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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反渎局局长王成的访谈,约在常州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的办案会议室,此前,因为办案,王成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休息了。
等王成在对面坐定,记者才真切看到他的相貌:寸头、圆脸、大眼睛,眼角有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但疲惫写满了脸,黝黑的皮肤掩盖不了浓重的黑眼圈。
在侦查指挥中心办案,王成的生物钟是每天睡三次觉,晚午饭后各睡一个小时,凌晨四点开始再睡一个小时。其他时间,要么是审讯,要么是坐在指挥屏幕前“观战”,要么是开会。
永远充满激情去办案,这是王成最大的特点。他喜欢办案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刺激感,而对于其他附加值,比如成绩、荣誉等,他很少关心。他隐约记得他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了个什么先进个人,但始终记不起那个奖确切的名字是什么。
渔业政策补贴里的“猫腻”
方圆:听说你一个多月没回院里,一直在侦查指挥中心办案?
王成:根据上级要求,案件办理环境要有一定要求。倘若每个基层院都建立一个自己的侦查指挥中心,一是有的基层院财力不够,二是资源浪费严重。所以我们常州的侦查指挥中心,都统一在市院,共用办案环境。上案子时,不仅是我,所有办案人员几乎每天都在侦查指挥中心加班,吃住都在这里。
比如今年我们办理的农业局一系列政策补贴案件,当时反渎和反贪一起办案,涉及几十个企业,20多个办案人员同时上手,查资料、做外围、审讯、提供资源,集中在一起加班了28天,才办了一件漂亮的案子。
方圆:具体说说农业局这一系列案件。
王成:2006年开始,国家开始开展一系列农业补贴项目,项目繁多,包括国家级土地治理项目、国家级开发项目(含补贴项目和贴息项目)、省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含补贴项目和贴息项目)、省市级外向型项目、省市级休闲观光项目等等。武进区农业局开发办具体负责补贴的管理和发放。根据相关规定,农业补贴项目申报有一个流程,包括项目申报前的调研、申报项目的确立、申报材料、审核以及项目建设过程监督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由农业局开发办直接参与。可以说,在开发办条线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实施过程中,开发办的领导想偏袒哪个企业,不过是“举手之劳”。
农业补贴项目的补贴款数额非常大,一般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不等。巨额利益面前,行受贿问题自然出现,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渎职犯罪紧跟而来。
2014年3月开始,我们通过与辖区内横山桥、奔牛等检察室合作,开始查办武进区农业局“高效设施渔业补贴领域渎职犯罪”系列案件。最终,我们共查办涉农领域渎职犯罪2人,其中科级干部1人,移送反贪部门查办行贿案件1人,案件涉及玩忽职守、受贿、行贿等罪名。
方圆:涉案人员是如何替企业办事的?
王成:举个武进区农业局开发办公室原主任周某的例子来说吧。周某具体负责省、市级高效设施农(渔)业项目、国家产业化发开项目等国家农业补助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我们调查发现,从2007年开始,周某多次收受江苏某食品有限公司、武进区某花木市场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负责人送的财物,接受其宴请,并答应在其企业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实施过程中给予关照。后来,在上述四个企业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审核、检查监督、竣工验收、报账审批过程中,周某徇私舞弊,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放弃对项目的审查监督责任,导致上述企业申报的部分补贴项目,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者项目施工不符合上级文件规定和项目建设合同要求的情况下,仍然顺利申报并通过项目检查监督、验收报账,非法获取国家农业补贴资金分别为40万元、114万元、95万元和150万元,合计人民币399万元。
反贪反渎合力办案还需增强
方圆:你认为农业局这个案件办理成功的关键在哪?
王成:很多,办案时任何一个节点拿不下,案子都可能办不下去。比如,审讯潘某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很难突破。后来,我们利用了信息化侦查的手段,通过话单分析、收集数据恢复等手段进行数据比对与信息分析,发现其与一女性来往密切,结合审讯确认该女性与潘某系情人关系,通过银行记录等,我们查实了她与潘某之间存在数百万元不正常的借贷往来。办案人员以此为突破口,最终突破了潘某的心理防线。
对一起案件的預判也很重要。办理这类案件前,我们先了解了涉补企业,发现这些涉补企业存在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涉补企业大部分是企业化运作,企业规模较大,极少单个农户生产经营的情况;二是这些涉补企业申报的项目种类繁多,往往一个企业申报的补贴项目种类就多达三四类;三是涉补企业在项目中往往采用综合性造假的方式,大多以企业为平台骗取各类项目补贴,从单个项目的实施来看,不能判断其虚假性,具体的渎职点无从下手;四是涉补企业的各类财政补贴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补贴额。
根据这些了解,我们意识到,“高效设施农(渔)业”补贴可能只是众多补贴项目中的冰山一角,于是将包括产业化龙头企业、外向型农业、高效设施农(渔)业等整个涉农领域补贴纳入查办案件的范围。后来又考虑到,整个涉农领域补贴额大、造假多、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可能,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渎职案件,也不是单纯的受贿案件,而是渎职、受贿相互交织的。于是,我们以受贿犯罪为案件突破口,根据巨额行贿的目的性来确定渎职犯罪事实;反过来,以渎职犯罪事实,进一步补正受贿的客观真实性,确保整个案件形成牢固的证据链。
方圆:反渎、反贪合力办案多吗?
王成:我院的反渎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查处案件就案办案,只关注渎职问题,结果案子查完了,好多却没能立案。找这些案件不起诉的原因,我认为最本质的是没有把案件查清楚,没找到根,没查到底。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自然渎职与反贪分不开。我一直的观念是,要么不查,要查的话,从线索的经营开始,就要同时用反贪和反渎的思路去想问题。从线索,到人力,都要实现反贪、反渎的通力合作。 比如之前提到的农业局的案子,当时有人认为,只查渎职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补贴单位多、涉案人员多,光从渎职去查办,很难全部定罪,必须考虑从受贿突破。这个案子中,反贪、反渎的合力体现的比较明显。
但事实上,我认为目前反贪、反渎合力办案的程度还不够。相当一部分反贪案件背后,都有渎职问题,但并非这部分反贪案件中,都有我们反渎办案人员参与。
方圆:你认为问题出在哪?
王成:出在职能分设上,反贪、反渎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从反渎办案人员的角度来说,渎职案件中发现受贿问题,将线索给反贪部门,两部门共同办案过程中,反渎对反贪工作贡献很大,但这种贡献和工作内容,不会体现在反渎办案人员的考核上,导致反渎办案人员对发现嫌疑人的贪腐问题积极性不高。而对反贪办案人员来说,他们办案中发现渎职问题,帮助反渎办案,也不会影响考核成绩,就可能不会十分关注案件中的渎职问题。
我认为,其实反渎案件的线索更容易确认一些。犯罪嫌疑人收钱了一般不会写在脸上,写在脸上的是怎么违规替别人捞好处的,通过有迹可循的渎职问题查处,突破受贿问题,更利于反贪办案。比如有的拆迁案子中,有的人根本没房子,但却有拆迁补偿款,试想,如果这个人不给拆迁办领导好处,领导为什么替他办事?再有,本来是集体土地,拆迁中被当成国有土地拆迁,每亩的补偿价差就是几百万。这些情况里肯定都有钱权交易,而不是单纯的渎职问题,把渎职问题查清了,对贪污受贿就有准确判断了。前几年我们办理的湖塘镇镇长吴琨渎职、受贿案件,就是很好的一个体现,该镇长受贿150多万,给人家谋利益一千多万。
像在下围棋一样享受办案
方圆:听说你们院办理的拆迁案件特别多?
王成:從2004年到2010年,我们办理过大量拆迁领域案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常州市扩城的时候,每年被拆掉好几百万平方米房屋,最多的一年,拆迁量达一千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还有两三百万的拆迁量。拆迁过程中,一大批干部企图浑水摸鱼,都免不了丢了官帽。
上面提到的湖塘镇镇长的案子,是2012年初我们办理的拆迁系列案中的一件。在那次的湖塘镇纺织城二期拆迁工程职务犯罪系列案中,我们成功查处了7件11人,涉及国家拆迁款逾千万元之多。光是讲拆迁,我就结合案例做过20多场大型报告会,报告会听讲单位有镇政府、住建局、水利局、国土局,以及各拆迁项目的单位。2011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征地拆迁领导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反响不错,区委区政府为此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的实施意见》。
方圆:有人说你是工作狂,不知道累?
王成:我每年的工作量确实不小,一年有将近150天在侦查指挥中心加班,但我其实非常享受办案过程中带给我的成就感。我喜欢有空下围棋,围棋里361个格子,战争场面大,但每一个子都将影响整盘棋局,特别是“棋从断处生”带来的喜悦,旁人很难体会。
办案也一样,在黑白世界里“厮杀”。而且,围棋中的策略运用,比如疑兵计、瞒天过海、敲山震虎等,都可以运用在办案中。每一场与对手的围棋对决,至少要几个小时,这期间需要一个人有很强的心理素质,注意力也高度集中,需要你不能只顾眼前,考虑整场的全盘布局,这些要求,与办案时一样的。对案件的纵深考虑多深,案子就有多大。像现在正在办理的扬州法院法官系列案件,如果没有纵深考虑,可能查处完那一个人就结束了,到现在我们已经查了6人了,但还没结束。
方圆:不怕得罪人?
王成: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有一次,办理某个案子期间,我被安排盯另一个案子,后来我听到有人说“王成终于走了,办其他案子去了”。我觉得吧,得罪的人多了,就不怕再得罪更多人了。为了避免人情困扰,我只能回避跟一些人打交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孤单一点,能一直办案就好。199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检察院工作,中间有一年在乡镇挂职锻炼,当时有人劝我留在乡镇,一方面我喜欢办案的感觉,另一方面,考虑到个人因素,说实在的,工作这么多年确实得罪了不少人,留在检察院使我有安全感。
方圆:你很看得开。
王成:我们办案,接触太多的负能量和不公平,没有点积极的不行。比如,前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查处了一大批炼制“地沟油”犯罪背后存在的渎职犯罪。调查中,我看到有些屠宰场里的肉制品检验人员居然是公司的会计、出纳,既不是专业学校出身,也没有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导致大量有毒、有害生猪产品和废弃物流通到市场。开始办这类案子时,因为看了太多这方面的黑幕,我有一个多月根本吃不下肉。办案对胃口的影响还算不了什么,对心理的影响有时更加严重。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比较看得开,心态比较放松,将办案当成一种兴趣,而且毕竟邪不压正。
等王成在对面坐定,记者才真切看到他的相貌:寸头、圆脸、大眼睛,眼角有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但疲惫写满了脸,黝黑的皮肤掩盖不了浓重的黑眼圈。
在侦查指挥中心办案,王成的生物钟是每天睡三次觉,晚午饭后各睡一个小时,凌晨四点开始再睡一个小时。其他时间,要么是审讯,要么是坐在指挥屏幕前“观战”,要么是开会。
永远充满激情去办案,这是王成最大的特点。他喜欢办案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刺激感,而对于其他附加值,比如成绩、荣誉等,他很少关心。他隐约记得他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了个什么先进个人,但始终记不起那个奖确切的名字是什么。
渔业政策补贴里的“猫腻”
方圆:听说你一个多月没回院里,一直在侦查指挥中心办案?
王成:根据上级要求,案件办理环境要有一定要求。倘若每个基层院都建立一个自己的侦查指挥中心,一是有的基层院财力不够,二是资源浪费严重。所以我们常州的侦查指挥中心,都统一在市院,共用办案环境。上案子时,不仅是我,所有办案人员几乎每天都在侦查指挥中心加班,吃住都在这里。
比如今年我们办理的农业局一系列政策补贴案件,当时反渎和反贪一起办案,涉及几十个企业,20多个办案人员同时上手,查资料、做外围、审讯、提供资源,集中在一起加班了28天,才办了一件漂亮的案子。
方圆:具体说说农业局这一系列案件。
王成:2006年开始,国家开始开展一系列农业补贴项目,项目繁多,包括国家级土地治理项目、国家级开发项目(含补贴项目和贴息项目)、省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含补贴项目和贴息项目)、省市级外向型项目、省市级休闲观光项目等等。武进区农业局开发办具体负责补贴的管理和发放。根据相关规定,农业补贴项目申报有一个流程,包括项目申报前的调研、申报项目的确立、申报材料、审核以及项目建设过程监督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由农业局开发办直接参与。可以说,在开发办条线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实施过程中,开发办的领导想偏袒哪个企业,不过是“举手之劳”。
农业补贴项目的补贴款数额非常大,一般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不等。巨额利益面前,行受贿问题自然出现,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渎职犯罪紧跟而来。
2014年3月开始,我们通过与辖区内横山桥、奔牛等检察室合作,开始查办武进区农业局“高效设施渔业补贴领域渎职犯罪”系列案件。最终,我们共查办涉农领域渎职犯罪2人,其中科级干部1人,移送反贪部门查办行贿案件1人,案件涉及玩忽职守、受贿、行贿等罪名。
方圆:涉案人员是如何替企业办事的?
王成:举个武进区农业局开发办公室原主任周某的例子来说吧。周某具体负责省、市级高效设施农(渔)业项目、国家产业化发开项目等国家农业补助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我们调查发现,从2007年开始,周某多次收受江苏某食品有限公司、武进区某花木市场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负责人送的财物,接受其宴请,并答应在其企业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实施过程中给予关照。后来,在上述四个企业农业补贴项目的申报审核、检查监督、竣工验收、报账审批过程中,周某徇私舞弊,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放弃对项目的审查监督责任,导致上述企业申报的部分补贴项目,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者项目施工不符合上级文件规定和项目建设合同要求的情况下,仍然顺利申报并通过项目检查监督、验收报账,非法获取国家农业补贴资金分别为40万元、114万元、95万元和150万元,合计人民币399万元。
反贪反渎合力办案还需增强
方圆:你认为农业局这个案件办理成功的关键在哪?
王成:很多,办案时任何一个节点拿不下,案子都可能办不下去。比如,审讯潘某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很难突破。后来,我们利用了信息化侦查的手段,通过话单分析、收集数据恢复等手段进行数据比对与信息分析,发现其与一女性来往密切,结合审讯确认该女性与潘某系情人关系,通过银行记录等,我们查实了她与潘某之间存在数百万元不正常的借贷往来。办案人员以此为突破口,最终突破了潘某的心理防线。
对一起案件的預判也很重要。办理这类案件前,我们先了解了涉补企业,发现这些涉补企业存在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涉补企业大部分是企业化运作,企业规模较大,极少单个农户生产经营的情况;二是这些涉补企业申报的项目种类繁多,往往一个企业申报的补贴项目种类就多达三四类;三是涉补企业在项目中往往采用综合性造假的方式,大多以企业为平台骗取各类项目补贴,从单个项目的实施来看,不能判断其虚假性,具体的渎职点无从下手;四是涉补企业的各类财政补贴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补贴额。
根据这些了解,我们意识到,“高效设施农(渔)业”补贴可能只是众多补贴项目中的冰山一角,于是将包括产业化龙头企业、外向型农业、高效设施农(渔)业等整个涉农领域补贴纳入查办案件的范围。后来又考虑到,整个涉农领域补贴额大、造假多、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可能,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渎职案件,也不是单纯的受贿案件,而是渎职、受贿相互交织的。于是,我们以受贿犯罪为案件突破口,根据巨额行贿的目的性来确定渎职犯罪事实;反过来,以渎职犯罪事实,进一步补正受贿的客观真实性,确保整个案件形成牢固的证据链。
方圆:反渎、反贪合力办案多吗?
王成:我院的反渎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查处案件就案办案,只关注渎职问题,结果案子查完了,好多却没能立案。找这些案件不起诉的原因,我认为最本质的是没有把案件查清楚,没找到根,没查到底。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自然渎职与反贪分不开。我一直的观念是,要么不查,要查的话,从线索的经营开始,就要同时用反贪和反渎的思路去想问题。从线索,到人力,都要实现反贪、反渎的通力合作。 比如之前提到的农业局的案子,当时有人认为,只查渎职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补贴单位多、涉案人员多,光从渎职去查办,很难全部定罪,必须考虑从受贿突破。这个案子中,反贪、反渎的合力体现的比较明显。
但事实上,我认为目前反贪、反渎合力办案的程度还不够。相当一部分反贪案件背后,都有渎职问题,但并非这部分反贪案件中,都有我们反渎办案人员参与。
方圆:你认为问题出在哪?
王成:出在职能分设上,反贪、反渎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从反渎办案人员的角度来说,渎职案件中发现受贿问题,将线索给反贪部门,两部门共同办案过程中,反渎对反贪工作贡献很大,但这种贡献和工作内容,不会体现在反渎办案人员的考核上,导致反渎办案人员对发现嫌疑人的贪腐问题积极性不高。而对反贪办案人员来说,他们办案中发现渎职问题,帮助反渎办案,也不会影响考核成绩,就可能不会十分关注案件中的渎职问题。
我认为,其实反渎案件的线索更容易确认一些。犯罪嫌疑人收钱了一般不会写在脸上,写在脸上的是怎么违规替别人捞好处的,通过有迹可循的渎职问题查处,突破受贿问题,更利于反贪办案。比如有的拆迁案子中,有的人根本没房子,但却有拆迁补偿款,试想,如果这个人不给拆迁办领导好处,领导为什么替他办事?再有,本来是集体土地,拆迁中被当成国有土地拆迁,每亩的补偿价差就是几百万。这些情况里肯定都有钱权交易,而不是单纯的渎职问题,把渎职问题查清了,对贪污受贿就有准确判断了。前几年我们办理的湖塘镇镇长吴琨渎职、受贿案件,就是很好的一个体现,该镇长受贿150多万,给人家谋利益一千多万。
像在下围棋一样享受办案
方圆:听说你们院办理的拆迁案件特别多?
王成:從2004年到2010年,我们办理过大量拆迁领域案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常州市扩城的时候,每年被拆掉好几百万平方米房屋,最多的一年,拆迁量达一千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还有两三百万的拆迁量。拆迁过程中,一大批干部企图浑水摸鱼,都免不了丢了官帽。
上面提到的湖塘镇镇长的案子,是2012年初我们办理的拆迁系列案中的一件。在那次的湖塘镇纺织城二期拆迁工程职务犯罪系列案中,我们成功查处了7件11人,涉及国家拆迁款逾千万元之多。光是讲拆迁,我就结合案例做过20多场大型报告会,报告会听讲单位有镇政府、住建局、水利局、国土局,以及各拆迁项目的单位。2011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征地拆迁领导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反响不错,区委区政府为此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的实施意见》。
方圆:有人说你是工作狂,不知道累?
王成:我每年的工作量确实不小,一年有将近150天在侦查指挥中心加班,但我其实非常享受办案过程中带给我的成就感。我喜欢有空下围棋,围棋里361个格子,战争场面大,但每一个子都将影响整盘棋局,特别是“棋从断处生”带来的喜悦,旁人很难体会。
办案也一样,在黑白世界里“厮杀”。而且,围棋中的策略运用,比如疑兵计、瞒天过海、敲山震虎等,都可以运用在办案中。每一场与对手的围棋对决,至少要几个小时,这期间需要一个人有很强的心理素质,注意力也高度集中,需要你不能只顾眼前,考虑整场的全盘布局,这些要求,与办案时一样的。对案件的纵深考虑多深,案子就有多大。像现在正在办理的扬州法院法官系列案件,如果没有纵深考虑,可能查处完那一个人就结束了,到现在我们已经查了6人了,但还没结束。
方圆:不怕得罪人?
王成: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有一次,办理某个案子期间,我被安排盯另一个案子,后来我听到有人说“王成终于走了,办其他案子去了”。我觉得吧,得罪的人多了,就不怕再得罪更多人了。为了避免人情困扰,我只能回避跟一些人打交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孤单一点,能一直办案就好。199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检察院工作,中间有一年在乡镇挂职锻炼,当时有人劝我留在乡镇,一方面我喜欢办案的感觉,另一方面,考虑到个人因素,说实在的,工作这么多年确实得罪了不少人,留在检察院使我有安全感。
方圆:你很看得开。
王成:我们办案,接触太多的负能量和不公平,没有点积极的不行。比如,前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查处了一大批炼制“地沟油”犯罪背后存在的渎职犯罪。调查中,我看到有些屠宰场里的肉制品检验人员居然是公司的会计、出纳,既不是专业学校出身,也没有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导致大量有毒、有害生猪产品和废弃物流通到市场。开始办这类案子时,因为看了太多这方面的黑幕,我有一个多月根本吃不下肉。办案对胃口的影响还算不了什么,对心理的影响有时更加严重。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比较看得开,心态比较放松,将办案当成一种兴趣,而且毕竟邪不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