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袁裕来，1966年生，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被称为“行政诉讼第一人”，其微博言论也备受关注。
　　采访前，袁裕来曾在电话里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律所就在宁波公安局对面大楼。2015年1月31日下午，当记者赶到宁波公安局，在对面几栋楼上却没看到那块“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最终在询问楼下商铺后方得其门而入。袁裕来有点无奈地告诉记者：“前阵突然通知说不让挂了，可能是担心不好看吧。”
　　采访当天是周末，律所里只有零星几个人。袁裕来的办公室位于楼层尽头，不大的屋里，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他大办公桌一角摆放的几摞《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
　　袁裕来，中等身材，留着板寸，初见时甚至觉得面相凶狠，说话带着浓重的奉化口音，语速很快，不打起精神很难听懂。
　　虽然涉足的是行政诉讼这个“敏感地带”，但袁裕来走得一直平平稳稳。他自己总结说，“护身金钟罩”是他对“度”的精准拿捏和对“红线”的小心把控：不和当事人在法庭和律所之外讨论案件的法律问题，与司法部门良性互动。
　　就是在这样准确地拿捏了法和理的分寸之下，他成功地代理了数千起行政诉讼案件，被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
　　最近，袁裕来代理了念斌出境就医被限制案。他对记者说：“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宪法为本’，我也一直在关注从上到下的民主法治进程，以及新近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落实实施情况。希望能从这个案件的办理中感受到这种变化。”

　　打行政官司，脚趾头都会兴奋
　　袁裕来回忆说，他从大学时就喜欢读哲学书，开始关心国家和人类的命运。
　　他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可我真正喜欢的却是西方哲学，尼采、萨特、叔本华，还有弗洛伊德、荣格，读得如痴如醉，这些人的思想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大学毕业后，袁裕来被分配到了原上海石化总厂。“由于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大事，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厂半年就被领导派到了政治轮训学校，从事普法教育工作。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时讲解的课程主要就是行政诉讼法。
　　出于对法律的热爱，1994年，他在上海取得了律师资格，而且律考成绩名列前茅。在去某著名律师事务所应聘时，他被问的最多的却是：能否和某些部门的人搭上“关系”？
　　这让他敏感地觉察到：“我们的文化习惯于找熟人，与公检法的关系，几乎是律师打开局面的必备条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他的求职被婉拒了，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没什么“关系”。当年年底，他回到家乡宁波，因为“只有在家乡才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
　　2000年代理的一个案子，让袁裕来坚定了代理行政诉讼的决心。当时，因注册商标被假冒，宁波佳乐电子有限公司和袁裕来一起去上海打假。
　　上海徐汇区工商分局以保密为由拒绝告知查处结果，也不同意佳乐公司查阅案卷材料。为此，佳乐公司以徐汇区工商分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等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这在华东地区乃至全中国都是罕见的，官司在上海引起了极大震动。
　　该案经历了二审，以佳乐公司胜诉告终。从这场诉讼中，袁裕来找到了做律师的感觉：与手握实权的行政部门平等对话。而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法律规定的缺陷，又使他产生了另一种使命感。
　　此后，袁裕来一发不可收拾，代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在一篇博客里，他列举了自己起诉过的300多个行政机关，上至国家发改委，下至市县街道办。而其中最让袁裕来得意的，当属2005年状告原国家环保总局。
　　当时，温州130多位养殖户承包的5500亩养殖池塘因附近工业企业排污，水产品大量死亡，损失惨重。他们向浙江省环保局投诉无果后，向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复议申请，但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养殖户提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
　　2005年9月，袁裕来代理养殖户将原国家环保总局告上了法庭，2006年6月，北京市一中院做出判决，撤销原国家环保总局不予受理决定，判其重新做出复议决定。这是建国后第一个让原国家环保总局成为被告的案件，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法制案件”之一。
　　袁裕来曾形容自己，“打行政官司，脚趾头都会有兴奋的感觉，就像武松喝了酒打老虎一样。”在他看来，每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司，能让国家机关低下头来，这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是法律的胜利，“这就是人生高潮、快感。”
　　看小说了解官场生态
　　袁裕来代理的案件，基本是在浙江省内，“我只接浙江的案子，间或也接一下江苏的，安徽要看是皖南还是皖北。上海的案子有时也看情况接一下。”他有自己的心思，行政诉讼中“老百姓的态度取决于一个地方的民风，政府机关的态度取决于主要领导”。
　　有人评论说，当时浙江开放、开明的法治环境造就了袁裕来，浙江的领导也确实希望推进政府依法行政，袁裕来自己也承认，“浙江省具备出产‘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的人文环境，其它地方包括北京也不具备，上海则是偶尔尝试，广东怎样不大清楚……” 　　另一个原因则是袁裕来在和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长期的“斗争”中建立了信任。“在执业过程中，我和法官、法院的碰撞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没有僵掉。抛开出庭时与政府人员和法官针锋相对外，我对他们都很尊重。他们也愿意跟我接触，而且认为这实现了他们的一种理念——尊重法律、尊重律师。所以，我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了。甚至我去外地办案，当地的司法部门有时会问宁波司法局：袁裕来这个人怎么样？司法局就会说：信得过，没问题。这可以说，是我非常成功的一面。”在讲到这些时，袁裕来严肃的神情松弛下来，发出有些憨厚的笑声。
　　近来律师界风云人物辈出，尤其是“死磕派”律师更以高调而强硬的做派，在业内和公众层面都赢得极高的关注度。相比起“死磕派”的棱角分明，袁裕来显得“世故”了许多。他在一篇名为《人权律师的技术水准有待提高》的博文中表示，“希望那些活跃的‘人权律师’能够‘又红又专’。‘红’，恐怕是无可挑剔的，这些人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是不用怀疑的;但‘专’却似乎还有提高的空间。毕竟，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希望个案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希望给社会传递一些知识，传递一些智慧，传递一些秩序。”这篇博文引来一些律师的强烈反弹。
　　袁裕来承认，“在浙江，带着过强意识形态的人，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但同时，他其实有着更现实的考虑，“如果行政庭法官不受尊重了，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知道，只有尊重，才可能去“激发法官的正义感”。
　　做了十几年行政诉讼的袁裕来，除了和当地司法部门相互尊重，他本人也一直很小心地拿捏着各种“度”。
　　因为代理案件大多涉及征地补偿、强制拆迁等敏感问题，袁裕来只在律所和法庭讨论案情，“在非工作场所说政府项目或者征地拆迁是违法的，可能会授人以柄，说我煽动当事人闹事或者对抗政府。” 他还会在代理合同里都加上一句话：“代理期间，不准闹事，不准上访和采取过激行动，否则立即解除代理合同。”每当接手重大敏感案件，他也会主动向司法局汇报备案，“就算是能规避风险也好吧。”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袁裕来：“做行政诉讼是不是需要很懂政治，对官场生态要相当熟稔？”他说：“我更多是靠一种直觉。当然，行政案搞得多了，就知道怎么去做，怎样能成。”
　　为此，他还专门看了不少官场小说，比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其中7本我都看完了，可以了解一下官场生态。”
　　民告官不在赢，而在解决问题
　　如今，律师是很热门的职业，很多大律师收入不菲。袁裕来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代理费，他目前保持着每月一两个案子的节奏，七八成涉及征地拆迁问题。“之前有报道说每个案子10万，其实有些比这要高。我每年纯收入在300万左右。”
　　袁裕来对钱不是那么在乎，他甚至对输赢都不在乎。他的观念是“不在赢，而在解决问题”。“平心而论，我对行政案件的胜诉兴趣并不大，尽管让我扬名的往往是胜诉的案件。”袁裕来说，“我已经过了争强好胜、意气用事的年龄，委托人的目的是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而这就是我的行为指南。”
　　在袁裕来看来，律师行业这两年改变很大。“先前有些律师利用信息不对称多收费，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些情况就少了很多。之前比较散，大家只管自己，如今也越来越抱团，而且，律师的追求也明确多了，大家要一起维护法律的尊严。”
　　袁裕来自认作为一名律师，他算是成功的。他把原因归结为三点：专业、理性和强势的性格。“在专业上，我对行政诉讼这块儿相当精通，掌握的案例和理论能超过很多学者;在理论和实务的结合上，我也是首屈一指的。理性也来自专业，因为你讲道理可以压倒人家，激动是没用的。还有一点是性格要够强势，但又不能太激动。要对等，要理性碰撞，就像擂台上打拳击一样。”
　　“现实满腹牢骚，但长远乐观。”谈到法治环境，袁裕来对记者说，“虽然一些个案现在还让人很苦恼，还有一些当事人和法律工作者会因为法制不健全做出不少牺牲，但眼光放长远来看，是乐观的。法制越来越健全，老百姓也越来越理性。四中全会以后，我能感受到在打‘民告官’案子时，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案子的受理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之前，袁裕来每年写一本办案手记，一共写了8本。而这些书至今他也都会摆在自己办公桌上，供前来咨询的人取阅。书中记录了自己处理的案件，同时也给立法机关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帮助，“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法治进步的事，我都愿意去做，而且乐此不疲。”
　　但近两年，他不写了，因为他把很多东西直接写到了微博上，“这样传播更好些，能让更多人看到。”
　　活跃的“大V”生活
　　微博上的众多“大V”现如今已日渐沉寂，袁裕来却是越来越起劲儿了。“微博，就跟打官司一样，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最早一条微博发自2011年2月，到现在整整4年间已累积4.8万多条，平均下来每天33条，“最多时一天50多条”。他的微博“粉丝”显示为1800多万，“真实的‘粉丝’估计有200多万，其余都是网站灌的”。
　　袁裕来对写微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上午除了开庭，都是在微博上。”不仅如此，在记者和他一下午的交谈中，也会从他口中频繁听到“微博”二字。谈当下的律师环境，他会说“有了微博，把大家（律师们）真正团结到一起了”;谈办案比以前顺利，他认为“案子放到微博上，当地政府会有很大压力”;谈办案范围，他觉得“很多省外的案子，是因为当事人在微博上认识我以后找来的”;谈今后的打算，他说自己的愿望是“在微博上普及法律，启发民众，影响更多的人”。
　　但做个网络“大V”并不容易，前段时间，他的微博被关停半个月，事后他认为，“可能是转发过一篇文章，被人举报造谣传谣了”。说起这个事，袁裕来并没愤愤不平，而是觉得庆幸。 他说这挺好，“等于提了个醒，告诉我‘红线’在哪。”
　　最早，微博只是他代理案件的动态记录，以及给对方造成舆论压力的手段。“民告官”时常遭遇立案难。有一次，袁裕来代理的一个案件立不了案，他将法院院长的照片贴在微博上，很快案件就立上了。“有些案件经过曝光后，被告政府部门甚至会找上门主动提出要解决问题。”
　　此外，袁裕来的微博最多的功用是声援其他律师、臧否时政、发出呼吁。比如2月4日的微博中，他声援律师徐昕呼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说“必须得喊，不停地喊”。去年，他曾连续数月在微博中转发“死磕聂树斌案”的消息，以期扩大人们对这个案子的关注以及表达律师们的决心。他还经常转发微博寻人，为被打商贩请命等等。
　　“纷然杂陈”可以形容他如今的微博内容，经常心灵鸡汤、幽默段子一起上，借古鉴今，更有自我剖白。“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装傻。事实真相是，我这个人又傻又不傻。专司民告官谈何容易，我却硬是做得有声有色，恐怕傻不到哪儿去。不过，我根子里又确实是个草根土包子，如今忽然被架到了高处，勉强成了公众人物，不免手忙脚乱，漏洞百出。在内行看来，焉能不傻？”
　　采访过程中，快递给他送来几本新书：讲政治斗争的《纸牌屋》《老牌政敌》，寻找家族之根、文化之源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和辑录《圣经》箴言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些书都是他在微博上分享的书单中的一部分。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除了这些，他还在通读中外历史，比如《古希腊罗马文明史》。
　　为民代言、读书、在网络平台发言。这位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律师说：“能做一些事去启发这个社会，我感觉很有意义，但能起多大作用现在我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