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日本鬼子
　　
　　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起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这一点从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中颇能反映出来。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都随侍在旁。
　　从这段话看来,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表现,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实不如其父。
　　
　　见人说人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张学良接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学良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不日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学良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勝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天下午,张学良又见几位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学良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到了晚上,张学良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晚上返回,张学良笑对侍从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学良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作霖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守善抱着张作霖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守善说张作霖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张学良回沈阳时,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是混在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侍从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作霖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便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曾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作霖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作霖的家具细软,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摘自《那些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