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跟（薛）蛮子一样也得了癌症，也是肠癌，部位也差不多，但蛮子手术做得比我好一点，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化疗。我坚持用我们自己开发的免疫治疗、细胞治疗，本来是想做出来帮别人救别人，结果先帮了自己，我也觉得蛮有成就感。
　　蛮子老开玩笑说，你不能死在我前面啊。很多人忌讳这事儿，他总是先挑起来再说。对付肿瘤，我干了十几年了，现在让我得了—你不是跟它较劲吗，那就来一次吧。
　　肿瘤本身没有这次不成功的手术给我的打击大。我不能清除它的话，我就跟它共存，十年八年没问题吧，对我来说已经蛮奢侈的了，因为我是过程论者，不是特别注重结果。我拒绝了放疗化疗。当然我比较早期，可做可不做，但是国内的医生坚决主张做，我的家属也是。我跟一位香港医生聊，他说放化疗能增加10%的好处，我说那还不知道有多少坏处。我给自己做免疫治疗，在北京301做了。我们以前给过（301）那个教授一些支持，他的技术比较老了，现在用的是新技术。我动员蛮子用，但他成天吊儿郎当的，不以为意。
　　自己得了这个病后，突然觉得你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别人遇到的任何事你也可能遇到，别人承受的苦难你也要承受，别人普通，你也会那么普通，别人庸俗你也会那么庸俗，别人愚蠢你也会愚蠢。人经常因为自己无知而过着特别愚昧的生活。我以前觉得我不可能得肿瘤，现在也得了。其实就是个体察自我的问题，不要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的状态。有人说这是没有进取心，其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是学数学的，有一天买了一本《几何原本》，这么美好的东西。很多书我都没看过，很多作家都没听说过，很愚蠢。那么多思想，人类宝贵的财富，那么美好的东西我都没有经历。
　　我最早是由于无知进入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如果后来不是有某种理想支撑的话，不可能继续下来的。我一个在清华读了八年书的人，至少不会这么弱智吧，虽然没有蛮子、（徐）小平他们那么聪明。这些年，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点不是光去判断技术好不好，技术好了之后还要对付这么多部门审批问题，而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家机制。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明年他们就会明白了。如果我靠这个领域的投资吃饭，那我早就完蛋了。但是，你已经有饭吃的人，可以去花一点儿工夫，看能不能把徒劳的事变得不徒劳。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日子过得挺好的，天天去推动民主、环保，关注弱势群体。总是有一批人有这种倾向的，这方面我有点儿轴。

　　现在，我的职业生涯也只能再有几年了，要我再去看更有挑战的项目，一个是大方向上可能的改变没有了，不太会出我们看过的这些范围。未来成功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互相影响过的这些人，彼此关注过的事，过程论者，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整理/本刊记者 刘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