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作为社会职业音乐人这一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促使经济、文化、社会的交流更加频繁，城市音乐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职业音乐人的职业状态和他们多重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行为所实现的社会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音乐的艺术性与大众性都是城市音乐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音乐；社会职业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音乐的文化艺术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音乐也用其特殊的方式诠释着城市的文化内涵。“没有音乐职业及其从事音乐职业活动的人，音乐将永远处于人类音乐的原始形态。人类社会的音乐文化之所以发展到了今天，音乐的职业活动是这种发展的直接动力。” 职业音乐人在我国由来已久。夏、商、周时期，据《左转·昭公十七年》载太史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又《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相传黄帝时候有乐师伦，舜时有乐师夔（kui），尧时有乐师质等。大约从夏朝起，就由瞽（盲人）担任专职乐师。”这一时期出现少量的宫廷专职乐师。秦汉时期，“汉武帝时扩建乐府，吸收大量的民间音乐和民间乐工入宫廷，对音乐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涉及地方乐工有：邯郸鼓员、江南鼓员、巴渝鼓员、楚严鼓员、梁皇鼓员、临淮鼓员、诸族乐人、沛吹鼓员、族歌鼓员、陈吹鼓员、商乐鼓员、东海鼓员、长乐鼓员、蔡讴员、齐讴员等。”与夏、商、周时期相比这一时期乐工的分工更加明确，并且广招民间乐师。隋、唐五代时期，“与隋唐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相适应的是，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和音乐家也相当多。隋炀帝时，宫廷乐工已达三万人。唐代宮廷乐工也达数万人，《新唐书·礼乐卷》（卷22）曰‘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唐玄宗时期又设有梨园，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曰：‘古乐工都计五千余人，内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古时职业音乐人到隋唐时期其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并且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民间音乐家，例如唐代开元年间的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何满子，贞元年间的王芬、曹保保等。
　　生产资料聚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诸多因素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以城市生态为依托的社会职业音乐文化现象也越发频繁。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流动、经济文化交融等产生的文化涵化现象，使城市音乐渐渐趋于大众化并呈现出一种基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多样性“趋同化”现象，即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生态下的社会音乐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为迎合大众审美以及商业化、产业化等需要（可能还涉及时政要求）出现某种“繁荣”景象的同时，作为艺术音乐的创作动机、创作意象以及音乐文本等本应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也似乎在不断走向贬值，并从另一角度使城市音乐文化趋于动态的“混乱”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城市音乐所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又以典型的文化元素得以传承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象，从而形成城市生态下的多样性音乐文化格局，进而促生以音乐为职业的社会职业音乐人。
　　城市中的音乐创作、音乐分析，以及听众和音乐文化的研究等，是音乐事项的构成元素。而音乐事项以人的活动为主体产生、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所包含的文化艺术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内含，以音乐为媒介反映音乐人群（既包含创作人、表演者、制作人、推广者、传播者以及听众）的情感表达、精神追求亦或是时下的流行趋势或是商业需求。这些音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的社会角色和专业领域大相径庭，从社会角色来看，其中有经过专业音乐教育的人士，也有业余爱好者，有国家专业艺术机构的人员，也有自由职业者；从个人需求来看，有将音乐作为创作或表演当成爱好的，也有将音乐作为谋生技能或以音乐产品获取商业利益的。尽管他们的社会角色和个人需求各有不同，但他们的音乐行为最终都在生活中得以实现，被大众所接受，这样的行为就形成了社会音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音乐作品更种类繁多，音乐产品以及系列的商业活动随之繁荣，通过社会职业音乐的研究和分析了解社会需求，用音乐的方式对城市文化进行阐释。通过对社会职业音乐的研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社会职业音乐，使社会职业音乐的发展更加有序。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郑祖囊.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高等音乐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孙启文（1992—），女，西藏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