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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用斗争的观点看待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认为中国目前的影响力已“足够大”，无须向美国的标准看齐，否则就是钻入美国的TPP圈套中，这类观点短视格、涵盖范围最广泛、成员体之间经济整合度最深的综合性自由贸易模式。
一方面，TPP经济总量超过了欧盟，已达到28.05万亿美元，TPP经济圈内部可形成上且有害。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屡次就规则主导权问题向全球宣示，2016年2月4日，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部长，参加了TPP签字仪式。奥巴马声称：“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表面上看，2016年恰逢美国总统选举年，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奥巴马亟需一个“敌手”，这是奥巴马的“成果”，尽管他选择中国作为假想敌并不明智；但实际上，即使奥巴马说了也不算——他已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
TPP是躲不开的贸易版图重构
中国要达到什么样的贸易标准，需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本土发展是否需要这些标准，如果需要，不管是谁制订的都应可以为我所用。二是这些标准是否契合中国的现实土壤，如果契合，可以马上推行，如果不契合，搞清楚哪些方面不契合。再进一步就要考虑，中国本身需要怎样的改革、标准本身需要怎样的调整，以至最终相互契合。在这个层面上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能推进全球统一规则的制订，未来中国才有可能在国际规则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三是这些标准实际上会否对中国贸易环境造成影响，以及影响面有多大。
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先生表示，TPP已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模式”（FTA），一旦各国批准，将成为迄今为止标准最高和最严下游贸易圈，产品可替代性很强：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资源，美国与日本的技术，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不可否认的是，这将会对中国的贸易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如将影响进口资源的价格，并使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可想而知，若用鸵鸟心态面对TPP，将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TPP是个全面开放协议，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从原产地规则到海关通关便利化，到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与反腐败、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可以说，所在国加入TPP相当于部分放弃某些自主权，这与WTO完全不同，是彻底的深度融合。最典型的是市场全面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投资政策，禁止实行当地零配件要求、技术本地化等限制措施，这意味着TPP国家的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不再被视为外资。
为了确保这一点，在投资仲裁方面，实行ISDS机制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有更大的权利，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实际赔偿，禁止政府非法没收外国企业工厂和资产，设定外资无法应对的限制，或使其间接被迫撤出也被禁止。认为自身被没收财产的企业可向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起诉对象国政府，国际仲裁机构可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及联合国下属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等进行选择，且TPP将公开仲裁内容。这是法律自主权的让渡，也是TPP与WTO相比最典型的不同。
换句话说，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比欧盟还要庞大的统一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与中国有着重要的经贸关系。并且，除了TTP，还有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中国无法躲开贸易版图重构。
中国能否达到TPP标准
中国目前即使达不到TPP的全部标准，未来也将迈向这一标准，这一点，从中国对于自贸区的建设投入上可见一斑。2016年3月5日，全国“两会”上，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及2015年的政府成绩，贸易开放显然占据重要篇幅：“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新设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丝路基金投入运营。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自贸协定就是目前中国应对全面深度开放环境的试验田。
有些规定中国目前达不到，如在国有企业限制方面、金融全面开放方面。美国有强烈意愿在TPP内部对国有企业确立新规。TPP规定国有企业不得对他国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国企从政府获得补贴和条件优惠的贷款、对外国企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等。TPP还规定成员国需与他国分享本国国有企业的名单，并应要求提供关于国企中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内容，以及向国企提供的非商业协助方面的信息。
事实上，现有TPP框架内的12个国家民营化水平差异也很大。墨西哥2013年修改宪法，石油天然气向外资和民资开放；马来西亚以资源开发、通信和电力为核心，GDP中有30%以上依赖国企。另一方面，因国内政策等因素影响，无论如何都需要国企的领域，部分国家允许存在例外，为此，各国拟定了例外情况一览表。
对中国而言，国有经济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模式估计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中国很难一步加入TPP并马上全面取消对国企的协助，但从大趋势上看，改革国企、减员增效是符合长远利益的目标。若因为TPP对国企的要求较高就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致力于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这无异于自欺欺人。
在金融服务领域，TPP规定中小企业在亚洲开展业务，关键在于资金清算交易银行可自由活动。为满足这一要求，TPP承诺金融领域放宽限制，同时声明不许差别对待外资，并明文规定，当外资机构要求参与央行提供的支付、清算系统时，禁止无理拒绝。关于这一点，中国对国外银行的清算等业务在一些事涉安全等领域一直设置了一定的条款，这不难理解；但在ATM机设置、基金等领域，我认为放开的步伐有必要更大一些。
还有一些TPP条款使大家共同获利。如TPP规定在环境方面，承诺遵守现有多国间规则，同时防止各国为吸引企业而竞相放松环保规定等事态。另外，将限制滥捕导致的水产枯竭补贴，包括向滥捕从业者持续提供补贴，受此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政府，日本传统的捕鲸业将会受到一定冲击，农业补贴也将有深远影响。由此可见，“TPP的环境保护条款是扼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仅仅满足于WTO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已与多国签订自贸协定，并设立了多个自贸区。自贸区的金融保险等领域已有一些成功经验形成制度并推向了全国。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须明确的是，自贸区仍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文化、医疗等产业的民资、外资推进不力，审批流程耗时过长等。自贸区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法律等各方面的差异至今还没有卓有成效的研究，以致无法形成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屏障。自贸区建设不是一场争取优惠资源的比赛，自贸区内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必须是切实有效的，以便未来直接与国际体系对接。切勿让自贸区成为房地产与套利资金的游戏场，成为一些权力的展示场。
中国从WTO分享了巨大的红利，现在WTO还在，但效率在下降，新的版图在形成，仅仅立足于WTO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以更明智的开放与改革的姿态融入新贸易时代。
一方面，TPP经济总量超过了欧盟，已达到28.05万亿美元，TPP经济圈内部可形成上且有害。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屡次就规则主导权问题向全球宣示，2016年2月4日，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部长，参加了TPP签字仪式。奥巴马声称：“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表面上看，2016年恰逢美国总统选举年，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奥巴马亟需一个“敌手”，这是奥巴马的“成果”，尽管他选择中国作为假想敌并不明智；但实际上，即使奥巴马说了也不算——他已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
TPP是躲不开的贸易版图重构
中国要达到什么样的贸易标准，需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本土发展是否需要这些标准，如果需要，不管是谁制订的都应可以为我所用。二是这些标准是否契合中国的现实土壤，如果契合，可以马上推行，如果不契合，搞清楚哪些方面不契合。再进一步就要考虑，中国本身需要怎样的改革、标准本身需要怎样的调整，以至最终相互契合。在这个层面上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能推进全球统一规则的制订，未来中国才有可能在国际规则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三是这些标准实际上会否对中国贸易环境造成影响，以及影响面有多大。
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先生表示，TPP已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模式”（FTA），一旦各国批准，将成为迄今为止标准最高和最严下游贸易圈，产品可替代性很强：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资源，美国与日本的技术，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不可否认的是，这将会对中国的贸易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如将影响进口资源的价格，并使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可想而知，若用鸵鸟心态面对TPP，将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TPP是个全面开放协议，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从原产地规则到海关通关便利化，到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与反腐败、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可以说，所在国加入TPP相当于部分放弃某些自主权，这与WTO完全不同，是彻底的深度融合。最典型的是市场全面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投资政策，禁止实行当地零配件要求、技术本地化等限制措施，这意味着TPP国家的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不再被视为外资。
为了确保这一点，在投资仲裁方面，实行ISDS机制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有更大的权利，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实际赔偿，禁止政府非法没收外国企业工厂和资产，设定外资无法应对的限制，或使其间接被迫撤出也被禁止。认为自身被没收财产的企业可向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起诉对象国政府，国际仲裁机构可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及联合国下属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等进行选择，且TPP将公开仲裁内容。这是法律自主权的让渡，也是TPP与WTO相比最典型的不同。
换句话说，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比欧盟还要庞大的统一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与中国有着重要的经贸关系。并且，除了TTP，还有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中国无法躲开贸易版图重构。
中国能否达到TPP标准
中国目前即使达不到TPP的全部标准，未来也将迈向这一标准，这一点，从中国对于自贸区的建设投入上可见一斑。2016年3月5日，全国“两会”上，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及2015年的政府成绩，贸易开放显然占据重要篇幅：“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新设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丝路基金投入运营。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自贸协定就是目前中国应对全面深度开放环境的试验田。
有些规定中国目前达不到，如在国有企业限制方面、金融全面开放方面。美国有强烈意愿在TPP内部对国有企业确立新规。TPP规定国有企业不得对他国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国企从政府获得补贴和条件优惠的贷款、对外国企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等。TPP还规定成员国需与他国分享本国国有企业的名单，并应要求提供关于国企中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内容，以及向国企提供的非商业协助方面的信息。
事实上，现有TPP框架内的12个国家民营化水平差异也很大。墨西哥2013年修改宪法，石油天然气向外资和民资开放；马来西亚以资源开发、通信和电力为核心，GDP中有30%以上依赖国企。另一方面，因国内政策等因素影响，无论如何都需要国企的领域，部分国家允许存在例外，为此，各国拟定了例外情况一览表。
对中国而言，国有经济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模式估计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中国很难一步加入TPP并马上全面取消对国企的协助，但从大趋势上看，改革国企、减员增效是符合长远利益的目标。若因为TPP对国企的要求较高就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致力于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这无异于自欺欺人。
在金融服务领域，TPP规定中小企业在亚洲开展业务，关键在于资金清算交易银行可自由活动。为满足这一要求，TPP承诺金融领域放宽限制，同时声明不许差别对待外资，并明文规定，当外资机构要求参与央行提供的支付、清算系统时，禁止无理拒绝。关于这一点，中国对国外银行的清算等业务在一些事涉安全等领域一直设置了一定的条款，这不难理解；但在ATM机设置、基金等领域，我认为放开的步伐有必要更大一些。
还有一些TPP条款使大家共同获利。如TPP规定在环境方面，承诺遵守现有多国间规则，同时防止各国为吸引企业而竞相放松环保规定等事态。另外，将限制滥捕导致的水产枯竭补贴，包括向滥捕从业者持续提供补贴，受此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政府，日本传统的捕鲸业将会受到一定冲击，农业补贴也将有深远影响。由此可见，“TPP的环境保护条款是扼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仅仅满足于WTO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已与多国签订自贸协定，并设立了多个自贸区。自贸区的金融保险等领域已有一些成功经验形成制度并推向了全国。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须明确的是，自贸区仍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文化、医疗等产业的民资、外资推进不力，审批流程耗时过长等。自贸区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法律等各方面的差异至今还没有卓有成效的研究，以致无法形成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屏障。自贸区建设不是一场争取优惠资源的比赛，自贸区内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必须是切实有效的，以便未来直接与国际体系对接。切勿让自贸区成为房地产与套利资金的游戏场，成为一些权力的展示场。
中国从WTO分享了巨大的红利，现在WTO还在，但效率在下降，新的版图在形成，仅仅立足于WTO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以更明智的开放与改革的姿态融入新贸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