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天，晨曦微露，95岁的爸爸就起床了。不管头天夜里是否睡得好，不管半夜是否失眠，他都要按时起床。从床上坐起来，先揉一揉腰，搓一搓腿，然后穿衣服、穿皮鞋。冬天衣服多，衬衣掖在秋裤里，背心塞在棉裤中，背心上面穿棉衣，棉衣之上罩外套，一件一件，象年轻时一样，无论穿的衣服好还是差，永远都是整整齐齐。
起床后，爸爸就开始等待天亮。他的生物钟与太阳同步，夏天越起越早，经常是4点多；冬天越起越晚，基本上是6点来钟。他起床后在小客厅坐半个小时，然后到厨房弄一杯淡盐水喝下，这才走到各个房间，用他的拄杖将厚厚的窗帘一一打开。推拉窗帘的声音惊醒了还在酣梦中的家人，大家纷纷起床。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只要没有生病，他都坚持出去锻炼。早年他舞棍弄剑，后来是太极88式、八段锦，再后来是简化太极。现在是自己编的十段操：揉膝、直脊、转腰、探腿、侧颈、扳肘、踢足、曲腿、撑臂、反顾，做完操还要在小院里走一圈。
回到家里，铺床叠被，清洗夜壶，洗脸刷牙、梳理头发。所有的事爸爸都是自己动手，一丝不苟，然后吃早饭。爸爸常说：“我的早饭最顶事，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加上一个小馒头、一块点心，营养很够了。”午餐变换花样，米饭面条包子饺子春饼。爸爸吃肉不多，喜食素。晚饭从来是老面孔：小米稀饭加一小块馒头。许多年来爸爸吃饭定量，好吃不好吃都一样，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很多人常常问爸爸的养生之道，我想生活规律是头一条。加上他不吸烟不喝酒，每天泡一壶绿茶，数十年来教书和社会活动之余，看书写字篆刻绘画。晚年照常读书看报写字，接待来访者，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
心胸开阔更重要。有些人看到爸爸高寿而身体康健，就推断爸爸的一生比较平坦。实际上，在爸爸生活的近一个世纪里，战争、动乱、饥荒、各式政治运动，都赶上了。很多苦难，对年轻人来说好象天方夜谭。
就说抗日战争吧，高中毕业时他曾因带领同学游行示威被抓进太原小东门监狱，后来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押回老家，被判永远不许再回太原。日本人打南京的前夕，爸爸正在那里。他将自己陆续买的40箱书寄放在一位同乡的后花园中，跟随大家一起逃难。南京失陷，40箱书被日军一把火全部烧毁。他投奔朋友在皖东北避难，写下了“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血泪哭青山……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诗篇，参加了友人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不久，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腐化堕落，感到无望，与友人离开了游击队。为了坚决不当亡国奴，爸爸冒着生命危险，过封锁线，到了大别山安徽政府临时驻地，得到教书的机会，由中学到大学。大别山失守，他又徒步千里，转乘小舟，由长江上溯三峡，奔赴大后方重庆。
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有爸爸写的一幅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功业赖薪传。”这幅楹联总结了章先生的崇高的人格和一生的事业。爸爸是章太炎的研究生，章先生对爸爸的影响在不但在学术上也在做人上。
早年爸爸在安徽柏浦时就曾创办“ 汉国学讲习班”，收留了不少流亡学生，把自己的工资都用在给大家吃饭上。爸爸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希望和青年学生共同遵行。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始终坚持这样做：1940年他在立煌师院任教时，原国民党中宣部长、临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来校视察不尊重教师，他将其从自己的教室里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任教时，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发起集体辞职以示抗议，酿成罢课风潮。当权派斥责道：“‘章疯子’的学生和章一样疯”。1947年他在贵阳师院任教时，因支持学生反对军统特务院长而被迫离职。从安徽到重庆、从贵阳到云南，由云南返贵阳，他辗转在各大学执教。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路坏车差，经常是几天几夜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往来奔波，吃尽苦头，他也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做学问，爸爸敢于向权威挑战，1951年发表《屈原其人其赋》一文，批驳了朱东润对屈原作品的否定，并在评价屈原方面，与闻一多、孙次舟的一些论点进行商榷。几十年来他始终坚持尊重史料、由博返约、独立思考的学术道路，写出了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
1951年爸爸应邀回到阔别16年的家乡，执教山西大学。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却被极左势力反复打击：1955年肃反，他被诬为特务，隔离审查几个月。1957年，他和我妈妈都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他与中文系师生一起住在西山挖矿、炼铁几个月，曾几天几夜不休息。次年“拔白旗”，一边授课一边受学生批判。1961年，好不容易摘了右派帽，1964年又往定襄县“四清”，在查账、开会的同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没有政治歧视，虽然生活艰苦，心情却还算愉快。
好日子太短暂了。1966年“文革”爆发，爸爸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记得那一天我坐在房门外的台阶上，突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爸爸从远处走来，爸爸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到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头上还带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我们的家被抄了，书被封了。接下来，爸爸挨批斗、陪批斗、住牛棚、参加多种重劳动：掏茅粪、烧锅炉、糊顶棚等等。当派性斗争越转越烈时，一般的“牛鬼蛇神”被放回家，爸爸却被留下来，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阶级敌人”、“叛徒、走资派”关在一起。直到学校迁往昔阳，才被放出来。到昔阳后，修大寨田，有一次挖崖时，爸爸险些被砸在崖下。
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受不了折磨，含冤衔恨而死。不少老师在十年浩劫中虽没有死，但是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心灰意冷，到80年代初，先后又病故一批。而被批斗和折磨最多的爸爸，却挺了过来。爸爸在“文革”中，就常常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讲历朝历代兴衰更替，讲功臣受屈受辱冤死。特别还讲了一些革命功臣、一些老帅的故事。他说：“人家为革命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受到这么重的打击，咱们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吃这点苦算什么！只要国家好了，咱们个人这点委屈可真没有什么。”因此，就在受迫害期间，他也常常有别人不能理解的乐观态度。
比如1971年，世界乒乓球赛后，爸爸写了一首诗：“莫讶小球震地球，人心所向变潮流。从来得道恒多助，更喜宾朋遍五州”，满怀欣慰盛赞国家乒乓外交的胜利，与大家说起来也是满面春风。
“种田是要辨禾草，难道草多不种田？”这是爸爸在文革中为学生写的一首词《鹧鸪天》中的末两句。这个学生对当时尔虞我诈、拉关系走后门的社会现状愤恨之极，悲观失望。爸爸给她讲了很多道理，还写了这首词帮助她正视现实，努力为社会学习和工作，从个人的悲苦心境中拔出来。
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我们兄妹四人上学时功课都很好，但受极左影响，中断学业，当工人、去林场、下农村，我同学的妈妈因为想念下农村的孩子，常常落泪。但是爸爸对此却别有见解，他经常说：“不管干什么都一样，在农村劳动，多想想怎样把地种的最好；当工人要钻研技术，搞技术革新。当你看到劳动的成果，该有多幸福啊。”说这些话时，从他的眼睛里露出的是乐观、是真诚，是激励。
所以，关心国家民族，关心集体，帮助他人，无论穷通，宠辱不惊，是爸爸长寿的又一个法宝。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做的是出世的学问（古代文化），做的是入世的事情。”
“文革”结束时，爸爸已经64岁了。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上课带研究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省书协副主席，以及全国和省里多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还主持过几年全省高考语文阅卷工作，主持过多次高校文科高级职称的评定工作。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里常常接待上访要求平反的人，不管是否认识，爸爸和妈妈都尽量给以帮助。记得有一天，一位中文系教师来家中，含着眼泪感谢爸爸。他说爸爸主持评职称，秉持公道，毫不计较他过去曾打击过自己。爸爸对全省文科高级职称所有申请者的材料都记得很清楚，特别是对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大力支持。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推动评职称工作健康发展。不管认识不认识，越是有争论的人，他对其情况越记得清，并且从未收过任何人的礼。他常说：“一定要根据中央政策，将评职称工作做好。让更多的人为国家发挥作用。”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凡事从大处、从民族从世界着眼，爸爸的这首诗，正是他人格气度以及世界观的真实体现。
今年春节，师弟朱琦从大洋彼岸美国打来电话。爸爸热切地跟他讲南方抗灾的情况：“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到了抗灾前线，各省、各地市支援都很到位，全国解放军、武警部队、电业工人、铁路工人总动员，山西等地煤矿工人春节全部不放假、不请假，昼夜奋战……”声音宏亮、情绪振奋，老态全无。他由衷地赞美政府对灾区的关怀，使我想起来，前两年，他盛赞国家的三农政策：“免除农业税，旷古未有。”这次四川大地震，爸爸率先捐款一万元，就像历来各种需要捐款时一样，他总是积极响应。而他最愉快的时候，就是老学生、老同事、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来访，谈起学问来，他仍然是滔滔不绝。睡不着觉，他背书，从《左传》、《史记》、《庄子》到《论语》，从《滕王阁序》到《长恨歌》，一两篇背下来，就睡着了。没事时，他闭目养神，手指在空中写字，研究每个字的写法。台海政治、中东局势、美国次级债等等，爸爸都很关心。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学问、关心下一代。这些关心远远冲淡了对自身的关注，也就从骨子里解放了自己，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才是爸爸真正的养生之道。
（责编 肖 黎）
起床后，爸爸就开始等待天亮。他的生物钟与太阳同步，夏天越起越早，经常是4点多；冬天越起越晚，基本上是6点来钟。他起床后在小客厅坐半个小时，然后到厨房弄一杯淡盐水喝下，这才走到各个房间，用他的拄杖将厚厚的窗帘一一打开。推拉窗帘的声音惊醒了还在酣梦中的家人，大家纷纷起床。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只要没有生病，他都坚持出去锻炼。早年他舞棍弄剑，后来是太极88式、八段锦，再后来是简化太极。现在是自己编的十段操：揉膝、直脊、转腰、探腿、侧颈、扳肘、踢足、曲腿、撑臂、反顾，做完操还要在小院里走一圈。
回到家里，铺床叠被，清洗夜壶，洗脸刷牙、梳理头发。所有的事爸爸都是自己动手，一丝不苟，然后吃早饭。爸爸常说：“我的早饭最顶事，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加上一个小馒头、一块点心，营养很够了。”午餐变换花样，米饭面条包子饺子春饼。爸爸吃肉不多，喜食素。晚饭从来是老面孔：小米稀饭加一小块馒头。许多年来爸爸吃饭定量，好吃不好吃都一样，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很多人常常问爸爸的养生之道，我想生活规律是头一条。加上他不吸烟不喝酒，每天泡一壶绿茶，数十年来教书和社会活动之余，看书写字篆刻绘画。晚年照常读书看报写字，接待来访者，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
心胸开阔更重要。有些人看到爸爸高寿而身体康健，就推断爸爸的一生比较平坦。实际上，在爸爸生活的近一个世纪里，战争、动乱、饥荒、各式政治运动，都赶上了。很多苦难，对年轻人来说好象天方夜谭。
就说抗日战争吧，高中毕业时他曾因带领同学游行示威被抓进太原小东门监狱，后来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押回老家，被判永远不许再回太原。日本人打南京的前夕，爸爸正在那里。他将自己陆续买的40箱书寄放在一位同乡的后花园中，跟随大家一起逃难。南京失陷，40箱书被日军一把火全部烧毁。他投奔朋友在皖东北避难，写下了“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血泪哭青山……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诗篇，参加了友人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不久，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腐化堕落，感到无望，与友人离开了游击队。为了坚决不当亡国奴，爸爸冒着生命危险，过封锁线，到了大别山安徽政府临时驻地，得到教书的机会，由中学到大学。大别山失守，他又徒步千里，转乘小舟，由长江上溯三峡，奔赴大后方重庆。
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有爸爸写的一幅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功业赖薪传。”这幅楹联总结了章先生的崇高的人格和一生的事业。爸爸是章太炎的研究生，章先生对爸爸的影响在不但在学术上也在做人上。
早年爸爸在安徽柏浦时就曾创办“ 汉国学讲习班”，收留了不少流亡学生，把自己的工资都用在给大家吃饭上。爸爸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希望和青年学生共同遵行。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始终坚持这样做：1940年他在立煌师院任教时，原国民党中宣部长、临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来校视察不尊重教师，他将其从自己的教室里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任教时，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发起集体辞职以示抗议，酿成罢课风潮。当权派斥责道：“‘章疯子’的学生和章一样疯”。1947年他在贵阳师院任教时，因支持学生反对军统特务院长而被迫离职。从安徽到重庆、从贵阳到云南，由云南返贵阳，他辗转在各大学执教。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路坏车差，经常是几天几夜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往来奔波，吃尽苦头，他也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做学问，爸爸敢于向权威挑战，1951年发表《屈原其人其赋》一文，批驳了朱东润对屈原作品的否定，并在评价屈原方面，与闻一多、孙次舟的一些论点进行商榷。几十年来他始终坚持尊重史料、由博返约、独立思考的学术道路，写出了很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
1951年爸爸应邀回到阔别16年的家乡，执教山西大学。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却被极左势力反复打击：1955年肃反，他被诬为特务，隔离审查几个月。1957年，他和我妈妈都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他与中文系师生一起住在西山挖矿、炼铁几个月，曾几天几夜不休息。次年“拔白旗”，一边授课一边受学生批判。1961年，好不容易摘了右派帽，1964年又往定襄县“四清”，在查账、开会的同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没有政治歧视，虽然生活艰苦，心情却还算愉快。
好日子太短暂了。1966年“文革”爆发，爸爸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记得那一天我坐在房门外的台阶上，突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爸爸从远处走来，爸爸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到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头上还带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我们的家被抄了，书被封了。接下来，爸爸挨批斗、陪批斗、住牛棚、参加多种重劳动：掏茅粪、烧锅炉、糊顶棚等等。当派性斗争越转越烈时，一般的“牛鬼蛇神”被放回家，爸爸却被留下来，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阶级敌人”、“叛徒、走资派”关在一起。直到学校迁往昔阳，才被放出来。到昔阳后，修大寨田，有一次挖崖时，爸爸险些被砸在崖下。
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受不了折磨，含冤衔恨而死。不少老师在十年浩劫中虽没有死，但是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心灰意冷，到80年代初，先后又病故一批。而被批斗和折磨最多的爸爸，却挺了过来。爸爸在“文革”中，就常常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讲历朝历代兴衰更替，讲功臣受屈受辱冤死。特别还讲了一些革命功臣、一些老帅的故事。他说：“人家为革命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受到这么重的打击，咱们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吃这点苦算什么！只要国家好了，咱们个人这点委屈可真没有什么。”因此，就在受迫害期间，他也常常有别人不能理解的乐观态度。
比如1971年，世界乒乓球赛后，爸爸写了一首诗：“莫讶小球震地球，人心所向变潮流。从来得道恒多助，更喜宾朋遍五州”，满怀欣慰盛赞国家乒乓外交的胜利，与大家说起来也是满面春风。
“种田是要辨禾草，难道草多不种田？”这是爸爸在文革中为学生写的一首词《鹧鸪天》中的末两句。这个学生对当时尔虞我诈、拉关系走后门的社会现状愤恨之极，悲观失望。爸爸给她讲了很多道理，还写了这首词帮助她正视现实，努力为社会学习和工作，从个人的悲苦心境中拔出来。
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我们兄妹四人上学时功课都很好，但受极左影响，中断学业，当工人、去林场、下农村，我同学的妈妈因为想念下农村的孩子，常常落泪。但是爸爸对此却别有见解，他经常说：“不管干什么都一样，在农村劳动，多想想怎样把地种的最好；当工人要钻研技术，搞技术革新。当你看到劳动的成果，该有多幸福啊。”说这些话时，从他的眼睛里露出的是乐观、是真诚，是激励。
所以，关心国家民族，关心集体，帮助他人，无论穷通，宠辱不惊，是爸爸长寿的又一个法宝。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做的是出世的学问（古代文化），做的是入世的事情。”
“文革”结束时，爸爸已经64岁了。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上课带研究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省书协副主席，以及全国和省里多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还主持过几年全省高考语文阅卷工作，主持过多次高校文科高级职称的评定工作。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里常常接待上访要求平反的人，不管是否认识，爸爸和妈妈都尽量给以帮助。记得有一天，一位中文系教师来家中，含着眼泪感谢爸爸。他说爸爸主持评职称，秉持公道，毫不计较他过去曾打击过自己。爸爸对全省文科高级职称所有申请者的材料都记得很清楚，特别是对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大力支持。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推动评职称工作健康发展。不管认识不认识，越是有争论的人，他对其情况越记得清，并且从未收过任何人的礼。他常说：“一定要根据中央政策，将评职称工作做好。让更多的人为国家发挥作用。”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凡事从大处、从民族从世界着眼，爸爸的这首诗，正是他人格气度以及世界观的真实体现。
今年春节，师弟朱琦从大洋彼岸美国打来电话。爸爸热切地跟他讲南方抗灾的情况：“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到了抗灾前线，各省、各地市支援都很到位，全国解放军、武警部队、电业工人、铁路工人总动员，山西等地煤矿工人春节全部不放假、不请假，昼夜奋战……”声音宏亮、情绪振奋，老态全无。他由衷地赞美政府对灾区的关怀，使我想起来，前两年，他盛赞国家的三农政策：“免除农业税，旷古未有。”这次四川大地震，爸爸率先捐款一万元，就像历来各种需要捐款时一样，他总是积极响应。而他最愉快的时候，就是老学生、老同事、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来访，谈起学问来，他仍然是滔滔不绝。睡不着觉，他背书，从《左传》、《史记》、《庄子》到《论语》，从《滕王阁序》到《长恨歌》，一两篇背下来，就睡着了。没事时，他闭目养神，手指在空中写字，研究每个字的写法。台海政治、中东局势、美国次级债等等，爸爸都很关心。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学问、关心下一代。这些关心远远冲淡了对自身的关注，也就从骨子里解放了自己，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才是爸爸真正的养生之道。
（责编 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