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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杨遥新作《补天余》，讲述了一个靠贩卖怪石为生的小人物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却有丰富的层次。多位年轻的批评家的解读，是对文本的阐释，也是一种延展。
“君看道旁石，
尽是补天余”
李云雷 杨遥早期的创作带有更多现代主义风格，有荒诞色彩，有黑色幽默，有意象的营造，也有迷宫式的叙述。相比之下，他最近的小说更多了现实主义，更贴近具体的现实人生，更贴近小人物的生活，《流年》写一个小公务员的生活，繁琐而真切地写出了主人公的苦恼。《补天余》也是一篇这样的小说，小说以“我”的视角，写了买卖奇石的小贩王二大半生的生活。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一个叫古城的村子里当老师，在这里，他认识了卖奇石的王二，王二是赌博输了钱，还不起债，跑到了内蒙，在内蒙他发现了千奇百怪的石头，于是开始以捡石头、卖石头为生。“我”也喜欢石头，便与王二交往了起来。我虽然是一个老师，但喜欢苏轼的诗、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日本人發行的《山西风景》明信片等书籍文物，“忽然来了调动工作的机会，就离开了古城。后来工作又调动几次，好不容易到了省城太原。”此时王二也到省城开了店，两个人的交流便渐渐多了起来。
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人的分歧也突显了出来，“他奇怪地问我：‘那两块石头你看出啥来了？它们的皮色很一般，样子也普通。’王二的话音里带着些责备和不理解。
“我因为没有买王二的石头，却买了别人的石头，有些不好意思，便掏出手机来让王二看我拍的照片，解释道：‘它们像孔子和弟子。’
“王二摇了摇头，拿起块石头让我看，‘这像不像一只海豚？这是眼睛，这是鼻子，皮色也好。’我有些难受，蹲下来看他的其他石头。”
在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分歧来自于文化差异，虽然同样是玩石头，但“我”更注重文化内涵，而王二更注重的是外形的“像不像”，这也决定了两个人的境界。王二在太原终究也没有做出名堂，后来只好回老家，他当初借了“我”五百块钱还不上，让“我”随便挑两块石头， “我”挑的那块类似中华神鹰的石头，后来在奇石展上获奖并以十万块钱售出，我再次到乡下去找王二，发现他正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小说以“我”与王二二十年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王二大半生的轨迹，他对石头的喜爱、鉴赏与自信，他以奇石为业但终究没能混出什么名堂，到最后只能又回到村里去打工，一生碌碌无为，可以说是人生的失败者。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作者写这样一个人物，要告诉我们什么感悟？在小说中作者引用了苏轼的诗，“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既是在写石头，也是在写人，正像《红楼梦》里“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也经历了亦幻亦真的富贵生活。如果以“补天”为标准，那么石头本身便是失败者，作为一个小人物，心中怀有理想，去勤勤恳恳地生活，或许就已经够了，人生本身并无所谓成功失败可言。我想这是杨遥在小说中所没有说出但隐含在其中的意思，这是一种更高的视角，也是一种更加悲悯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看王二的人生，或者看“我”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或许也是作者选取王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一个原因，在小说中，王二是另一个“我”，是“我”的对象化。
但是在“我”与王二之间，却仍是有差异的，差异的核心就在于人生的态度，或者说审美的态度。王二鉴赏石头的重点在于“像不像”，在于其经济价值，是以实用的态度来欣赏，而“我”，则更注重文化内涵，更注重欣赏石头自身的美感及其带来的启迪和感悟，并不刻意追求什么，而是顺其自然，这样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反而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但小说中没有止于这种惊喜，而是去找王二，“我”去找王二做什么？小说中没有明言，但是可以想像。小说摆脱了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以一种更高的视角来观察人，这一视角来自于传统中国文化的馈赠，也来自杨遥的人生和审美态度。这是杨遥小说美学的新变化，我想这一变化将会为他的创作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生活是一颗钉子
木 叶
木 叶
生活是一颗钉子 一个幼时的邻居，后来娶了个不名誉的女人，好吃懒做，他自己也渐渐消极堕落下去，沉迷于赌博。待他的儿子慢慢长大，又是一副乃父年轻时的模样。行文至此，杨遥说，“这时鲁迅笔下的闰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鲁迅似乎并不是他时常言及的作家，闰土的形象与他这个邻居亦不尽相同，不过从这则小小的故事，可见出他思虑之一斑。我在读杨遥作品时，亦可间或隐约感受到一缕鲁迅等知识人还乡时的所思所想。杨遥注目于一个个人，他的笔触在乡土之内，又在乡土之外，有一种深情，又有一种冷峻。新作《补天余》便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王二（一个可堪互文而又甚为俗常的名字），对石头的迷恋塑造着他的生活。杨遥不少文本的指向，可以归入古人千百年来不断言说的“行路难”，抑或现代人所关切的“生存困境”。不同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高声的呼告者、慨叹者，也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者或不可救药者，他们踟蹰、漂泊、挣扎，他们有所不甘，又有所领受，尤为动人的是其间的跌宕与未明，这是属于虚构人物的未明，许多时候也是作者自身的未明。王二喜爱石头，有所研究并花费心血经营，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响亮的声名或可观的收益。他在世俗中的位置很不乐观，小说尾声，老人摇着头对“我”说，“农民不好好种地，折腾什么石头？你去学校背后找找他，给人家当小工呢，这么大的年纪了！”前句是对王二身份以及人生价值的反问，判断已在其中。后句是对王二生活现状的交代，结尾处的一幕印证了此言不虚。
在奇石收藏方面，“我”算是他的半个知音（这也许比真正的知音更像生活本身，有美好与善意，有严酷与疏离），“我”由他而入门，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信任他而又不无保留。王二把自己所看重的“雄鹰”给了“我”，“我”有些偶然地参加奇石展，这个雄鹰斩获金奖，被人以重金收藏。就是这样，生活之前景，眼力之可能，充满了未知与未明。没人说得清命运之流的方向，王二在人们的注视下，“抬起头来望了望前方，又低下去用力去拉（车）。” 或许，这就是一些评论者认为杨遥的小说是指向现代主义的缘由——象征的意味被埋在现实的记叙中。杨遥的许多作品都是用这种风格围起自己的世界，他似在寻找一种自足，以对抗现实的虚无。只是有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的作品，往往用力过猛，而一旦“象征”太过明确，作品的气韵反而会受损。杨遥比较成功的作品，恰恰都是“隐匿”功夫做得好的，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表现一种与我们的世界相交的现实秩序，它既不完全和尘世相同，又和尘世相去不远”。这需要作者在意识与抑制间求得平衡。杨遥近年的作品，比如《雁门关》《匠人》《流年》，都将结局设得更为平淡，显现出他在这点上的自觉。
布鲁姆曾经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中引过作家佩特的话：“如果不能每时每刻在周围人们中看出一些激情澎湃的姿态，在他们的才华的光辉中看到某种悲剧性的力量分歧，那么就像，在这冰霜和阳光交织的短暂的白天，在天黑之前就要入睡。”短篇小说的“短”是限制也是特点，它似乎总是偏好那些跌宕精彩的故事。但如果，一个短篇能显现出切入凡俗生活的任何一段也可自成一格的能耐，让人体味到更深层的人生况味是平淡和普通，才是更终极意义上的象征。杨遥的一些短篇正有着这样令人钦羡的倾向，但这反过来也造成，短篇是最适合他的文体。
刘芳坤
石上印月只道寻常
石上印月只道寻常
刘芳坤 《补天余》有一个旷古怆然的开头，昔日辉煌而今坍塌的古城墙、住满燕子和蝙蝠的戏台，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梦里凝听老鼠吱吱声的“我”。并且，从开头“我”就告知了小说结局：“石头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能又一次沉陷于偶尔迸发的人生写意画境。“我”站立于古旧黑暗的戏台，和敢于跟皇帝讲条件的杨八姐通灵：“我要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火苗六两气，七两黑烟八两琴音。”衰颓的历史如幽灵般咿咿呀呀，而带着“远方”气息的王二和他的石头就在此时蹦入了这幽灵般的宿命，火光、琴音、清风、云气在刹那间命名了“补天余”的“道旁石”。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却又一次对一个已经坚固如石的生活目不忍视，我们希望在合上书页的瞬间可以摆脱，同时必须拉走那个正蹲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捡着石头的王二。在昏暗的天色中无法遥想古夜郎国的神秘沉朴，而只能在精心计算的性价比里两眼放光。“我们来到王二早上挑石头的地方，帐篷内的地上放着一大堆石头，大概有几千块，一群人正在埋头挑。”几千块石头和埋头的人群，十块钱、二十块钱的拥挤的人生……
小说就是由各种对立构成的艺术，这对立不仅表现为言说、表现为人物、表现为杨二姐和苏东坡的宋朝，表现为在衰老的裙裾里可能掩藏着新鲜的肉体。 “我”靠近了理想，“王二”沦陷于生活；“我”进城成功了，“王二”失败了；然而，正如“我”是一个无名，“王二”是一个代名。两个人物不过徒有空空如也的外表，变成了一个作者心灵史的标记，导向了一个被延滞的结局。如果我们在绵延的寻石记中承认这一段标记的效力，作者的标记过程就会变得无休无止：一个曾经旷古决然的抒情者如何转变为古往今来无情人。唯有一次次被王二打断了的关于石头的臆想，唯有生活。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老太原，笔者在目及小说中由各类市场组成的太原景观时候，略有不适感。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化寺已经不见当年文化旧貌而变为商圈，依稀记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到了1990年代，笔者依然在那里巨型的市场买过最为流行的吉安特自行车。直到新世纪，开化寺的婚纱租赁业仍然十分红火。而据杨遥介绍，这篇小说的材料来源于在开化寺古玩市场看到的昂贵石头，那么，作为小说的原料，作者看到的显然是特定的“角落”和特定的“时间”。接着，作者根据两个特定构筑起了上文所述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核心中城市景观本就被虚化了。读景观论人事，好友手指曾说杨遥站在两座岛屿之间，续小强则以杨遥解答“我的精神谜题”，如今的“手族”（山西“70后”、“80后”男性作家建微信群名）比之曾经的“晋军”，相同的是迁徙中的抒情性，不同的却也是抒情性中对景观的进一步虚化（与“晋军”作家柯云路、张平等的转向不同），所以小说虽然以“进城”为主题，而其主观性更强，更多的是面对自我精神的虚妄。
最后还是回到石头，这些从山山沟沟运来，汇聚在太原这个“大城市”的石头。这些石头似乎在古城村里更富有灵性，也不会辜负“补天余”的名号，而一旦摆在了太原的开化寺、黎氏阁，交易属性就大于一切，在一片混乱的挑三拣四中，恐怕只能名为“余”，不见“补天”风姿。然而，石头又终归要来到城市给生命赋予价值，独留下脱下西服的苦力王二。不管杨遥用“对立”建筑的小说景观，在无望的眺望中，还要延滞多久，它终归揭示了：人如石头，石头是人。城市月光照亮了石頭，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月光，也不管你相不相信石头如水印月，均归是寻常吧。
“君看道旁石，
尽是补天余”
李云雷 杨遥早期的创作带有更多现代主义风格，有荒诞色彩，有黑色幽默，有意象的营造，也有迷宫式的叙述。相比之下，他最近的小说更多了现实主义，更贴近具体的现实人生，更贴近小人物的生活，《流年》写一个小公务员的生活，繁琐而真切地写出了主人公的苦恼。《补天余》也是一篇这样的小说，小说以“我”的视角，写了买卖奇石的小贩王二大半生的生活。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一个叫古城的村子里当老师，在这里，他认识了卖奇石的王二，王二是赌博输了钱，还不起债，跑到了内蒙，在内蒙他发现了千奇百怪的石头，于是开始以捡石头、卖石头为生。“我”也喜欢石头，便与王二交往了起来。我虽然是一个老师，但喜欢苏轼的诗、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日本人發行的《山西风景》明信片等书籍文物，“忽然来了调动工作的机会，就离开了古城。后来工作又调动几次，好不容易到了省城太原。”此时王二也到省城开了店，两个人的交流便渐渐多了起来。
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人的分歧也突显了出来，“他奇怪地问我：‘那两块石头你看出啥来了？它们的皮色很一般，样子也普通。’王二的话音里带着些责备和不理解。
“我因为没有买王二的石头，却买了别人的石头，有些不好意思，便掏出手机来让王二看我拍的照片，解释道：‘它们像孔子和弟子。’
“王二摇了摇头，拿起块石头让我看，‘这像不像一只海豚？这是眼睛，这是鼻子，皮色也好。’我有些难受，蹲下来看他的其他石头。”
在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分歧来自于文化差异，虽然同样是玩石头，但“我”更注重文化内涵，而王二更注重的是外形的“像不像”，这也决定了两个人的境界。王二在太原终究也没有做出名堂，后来只好回老家，他当初借了“我”五百块钱还不上，让“我”随便挑两块石头， “我”挑的那块类似中华神鹰的石头，后来在奇石展上获奖并以十万块钱售出，我再次到乡下去找王二，发现他正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小说以“我”与王二二十年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王二大半生的轨迹，他对石头的喜爱、鉴赏与自信，他以奇石为业但终究没能混出什么名堂，到最后只能又回到村里去打工，一生碌碌无为，可以说是人生的失败者。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作者写这样一个人物，要告诉我们什么感悟？在小说中作者引用了苏轼的诗，“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既是在写石头，也是在写人，正像《红楼梦》里“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也经历了亦幻亦真的富贵生活。如果以“补天”为标准，那么石头本身便是失败者，作为一个小人物，心中怀有理想，去勤勤恳恳地生活，或许就已经够了，人生本身并无所谓成功失败可言。我想这是杨遥在小说中所没有说出但隐含在其中的意思，这是一种更高的视角，也是一种更加悲悯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看王二的人生，或者看“我”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或许也是作者选取王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一个原因，在小说中，王二是另一个“我”，是“我”的对象化。
但是在“我”与王二之间，却仍是有差异的，差异的核心就在于人生的态度，或者说审美的态度。王二鉴赏石头的重点在于“像不像”，在于其经济价值，是以实用的态度来欣赏，而“我”，则更注重文化内涵，更注重欣赏石头自身的美感及其带来的启迪和感悟，并不刻意追求什么，而是顺其自然，这样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反而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但小说中没有止于这种惊喜，而是去找王二，“我”去找王二做什么？小说中没有明言，但是可以想像。小说摆脱了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以一种更高的视角来观察人，这一视角来自于传统中国文化的馈赠，也来自杨遥的人生和审美态度。这是杨遥小说美学的新变化，我想这一变化将会为他的创作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生活是一颗钉子
木 叶
木 叶
生活是一颗钉子 一个幼时的邻居，后来娶了个不名誉的女人，好吃懒做，他自己也渐渐消极堕落下去，沉迷于赌博。待他的儿子慢慢长大，又是一副乃父年轻时的模样。行文至此，杨遥说，“这时鲁迅笔下的闰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鲁迅似乎并不是他时常言及的作家，闰土的形象与他这个邻居亦不尽相同，不过从这则小小的故事，可见出他思虑之一斑。我在读杨遥作品时，亦可间或隐约感受到一缕鲁迅等知识人还乡时的所思所想。杨遥注目于一个个人，他的笔触在乡土之内，又在乡土之外，有一种深情，又有一种冷峻。新作《补天余》便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王二（一个可堪互文而又甚为俗常的名字），对石头的迷恋塑造着他的生活。杨遥不少文本的指向，可以归入古人千百年来不断言说的“行路难”，抑或现代人所关切的“生存困境”。不同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高声的呼告者、慨叹者，也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者或不可救药者，他们踟蹰、漂泊、挣扎，他们有所不甘，又有所领受，尤为动人的是其间的跌宕与未明，这是属于虚构人物的未明，许多时候也是作者自身的未明。王二喜爱石头，有所研究并花费心血经营，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响亮的声名或可观的收益。他在世俗中的位置很不乐观，小说尾声，老人摇着头对“我”说，“农民不好好种地，折腾什么石头？你去学校背后找找他，给人家当小工呢，这么大的年纪了！”前句是对王二身份以及人生价值的反问，判断已在其中。后句是对王二生活现状的交代，结尾处的一幕印证了此言不虚。
在奇石收藏方面，“我”算是他的半个知音（这也许比真正的知音更像生活本身，有美好与善意，有严酷与疏离），“我”由他而入门，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信任他而又不无保留。王二把自己所看重的“雄鹰”给了“我”，“我”有些偶然地参加奇石展，这个雄鹰斩获金奖，被人以重金收藏。就是这样，生活之前景，眼力之可能，充满了未知与未明。没人说得清命运之流的方向，王二在人们的注视下，“抬起头来望了望前方，又低下去用力去拉（车）。” 或许，这就是一些评论者认为杨遥的小说是指向现代主义的缘由——象征的意味被埋在现实的记叙中。杨遥的许多作品都是用这种风格围起自己的世界，他似在寻找一种自足，以对抗现实的虚无。只是有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的作品，往往用力过猛，而一旦“象征”太过明确，作品的气韵反而会受损。杨遥比较成功的作品，恰恰都是“隐匿”功夫做得好的，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表现一种与我们的世界相交的现实秩序，它既不完全和尘世相同，又和尘世相去不远”。这需要作者在意识与抑制间求得平衡。杨遥近年的作品，比如《雁门关》《匠人》《流年》，都将结局设得更为平淡，显现出他在这点上的自觉。
布鲁姆曾经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中引过作家佩特的话：“如果不能每时每刻在周围人们中看出一些激情澎湃的姿态，在他们的才华的光辉中看到某种悲剧性的力量分歧，那么就像，在这冰霜和阳光交织的短暂的白天，在天黑之前就要入睡。”短篇小说的“短”是限制也是特点，它似乎总是偏好那些跌宕精彩的故事。但如果，一个短篇能显现出切入凡俗生活的任何一段也可自成一格的能耐，让人体味到更深层的人生况味是平淡和普通，才是更终极意义上的象征。杨遥的一些短篇正有着这样令人钦羡的倾向，但这反过来也造成，短篇是最适合他的文体。
刘芳坤
石上印月只道寻常
石上印月只道寻常
刘芳坤 《补天余》有一个旷古怆然的开头，昔日辉煌而今坍塌的古城墙、住满燕子和蝙蝠的戏台，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梦里凝听老鼠吱吱声的“我”。并且，从开头“我”就告知了小说结局：“石头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能又一次沉陷于偶尔迸发的人生写意画境。“我”站立于古旧黑暗的戏台，和敢于跟皇帝讲条件的杨八姐通灵：“我要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火苗六两气，七两黑烟八两琴音。”衰颓的历史如幽灵般咿咿呀呀，而带着“远方”气息的王二和他的石头就在此时蹦入了这幽灵般的宿命，火光、琴音、清风、云气在刹那间命名了“补天余”的“道旁石”。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却又一次对一个已经坚固如石的生活目不忍视，我们希望在合上书页的瞬间可以摆脱，同时必须拉走那个正蹲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捡着石头的王二。在昏暗的天色中无法遥想古夜郎国的神秘沉朴，而只能在精心计算的性价比里两眼放光。“我们来到王二早上挑石头的地方，帐篷内的地上放着一大堆石头，大概有几千块，一群人正在埋头挑。”几千块石头和埋头的人群，十块钱、二十块钱的拥挤的人生……
小说就是由各种对立构成的艺术，这对立不仅表现为言说、表现为人物、表现为杨二姐和苏东坡的宋朝，表现为在衰老的裙裾里可能掩藏着新鲜的肉体。 “我”靠近了理想，“王二”沦陷于生活；“我”进城成功了，“王二”失败了；然而，正如“我”是一个无名，“王二”是一个代名。两个人物不过徒有空空如也的外表，变成了一个作者心灵史的标记，导向了一个被延滞的结局。如果我们在绵延的寻石记中承认这一段标记的效力，作者的标记过程就会变得无休无止：一个曾经旷古决然的抒情者如何转变为古往今来无情人。唯有一次次被王二打断了的关于石头的臆想，唯有生活。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老太原，笔者在目及小说中由各类市场组成的太原景观时候，略有不适感。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化寺已经不见当年文化旧貌而变为商圈，依稀记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到了1990年代，笔者依然在那里巨型的市场买过最为流行的吉安特自行车。直到新世纪，开化寺的婚纱租赁业仍然十分红火。而据杨遥介绍，这篇小说的材料来源于在开化寺古玩市场看到的昂贵石头，那么，作为小说的原料，作者看到的显然是特定的“角落”和特定的“时间”。接着，作者根据两个特定构筑起了上文所述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核心中城市景观本就被虚化了。读景观论人事，好友手指曾说杨遥站在两座岛屿之间，续小强则以杨遥解答“我的精神谜题”，如今的“手族”（山西“70后”、“80后”男性作家建微信群名）比之曾经的“晋军”，相同的是迁徙中的抒情性，不同的却也是抒情性中对景观的进一步虚化（与“晋军”作家柯云路、张平等的转向不同），所以小说虽然以“进城”为主题，而其主观性更强，更多的是面对自我精神的虚妄。
最后还是回到石头，这些从山山沟沟运来，汇聚在太原这个“大城市”的石头。这些石头似乎在古城村里更富有灵性，也不会辜负“补天余”的名号，而一旦摆在了太原的开化寺、黎氏阁，交易属性就大于一切，在一片混乱的挑三拣四中，恐怕只能名为“余”，不见“补天”风姿。然而，石头又终归要来到城市给生命赋予价值，独留下脱下西服的苦力王二。不管杨遥用“对立”建筑的小说景观，在无望的眺望中，还要延滞多久，它终归揭示了：人如石头，石头是人。城市月光照亮了石頭，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月光，也不管你相不相信石头如水印月，均归是寻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