年里，基尼系数从0.438到0.421,下降了0.017，这个数据背后意味着努力。重庆下一步要达到0.4目标亟须克服的困难将是什么？
黄奇帆：难在如何切分好“蛋糕”。做大“蛋糕”国内外都有很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继续跟着学就行了。但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迄今还没有现成范例。相对来说，增量调整比较好做，就是把财富的增量部分更多地倾斜给低收入者，一般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然而，存量调节就十分敏感，也很难。同时，幸福感不光取决于收入，还包括安全感、公平感等许多方面。
0.017有决定性意义，就目前的实践，对这个数字贡献最大的是城乡缩差，占40%左右。
对于一个社会，创造公平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价值的梦想也非常重要。机会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多路要走。
民生是再改革抓手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绩斐然，但是也面临巨大挑战。不少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再改革，能否认为民生就是重庆再改革的抓手？
黄奇帆：没错！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改革都是围绕解放生产力，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做大蛋糕。重庆目前正在探索的改革即有这样的改革，同时也在探索推进围绕民生改善方面的改革。比如，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创新发展离岸金融结算和离岸数据处理等，都属于做大蛋糕的改革；又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微型企业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等改革，就是民生方面的改革。民生改革除了改善民生之外，同时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增加就业等等。
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重庆步入了大都市、大功能、大开放、大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中央期望的“加快”“率先”之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慢改革创新的步伐，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释放和激活生产力，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新路。
对束缚“缩差共富”的一切障碍，必须从观念和制度安排上，进行革故鼎新，切实扭转城乡、区域、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些年，我们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民生领域的改革也亮点纷呈，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新闻周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你提出“构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新机制，将一体化大综治职能由社会治安向社会管理全面延伸”，这是否会导致政府管制性职能过强而服务性职能弱化？
黄奇帆：其实管理与服务都融汇于政府的施政行为之中，二者并无十分严格的界限。从某种程度说，管理也是服务，服务也是管理，很难划出一条“楚河汉界”。
当然，两者的直接目的可能不一样，管理重于规范和约束，服务重于排难解忧，但两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维护公众的利益和秩序。对部分人的管理，就可能是对大多数人的服务，对人的服务就可以减少或转化管理的对象。管理和服务职能到底该强化还是弱化，关键还要看人和社会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管理行为都是寓于服务之中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永远不会弱化服务职能。
地票制度试验效果比较好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始的地票制度探索，观点不一。有人希望该制度能成功解决改革开放至今围绕土地产生的诸多矛盾；也有人担心制度会引发新问题。你怎么看待类似不同观点？
黄奇帆：感谢第一种观点对重庆的信赖和期待！第二种观点对地票制度的理解尚浅，或者还存在误解，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设立，既是对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也是对我国城乡统筹一体化途径的探索试验。从我们所坚持的几项原则就可打消顾虑：严格在法律政策框架内开展改革试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作为重要前提；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性试验，还有一个不断总结完善的过程。但目前从试验的效果看，完全在我们顶层制度设计的范围内，各方面反映都是比较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金融危机下重庆推出发展微企业，有观点认为，在国有企业实力强大的重庆发展微企业，会因为后者完全不具备竞争力而难以为继。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应如何平衡二者发展中的关系？
黄奇帆：“两个坚定不移”是中央一贯的方针。重庆在贯彻中不论亲疏，不分国有、民营。在政治地位、资源配置、机会分享、政策享受等方面，都一视同仁。同为市场主体，肯定会有竞争。但这种竞争，一定会在公正、公平、公开的环境中进行。这样的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有利于造福社会。
况且，市场并非全是竞争，还有合作，还有优势互补，还有互利共赢嘛！重庆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国有和民营之间，绝不是形同水火、此消彼长的关系，完全可以双轮驱动，比翼齐飞。对微型企业难以为继的担心，仅仅是有这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中央的“两个坚定不移”，不就是难以成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