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天命论”与“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天命论又分两个层面，一是积极主动的“天命”，一是消极被动的“时命”。这两个层面分别反映了孔子的阳性思维与阴性思维，前者为主导方面，表现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后者为辅助方面，表现为宽容谦退、厚德载物的精神。同样，在孔子谈论“仁”与“礼”之关系、忠与恕之内涵时也无不反映出这两种思维方式。虽然孔子思想总体上体现着积极进取的阳性思维模式，但在实际的运用中总是会根据不同的境遇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考虑现实问题。所以阳性思维与阴性思维在孔子的思想中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共同发挥作用。
关键词：阳性思维 阴性思维 “天命” “仁”
一
“阴”“阳”概念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已涉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排列组合而成，《系辞传》也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出《周易》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矛盾变化。而《周易》中的“乾”卦与“坤”卦刚好分别体现了“阳”和“阴”的深刻含义。因为“乾”卦是最为典型的纯阳之卦，代表着阳刚之气与创造精神，其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它表达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刚健的“终日乾乾”式的进取精神，即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就是阳性思维；而“坤”卦又是最典型的纯阴之卦，代表着阴柔之气与辅助精神，其《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象传》也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宽容仁慈的温和柔顺的谦卑坚韧的精神，即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就是阴性思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文所论述的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并没有优劣之分，它们都只不过是人们思考问题时的不同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进取、阳刚、入世为其思想的主要基调的，即上文所说的阳性思维，这与道家思想中注重阴柔、谦退的阴性思维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定结论说孔子的思想中没有阴性思维。儒道两家思想中的不同层面固然需要严格区别，但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道两家，其思维模式自然也会有共通之处。如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里推崇的“无为而治”恰恰也是老子的政治观；孔子还说“无道则隐”，这与老子的身退观念也是相通的；《学而》篇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所蕴含的正是一种大地般的厚德载物的精神，其思维模式恰恰是一种谦退宽容的阴性思维。
每一位哲学家思想的形成，总跟他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孔子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并且自幼丧父，从小由母亲带大，在周游列国时期又广泛接触各种隐士，如老子、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人，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参与进孔子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所以孔子的思想在表现为积极主动、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的同时，也包含有宽容仁慈、谦和柔顺的阴性色彩，二者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下文拟从天命观与仁爱思想的角度来对孔子的思维模式进行论述。
二
天命论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些学者曾经批评孔子的天命论是一种宿命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命”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时命”，即是由时势、时运决定的“命”，“时命”是盲目的，它构成人的一种外在限制。①而人们在这一“命”面前是无法施予人力去控制的。说到底，这就是一种阴性思维。《论语》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颜渊德行科第一，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冉伯牛也是德行科之一，也是孔子很器重的学生。但一个早死，一个重病，他们的生死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孔子虽然也不想有这样的结果，但孔子在这里有感叹和悲伤，却没有想让老天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在孔子看来，人的生老病死、寿命长短、祸福吉凶，这些都是由“时命”决定的，在这一“时命”面前，人们只好被动地接受。
《论语·宪问》：“公伯寮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子服景伯知道后，想以自己的实力把公伯寮杀了。孔子回答，若道将行，这是命，公伯寮的诽谤就会行不通；如果公伯寮诽谤成功了，这说明是道将废，这也是命，并不是公伯寮使道行不通。这里孔子的意思是，君子只为當为之事，命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人们只能以义安命。企图以一种不当为的手段来有所改变，孔子不为也。当人们已经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至于命运带给我们什么，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只能去接受，像大地一样，默默承受着所有。这一思想也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宿命论，而只是一种阴性思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是最佳的也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除了以一种博大的心胸和超人的勇气来接纳它，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所以说，这种具有阴性思维的“时命”观念不是一种被动的宿命观，而是一种安之若素的情怀，随遇而安的坦荡，不计得失的大气，是一种“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豁达境界，这是圣人、君子才会具有的高尚节操。
第二个层面也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这就是“天命”，即《中庸》首章所提出的“天命之谓性”之“命”。它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包涵有上天所赋予我们的特性，“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民》），天生养万民，是人之源泉。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上天把善良的天性赋予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人所秉持的常道。为了不辜负上天所赋予我们人的这一特性，我们就要主动地自觉地去做有道德的事情，在道德的实践功夫中去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圣人，达到一种与天地并参的境界。如果我们不对天有所敬畏和景仰，就体会不到天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无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更不用说去做一名君子和圣人。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一层面上的“命”不是“被动的，宿命的”。相反，有道君子以天降大任大命为自我的担当，以一身的正气承担天下兴亡之责、文化神州的安危和人文系统的延续。这就是孔子及孔子以后的大思想家、大儒和志士仁人的品格，这就是立命担当的意识。②这才是孔子天命论中最主要的思想，也正是孔子本身具有且希望人们也去拥有的一种立命担当的意识。这一层面体现了孔子主动的积极的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正体现了孔子思想中阳性思维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体现阳性思维的“天命”观念，体现阴性思维的“时命”思想才有了着落。 在孔子的思想中，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虽各有侧重，但说到底二者是浑融一体、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当孔子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在这“下学上达”的实践当中，逐步悟到天所赋予人的特性，在感恩上天的同时积极地去完成上天交给自己的这一使命，勇敢地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做好自己，做好一个人，自强不息，这是孔子也是整个儒家积极向上的阳性思维的表现。孔子曾经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不是一种盲目自信，而是一种不计较自身利害得失的担当意识，是儒家的品格，这一种阳性思维，到了北宋张载那里，就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振奋人心的呼号。另一方面，在这种阳性思维的主导下，孔子思想中还有一种起着辅助作用的阴性思维，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局限性的，有些事情人力也无法控制。人们悟到了天所赋予人的特性之后，顺着这种“性”而为，就是“道”，但是结果如何那是无法预料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孔子只要人们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固执，不要预先设定这样做了之后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于人力无法控制的吉凶祸福，穷通得失，虽然有时不免悲伤与感叹，但仍要以一种豁达的态度欣然接受一切。但是对于恶劣的境地，也不是盲目顺从，无动于衷，还是要处于什么境地，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就把阳性的思维与阴性的思维浑融在一起，有阴有阳，有阳有阴，“天命”与“时命”共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君子，有担当意识却又不计得失，立身行道而又随遇而安，“芝兰生于幽谷，非以无人嗅而不芳”。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
三
孔子特别注重“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多次论“仁”，但每次论“仁”都不一样。孔子从不从正面说出什么是“仁”，他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启发，让其自行领悟，所以说“仁”的内涵非常丰富。同样，孔子的“仁”也充分体现着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下文拟从“仁”的两个方面的内涵来进行说明：其一，“仁”是“礼”之精神内核；其二，“仁”，即在日常生活推行“忠恕”之道。
孔子注重“礼”，“礼”又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从“礼”的形式上说，“礼是一定社会的规矩、规范、标准、制度、秩序，用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③，礼是外部之规范。但是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背后的精神内核作为支撑，再繁盛的礼节都只是一种形式的教条，是一种虚伪的礼节，无法真正达到调和各种冲突的作用，人们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人。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玉帛、钟鼓只不过是用来行礼作乐的器物罢了。如果失去了仁爱之心，使用这些礼节又有何用呢？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所以孔子虽然也注重“礼”的形式这一方面，但他更为注重的是“礼”背后的精神实质，重视内心之情感。子夏问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随即领悟到：“礼后乎？”孔子听了就很高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是说一个人有了忠信的美质之后，再加之以文饰，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文质彬彬当然是极好的，但是当二者实在是不能同时具有的情况下，孔子还是宁愿选择内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礼”背后更为实质的东西。“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孔子想要表达的是，与其要这么多繁盛的礼节，还不如礼节简单一点，内心的情感真实一点。这里更为强调的是“礼后”，换言之，孔子认为“礼”背后的东西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礼”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仁”，就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觉”④。这种感通和道德的自觉就是阳性思维的表现，有了这种生命的感通，自然就会对身边的人和事，对整个社会充满一种同情心和正义感；有了内在的道德自觉，自然就会散发于外，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恭，对师长敬爱进而层层外推以至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崇高境界。这是一种自觉的积极的行为，只有我们心中具有这种仁爱之情，那些外在的礼仪才会有所依归。而在这种阳性思维的支配下，人们才会去自觉遵循种种礼节。对礼节的遵循就是一种阴性思维的表现。孔子说过：“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这就是在阳性思维主导下自然产生的一种阴性思维，由于内心存“仁”，所以出门时就像要会见重要外宾一样保持慎重，治理百姓好像要承担重大祭奠一样保持敬畏之心，以一种低调、谦和、仁慈的心态去处理各种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孔子阳性思维和阴性思维互相交融的和谐状态。
孔子还很提倡“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阴阳性思维同具的一种行“仁”之方。所谓“忠”就是尽己之心，是一种阳性思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于仁是一种生命的感通，所以当自己站得住的时候，也要心存他人，也要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也通达起来，这样做才是尽了自己的仁爱之心。而“恕”则是一种阴性思维，是一种推己之心。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心态，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也绝不去强加给别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真正仁爱之人，不仅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大海之胸襟，能涵容一切保持谦和，不自以为是之人。《大学》中也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忠恕之道”，那么他就离“仁”不远了。上文已述，“忠”和“恕”分别代表着孔子的阳性思维和阴性思维，但在孔子看来，这二者也不是各自分开单独使用的，而是要互相配合共同构成我们正确行为方式的导向标。当我们身处一种好的境遇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想到我们自身，还要对他人、他物有一种生命的感通，当看到别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境地的时候，内心自然就会生出“恻隐之心”，也想要去帮助他人，关爱他人，并且将此心态积极主动地付诸实践，让别人实实在在地也如自己一般通达；而对于不好的一面，如自己承受了不好的境遇，也要对别人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不要将此境遇和对待施予对方身上。简言之，“忠”和“恕”这两个实践原则，前一个是积极主动的施予和帮助，体现了孔子的阳性思维方式；后一个是宽容大度的仁慈和理解，体现了孔子的阴性思维方式，二者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是互相补充、相互配合的，不可过分地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在具体的行为当中，人们应该针对不同情况恰当地使用“忠”或“恕”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努力达到“仁”的境界。
①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②③ 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第28页。
④ 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商务印书局2015年版，第75页。
作 者：张细进，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编 辑：李珂 E？鄄mail：mzxslk@163.com
关键词：阳性思维 阴性思维 “天命” “仁”
一
“阴”“阳”概念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已涉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排列组合而成，《系辞传》也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出《周易》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矛盾变化。而《周易》中的“乾”卦与“坤”卦刚好分别体现了“阳”和“阴”的深刻含义。因为“乾”卦是最为典型的纯阳之卦，代表着阳刚之气与创造精神，其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它表达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刚健的“终日乾乾”式的进取精神，即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就是阳性思维；而“坤”卦又是最典型的纯阴之卦，代表着阴柔之气与辅助精神，其《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象传》也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宽容仁慈的温和柔顺的谦卑坚韧的精神，即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就是阴性思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文所论述的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并没有优劣之分，它们都只不过是人们思考问题时的不同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进取、阳刚、入世为其思想的主要基调的，即上文所说的阳性思维，这与道家思想中注重阴柔、谦退的阴性思维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定结论说孔子的思想中没有阴性思维。儒道两家思想中的不同层面固然需要严格区别，但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道两家，其思维模式自然也会有共通之处。如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里推崇的“无为而治”恰恰也是老子的政治观；孔子还说“无道则隐”，这与老子的身退观念也是相通的；《学而》篇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所蕴含的正是一种大地般的厚德载物的精神，其思维模式恰恰是一种谦退宽容的阴性思维。
每一位哲学家思想的形成，总跟他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孔子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并且自幼丧父，从小由母亲带大，在周游列国时期又广泛接触各种隐士，如老子、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人，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参与进孔子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所以孔子的思想在表现为积极主动、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的同时，也包含有宽容仁慈、谦和柔顺的阴性色彩，二者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下文拟从天命观与仁爱思想的角度来对孔子的思维模式进行论述。
二
天命论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些学者曾经批评孔子的天命论是一种宿命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命”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时命”，即是由时势、时运决定的“命”，“时命”是盲目的，它构成人的一种外在限制。①而人们在这一“命”面前是无法施予人力去控制的。说到底，这就是一种阴性思维。《论语》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颜渊德行科第一，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冉伯牛也是德行科之一，也是孔子很器重的学生。但一个早死，一个重病，他们的生死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孔子虽然也不想有这样的结果，但孔子在这里有感叹和悲伤，却没有想让老天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在孔子看来，人的生老病死、寿命长短、祸福吉凶，这些都是由“时命”决定的，在这一“时命”面前，人们只好被动地接受。
《论语·宪问》：“公伯寮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子服景伯知道后，想以自己的实力把公伯寮杀了。孔子回答，若道将行，这是命，公伯寮的诽谤就会行不通；如果公伯寮诽谤成功了，这说明是道将废，这也是命，并不是公伯寮使道行不通。这里孔子的意思是，君子只为當为之事，命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人们只能以义安命。企图以一种不当为的手段来有所改变，孔子不为也。当人们已经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至于命运带给我们什么，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只能去接受，像大地一样，默默承受着所有。这一思想也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宿命论，而只是一种阴性思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是最佳的也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除了以一种博大的心胸和超人的勇气来接纳它，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所以说，这种具有阴性思维的“时命”观念不是一种被动的宿命观，而是一种安之若素的情怀，随遇而安的坦荡，不计得失的大气，是一种“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豁达境界，这是圣人、君子才会具有的高尚节操。
第二个层面也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这就是“天命”，即《中庸》首章所提出的“天命之谓性”之“命”。它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包涵有上天所赋予我们的特性，“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民》），天生养万民，是人之源泉。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上天把善良的天性赋予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人所秉持的常道。为了不辜负上天所赋予我们人的这一特性，我们就要主动地自觉地去做有道德的事情，在道德的实践功夫中去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圣人，达到一种与天地并参的境界。如果我们不对天有所敬畏和景仰，就体会不到天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无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更不用说去做一名君子和圣人。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一层面上的“命”不是“被动的，宿命的”。相反，有道君子以天降大任大命为自我的担当，以一身的正气承担天下兴亡之责、文化神州的安危和人文系统的延续。这就是孔子及孔子以后的大思想家、大儒和志士仁人的品格，这就是立命担当的意识。②这才是孔子天命论中最主要的思想，也正是孔子本身具有且希望人们也去拥有的一种立命担当的意识。这一层面体现了孔子主动的积极的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正体现了孔子思想中阳性思维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体现阳性思维的“天命”观念，体现阴性思维的“时命”思想才有了着落。 在孔子的思想中，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虽各有侧重，但说到底二者是浑融一体、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当孔子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在这“下学上达”的实践当中，逐步悟到天所赋予人的特性，在感恩上天的同时积极地去完成上天交给自己的这一使命，勇敢地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做好自己，做好一个人，自强不息，这是孔子也是整个儒家积极向上的阳性思维的表现。孔子曾经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不是一种盲目自信，而是一种不计较自身利害得失的担当意识，是儒家的品格，这一种阳性思维，到了北宋张载那里，就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振奋人心的呼号。另一方面，在这种阳性思维的主导下，孔子思想中还有一种起着辅助作用的阴性思维，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局限性的，有些事情人力也无法控制。人们悟到了天所赋予人的特性之后，顺着这种“性”而为，就是“道”，但是结果如何那是无法预料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孔子只要人们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固执，不要预先设定这样做了之后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于人力无法控制的吉凶祸福，穷通得失，虽然有时不免悲伤与感叹，但仍要以一种豁达的态度欣然接受一切。但是对于恶劣的境地，也不是盲目顺从，无动于衷，还是要处于什么境地，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就把阳性的思维与阴性的思维浑融在一起，有阴有阳，有阳有阴，“天命”与“时命”共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君子，有担当意识却又不计得失，立身行道而又随遇而安，“芝兰生于幽谷，非以无人嗅而不芳”。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
三
孔子特别注重“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多次论“仁”，但每次论“仁”都不一样。孔子从不从正面说出什么是“仁”，他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启发，让其自行领悟，所以说“仁”的内涵非常丰富。同样，孔子的“仁”也充分体现着阴性思维和阳性思维，下文拟从“仁”的两个方面的内涵来进行说明：其一，“仁”是“礼”之精神内核；其二，“仁”，即在日常生活推行“忠恕”之道。
孔子注重“礼”，“礼”又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从“礼”的形式上说，“礼是一定社会的规矩、规范、标准、制度、秩序，用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③，礼是外部之规范。但是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背后的精神内核作为支撑，再繁盛的礼节都只是一种形式的教条，是一种虚伪的礼节，无法真正达到调和各种冲突的作用，人们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人。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玉帛、钟鼓只不过是用来行礼作乐的器物罢了。如果失去了仁爱之心，使用这些礼节又有何用呢？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所以孔子虽然也注重“礼”的形式这一方面，但他更为注重的是“礼”背后的精神实质，重视内心之情感。子夏问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随即领悟到：“礼后乎？”孔子听了就很高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是说一个人有了忠信的美质之后，再加之以文饰，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文质彬彬当然是极好的，但是当二者实在是不能同时具有的情况下，孔子还是宁愿选择内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礼”背后更为实质的东西。“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孔子想要表达的是，与其要这么多繁盛的礼节，还不如礼节简单一点，内心的情感真实一点。这里更为强调的是“礼后”，换言之，孔子认为“礼”背后的东西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礼”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仁”，就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觉”④。这种感通和道德的自觉就是阳性思维的表现，有了这种生命的感通，自然就会对身边的人和事，对整个社会充满一种同情心和正义感；有了内在的道德自觉，自然就会散发于外，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恭，对师长敬爱进而层层外推以至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崇高境界。这是一种自觉的积极的行为，只有我们心中具有这种仁爱之情，那些外在的礼仪才会有所依归。而在这种阳性思维的支配下，人们才会去自觉遵循种种礼节。对礼节的遵循就是一种阴性思维的表现。孔子说过：“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这就是在阳性思维主导下自然产生的一种阴性思维，由于内心存“仁”，所以出门时就像要会见重要外宾一样保持慎重，治理百姓好像要承担重大祭奠一样保持敬畏之心，以一种低调、谦和、仁慈的心态去处理各种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孔子阳性思维和阴性思维互相交融的和谐状态。
孔子还很提倡“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阴阳性思维同具的一种行“仁”之方。所谓“忠”就是尽己之心，是一种阳性思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于仁是一种生命的感通，所以当自己站得住的时候，也要心存他人，也要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也通达起来，这样做才是尽了自己的仁爱之心。而“恕”则是一种阴性思维，是一种推己之心。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心态，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也绝不去强加给别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真正仁爱之人，不仅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大海之胸襟，能涵容一切保持谦和，不自以为是之人。《大学》中也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忠恕之道”，那么他就离“仁”不远了。上文已述，“忠”和“恕”分别代表着孔子的阳性思维和阴性思维，但在孔子看来，这二者也不是各自分开单独使用的，而是要互相配合共同构成我们正确行为方式的导向标。当我们身处一种好的境遇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想到我们自身，还要对他人、他物有一种生命的感通，当看到别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境地的时候，内心自然就会生出“恻隐之心”，也想要去帮助他人，关爱他人，并且将此心态积极主动地付诸实践，让别人实实在在地也如自己一般通达；而对于不好的一面，如自己承受了不好的境遇，也要对别人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不要将此境遇和对待施予对方身上。简言之，“忠”和“恕”这两个实践原则，前一个是积极主动的施予和帮助，体现了孔子的阳性思维方式；后一个是宽容大度的仁慈和理解，体现了孔子的阴性思维方式，二者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是互相补充、相互配合的，不可过分地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在具体的行为当中，人们应该针对不同情况恰当地使用“忠”或“恕”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努力达到“仁”的境界。
①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②③ 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第28页。
④ 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商务印书局2015年版，第75页。
作 者：张细进，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编 辑：李珂 E？鄄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