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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环境观点高于别人，我们只希望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只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确实是黑与白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没有机会获得知情权，没有机会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就被人做了决定
对于一个刮风起尘风停起霾的城市来说，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楼下小区广场里，老人们推着童车出来晒太阳，闲聊声爬上6楼，闯进了马军的办公室。
马军喜欢这种很生活的响动，但只有天气好时，它才会飘上来。多数时间，他早上9点来到这里，看一眼空旷的广场，发邮件，接电话，写报告，给自己的网站“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录入数据。
马军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主任的英文是director(指挥者)，实际上他只能指挥3个人，其中一位还因为出国留学暂时离开了。两个女孩在隔壁——实际上是客厅的电脑前忙碌着，她们一位负责水污染研究，一位负责空气污染研究。
出版《中国水危机》投身民间环保
1993年，马军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进入香港《南华早报》任研究员。彼时，三峡工程通过人大表决不久，理所当然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马军常去三峡采访。随着他走过的河川越来越多，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水污染在1980年代就开始严重起来，但直到90年代中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各种利益方，推着我们走向‘先污染后治理’。”而这恰恰是一条我们从小学起就被告知可以避免的西方的“老路”。
1998年的大洪水推动了社会的反思，“为什么要和自己的母亲河作殊死搏斗呢?”马军问。六七年间遍访大江大河的经历，促使他在1999年完成了《中国水危机》一书。
这本以触目惊心的龟裂的土地为封面的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本来以为把责任从肩上卸下来了”，最后还是被舆论推动着，走向了专业环保的路。
2004年，马军被推荐参加“耶鲁世界学人”项目，到耶鲁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有些中国学者在做访问学者时，习惯给老外“上课”，纠正他们对中国的种种误读，对马军来说，在美国的最大收获，是亲身体验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大促进作用。
马军还记得第一次面对耶鲁全校的演讲，题目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马军提醒耶鲁的学生，美国人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使用高消耗的产品，这种高消耗的背后，是让其他一些国家付出了环境的代价。他设想，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工具，来区分在保护环境方面，什么是好产品，什么是坏产品。耶鲁学生对他的演讲反应热烈，不少人直到现在还是马军环保行动的关注者和支持者。
从美国回来后，马军自问：如果西方民众都能够通过施加间接的压力，敦促跨国公司在中国保护环境，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于是，他辞去了在环境咨询公司的职务，投身民间环保活动。
公众应该有机会获得知情权
马军布置简洁的办公室里，有两组共24格的展示柜，除了左边最下一格放着媒体赠与他的“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其他20多格几乎都是他在横断山区所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虎跳峡的一处，路面2/3已经崩塌，剩下的1/3仅可行人，在金沙江上空摇摇欲坠。怒江边的丙中洛，背包客们新的圣地，一个傈僳族、白族、怒族组成的大家庭，围坐起来接受马军一行的访问——按照怒江水电开发的计划，他们的房子属于“库区”。
那是2006年初，“敬畏自然”之争未平，怒江建坝风潮又起，马军和一些民间环保人士，从云南六库往北，沿茶马古道经丙中洛抵达西藏松塔——第一级水库计划所在地。他们随即抽取了沿线100位居民进行调查。“如果你只问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搬?一般都会回答：政府让我搬我就搬，”马军说，“可是你进一步问，搬到哪里?往上搬行不行?他们会对你说，海拔高，坡陡。往外搬行不行?以前有搬出去的，没法适应外面环境，收入非常低，又被迫搬回来了。”
有媒体赶时髦称他“环保斗士”。他唉了一声，两手一摊：“你也看得出来，我完全不是强调对抗的人。时至今日，我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环境观点高于别人，我们只希望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只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确实是黑与白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没有机会获得知情权，没有机会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就被人做了决定。”
具体到怒江建坝问题，以他的调查，当地很多人甚至是从背包客那儿才得知要建坝的消息，“最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以扶贫名义把怒江建成了梯级水库，最终又没有帮助当地人，反而让这些移民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今年2月17日，包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数十家环保组织和机构，再次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开发环评报告，并获得了汪晖、展江等著名学者的签名支持。
黑名单斩首污染企业
2006年9月，经研究中心汇集的全国各省市水污染信息，通过他们位于北京南城那套i居室租房的网线，上传到网站，并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形式呈现出来。
“水污染地图”引来了媒体一段时间的集中报道，一些跨国公司迫于总部和总部所在国民众的压力，前来公关，或是承诺整改并接受第三方审核，“污染企业的网络追杀令”之名随之诞生。到现在，“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企业已经超过了1万家。
“有多少企业来找过你们?”
“50家企业吧。”
“其中有多少国内企业?”
“5个指头就数得出来。”马军的同事撇撇嘴。
过了一年多，“水污染地图”不再是“新闻”，北京的媒体也不可能整天盯着湖北松滋或者江苏盐城的某家超标纸业公司。马军说，我们NGO需要做的，就是在没有媒体关注的时候，扎扎实实地研究和分析，当媒体转回来的时候，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数据。
在广州岭南大讲坛演讲时，马军对听众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执行了，希望大家到时都能积极地去请求公开一些跟大家的利益比较相关的环境信息。
马军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说服各级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公布污染企业前，一定要找到政府的数据。以在湖北襄樊偷排污水的博拉经纬纤维有限公司为例，马军说他们早就接到过消息，但一直没把这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直到最后找到了襄樊市市长的一句话——“公司必须在3个月内把污水治理干净”。“这样可以避免和企业就准确性与合法性进行争论，不然，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哪怕一个官司也会拖得我们……”考虑到自身力量的单薄，他必须严谨，审慎。
事实上，“博拉经纬”还真的成了一个案例。央视在水污染地图上看到这个名单后，前去采访并曝光，引发当地震动。2007年10月，这个襄樊最大的招商项目被关停。
2007年3月22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其他20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选择”的倡议，希望消费者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在污染企业证明已经改正之前，谨慎选择其产品，用自己的购买权利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现在，马军一边与跨国企业交涉，希望他们把自己的供货商名字输入研究中心的数据库，检查其是否属于达标企业，一方面准备把那些不达标企业与具体的产品品牌联系起来，直接诉诸消费者。看来，我们很快就可以区分“好产品”与“坏产品”了。
对于一个刮风起尘风停起霾的城市来说，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楼下小区广场里，老人们推着童车出来晒太阳，闲聊声爬上6楼，闯进了马军的办公室。
马军喜欢这种很生活的响动，但只有天气好时，它才会飘上来。多数时间，他早上9点来到这里，看一眼空旷的广场，发邮件，接电话，写报告，给自己的网站“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录入数据。
马军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主任的英文是director(指挥者)，实际上他只能指挥3个人，其中一位还因为出国留学暂时离开了。两个女孩在隔壁——实际上是客厅的电脑前忙碌着，她们一位负责水污染研究，一位负责空气污染研究。
出版《中国水危机》投身民间环保
1993年，马军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进入香港《南华早报》任研究员。彼时，三峡工程通过人大表决不久，理所当然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马军常去三峡采访。随着他走过的河川越来越多，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水污染在1980年代就开始严重起来，但直到90年代中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各种利益方，推着我们走向‘先污染后治理’。”而这恰恰是一条我们从小学起就被告知可以避免的西方的“老路”。
1998年的大洪水推动了社会的反思，“为什么要和自己的母亲河作殊死搏斗呢?”马军问。六七年间遍访大江大河的经历，促使他在1999年完成了《中国水危机》一书。
这本以触目惊心的龟裂的土地为封面的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本来以为把责任从肩上卸下来了”，最后还是被舆论推动着，走向了专业环保的路。
2004年，马军被推荐参加“耶鲁世界学人”项目，到耶鲁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有些中国学者在做访问学者时，习惯给老外“上课”，纠正他们对中国的种种误读，对马军来说，在美国的最大收获，是亲身体验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大促进作用。
马军还记得第一次面对耶鲁全校的演讲，题目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马军提醒耶鲁的学生，美国人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使用高消耗的产品，这种高消耗的背后，是让其他一些国家付出了环境的代价。他设想，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工具，来区分在保护环境方面，什么是好产品，什么是坏产品。耶鲁学生对他的演讲反应热烈，不少人直到现在还是马军环保行动的关注者和支持者。
从美国回来后，马军自问：如果西方民众都能够通过施加间接的压力，敦促跨国公司在中国保护环境，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于是，他辞去了在环境咨询公司的职务，投身民间环保活动。
公众应该有机会获得知情权
马军布置简洁的办公室里，有两组共24格的展示柜，除了左边最下一格放着媒体赠与他的“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其他20多格几乎都是他在横断山区所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虎跳峡的一处，路面2/3已经崩塌，剩下的1/3仅可行人，在金沙江上空摇摇欲坠。怒江边的丙中洛，背包客们新的圣地，一个傈僳族、白族、怒族组成的大家庭，围坐起来接受马军一行的访问——按照怒江水电开发的计划，他们的房子属于“库区”。
那是2006年初，“敬畏自然”之争未平，怒江建坝风潮又起，马军和一些民间环保人士，从云南六库往北，沿茶马古道经丙中洛抵达西藏松塔——第一级水库计划所在地。他们随即抽取了沿线100位居民进行调查。“如果你只问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搬?一般都会回答：政府让我搬我就搬，”马军说，“可是你进一步问，搬到哪里?往上搬行不行?他们会对你说，海拔高，坡陡。往外搬行不行?以前有搬出去的，没法适应外面环境，收入非常低，又被迫搬回来了。”
有媒体赶时髦称他“环保斗士”。他唉了一声，两手一摊：“你也看得出来，我完全不是强调对抗的人。时至今日，我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环境观点高于别人，我们只希望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只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确实是黑与白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没有机会获得知情权，没有机会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就被人做了决定。”
具体到怒江建坝问题，以他的调查，当地很多人甚至是从背包客那儿才得知要建坝的消息，“最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以扶贫名义把怒江建成了梯级水库，最终又没有帮助当地人，反而让这些移民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今年2月17日，包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数十家环保组织和机构，再次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开发环评报告，并获得了汪晖、展江等著名学者的签名支持。
黑名单斩首污染企业
2006年9月，经研究中心汇集的全国各省市水污染信息，通过他们位于北京南城那套i居室租房的网线，上传到网站，并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形式呈现出来。
“水污染地图”引来了媒体一段时间的集中报道，一些跨国公司迫于总部和总部所在国民众的压力，前来公关，或是承诺整改并接受第三方审核，“污染企业的网络追杀令”之名随之诞生。到现在，“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企业已经超过了1万家。
“有多少企业来找过你们?”
“50家企业吧。”
“其中有多少国内企业?”
“5个指头就数得出来。”马军的同事撇撇嘴。
过了一年多，“水污染地图”不再是“新闻”，北京的媒体也不可能整天盯着湖北松滋或者江苏盐城的某家超标纸业公司。马军说，我们NGO需要做的，就是在没有媒体关注的时候，扎扎实实地研究和分析，当媒体转回来的时候，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数据。
在广州岭南大讲坛演讲时，马军对听众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执行了，希望大家到时都能积极地去请求公开一些跟大家的利益比较相关的环境信息。
马军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说服各级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公布污染企业前，一定要找到政府的数据。以在湖北襄樊偷排污水的博拉经纬纤维有限公司为例，马军说他们早就接到过消息，但一直没把这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直到最后找到了襄樊市市长的一句话——“公司必须在3个月内把污水治理干净”。“这样可以避免和企业就准确性与合法性进行争论，不然，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哪怕一个官司也会拖得我们……”考虑到自身力量的单薄，他必须严谨，审慎。
事实上，“博拉经纬”还真的成了一个案例。央视在水污染地图上看到这个名单后，前去采访并曝光，引发当地震动。2007年10月，这个襄樊最大的招商项目被关停。
2007年3月22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其他20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选择”的倡议，希望消费者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在污染企业证明已经改正之前，谨慎选择其产品，用自己的购买权利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现在，马军一边与跨国企业交涉，希望他们把自己的供货商名字输入研究中心的数据库，检查其是否属于达标企业，一方面准备把那些不达标企业与具体的产品品牌联系起来，直接诉诸消费者。看来，我们很快就可以区分“好产品”与“坏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