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面社会中最尖锐的冲突题材,他体验到在他习以为常的生活之外,还有很多更加残酷的生活,他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它们。他是赵亮,这一次,他为我们讲述“上访”者的故事。
　　
　　3月31日,香港科学馆演讲厅。纪录片《上访》放映前十五分钟,观众陆续入场,许多纪录片业界研究人员夹杂其中。当天播出的是纪录片《上访》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国内版,这部以讲述中国大陆上访者故事的影片刚刚打败入围的其余七部作品,获评2010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环节最佳纪录片。
　　工作人员将记者带到演讲厅中间第一排的位置,导演赵亮正用手托着腮看着屏幕。从1996年开拍至2009年完结,这部纪录片前后拍摄时间跨度长达12年,剪辑花费两年。自《上访》完成剪辑以来,他已经有一年时间没看过了。在此期间,《上访》在海外多个电影节中播放过,2009年3月获康城(Cannes)电影节选入特别放映单元,5月入选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同年6月,在宋庄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中,两个版本各放映了一次,赵亮获得中国最重要独立纪录片电影节的“独立精神奖”。
　　《上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个小时长的国际版,一个是五个小时有多的国内版。国内版由《众生》、《母女》、《北京南站》三部分组成。其中,《众生》时长约1个多小时,汇集了各类上访人的不同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不断变化,因为不同的事由走到了上访这条共同的道路上,对上访人群做了一个全方面的描述,这部分主要解释什么是上访,如何上访。
　　《母女》则是记录了一对来自农村的母女的上访故事,母亲戚华英从女儿小娟四岁起就带着她到北京上访,历时十二年的漂泊人生。《北京南车站》将镜头对准奥运会中被改造掉的上访村,记录了有不同背景,抱不同理由,从中国各个角落汇聚而来“讨说法”的群众。
　　赵亮说《上访》的拍摄其实很随意,有料就去拍,没料时还要做别的工作,断断续续,其间有一年多都没有去拍,主要拍摄时段集中在1996至2000年、2004至2008年两个阶段。拍摄起因也很偶然。1996年11月,赵亮结束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课程,开始琢磨拍点什么。有朋友跟他建议去南站看看那些上访的,赵亮去了后便被这样一个群体震惊了。
　　刚开始拍时,他并不知道如何选择人物,直觉上觉得有对母女,一老一小,将来应该有意思,没想到就这样一直跟拍了十二年:1986年,方晓娟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戚华英不堪打击,认为丈夫是被谋害的。赵亮1996年决定拍摄她们时,戚华英已经带着她的女儿方晓娟坚持了十年的上访路,后来得知自己并非戚华英亲生,方晓娟因为厌倦母亲的管束和没有希望的生活,选择了离开,其间方晓娟被某地方信访局局长认作干女儿,并结婚生女。几年后,方晓娟携夫带女回到上访村与母亲重聚。
　　将镜头对准上访人群,赵亮说这样的拍摄经历是一种煎熬。刚开始时他常常是一边流眼泪一边拍,同情与悲悯让他情绪失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3年,他才学会调整自己与被拍摄者的距离,避免受对方的喜怒哀乐影响。但长期关注一种距离自己很远的生活,他觉得很不快乐,“这个已经把我伤着了,太痛苦了”,以至于到后期再去探访,赵亮常常会不带拍摄器材,即使遇到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硬着头皮逼着自己做,因为上访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距离,上访那种生活太不正常了,而老去尝试进入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也让我心里总是怪怪的。”
　　由于题材敏感,这个过程对赵亮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拍这些东西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理压力太大了,我每次去拍摄前都要下很大决心,拍一次回来真的特别累。”
　　2004年后,下岗、房屋拆迁问题增加,来京上访的人也随之增多,矛盾冲突激烈。赵亮在朋友的帮助下加大拍摄力度,但对于究竟要拍到什么时候为止,迟迟未有规划。制片人提醒他如果不做出片子来,拍这么多素材是没有意义的。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北京南站改造,上访村将被清除,赵亮才觉得结束的契机到了。
　　十二年中积累下来的拍摄素材大约四百个小时。许多拍过的人,都被舍弃掉。赵亮说他选择拍摄对象有个标准就是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如果不喜欢就无法交流,也没法听对方讲述。比如上访村中有个夸夸其谈的人,原本有冤案但不上访,在上访村中靠帮人写状子过活。这些在上访村讨生活的人对国家政策、民主观念等都能说得出一些来,也很受村民崇拜。但因为看到对方身上虚滑的一面,赵亮未将其放入片中,“我是有精神洁癖的人,他们让我不舒服,我也不想他们让我的观众不舒服。”
　　当天的观影交流会上,也有观众质疑影片的视觉过于单一,呈现出来的镜头几乎都是上访者,对于他们周边的人群,比如说信访局、收容所等的采访空缺。而且镜头对准的上访者,许多人看来有精神偏执状况,明知上访没有希望仍然要继续。这样的视觉有过于同情上访者、丑化中国上访政策的嫌疑。
　　对此,赵亮没有回避自己的主观立场对影片的介入,他认为拍任何影片都只有作者自认的客观,不可能完全的客观,他要呈现的正是让人们了解上访的现状以及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提醒政府如何贴近民生,有效解决问题。
　　
　　南都周刊×赵亮:我只关心民生
　　南都周刊:国际版与国内版(导演版)有何不同?
　　趙亮:国际版浓缩得厉害,很多事没点透。国内版五个小时篇幅,还是很细致的。我觉得这个影片国人会更爱看。
　　南都周刊:片子剪出来了,但主人公故事还没完,接下来还会继续拍吗?
　　赵亮:这个已经伤着我了,身心受到很大的压力,太痛苦了,后来有一段我再去上访村都不拿机器了,即使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
　　南都周刊:为什么痛苦?
　　赵亮:拍摄过程很煎熬,拍摄和制作从来没有给过我快乐。上访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距离,那些上访者的生活太不正常了,不上访至少能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不上访会更好?
　　赵亮:有些人他没办法放弃,因为只有这条路能寻找希望。也有人已经上升了精神境界,这些精神是在泥土层里升华起来的,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一些理念容易在头脑干净的人中产生。
　　南都周刊: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赵亮:像老潘,就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来到这里,在家里生活没有作为,他想产生意义。新一代上访人会考虑经济利益,但老一代有精神追求,要求促进当代的法制建设,获得经济补偿之余,他们更希望维护社会公平。现在的上访主要以经济手段作补偿,像老韩,不给钱我就不走。
　　南都周刊:关注这个群体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对上访有什么认识?
　　赵亮:拍《上访》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可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带来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上访来源。
　　南都周刊:艺术家跟政治的关系很微妙,你怎么把握这种关系?
　　赵亮: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思想的呈现。我是个简单直接的人,周遭的环境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通过纪录片表现周围的事情,之后才会考虑它表现的形式。如果你做一个作品跟你没关系,那很不真诚。
　　南都周刊:你的作品,无论是《罪与罚》还是《上访》,冲突性都比较强的,你的选题标准是?
　　赵亮:我不说我关注政治,但我关注民生。我不太喜欢拍风花雪月的故事。纪录片能够承载历史,在中国当代,它的纪录功能还是能体现民生的。
　　南都周刊:同样题材,你的拍摄手法和呈现方式和别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赵亮:我不太主张拍新闻的感觉,艺术还是应该优雅地表达。如果拍摄手法能传达出电影本体的语言,艺术语言的魅力会更专业。现在很多艺术品良莠不齐,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像前两年搞当代艺术的一些人。
　　南都周刊:有人批评《上访》视觉过于单一。
　　赵亮:我可能会更注重情感式的表达。上访村确实有精神病人,但可能几万人才有几个,几十人里头就提一个的话,比例就提高了,会误导观众。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客观,选择素材和人物肯定融入了导演自己的价值观。我不喜欢拍摄者只是看,像动物世界那样,摄影机和动物没有交流。拍记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耗自我,因为你在陪别人生活,自己的生活被放到了最低的位子,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如果还要拍我不喜欢的人,代价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