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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当记者赶到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一条街时，眼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那天清早7点多，记者在朋友圈里发了信息，说要到朱仙镇为年终报道寻找“配菜”，起得早，才能寻得鲜。很快，这条朋友圈信息下面将近20个点赞。当然，他们是冲着“朱仙镇”才擦亮了眼的，那三个字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引得众人牵肠挂肚。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距开封城南二十多公里的朱仙镇就已有了木版年画。明清两代，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十分兴盛，作坊最多时达三百余家。清末民初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始衰落，大多数作坊迁回开封市内，于是开封又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生产与销售中心，城内出现了“天成”“云记”“汇川”等名噪一时的老字号年画作坊。鲁迅先生曾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给予很高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很朴实，不涂脂粉，有乡土味，人物也没有媚态，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
记者到达朱仙镇的那天是腊月初五，天气干冷，但艳阳高照。在以前年画繁盛的年代，进入腊月，便是年画店最忙的时候，要把准备了一年的存货拿出来卖，而如今这个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只有两三家老字号开张。贾鲁河河两岸的街道偶尔有车辆快速从老字号的门口经过，随车而来的风把挂在门外晾晒的年画吹得纸页翻飞。车走了之后，一切又回到先前的宁静。
在开封博物馆里朱仙镇年画作坊的景况并没有好多少——来博物馆里购买年画的顾客越来越少，记者和公益组织倒是挺多的——对于一个以卖画生存的店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传承人，91岁高龄的郭太运老先生每天早早地来到这里忙活，帮助指导自己的年轻徒弟制作年画。郭太运13岁学徒弟，20岁另立门户当了掌柜。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印过37打年画，“37打什么概念？一打200张！”有人拿着表给他计时，套色一张他仅用三秒钟。见到记者，他对木版年画往年的繁荣景象如数家珍。解放前，每年阴历二月二开始印制，到11月15开始售卖。那时，家家户户春节期间都要贴门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门上、面缸、水缸……都少不了。精于年画制作的郭老先生说，在工艺上最讲究的就是，要干净，颜色要饱满、柔和。刷颜色的时候，颜料的泡沫糠了或者瓷了，印出来的都不一样。“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郭太运说。
在年画领域摸爬滚打近80年的郭太运见证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几乎整个20世纪的兴与衰，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省级传承人尹国全则是这段历史的另一见证人。
尹国全是天成老店的第五代传人，他6岁就开始学习木版年画的制作技术。这是一家有着200余年历史的老字号，清嘉庆年间，尹国全的曾祖父尹清元就继承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木版年画制作技术，并在朱仙镇估衣街中段创建了“天成老店”字号。
这是一家历经风雨的老字号。文革时期，人们拆庙、打神，朱仙镇年画被列为典型的“四旧”，而闻名遐迩的“天成老店”也成为“四旧”中的典型被“清理”。一夜之间，从“天成老店”拉出来的5000多块雕版在镇上集中焚烧，只剩下约1000块雕版侥幸保存。
如今的“天成老店”已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老字号商标，尹国全两口坐在店前的椅子上，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尹国全断断续续地讲着，老伴时而擦把眼泪。
尹国全清楚地记得，有张他老太爷的照片，上面还有82个门徒，也被烧了。门神画慢慢失传，但是留下了老灶爷画。让尹国全印象深刻的是，即便风声如此之紧，还是有人偷偷找到他，请他做年画。夜里，他和父亲尹福详点着煤油灯，用油光纸印制，小竹板支着铺开，再连夜用火烤干，不到天亮，那人就将年画揣在怀里带走了，回到村上再给大伙儿分。但这样的环境还是太过潮湿，充当简单印色的油光纸经常反潮变形。尹福祥为了避免年画漏色，使年画印制更加精准，他首次尝试雕刻一块独立的黄版，从而改变了祖传下来的四块木质印版，之后，这样的模式在尹国全的传承下一直使用至今。
风声渐紧的时候，为了保全木版年画的雕版工艺，尹国全带着家人逃到了新密。他的老伴儿说，走的时候女儿才一岁多，还在怀里吃奶。他们全家隐姓埋名到那里的煤矿上打工。尹国全是个能人，他会编席子，还会盖房子，白天跟着工人们在建筑队干活，晚上还能为办喜事的人家添张席子。日子渐渐好起来，当地的人都想让他们落户。
可尹国全不。
他还心心念念着自己的木版年画。他不敢想象，祖上留下的年画技艺在他这一代失传。即便在新密，即便是隐姓埋名，每逢春节，仍然有人找到尹国全，想让他印些老灶爷年画。要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尹国全的老伴儿说，他们曾经用印制的年画换过布、换过棉袄，还曾经做过一单700块钱的大买卖。“在那些年，700块钱，抵着现在的几万块了……”尹国全说。
改革开放之后，对木版年画的管制逐渐放开，尹国全等到了返乡的那一天。上世纪90年代，朱仙镇成立了木版年画社，有个叫张继中的年轻人找到了尹国全，想让他到年画社里印年画。尹国全不敢承当，没有文化的他看不透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害怕文革的风暴再来一次，殃及他的全家。之后，张继中又多次到尹国全家做工作，并承诺他，这是国家让搞的，再来一个政策也不用怕，让他只管放心地印年画。
那个时期已经添加了胶印元素，木版画仍然繁盛，一个印刷厂每个月向云南昆明发五六个集装箱，一个箱便是五六十万套木版年画。
但是不久之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1997年朱仙镇年画跌入最低谷，这样的低谷期持续了四五年。最穷的时候，老字号店里的职工全都跑了，卖画的钱还不够吃饭。
其时，冯骥才和季羡林、启功等全国百名著名学者倡议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把抢救工程的突破口选定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上。2002年10月28日，冯骥才等数十名专家齐聚朱仙镇，召开“人类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抢救、保护、发展座谈会”和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冯骥才说：“在各种民间文艺中，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年画。朱仙镇是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我希望社会各界都踊跃参与和支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抢救性发掘、成果编纂和保护工作，让朱仙镇木版年画得到振兴和弘扬，这将是文化之幸、民族之幸、子孙之幸。” 这次座谈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便是与天成老店相距不远的当年的木板年画社社长张继中。今年刚满50岁的张继中，回忆起2000年前朱仙镇那段艰难岁月，仍然感慨不已。
1996年初，张继中被朱仙镇政府任命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时，社里有八万六千元的外账，账面上只剩三万六千元钱，但这三万多块钱全部是借条，是别人欠的。此外，年画社还欠银行、企业以及个人共二十八万六千多块钱，那时候的张继中只有29岁，他心里想着自己还年轻，必须大干一场，“银行的钱还不上，就拘留我”。后来他真的被拘留了三天半，社里没钱，就剩下他和一个老头，家里人没办法只好找亲戚朋友借，借了一万多块钱帮他还上。后来银行的人对他说：“张经理，拘留你真亏，你别干了，你干的是啥事，又没有钱，还受不完的罪，拘留一次家里还得给你垫钱。”他却说：“我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借朋友的还不上，朋友都看到这是个大窟窿，就也不愿意再借钱给他。家里人也不支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他听说写书赚钱，还不需要本钱，就开始写书，用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郑州三联书店创始人薛正强的支持下，写了《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一本书。
这本书给张继中带来了转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给朱仙镇木版年画带来了一丝微光。直到现在，张继中仍然对薛正强先生深怀感激。当时薛正强拿出10万元出版了张继中的这本著作，他从中拿到了4万元钱。因为这笔为数不多的资金，张继中有了实施自己心中琢磨已久的想法的底气。他找到当地的民协主席，问他是否能够开一个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木版年画的发展。当时的夏挽群主席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人，不敢相信他从哪儿来的这么大口气。但最终，当张继中把自己的发展规划向他和盘托出时，他同意向上级打报告试试。
这个会议终于在2002年顺利召开。会议足足有10万人参加，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围住主席台，水泄不通。当地群众的热情让从北京过来的专家们感动不已……
之后的朱仙镇年画发展之路日渐平坦。2004年，朱仙镇年画申报非遗。2006年10月，审批成功。2008年，年画被印成邮票发行，那一年首届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节召开。2012年10月，朱仙镇年画被国家外交部制定为国礼，当年12月，朱仙镇年画又获得了国家绿色原产地保护产品证书。在所有民间非物质遗产中，只有朱仙镇年画获得了这个证书。
从2005年一直到2012年，借助河南省宣传部组织的中原文化行，朱仙镇木版年画去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甚至走向了国外。通过十多年的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朱仙镇木版年画命名了国家省级市级县级传承人，申请了老字号。
在张继中眼里，光做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打开木版年画的市场，必须走进年轻人这个群体。只有理解了，认识了，才能接受它，这是人对新事物的反应过程。于是他带着木版年画的专业技师走进了校园，到高校进行实地的表演、展览和讲座。
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张继中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形式上和艺术风格上来说，它失去了社会实用性，但是它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绝对不会落后，也不会丢失。”而在未来，张继中希望能把年画做成旅游文化产业，建立中国木版年画基地和文化长廊。张继中向记者透露，现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通过众筹的方式制作动漫，将在不久之后发行。
在采访即将结束之时，记者表达了自己刚到朱仙镇木版年画一条街时意想不到的冷清状况，张继中说，其实两个月前，这里的景况更糟，水泥堤坝和桥还没开始修，到处都是土路。他建议记者去附近在建的朱仙镇产业园区看一看。
在萧瑟的冬日里，园区里的工人正在有序地施工，但各式各样古朴的建筑已经有了大体的样貌。暗黄的夕阳温柔地斜在西边，亭台楼阁在湖面上现出柔和的倒影。冰片融去，远处吹来悠悠古风。可以想见的是，几个月之后整个园区的繁华景象，与一千多年前作坊聚集的朱仙镇的繁华虽然不同，但在同一地点，文明在这里传承。
在这个时空隧道中，流动着的是文化……
（新闻中心郑长忠对本文亦有贡献）
那天清早7点多，记者在朋友圈里发了信息，说要到朱仙镇为年终报道寻找“配菜”，起得早，才能寻得鲜。很快，这条朋友圈信息下面将近20个点赞。当然，他们是冲着“朱仙镇”才擦亮了眼的，那三个字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引得众人牵肠挂肚。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距开封城南二十多公里的朱仙镇就已有了木版年画。明清两代，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十分兴盛，作坊最多时达三百余家。清末民初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始衰落，大多数作坊迁回开封市内，于是开封又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生产与销售中心，城内出现了“天成”“云记”“汇川”等名噪一时的老字号年画作坊。鲁迅先生曾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给予很高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很朴实，不涂脂粉，有乡土味，人物也没有媚态，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
记者到达朱仙镇的那天是腊月初五，天气干冷，但艳阳高照。在以前年画繁盛的年代，进入腊月，便是年画店最忙的时候，要把准备了一年的存货拿出来卖，而如今这个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只有两三家老字号开张。贾鲁河河两岸的街道偶尔有车辆快速从老字号的门口经过，随车而来的风把挂在门外晾晒的年画吹得纸页翻飞。车走了之后，一切又回到先前的宁静。
在开封博物馆里朱仙镇年画作坊的景况并没有好多少——来博物馆里购买年画的顾客越来越少，记者和公益组织倒是挺多的——对于一个以卖画生存的店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传承人，91岁高龄的郭太运老先生每天早早地来到这里忙活，帮助指导自己的年轻徒弟制作年画。郭太运13岁学徒弟，20岁另立门户当了掌柜。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印过37打年画，“37打什么概念？一打200张！”有人拿着表给他计时，套色一张他仅用三秒钟。见到记者，他对木版年画往年的繁荣景象如数家珍。解放前，每年阴历二月二开始印制，到11月15开始售卖。那时，家家户户春节期间都要贴门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门上、面缸、水缸……都少不了。精于年画制作的郭老先生说，在工艺上最讲究的就是，要干净，颜色要饱满、柔和。刷颜色的时候，颜料的泡沫糠了或者瓷了，印出来的都不一样。“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郭太运说。
在年画领域摸爬滚打近80年的郭太运见证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几乎整个20世纪的兴与衰，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省级传承人尹国全则是这段历史的另一见证人。
尹国全是天成老店的第五代传人，他6岁就开始学习木版年画的制作技术。这是一家有着200余年历史的老字号，清嘉庆年间，尹国全的曾祖父尹清元就继承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木版年画制作技术，并在朱仙镇估衣街中段创建了“天成老店”字号。
这是一家历经风雨的老字号。文革时期，人们拆庙、打神，朱仙镇年画被列为典型的“四旧”，而闻名遐迩的“天成老店”也成为“四旧”中的典型被“清理”。一夜之间，从“天成老店”拉出来的5000多块雕版在镇上集中焚烧，只剩下约1000块雕版侥幸保存。
如今的“天成老店”已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老字号商标，尹国全两口坐在店前的椅子上，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尹国全断断续续地讲着，老伴时而擦把眼泪。
尹国全清楚地记得，有张他老太爷的照片，上面还有82个门徒，也被烧了。门神画慢慢失传，但是留下了老灶爷画。让尹国全印象深刻的是，即便风声如此之紧，还是有人偷偷找到他，请他做年画。夜里，他和父亲尹福详点着煤油灯，用油光纸印制，小竹板支着铺开，再连夜用火烤干，不到天亮，那人就将年画揣在怀里带走了，回到村上再给大伙儿分。但这样的环境还是太过潮湿，充当简单印色的油光纸经常反潮变形。尹福祥为了避免年画漏色，使年画印制更加精准，他首次尝试雕刻一块独立的黄版，从而改变了祖传下来的四块木质印版，之后，这样的模式在尹国全的传承下一直使用至今。
风声渐紧的时候，为了保全木版年画的雕版工艺，尹国全带着家人逃到了新密。他的老伴儿说，走的时候女儿才一岁多，还在怀里吃奶。他们全家隐姓埋名到那里的煤矿上打工。尹国全是个能人，他会编席子，还会盖房子，白天跟着工人们在建筑队干活，晚上还能为办喜事的人家添张席子。日子渐渐好起来，当地的人都想让他们落户。
可尹国全不。
他还心心念念着自己的木版年画。他不敢想象，祖上留下的年画技艺在他这一代失传。即便在新密，即便是隐姓埋名，每逢春节，仍然有人找到尹国全，想让他印些老灶爷年画。要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尹国全的老伴儿说，他们曾经用印制的年画换过布、换过棉袄，还曾经做过一单700块钱的大买卖。“在那些年，700块钱，抵着现在的几万块了……”尹国全说。
改革开放之后，对木版年画的管制逐渐放开，尹国全等到了返乡的那一天。上世纪90年代，朱仙镇成立了木版年画社，有个叫张继中的年轻人找到了尹国全，想让他到年画社里印年画。尹国全不敢承当，没有文化的他看不透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害怕文革的风暴再来一次，殃及他的全家。之后，张继中又多次到尹国全家做工作，并承诺他，这是国家让搞的，再来一个政策也不用怕，让他只管放心地印年画。
那个时期已经添加了胶印元素，木版画仍然繁盛，一个印刷厂每个月向云南昆明发五六个集装箱，一个箱便是五六十万套木版年画。
但是不久之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1997年朱仙镇年画跌入最低谷，这样的低谷期持续了四五年。最穷的时候，老字号店里的职工全都跑了，卖画的钱还不够吃饭。
其时，冯骥才和季羡林、启功等全国百名著名学者倡议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把抢救工程的突破口选定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上。2002年10月28日，冯骥才等数十名专家齐聚朱仙镇，召开“人类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抢救、保护、发展座谈会”和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冯骥才说：“在各种民间文艺中，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年画。朱仙镇是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我希望社会各界都踊跃参与和支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抢救性发掘、成果编纂和保护工作，让朱仙镇木版年画得到振兴和弘扬，这将是文化之幸、民族之幸、子孙之幸。” 这次座谈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便是与天成老店相距不远的当年的木板年画社社长张继中。今年刚满50岁的张继中，回忆起2000年前朱仙镇那段艰难岁月，仍然感慨不已。
1996年初，张继中被朱仙镇政府任命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时，社里有八万六千元的外账，账面上只剩三万六千元钱，但这三万多块钱全部是借条，是别人欠的。此外，年画社还欠银行、企业以及个人共二十八万六千多块钱，那时候的张继中只有29岁，他心里想着自己还年轻，必须大干一场，“银行的钱还不上，就拘留我”。后来他真的被拘留了三天半，社里没钱，就剩下他和一个老头，家里人没办法只好找亲戚朋友借，借了一万多块钱帮他还上。后来银行的人对他说：“张经理，拘留你真亏，你别干了，你干的是啥事，又没有钱，还受不完的罪，拘留一次家里还得给你垫钱。”他却说：“我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借朋友的还不上，朋友都看到这是个大窟窿，就也不愿意再借钱给他。家里人也不支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他听说写书赚钱，还不需要本钱，就开始写书，用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郑州三联书店创始人薛正强的支持下，写了《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一本书。
这本书给张继中带来了转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给朱仙镇木版年画带来了一丝微光。直到现在，张继中仍然对薛正强先生深怀感激。当时薛正强拿出10万元出版了张继中的这本著作，他从中拿到了4万元钱。因为这笔为数不多的资金，张继中有了实施自己心中琢磨已久的想法的底气。他找到当地的民协主席，问他是否能够开一个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木版年画的发展。当时的夏挽群主席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人，不敢相信他从哪儿来的这么大口气。但最终，当张继中把自己的发展规划向他和盘托出时，他同意向上级打报告试试。
这个会议终于在2002年顺利召开。会议足足有10万人参加，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围住主席台，水泄不通。当地群众的热情让从北京过来的专家们感动不已……
之后的朱仙镇年画发展之路日渐平坦。2004年，朱仙镇年画申报非遗。2006年10月，审批成功。2008年，年画被印成邮票发行，那一年首届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节召开。2012年10月，朱仙镇年画被国家外交部制定为国礼，当年12月，朱仙镇年画又获得了国家绿色原产地保护产品证书。在所有民间非物质遗产中，只有朱仙镇年画获得了这个证书。
从2005年一直到2012年，借助河南省宣传部组织的中原文化行，朱仙镇木版年画去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甚至走向了国外。通过十多年的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朱仙镇木版年画命名了国家省级市级县级传承人，申请了老字号。
在张继中眼里，光做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打开木版年画的市场，必须走进年轻人这个群体。只有理解了，认识了，才能接受它，这是人对新事物的反应过程。于是他带着木版年画的专业技师走进了校园，到高校进行实地的表演、展览和讲座。
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张继中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形式上和艺术风格上来说，它失去了社会实用性，但是它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绝对不会落后，也不会丢失。”而在未来，张继中希望能把年画做成旅游文化产业，建立中国木版年画基地和文化长廊。张继中向记者透露，现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通过众筹的方式制作动漫，将在不久之后发行。
在采访即将结束之时，记者表达了自己刚到朱仙镇木版年画一条街时意想不到的冷清状况，张继中说，其实两个月前，这里的景况更糟，水泥堤坝和桥还没开始修，到处都是土路。他建议记者去附近在建的朱仙镇产业园区看一看。
在萧瑟的冬日里，园区里的工人正在有序地施工，但各式各样古朴的建筑已经有了大体的样貌。暗黄的夕阳温柔地斜在西边，亭台楼阁在湖面上现出柔和的倒影。冰片融去，远处吹来悠悠古风。可以想见的是，几个月之后整个园区的繁华景象，与一千多年前作坊聚集的朱仙镇的繁华虽然不同，但在同一地点，文明在这里传承。
在这个时空隧道中，流动着的是文化……
（新闻中心郑长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