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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亚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体现在中日在东亚服务贸易分工中的竞争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总结和归纳东亚服务网络特征基础上，深入比较中日两国中间品贸易规模和结构，发现东亚地区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而中国向东亚地区提供服务中间品的能力全面超过日本，双方竞争具有同质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采取稳固网络地位、调整服务结构的措施，以此全面提升中国在东亚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社会网络;“一带一路”;中日竞争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9）02-0045-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2-0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今后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强调高度重视服务贸易①。显然，未来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其中，服务中间品出口既代表着服务生产能力，也表明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影响着其他部门的发展，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提出，服务中间品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1]、对企业生产效率[2]有着重要影响。而东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对东亚出口的服务中间品占总出口的40%以上②，因此，研究东亚地区的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问题对于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逐步形成以日本为主导，以产业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模式”[3]，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价值链地位，逐渐打破“雁行模式”。那么，当前东亚服务贸易处于怎样的新格局？日本是否仍具有绝对领导权？“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东亚服务贸易格局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文章将采用社会网络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深度解析如上问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加强东亚服务贸易合作，加快实现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提出有效对策。
一、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一）服务贸易格局研究
所谓服务贸易格局，为各经济體在同一市场上的博弈形态，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物质空间反映。在比较优势、供求关系、服务贸易壁垒、国际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和力量的作用下，贸易联系不断地瓦解或建立，贸易格局也发生着动态演化。目前学术界非常关注东亚服务贸易格局，从宏观视角来看：Fink等探讨了服务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上发挥的价值[4];Urat等发现东亚地区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普遍存在逆差现象，并得出服务贸易依托于货物贸易的结论[5];ZA Wang 发现东亚一体化的潜在优势巨大，在服务一体化过程中会出现不对称需求冲击的高风险[6];李惠茹、张鹏杨认为“10+6”成员国间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程度较低，但服务贸易依存度正在不断增强[7];于晓燕认为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以东盟十国为核心的服务贸易一体化制度安排网络[8];闫海峰、彭晨则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分析了中国发展跨国金融服务的挑战和对策[9]。再从微观视角来看，学者们更加关注中国、日本等服务贸易实力强劲的经济体的比较研究。如韩岳峰、张龙发现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同时存在，但竞争性居多[10];张龙等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主要依靠市场效果拉动，且中日在出口倾向、出口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11];郭健全、潘琪琪通过比较得出日本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高于中国的结论[12];蔡伟宏等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分工地位的提升动力来自中低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而日本、韩国则相反[13]。
综上所述，目前对东盟服务贸易网络研究缺乏深度和实证分析，而“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解决中日在东盟服务贸易网络中竞争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二）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对节点构成的网络关系的结构和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从关系出发[14]，将行动主体抽象为节点，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抽象为边。贸易问题具备社会网络本质特征，各个经济体通过贸易的流动自动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利益网络，就像各细胞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各经济体是组成网络的细胞，不仅影响网络的变化和走势，也会受到网络的促进或制约。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发展直接决定了其所构成的网络的稳定程度以及灵活程度;而服务贸易网络愈成熟，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贸易联系愈强，该网络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愈强，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也就愈强;网络中的经济体从网络中汲取更多养分提高其服务贸易实力，特别是居于网络核心的经济体，利用网络优势的能力就愈强，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的益处就更多。正是由于服务贸易的这种特性，很多学者将社会网络方法运用到服务贸易的分析方面，如，陈丽娴通过社会网络方法发现国家间的生产服务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且存在延续性，各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呈偏态分布[15];杨晨等人发现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联系紧密，网络结构形态健全，发达国家往往是网络的中心行动者[16]。
文章以各国（地区）服务部门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数据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东亚经济体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以期梳理出近些年东亚服务网络的演化特点以及各个节点的地位变化，特别是比较中国、日本的角色转变，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服务贸易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提供建议。
二、东亚服务中间品流动
网络演化及结构（一）研究对象与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以关境为界，参照周念利[17]、杨贵言[18]等人对于东亚概念的阐释，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东盟十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等16个经济体。
文章所用数据来源于Eora数据库[19]（投入产出数据，涵盖1990-2015年数据各国和地區的各部门要素流动数据，被OECD及IMF等机构广泛采用），并参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于服务贸易的分类方法，保留全部服务部门之间的中间投入数据。（二）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构建
文章根据Fagiolo等 [20]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东亚经济体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加权网络[21]，用邻接矩阵At表示，其中t∈[1990，2015]，At中元素aij表示i国服务部门向j国服务部门出口的中间品数额。由于考虑到At为完备网络，简单地根据有无贸易联系无法直接判断网络状况以及区分网络内节点的地位差异，所以参照Cerina等[22]定义贸易流量阙值的方法以1亿为界对矩阵At做二值化处理，建立无权网络At，从而增加网络内各个节点扮演角色的辨识度，明确网络格局。图1给出了网络构建情况（篇幅所限，仅包含部分年份情况）。
（三）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结构特点
1-密度分析
密度是衡量网络内节点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文章采用密度式衡量网络内节点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23]进行密度测算，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destiny=MN（N-1） （1）
其中M代表连线数量，N代表节点数量。密度越高，代表紧密的服务联系越多，网络对节点的影响越大。
（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加，对网络节点的影响持续扩大。1990-2015年间，网络密度以平均1%左右的幅度逐年上升，东亚服务联系愈加紧密，各经济体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沟通合作的能力不断加强，这有利于提升东亚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形成有利的服务业发展环境，便于促进网络内成员的服务业发展;但该网络的密度最高仅为0-4，相较于理想状态下的全联通网络（密度为1）而言，东亚服务贸易合作的潜力巨大。
（2）节点间已建立的服务联系较为稳固。图2显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网络密度由0-291 7下降至0-266 7（降幅8-57%），之后迅速回升至0-290 4（升幅4-69%），并继续保持上扬态势，在2000年超过危机前水平（0-312 5，升幅11-93%）;2009年，在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影响下，密度由0-383 3下降至0-362 5（5-42%），并在下一年回升至0-391 7（3-30%），2011年超过危机前水平。表明网络内服务贸易伙伴关系稳定性强、相互依赖，当遭到外部冲击时，能够迅速恢复。
2-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量化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的综合性测度。文章采用了刘军[23]提出的度数中心度指标来描述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度数中心度越高，该经济体在网络中的参与程度越高，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越大，在网络中拥有越高的地位。
（1）节点地位发生逆转。20世纪90年代初，东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日本服务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网络地位没有拉开显著差距。随后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落后产能而逐渐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其服务业快速崛起。中国依靠广阔市场、人口红利、工业发展基础、丰富资源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2007年，中国-东盟服务自由贸易协定签订[8]后，中国对东亚出口服务的阻力减小，成本降低，获得较快发展，2010年正式超过了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灵活的资金制度、相对完善的监管制度等成为连接中国内陆与国际市场的枢纽，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
（2）网络梯度分层明显。如图3所示，近年来，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即以均值为界，中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位居第一梯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的中心度略有上升成为中层;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等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而一直处于底层。
3-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通常在世界经济研究中，基于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23] 。如前所述，目前东亚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大，网络结构层次丰富。根据UCINET测算结果，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详见表1的测算结果）。
表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变化年份核心地区（核心度>0-2）半边缘地区（0-1<核心度<0-2）1991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拉西亚1996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2000日本、新加坡、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006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010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2015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数据来源：eora数据库http：//www.worldmrio.com/（1）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领头羊”。分析显示，1996年、2000年日本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核心度高于第2位的新加坡两倍以上，是彼时东亚服务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而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由1991年的边缘地区，到1996年迈入半边缘地区，而2000年前后进入核心区域，尤其是2010年核心度显著高于同在核心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真正成为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网络的“领头羊”，并保持了稳定态势。
（2）核心-边缘结构始终明显，但成员不断变化。目前核心地区国家减少为3个，成为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的主要供应者。中国香港地区在网络中一直居于核心地区，这与其特殊的历史情况、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新加坡、韩国则是逐渐由核心地区转到半边缘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却从核心地区转为边缘地区，缅甸、老挝、文莱等多数东盟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边缘地区，未能参与到争夺核心地区的竞争中来。三、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 网络新变化：中日角色逆转如上所述，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经历了由日本领衔到由中国带头的转变，网络领导地位的竞争也主要发生在中日两个经济体之间。为了深入了解中日的竞争特点，文章将继续分析中日在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中角色的新变化。
（一） 中日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内竞争的同质性明显
为了进一步比较中日在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格局中地位的转变，文章不仅从总量的角度对中日两国的网络地位给出了基本判断，而且还从结构层面进一步分析和比较。图4、图5分别显示了两国服务部门对东亚的出口结构。
1-两国服务部门中间品出口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且具备同质性，竞争激烈。由图4、图5可知，中国对东亚服务部门出口的各类服务中间品占总出口比重变化不大，即零售贸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交通运输、批发贸易4个方面占当年总出口的80%左右，集中度较高。而日本对东亚服务部门出口的服务中间品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3个门类，占当年总出口的85%左右，2015年则达到89%，集中度高。其中，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交通运输同为二者的支柱部门，是带动整体服务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力量。显然，在上述3个领域中日争夺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领导地位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2-日本服务部门中间品的出口结构失衡更明显。日本交通运输、批发贸易、金融中介及商務活动3项在2000年占总出口的83%，2015年则上升至89%。而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的行业分布更加多样化。毋庸置疑，出口结构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某个或某几个行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在该经济体整体服务中间品出口中的贡献度也将增强，进而吸引更多的劳动、资本、原材料流入该领域，使之得到更快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其他领域则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其发展受到抑制。显然，这种效应的叠加必将导致日本出口结构单一化倾向，而出口结构的单一化将降低整个贸易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最终降低国际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 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全面超越日本
1-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发展迅速，生机勃勃。图6显示了中日两国向东亚地区服务部门中间品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对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15年中国向东亚出口的服务贸易中间品数额为1996年流量的8倍以上，年均增长率为36-53%，各细分行业除公共管理服务领域外，其他领域均保持了21%～48%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交通运输、建筑服务两个领域表现更加突出，年均增速达到40%以上。相比之下，日本则明显增长动力不足，年均增长率仅为7-26%。日本能够维持在东亚服务格局中的核心位置，主要依靠既有优势积累，多部门的年均增速在10%以下。
为了探究两国不同服务部门的发展差异对各自网络地位的影响，文章为每个服务领域建立网络，并根据中心度计算结果，选择日本、中国核心度最高的1996年、2015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测算结果如表2、表3。
2-中国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全面超越日本。首先从横向来看，1996年中国在零售贸易、建筑服务、酒店餐饮、私人经济领域略占优势;日本在余下7个领域占据更核心的地位，且领先幅度较大。2015年，中国在教育&医疗&其他服务、金融中介以及商务活动、邮电通讯、公共管理服务、维修与保养几个领域的网络地位赶超日本，其中教育&医疗&其他服务、金融中介以及商务活动、酒店餐饮、私人经济领域居于整个网络的最高地位，日本依靠强大的海运能力以及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旧维持着交通运输、批发贸易两个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其次从纵向来看，从1996年到2015年，中国在交通运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等细分网络中的地位上升速度最快，而日本在各细分网络内的排名下滑明显，酒店餐饮、邮电通讯、公共管理服务3个细分网络内的排名下降速度最快。
3-要素禀赋决定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一直以来日本十分重视对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其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加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对于中国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在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部门上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服务业发展初期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优势主要提供低附加值服务中间产品的出口。然而，近年来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人力、物力投入不断增加，自主研发水平相应不断提高，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逐渐获得了比较优势，服务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逐渐在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各国（地区）权力地位不对称现象显著。横向比较显示，网络内各经济体的度数中心度差异巨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甚至相差千倍。日本经济发展起步早，在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服务发展水平较高，其度数中心度排名长期保持在网络前列，一度居于网络核心位置;中国、中国香港地区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产业转移浪潮中抓住了机会，后来居上，近年来始终稳定在核心地区;新加坡、韩国等国由于本身经济体量小，国内市场小等因素发展速度放缓，逐渐退出核心区域的争夺，但仍保持在东亚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以上，发挥着区域发展动力的作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中心度稳步提升，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得到一定改善;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中国澳门等经济体中心度排名靠后，在网络中长期处于较弱势地位。
纵向比较显示，网络内各国（地区）地位差异逐渐缩小。重点表现在：曾占据绝对核心位置的日本让位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而传统的服务贸易强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在研究期间内的中心度变化速度较慢，上升动力不足;原本出口能力较弱的泰国等迅速提高在网络中的参与度，地位快速上升，在网络中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节点地位;原本中心度为零的文莱、柬埔寨等国近年来却逐渐参与到网络之中。 2-中国向东亚地区供给服务中间品的能力全面超过日本，双方竞争具有同质性。分析显示，在1990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的绝对数额、年均增速均超越日本。从总量或分量的角度看，中国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均居于核心位置。即中国通过短短20余年的积累便超过日本，其发展速度惊人。而中国目前的地位提升主要依靠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发展来带动，占当年总出口的80%左右（见图4-5）;日本服务中间品出口集中于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交通运输等3个领域，与中国具有同质性，而中日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内的地位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3个领域。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中国服务贸易质量的建议
显然，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为改善中国服务贸易质量，加快实现中国与东盟升级版的贸易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契机。
1-稳固当前在网络内的核心地位。中国的服务中间品出口以2001年入世为契机，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短短10年间其网络地位超过了日本。如今，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关注服务业的开放发展，中国又获得了与沿线国家继续加深服务贸易合作的难得机遇。东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东部起点，是中国向西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当前，首先要注意的是牢牢夯实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总出口额的“领头羊”地位。从东亚整体的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密度看，东亚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联系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且潜力巨大，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发展有益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区域发展环境，对各个节点的发展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但网络内的相互博弈也影响着网络格局进一步演化的方向。因此，在不断变化的服务贸易格局中，稳定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2-善于利用网络地位优势，扩大影响力。作为核心节点，中国与网络内诸多节点都有着密切的服务联系，良好而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提高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和信任感，大大提高未来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以及在国际服务贸易问题上的话语权，对于大力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多有裨益。目前东亚地区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要善于利用现有网络地位优势，继续扩大本国在东亚地区的服务出口，由需求促进供给，用好国际市场，促进国内服务生产力的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出口服务品质，促进出口，形成良性循环。可由中国牵头形成一个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的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开拓广阔的国际市场，尝试利用网络地位优势促成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改变东亚目前的国际服务贸易合作的松散局面，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3-调整服务结构，大力发展高端服务贸易行业。“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互联互通，不仅要加强实体贸易的互通，更是要加强服务贸易的互联。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支柱部分主力仍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部门，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增长点将越来越依靠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金融、教育、通讯等对知识技术要求高且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将成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调整服务业结构，注重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另外，中国在进行服务贸易结构的调整时要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既要学习其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但也要认识到日本服务贸易结构单一化趋势造成的问题，即一旦某个领域出现危机将对其整个服务贸易造成沉重的打击。未来中国应在发展重点产业的同时，注重多元化布局，各产业部门相互支撑，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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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社会网络;“一带一路”;中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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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今后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强调高度重视服务贸易①。显然，未来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其中，服务中间品出口既代表着服务生产能力，也表明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影响着其他部门的发展，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提出，服务中间品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1]、对企业生产效率[2]有着重要影响。而东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对东亚出口的服务中间品占总出口的40%以上②，因此，研究东亚地区的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问题对于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逐步形成以日本为主导，以产业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模式”[3]，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价值链地位，逐渐打破“雁行模式”。那么，当前东亚服务贸易处于怎样的新格局？日本是否仍具有绝对领导权？“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东亚服务贸易格局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文章将采用社会网络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深度解析如上问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加强东亚服务贸易合作，加快实现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提出有效对策。
一、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一）服务贸易格局研究
所谓服务贸易格局，为各经济體在同一市场上的博弈形态，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物质空间反映。在比较优势、供求关系、服务贸易壁垒、国际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和力量的作用下，贸易联系不断地瓦解或建立，贸易格局也发生着动态演化。目前学术界非常关注东亚服务贸易格局，从宏观视角来看：Fink等探讨了服务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上发挥的价值[4];Urat等发现东亚地区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普遍存在逆差现象，并得出服务贸易依托于货物贸易的结论[5];ZA Wang 发现东亚一体化的潜在优势巨大，在服务一体化过程中会出现不对称需求冲击的高风险[6];李惠茹、张鹏杨认为“10+6”成员国间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程度较低，但服务贸易依存度正在不断增强[7];于晓燕认为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以东盟十国为核心的服务贸易一体化制度安排网络[8];闫海峰、彭晨则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分析了中国发展跨国金融服务的挑战和对策[9]。再从微观视角来看，学者们更加关注中国、日本等服务贸易实力强劲的经济体的比较研究。如韩岳峰、张龙发现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同时存在，但竞争性居多[10];张龙等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主要依靠市场效果拉动，且中日在出口倾向、出口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11];郭健全、潘琪琪通过比较得出日本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高于中国的结论[12];蔡伟宏等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分工地位的提升动力来自中低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而日本、韩国则相反[13]。
综上所述，目前对东盟服务贸易网络研究缺乏深度和实证分析，而“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解决中日在东盟服务贸易网络中竞争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二）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对节点构成的网络关系的结构和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从关系出发[14]，将行动主体抽象为节点，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抽象为边。贸易问题具备社会网络本质特征，各个经济体通过贸易的流动自动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利益网络，就像各细胞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各经济体是组成网络的细胞，不仅影响网络的变化和走势，也会受到网络的促进或制约。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发展直接决定了其所构成的网络的稳定程度以及灵活程度;而服务贸易网络愈成熟，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贸易联系愈强，该网络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愈强，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也就愈强;网络中的经济体从网络中汲取更多养分提高其服务贸易实力，特别是居于网络核心的经济体，利用网络优势的能力就愈强，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的益处就更多。正是由于服务贸易的这种特性，很多学者将社会网络方法运用到服务贸易的分析方面，如，陈丽娴通过社会网络方法发现国家间的生产服务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且存在延续性，各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呈偏态分布[15];杨晨等人发现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联系紧密，网络结构形态健全，发达国家往往是网络的中心行动者[16]。
文章以各国（地区）服务部门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数据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东亚经济体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以期梳理出近些年东亚服务网络的演化特点以及各个节点的地位变化，特别是比较中国、日本的角色转变，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服务贸易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提供建议。
二、东亚服务中间品流动
网络演化及结构（一）研究对象与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以关境为界，参照周念利[17]、杨贵言[18]等人对于东亚概念的阐释，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东盟十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等16个经济体。
文章所用数据来源于Eora数据库[19]（投入产出数据，涵盖1990-2015年数据各国和地區的各部门要素流动数据，被OECD及IMF等机构广泛采用），并参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于服务贸易的分类方法，保留全部服务部门之间的中间投入数据。（二）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构建
文章根据Fagiolo等 [20]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东亚经济体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加权网络[21]，用邻接矩阵At表示，其中t∈[1990，2015]，At中元素aij表示i国服务部门向j国服务部门出口的中间品数额。由于考虑到At为完备网络，简单地根据有无贸易联系无法直接判断网络状况以及区分网络内节点的地位差异，所以参照Cerina等[22]定义贸易流量阙值的方法以1亿为界对矩阵At做二值化处理，建立无权网络At，从而增加网络内各个节点扮演角色的辨识度，明确网络格局。图1给出了网络构建情况（篇幅所限，仅包含部分年份情况）。
（三）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结构特点
1-密度分析
密度是衡量网络内节点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文章采用密度式衡量网络内节点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23]进行密度测算，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destiny=MN（N-1） （1）
其中M代表连线数量，N代表节点数量。密度越高，代表紧密的服务联系越多，网络对节点的影响越大。
（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加，对网络节点的影响持续扩大。1990-2015年间，网络密度以平均1%左右的幅度逐年上升，东亚服务联系愈加紧密，各经济体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沟通合作的能力不断加强，这有利于提升东亚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形成有利的服务业发展环境，便于促进网络内成员的服务业发展;但该网络的密度最高仅为0-4，相较于理想状态下的全联通网络（密度为1）而言，东亚服务贸易合作的潜力巨大。
（2）节点间已建立的服务联系较为稳固。图2显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网络密度由0-291 7下降至0-266 7（降幅8-57%），之后迅速回升至0-290 4（升幅4-69%），并继续保持上扬态势，在2000年超过危机前水平（0-312 5，升幅11-93%）;2009年，在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影响下，密度由0-383 3下降至0-362 5（5-42%），并在下一年回升至0-391 7（3-30%），2011年超过危机前水平。表明网络内服务贸易伙伴关系稳定性强、相互依赖，当遭到外部冲击时，能够迅速恢复。
2-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量化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的综合性测度。文章采用了刘军[23]提出的度数中心度指标来描述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度数中心度越高，该经济体在网络中的参与程度越高，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越大，在网络中拥有越高的地位。
（1）节点地位发生逆转。20世纪90年代初，东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日本服务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网络地位没有拉开显著差距。随后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落后产能而逐渐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其服务业快速崛起。中国依靠广阔市场、人口红利、工业发展基础、丰富资源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2007年，中国-东盟服务自由贸易协定签订[8]后，中国对东亚出口服务的阻力减小，成本降低，获得较快发展，2010年正式超过了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灵活的资金制度、相对完善的监管制度等成为连接中国内陆与国际市场的枢纽，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
（2）网络梯度分层明显。如图3所示，近年来，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即以均值为界，中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位居第一梯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的中心度略有上升成为中层;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等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而一直处于底层。
3-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通常在世界经济研究中，基于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23] 。如前所述，目前东亚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大，网络结构层次丰富。根据UCINET测算结果，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详见表1的测算结果）。
表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变化年份核心地区（核心度>0-2）半边缘地区（0-1<核心度<0-2）1991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拉西亚1996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2000日本、新加坡、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006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010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2015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数据来源：eora数据库http：//www.worldmrio.com/（1）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领头羊”。分析显示，1996年、2000年日本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核心度高于第2位的新加坡两倍以上，是彼时东亚服务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而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由1991年的边缘地区，到1996年迈入半边缘地区，而2000年前后进入核心区域，尤其是2010年核心度显著高于同在核心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真正成为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网络的“领头羊”，并保持了稳定态势。
（2）核心-边缘结构始终明显，但成员不断变化。目前核心地区国家减少为3个，成为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的主要供应者。中国香港地区在网络中一直居于核心地区，这与其特殊的历史情况、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新加坡、韩国则是逐渐由核心地区转到半边缘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却从核心地区转为边缘地区，缅甸、老挝、文莱等多数东盟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边缘地区，未能参与到争夺核心地区的竞争中来。三、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 网络新变化：中日角色逆转如上所述，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经历了由日本领衔到由中国带头的转变，网络领导地位的竞争也主要发生在中日两个经济体之间。为了深入了解中日的竞争特点，文章将继续分析中日在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网络中角色的新变化。
（一） 中日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内竞争的同质性明显
为了进一步比较中日在东亚服务中间品贸易格局中地位的转变，文章不仅从总量的角度对中日两国的网络地位给出了基本判断，而且还从结构层面进一步分析和比较。图4、图5分别显示了两国服务部门对东亚的出口结构。
1-两国服务部门中间品出口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且具备同质性，竞争激烈。由图4、图5可知，中国对东亚服务部门出口的各类服务中间品占总出口比重变化不大，即零售贸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交通运输、批发贸易4个方面占当年总出口的80%左右，集中度较高。而日本对东亚服务部门出口的服务中间品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3个门类，占当年总出口的85%左右，2015年则达到89%，集中度高。其中，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交通运输同为二者的支柱部门，是带动整体服务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力量。显然，在上述3个领域中日争夺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领导地位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2-日本服务部门中间品的出口结构失衡更明显。日本交通运输、批发贸易、金融中介及商務活动3项在2000年占总出口的83%，2015年则上升至89%。而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的行业分布更加多样化。毋庸置疑，出口结构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某个或某几个行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在该经济体整体服务中间品出口中的贡献度也将增强，进而吸引更多的劳动、资本、原材料流入该领域，使之得到更快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其他领域则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其发展受到抑制。显然，这种效应的叠加必将导致日本出口结构单一化倾向，而出口结构的单一化将降低整个贸易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最终降低国际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 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全面超越日本
1-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发展迅速，生机勃勃。图6显示了中日两国向东亚地区服务部门中间品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对东亚服务中间品出口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15年中国向东亚出口的服务贸易中间品数额为1996年流量的8倍以上，年均增长率为36-53%，各细分行业除公共管理服务领域外，其他领域均保持了21%～48%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交通运输、建筑服务两个领域表现更加突出，年均增速达到40%以上。相比之下，日本则明显增长动力不足，年均增长率仅为7-26%。日本能够维持在东亚服务格局中的核心位置，主要依靠既有优势积累，多部门的年均增速在10%以下。
为了探究两国不同服务部门的发展差异对各自网络地位的影响，文章为每个服务领域建立网络，并根据中心度计算结果，选择日本、中国核心度最高的1996年、2015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测算结果如表2、表3。
2-中国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全面超越日本。首先从横向来看，1996年中国在零售贸易、建筑服务、酒店餐饮、私人经济领域略占优势;日本在余下7个领域占据更核心的地位，且领先幅度较大。2015年，中国在教育&医疗&其他服务、金融中介以及商务活动、邮电通讯、公共管理服务、维修与保养几个领域的网络地位赶超日本，其中教育&医疗&其他服务、金融中介以及商务活动、酒店餐饮、私人经济领域居于整个网络的最高地位，日本依靠强大的海运能力以及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旧维持着交通运输、批发贸易两个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其次从纵向来看，从1996年到2015年，中国在交通运输、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等细分网络中的地位上升速度最快，而日本在各细分网络内的排名下滑明显，酒店餐饮、邮电通讯、公共管理服务3个细分网络内的排名下降速度最快。
3-要素禀赋决定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一直以来日本十分重视对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其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加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对于中国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在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部门上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服务业发展初期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优势主要提供低附加值服务中间产品的出口。然而，近年来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人力、物力投入不断增加，自主研发水平相应不断提高，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逐渐获得了比较优势，服务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逐渐在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各国（地区）权力地位不对称现象显著。横向比较显示，网络内各经济体的度数中心度差异巨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甚至相差千倍。日本经济发展起步早，在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服务发展水平较高，其度数中心度排名长期保持在网络前列，一度居于网络核心位置;中国、中国香港地区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产业转移浪潮中抓住了机会，后来居上，近年来始终稳定在核心地区;新加坡、韩国等国由于本身经济体量小，国内市场小等因素发展速度放缓，逐渐退出核心区域的争夺，但仍保持在东亚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以上，发挥着区域发展动力的作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中心度稳步提升，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得到一定改善;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中国澳门等经济体中心度排名靠后，在网络中长期处于较弱势地位。
纵向比较显示，网络内各国（地区）地位差异逐渐缩小。重点表现在：曾占据绝对核心位置的日本让位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而传统的服务贸易强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在研究期间内的中心度变化速度较慢，上升动力不足;原本出口能力较弱的泰国等迅速提高在网络中的参与度，地位快速上升，在网络中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节点地位;原本中心度为零的文莱、柬埔寨等国近年来却逐渐参与到网络之中。 2-中国向东亚地区供给服务中间品的能力全面超过日本，双方竞争具有同质性。分析显示，在1990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服务中间品出口的绝对数额、年均增速均超越日本。从总量或分量的角度看，中国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均居于核心位置。即中国通过短短20余年的积累便超过日本，其发展速度惊人。而中国目前的地位提升主要依靠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发展来带动，占当年总出口的80%左右（见图4-5）;日本服务中间品出口集中于金融中介及商务活动、批发贸易、交通运输等3个领域，与中国具有同质性，而中日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内的地位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3个领域。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中国服务贸易质量的建议
显然，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为改善中国服务贸易质量，加快实现中国与东盟升级版的贸易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契机。
1-稳固当前在网络内的核心地位。中国的服务中间品出口以2001年入世为契机，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短短10年间其网络地位超过了日本。如今，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关注服务业的开放发展，中国又获得了与沿线国家继续加深服务贸易合作的难得机遇。东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东部起点，是中国向西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当前，首先要注意的是牢牢夯实在东亚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总出口额的“领头羊”地位。从东亚整体的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密度看，东亚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联系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且潜力巨大，服务部门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发展有益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区域发展环境，对各个节点的发展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但网络内的相互博弈也影响着网络格局进一步演化的方向。因此，在不断变化的服务贸易格局中，稳定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2-善于利用网络地位优势，扩大影响力。作为核心节点，中国与网络内诸多节点都有着密切的服务联系，良好而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提高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和信任感，大大提高未来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以及在国际服务贸易问题上的话语权，对于大力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多有裨益。目前东亚地区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要善于利用现有网络地位优势，继续扩大本国在东亚地区的服务出口，由需求促进供给，用好国际市场，促进国内服务生产力的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出口服务品质，促进出口，形成良性循环。可由中国牵头形成一个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的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开拓广阔的国际市场，尝试利用网络地位优势促成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改变东亚目前的国际服务贸易合作的松散局面，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3-调整服务结构，大力发展高端服务贸易行业。“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互联互通，不仅要加强实体贸易的互通，更是要加强服务贸易的互联。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支柱部分主力仍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部门，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增长点将越来越依靠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金融、教育、通讯等对知识技术要求高且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将成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调整服务业结构，注重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另外，中国在进行服务贸易结构的调整时要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既要学习其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但也要认识到日本服务贸易结构单一化趋势造成的问题，即一旦某个领域出现危机将对其整个服务贸易造成沉重的打击。未来中国应在发展重点产业的同时，注重多元化布局，各产业部门相互支撑，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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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