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康托尔首创的全新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合论，从本质上揭示了无穷的特性，使无穷的概念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并渗透到所有的数学分支，从根本上改造了数学的结构。1874—1876年期间，不到30岁的年轻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向神秘的无穷宣战。他靠着辛勤的汗水，成功地证明了一条直线上的点能够和一个平面上的点一一对应，也能和空间中的点一一对应。康托尔的创造性发现与传统的数学观念发生了尖锐冲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攻击甚至谩骂。有人说，康托尔的集合论是一种“疾病”，康托尔的概念是“雾中之雾”，甚至说康托尔是“疯子”。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当人们称道他的伟大发现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所以能有这个发现，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们一般多认为这是牛顿的谦虚，其实这更是一个事实，一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象。
　　可咱们的人却很难说出这个话来。我们更习惯于敬畏巨人，或把巨人顶在头上顶礼膜拜，或跪在巨人脚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是大不敬！
　　孔子在春秋时代，还是与其他“家”平起平坐的。但自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就成了占领我们思想高地、理论高地、乃至文化高地的独一无二的巨人。从此“天不变，道亦不变”，任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改的只是朝与代，而孔子之“道”不变，“旗”也不变，孔子的地位越来越尊贵，直至被封为“万世师表”，成为“圣人”。世界顶峰珠穆朗玛峰都被人踩在了脚下，可孔子的肩头，两千多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踏越。历代所谓的大儒，如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曾国藩等，充其量仅是孔子儒家思想、理论的阐述者，只把儒学的“馒头”来回咀嚼一番再喂给他人罢了。他们始终没有也不敢站在孔子的肩膀上，而是始终都虔诚地跪倒在孔子的脚下。我们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就是要考生代“圣人立言”。代“圣人立言”，岂能高过圣人？！而已经有圣人“原装”之言了，那代言还有什么价值！所以科举考试一千多年，累计考生数以万计，试卷也数以万计，光状元就多了去了，竟然不曾出过一人、一文在思想见解上流芳百世。
　　也不是绝对没有人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连帝王都有人敢造反、敢推翻，取而代之。可吊诡的是，不论谁当帝王，照旧还是把孔子奉为巨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几个试图站在孔子肩膀上者，均被千夫所指，打翻在地。“三国”时代祢衡因对孔子的儒术说三道四而被杀头。明代李挚菲薄儒术，亦被主流思想和御用文人深恶痛绝。这种跪在巨人脚下而对巨人顶礼膜拜、高山仰止的现代版，则非林彪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论”莫属。
　　在这种凡是不拜倒在孔子脚下便格杀勿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下，谁还敢、还能站在孔子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呢？還没站上去，就被拉下来打倒在地甚至杀头了。如此，亦步亦趋地紧跟，不越雷池地高举，凡事都从经典里找根据，金口玉言怎么说就怎么做，就成了铁律。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就这样匍匐在了“巨人”的脚下。最可怕的是，如此之下养成的奴才意识，使人从思想到躯体彻底地跪拜。曾看到一则史料，清乾隆时，一个英国人拜见乾隆皇帝。谈到咱们的太监制度，这个英国人说，把好好的男人弄成太监，是很不人道的。乾隆皇帝还没有说话，旁边一个名叫姚勋的太监竟愤怒地斥责那个英国人：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是皇上对我们的信任，你休得胡说八道。
　　跪倒在巨人脚下，永远也不会比巨人看得更远。只凭借“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天下也就永远是帝王的家天下。
　　杜甫有一首题名《望岳》的五律：“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高方能望远，匍匐在泰山脚下，何以“一览众山小”？
　　但我们历来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于是，才有了封建专制家天下的终于倒台，伴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两千多年来匍匐在巨人脚下的糟粕文化的清算和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我们的民族真正地站了起来，今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勇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不敬畏巨人。真正的巨人，也不会视站在自己肩膀上的人为“大不敬”。唯我独尊，俯视自己脚下的诺诺匍匐者，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