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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心内容是研究中国模式中的“权力结构”。这是典型的“顶层设计”。 更是典型的“底层设计”。如同要建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厦,首先要有牢固的基础设施一样,要做好“中国模式”大厦的顶层设计,必须先厘清“中国模式”的基础理论。
潘德冰和他的团队的研究是富有哲学思维的。哲学的重要内容是辩证法,而辩证法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永远正确”的玄学。因为现实中大多数事情往往是非理想化的。中国模式的实践和研究也肯定如此。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模式,而当你站在中国模式门槛上,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中国模式很不成熟;中国模式很不轻松;中国模式任重道远。不是吗?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已是“世界第二”,全球的主流舆论是赞颂中国模式。而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犯罪率居高难下,人们的焦虑感越来越重,许多本土富人纷纷“逃离”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幸福,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仅居世界第125位……难道中国模式失败了吗?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下一步又怎么办?《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一书则对这些问题作了积极探讨。
该书把研究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权力结构”,这在难度上是很大的,但又是十分必须的。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在经济体制层面上都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微观上的市场经济加宏观上的国家调控,各国相区别的是微观放活的结构、数量与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数量;二是在产权(所有制)上的多元化,各国相区别的是各种所有制的结构和数量。在这个方面的“主义之争”已经逐步淡化了。而判断国家“主义之争”的基点,则是“权力结构”了,然而这正是对中国模式“顶层设计”的难点。但潘德冰同志和他的研究团队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大胆进行了对中国现存主体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树型权力结构”,分析了“树型权力结构”根本缺陷:“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之源、腐败之源、人治社会之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良好运行之源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此难以确保中国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而“树型权力结构”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标和任务。为此,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果型权力结构”,探讨了“果型权力结构”的实现路径。他们探讨“果型权力结构”的理论和实践目标是:只有这类权力结构才能在确保中国统一、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和确保民生、建立法治社会、消除“官僚主义”、大面积地消除特权及腐败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良好运行等等。而作为从树型结构向果型结构过渡的“树——果型结构”则在很大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
我在过去几年曾提出和探讨了“中国模式论”,我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是“民本社会主义”,我觉得,我的“民本社会主义”与潘德冰研究团队的“果型权力结构”是相通的,而潘德冰研究团队就更加具体化了、更深入化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一书中“理想形态”是学者、是政治家、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但历史从来都面临的是“现实”,而“现实”从来都是非理想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想”是人们渴望和设计的目标,让大家都以高尚情怀和饱满热情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理想→非理想→理想→非理想→理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是中国、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和永久辩证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在这个过程中献一份爱心和做一份贡献。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央人才工作局专家。历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大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中国社科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深圳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央财大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潘德冰和他的团队的研究是富有哲学思维的。哲学的重要内容是辩证法,而辩证法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永远正确”的玄学。因为现实中大多数事情往往是非理想化的。中国模式的实践和研究也肯定如此。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模式,而当你站在中国模式门槛上,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中国模式很不成熟;中国模式很不轻松;中国模式任重道远。不是吗?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已是“世界第二”,全球的主流舆论是赞颂中国模式。而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犯罪率居高难下,人们的焦虑感越来越重,许多本土富人纷纷“逃离”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幸福,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仅居世界第125位……难道中国模式失败了吗?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下一步又怎么办?《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一书则对这些问题作了积极探讨。
该书把研究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权力结构”,这在难度上是很大的,但又是十分必须的。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在经济体制层面上都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微观上的市场经济加宏观上的国家调控,各国相区别的是微观放活的结构、数量与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数量;二是在产权(所有制)上的多元化,各国相区别的是各种所有制的结构和数量。在这个方面的“主义之争”已经逐步淡化了。而判断国家“主义之争”的基点,则是“权力结构”了,然而这正是对中国模式“顶层设计”的难点。但潘德冰同志和他的研究团队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大胆进行了对中国现存主体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树型权力结构”,分析了“树型权力结构”根本缺陷:“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之源、腐败之源、人治社会之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良好运行之源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此难以确保中国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而“树型权力结构”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标和任务。为此,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果型权力结构”,探讨了“果型权力结构”的实现路径。他们探讨“果型权力结构”的理论和实践目标是:只有这类权力结构才能在确保中国统一、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和确保民生、建立法治社会、消除“官僚主义”、大面积地消除特权及腐败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良好运行等等。而作为从树型结构向果型结构过渡的“树——果型结构”则在很大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
我在过去几年曾提出和探讨了“中国模式论”,我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是“民本社会主义”,我觉得,我的“民本社会主义”与潘德冰研究团队的“果型权力结构”是相通的,而潘德冰研究团队就更加具体化了、更深入化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中国模式:理想形态及改革路径》一书中“理想形态”是学者、是政治家、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但历史从来都面临的是“现实”,而“现实”从来都是非理想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想”是人们渴望和设计的目标,让大家都以高尚情怀和饱满热情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理想→非理想→理想→非理想→理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是中国、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和永久辩证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在这个过程中献一份爱心和做一份贡献。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央人才工作局专家。历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大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中国社科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深圳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央财大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