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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这部讲世界末日的电影我虽没看，但城市如骨牌般崩塌，被地心吞食、海啸淹没的画面早在各电视频道播过无数遍了；所以，差不多也等于看过了。末日何时到来?各方说法虽然不同，却公认若不立即采取行动，迟早会到。温室效应、气候异常、能源与粮食欠缺等问题已让我们这一代伤透脑筋，下一代就更难应付了。
台湾环保署最近研拟，将针对“户外行进间的吸烟行为”开罚，原因是每年被丢弃在户外与公共场所的烟蒂至少上百亿支，对儿童安全及环境污染造成巨大影响。瘾君子们哇哇叫，连走路、骑车、开车都不能吸烟，日子得怎么过啊!
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我一天要抽3包烟。出门在外，在没找着香烟摊之前，风景再美我也无心流连。吃的方面则是，还在嚼着这一顿，就已经在盘算着下一餐该吃啥了。换句话说，我的思绪、行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被尼古丁与食欲操纵着。
那时的我也以为，要戒除根深蒂固的习惯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过去十多年间，我不仅戒了烟，还戒了荤食；不但没觉得蒙受损失，还感到拥有的更多。一切都是好因缘，能把烟戒掉是因为我任教的大学搬到了新校区。新学期的第一天，福利社还没开张，我买不到香烟，只好忍着烟瘾上课。几节课下来，竟在满堂的新学生面前全身发抖。
我只好解嘲：“抱歉，老师今天开始戒烟……”话还没说完，两位学生同时递上东西，一是香烟，一是口香糖。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当然只能选择口香糖。从那一刻起，我没碰过香烟。戒烟之后，味蕾仿佛醒过来，真正尝出了每种食物的原味。
长年沉迷于美食的我，改吃蔬食也是十分心甘情愿的。1999年，台湾发生“9·21”地震，佛教慈济基金要募款帮灾区盖学校，旗下的大爱电视台便策划了一个文化人与灾区儿童互动的系列短片，我是受邀的第一位。那时的我其实对台湾很失望，根本不想参加慈济这项所谓“希望工程”的计划。
因此，与当时的大爱台总监姚仁禄先生初见面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台湾毫无希望!”心想他可能会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回答：“人类的贪念如此發展下去，不只台湾，整个世界都会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让地球毁坏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正是证严法师当初对他讲的。总之，我有如受到当头棒喝，不但接受了大爱台的邀请，还自愿把慈济“希望工程”所援建的50所学校从小孩在帐篷上课开始记录，直到新学校盖好，有孩子从那儿毕业为止。我整整花了3年时间拍完“希望工程”，接着又跟太太袁瑶瑶一起开始了“看见菩萨身影”的工作，为资深慈济志工写传。
慈济团体并没有硬性规定我们这些在家居士吃斋，但是，志工们准备的蔬食实在是太好吃了；吃久了，自然不想碰荤腥。
吃素除了身体、精神都变好，最大的收获就是欲望减低。从前吃荤，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却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开始吃素，却让我不再贪心，只会全心全意地对待面前的每种食物，细细品尝它的好滋味。这个时候，我就更能体会佛家所谓的“戒定慧”。戒并不是限制，而是一种智慧，能使自己不会被物所绑，不会被贪念所驱使。能戒，就不会什么都要；日子过得简单清净，就能产生定力、明白道理。
也由于吃素，我也才看了一些以前根本不会去碰的书。比如说，雷恩·贝瑞的《经典蔬食-名人厨房》，原来毕达哥拉斯、释迦牟尼、柏拉图、耶稣基督、达文西、雪莱、托尔斯泰、安妮·贝赞特、甘地、萧伯纳都是素食主义者。作者很厉害，不但阐述这些名人的吃素哲学，还列出他们喜爱的素食食谱。
1931年，当甘地以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身份凯旋英国时，想见的第一人便是《亨利·大卫·梭罗的一生》的作者亨利·梭特。因为当年他在无意间发现梭特所写的《为素食请命》，如获至宝。梭特强而有力地申诉了素食主义，使甘地从此成为一位真正的素食者，自主选择吃素，而不是遵照家族传统，甘地这么表示：
“梭特在《请命》中引述了梭罗的一段话，恰恰足以阐明后者的素食观点，可惜梭罗并未如自己所言彻底遵行素食：‘我非常坚信，在缓慢的进步过程中，人类必定会停止食用动物，就好像野蛮民族在接触到更为开化的人们之后，就理所当然地停止同类相食。’”
其实，为了生存，将来的人类也不得不选择素食了。专家们说，为了吃肉，人们得先用一大片土地种植给动物吃的谷物；一块用来养活30个素食者的土地，只够养活一名肉食者。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照这样下去，到2050年，将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养活人类；而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度日，将需要5个地球才能满足世人的消耗。
饲养食用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比世界上全部的汽车及卡车所排放的废气还多。更何况，全球人类如果减少10％的肉食，就相当于省下1200万吨粮食，能使6000万人免于饿死。如果把饲养家畜的粮食都省下来救济饥民，那么全球至少有5亿人能免遭饥馑。
每个人都有能力减缓地球的暖化。若是人人都能少吃肉或是不吃肉，就是对生存环境的改善尽了一份力。就像证严法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做点什么，让地球毁坏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台湾环保署最近研拟，将针对“户外行进间的吸烟行为”开罚，原因是每年被丢弃在户外与公共场所的烟蒂至少上百亿支，对儿童安全及环境污染造成巨大影响。瘾君子们哇哇叫，连走路、骑车、开车都不能吸烟，日子得怎么过啊!
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我一天要抽3包烟。出门在外，在没找着香烟摊之前，风景再美我也无心流连。吃的方面则是，还在嚼着这一顿，就已经在盘算着下一餐该吃啥了。换句话说，我的思绪、行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被尼古丁与食欲操纵着。
那时的我也以为，要戒除根深蒂固的习惯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过去十多年间，我不仅戒了烟，还戒了荤食；不但没觉得蒙受损失，还感到拥有的更多。一切都是好因缘，能把烟戒掉是因为我任教的大学搬到了新校区。新学期的第一天，福利社还没开张，我买不到香烟，只好忍着烟瘾上课。几节课下来，竟在满堂的新学生面前全身发抖。
我只好解嘲：“抱歉，老师今天开始戒烟……”话还没说完，两位学生同时递上东西，一是香烟，一是口香糖。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当然只能选择口香糖。从那一刻起，我没碰过香烟。戒烟之后，味蕾仿佛醒过来，真正尝出了每种食物的原味。
长年沉迷于美食的我，改吃蔬食也是十分心甘情愿的。1999年，台湾发生“9·21”地震，佛教慈济基金要募款帮灾区盖学校，旗下的大爱电视台便策划了一个文化人与灾区儿童互动的系列短片，我是受邀的第一位。那时的我其实对台湾很失望，根本不想参加慈济这项所谓“希望工程”的计划。
因此，与当时的大爱台总监姚仁禄先生初见面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台湾毫无希望!”心想他可能会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回答：“人类的贪念如此發展下去，不只台湾，整个世界都会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让地球毁坏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正是证严法师当初对他讲的。总之，我有如受到当头棒喝，不但接受了大爱台的邀请，还自愿把慈济“希望工程”所援建的50所学校从小孩在帐篷上课开始记录，直到新学校盖好，有孩子从那儿毕业为止。我整整花了3年时间拍完“希望工程”，接着又跟太太袁瑶瑶一起开始了“看见菩萨身影”的工作，为资深慈济志工写传。
慈济团体并没有硬性规定我们这些在家居士吃斋，但是，志工们准备的蔬食实在是太好吃了；吃久了，自然不想碰荤腥。
吃素除了身体、精神都变好，最大的收获就是欲望减低。从前吃荤，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却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开始吃素，却让我不再贪心，只会全心全意地对待面前的每种食物，细细品尝它的好滋味。这个时候，我就更能体会佛家所谓的“戒定慧”。戒并不是限制，而是一种智慧，能使自己不会被物所绑，不会被贪念所驱使。能戒，就不会什么都要；日子过得简单清净，就能产生定力、明白道理。
也由于吃素，我也才看了一些以前根本不会去碰的书。比如说，雷恩·贝瑞的《经典蔬食-名人厨房》，原来毕达哥拉斯、释迦牟尼、柏拉图、耶稣基督、达文西、雪莱、托尔斯泰、安妮·贝赞特、甘地、萧伯纳都是素食主义者。作者很厉害，不但阐述这些名人的吃素哲学，还列出他们喜爱的素食食谱。
1931年，当甘地以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身份凯旋英国时，想见的第一人便是《亨利·大卫·梭罗的一生》的作者亨利·梭特。因为当年他在无意间发现梭特所写的《为素食请命》，如获至宝。梭特强而有力地申诉了素食主义，使甘地从此成为一位真正的素食者，自主选择吃素，而不是遵照家族传统，甘地这么表示：
“梭特在《请命》中引述了梭罗的一段话，恰恰足以阐明后者的素食观点，可惜梭罗并未如自己所言彻底遵行素食：‘我非常坚信，在缓慢的进步过程中，人类必定会停止食用动物，就好像野蛮民族在接触到更为开化的人们之后，就理所当然地停止同类相食。’”
其实，为了生存，将来的人类也不得不选择素食了。专家们说，为了吃肉，人们得先用一大片土地种植给动物吃的谷物；一块用来养活30个素食者的土地，只够养活一名肉食者。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照这样下去，到2050年，将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养活人类；而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度日，将需要5个地球才能满足世人的消耗。
饲养食用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比世界上全部的汽车及卡车所排放的废气还多。更何况，全球人类如果减少10％的肉食，就相当于省下1200万吨粮食，能使6000万人免于饿死。如果把饲养家畜的粮食都省下来救济饥民，那么全球至少有5亿人能免遭饥馑。
每个人都有能力减缓地球的暖化。若是人人都能少吃肉或是不吃肉，就是对生存环境的改善尽了一份力。就像证严法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做点什么，让地球毁坏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