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的某日，一名地方高官托朋友辗转联系上我，向我咨询抑郁症治疗问题。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见了面。
　　通过交谈，我判断这名官员已经患上抑郁症，而且到了中度。我建议他立即到正规精神专科医院求医。他和他的妻子都面露难色。后来他们再没有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治疗没有，最后怎么样了。
　　我只记得，和这名官员的妻子告别时，我问她：“以你们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找我咨询？”
　　这个妻子叹了口气，告诉我：如果丈夫得了其他病，秘书自然会做出安排，甚至请当地最好的医生來家里诊断、治疗也不是难事。而得了抑郁症，即使有医疗资源也不敢用，就怕走漏风声，被人知道得了抑郁症。
　　她叹了口气，说：“如果人们知道他得了抑郁症，这形象就没了。”
　　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官员多在办公室自杀？
　　我信手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官员自杀”，发现有报道称：
　　自2009年至2016年，全国至少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如2018年5月21日12时许，长期患有抑郁症的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
　　我注意到，官员因抑郁症自杀，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在单位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这样做，也许出于事业心、责任感;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判断：他们的疾病不为人所知，他们也不愿意为人所知。
　　由此，我想起一个词：微笑型抑郁症。这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愿意倾诉。他们尽管内心痛苦、压抑，表面上却面带“微笑”。只是这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为应付工作、应对社交而强作欢颜。他们的行为具有表演性质，“微笑”过后，是更深刻的痛苦和悲凉。
　　微笑型抑郁症患者大多是身份高、地位高的成功人士，男性多于女性。他们可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其实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困惑、苦恼、无奈、悲伤，但为了维护“能人”“强人”的形象，不愿意放弃“尊严”，不能对外倾泻负面情绪，因而时常陷入恶性循环。当一人独处时，内心压抑的痛苦和悲凉就会涌上心头;加之抑郁症本身的各种身心症状，瞬间会让他感受到生之无趣。
　　我想，这或许是有些罹患抑郁症的官员，突然在办公场所自杀的原因。
　　居高临下开导他们，也不公平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个词：病耻感。
　　“病耻感”，顾名思义，是社会大众对某种疾病的负面评价和反应，以及患者本人由此内生的羞耻感受。病耻感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对患者乃至患者对自身的排斥。一般来说，病耻感最严重的，一是传染性疾病，二是精神疾病。
　　为什么抑郁症会有病耻感？据我观察，无非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有这样一些错误认知：病人是不正常的;犯病是有特殊原因的，如可能有贪腐问题等;得这个病的人是软弱和脆弱的——简单一句话，他们是异类。在病耻感视角下，抑郁症患者被认为性格软弱、心胸狭窄，不适应环境，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甚至有的患者也会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没有价值的，从而自卑、自怨、自怜。
　　这实在是浅薄的误解。其实，抑郁症之有和无，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不一样。不那么直观。
　　当今医学模式已发展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如果采用其中生物模式的“神经递质”假说来解释抑郁症，可以这么表述：抑郁症的生物学本质是大脑内神经递质失衡，它的病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由于大脑发生功能性病变或器质性病变，他遭遇意志无法控制的精神障碍和痛苦。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也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因此，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高压力下，抑郁官员需打破病耻感
　　当今社会，很多人有“仇官”心理。听说官员得了抑郁症，或有讥讽之心。我觉得，这样无差别地看待官员，也是不公平的。
　　客观而论，如今的官员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压力时期。他们要完成各项指标，要应对各种检查，更害怕一票否决;而一旦表现出抑郁、焦虑等症状，就会引发各种猜测。上级会怀疑他的能力，平级会争抢他的领地，下级会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和普通人相比，官员罹患抑郁症的后果更为可怕，他们的病耻感，也因此较常人更为严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耻感可以视为某些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助推凶手。
　　抑郁症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应对抑郁症，从打破病耻感开始！
　　（作者为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渡过”公众号创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