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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上公开了国务院60个有行政审批权的部门的“权力清单”,强调“清单外不可审批”。
早在3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就指出: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 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如果说过去一年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反腐行动,收获了公众一致好评;那么,作为改革先手棋的简政放权,则堪称另一种着眼长远的反腐制度建设,被视为“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所谓简政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对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这是一种限权行动,“看得见的手”不能想伸就伸,更不能随便乱伸;而对企业和公民而言,这又是一种扩权行动,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和释放。
只不过,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不可避免存在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过去一年,虽然下放取消了很多审批事项,但公众感觉并不明显,脸或许好看一点,但事情依然难办,“不收钱了,但也不办事了”。不仅如此,一项旧的审批事项才被取消,另一项新的审批事项或已悄然设立。
就像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炮轰的“放的基本是一些不愿意管的,干货都捏在手里!同样一个项目,我跑完交通部得跑财政部,跑完财政部得跑发改委,没完没了”。
显然,我们不仅要强调放权的数量,更要强调放权的质量。公开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滥用,就是提高放权质量的有效方式。
相比前一轮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的政府自身改革,权力清单不再只关注放权多少,而重在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总理的讲话,鲜明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的行为只可被法律禁止,政府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
不仅如此,权力清单同时也是责任清单,每一项公开的权力都对应着一份责任,无论是滥用权力还是懈怠履职,都将从中呈现清晰的“红线”。公开权力清单,继续简政放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是强势反腐行动之外,同样令人期待的长效制度建设。(文丨舒圣祥)
早在3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就指出: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 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如果说过去一年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反腐行动,收获了公众一致好评;那么,作为改革先手棋的简政放权,则堪称另一种着眼长远的反腐制度建设,被视为“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所谓简政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对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这是一种限权行动,“看得见的手”不能想伸就伸,更不能随便乱伸;而对企业和公民而言,这又是一种扩权行动,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和释放。
只不过,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不可避免存在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过去一年,虽然下放取消了很多审批事项,但公众感觉并不明显,脸或许好看一点,但事情依然难办,“不收钱了,但也不办事了”。不仅如此,一项旧的审批事项才被取消,另一项新的审批事项或已悄然设立。
就像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炮轰的“放的基本是一些不愿意管的,干货都捏在手里!同样一个项目,我跑完交通部得跑财政部,跑完财政部得跑发改委,没完没了”。
显然,我们不仅要强调放权的数量,更要强调放权的质量。公开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滥用,就是提高放权质量的有效方式。
相比前一轮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的政府自身改革,权力清单不再只关注放权多少,而重在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总理的讲话,鲜明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的行为只可被法律禁止,政府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
不仅如此,权力清单同时也是责任清单,每一项公开的权力都对应着一份责任,无论是滥用权力还是懈怠履职,都将从中呈现清晰的“红线”。公开权力清单,继续简政放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是强势反腐行动之外,同样令人期待的长效制度建设。(文丨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