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蛇头偷渡到境外的打工者、被外国移民局怀疑“入境目的不纯”的怀孕妈妈、成群结队持假护照到中国打工的非洲来客、偷偷回国与家人密会的涉案者、准备跑路的贪官……他们被称为“退回来的人”。习惯上，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下简称“北京边检”）遣返审查所的警官们，用这一贴近其工作流程的描述，統称这些因各种原因不能以正常方式出入中国国境者。这其中，“退回来的人”每年都接近一万——遣返审查所警员的任务，就是核对身份信息后，接收从国外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让他们返回原籍，以及遣送被禁止入境的外国人。
　　史志强是一名边检警察，自1980年代起就在当时的北京边防局工作，他所在的北京边检遣返审查所（下称“遣返所”）一科，负责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下称“T3”）的遣返审查工作，二科则负责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下称“T2”）。
　　“什么时候出国？”“用什么证件出国？”“家在哪里？”“为什么被遣返？”这是面对每个被遣返者的“例行四问”。“人证对照”是关键手段。大多数时候，被遣返者是持合法证件出境，却在到达国外时被签证国边检官员以各种理由拒绝入境。大多数打黑工被“退回”的人在外受尽委屈，而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让自己在国内的家人过得更好。而且，刚去国外和在国外呆过数年的被遣返者差异很大。刚出国即被遣返的总觉得国外“特好”——“日本可真干净。我去了这几天，你看我这旅游鞋一点没脏。”“人家多有礼貌，整天对我点头哈腰的。”可待久的人就常抱怨：“这个国家人太虚伪了，面上和你笑嘻嘻，私底下可劲盘剥你”……
　　而无论被遣返者讲述的故事多么曲折离奇，最终落实在系统记录上时，问询的警员只能从系统分类中的“非法留居打工”、“前往及过境目的可疑”、“境外犯罪”和“其他”等固定选项中点选。每当T2和T3的同事们发现被遣返者有伪造、冒用证件非法出入境，伪造涂改验讫章的行为，或者涉及偷渡案件的人员出现，那么这些人就必须移交给三科专门处理。同属北京边检遣返审查所的三科，低调隐匿于一座1970年代建成的四层建筑里。刷过两次通行证后，进入这座建筑，紧张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进入三科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违法行为。”在此工作14年之久的徐青（下称）解释道。
　　通常，人身和行李物品检查是审讯前的必要程序。经验丰富的警员早已习惯从拉杆箱把手、皮带夹层，甚至在牙膏管中找到被藏匿的各种证件。之后，就是正式审讯。对持伪假证件出入境的人，审问核心在于摸清其背后偷渡产业的脉络；入境目的和花费；如何联系蛇头；假证件如何拿到；是否有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人员参与其中……每个环节都必须弄清。徐青及其三科的同事习惯用“办案”来描述自己的工作——来到这里的被遣返者，会根据其情况，处以不同程度的行政罚款、行政拘留，甚至移交给相关执法机关接受刑事审判等轻重不等的处罚。
　　在北京边检算得上“大龄组”的三科，警员的平均年龄为42岁，一直延续着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几乎每一名警员都历经了上千次审问，警员常能读出假话中隐藏的深意：故意少报花费是在担心处罚也和交易数额有关；假装不认识蛇头是因为很多人通过家人、朋友联系偷渡，很怕自己出事会连累身边人……
　　对于中途要求休息，或是停留过夜的被审问者，三科所在的办公楼还有8间单人候审室。这些被称作“最安全”的房间内，墙壁都用咖色绵垫进行了软包装潢，窗户不但有护栏，还增加了一层孔板设计。单人洗手间中，马桶和水池光滑的四壁没给任何人留下挂物自杀的余地。此外，每间候审室都安装有摄像头，由一组两名警员24小时进行监控。尽管如此，每年总有两二位内心极度绝望的旅客尝试用超乎寻常的方式自杀。曾有一名警员在一天内两次冲进房间，制止一名蒙古人用上衣和裤子自杀。
　　每年处理六七百个案子，长时间待在无法开窗空气浑浊的审讯室，警员们也时常感到惆怅。“看着被遣返者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一想自己都还没出过国。”有人腼腆地笑。
　　在遣返所，不忙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抽个烟，聊聊天，交换些工作时听闻的故事，以此解压。比如，那些长年离开家人出国务工的偷渡者在国外难免生情，组成非婚家庭。在遣返所，一些形同夫妻的偷渡者经过询问却各自有家庭。“一些人离开我们办公室就好像生离死别一般。”史志强唏嘘道。多数“半路夫妻”在被遣送回国后就各自回家了，但也有决定私奔的人。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