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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在冬尽春来、新旧交接的时节,人们迎来春节这一盛大的民族节日,春节是新生的节日,是欢快的节日,喜庆祥和是现代春节的主题。
作为新年的春节,在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正、元日、元旦、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沿。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改封建正朔,打破王朝纪年,于是推行西历,使用公元纪年,在时间上与世界同步。由于夏历合乎农时,便于民生,因此农历与公历并行,并将公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旧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就过节的人口与民族、地区数量比例及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而言),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春节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年节仪式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人们在享受着年节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民族的节日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节日这一特定的时空设置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驱旧与迎新构成传统春节的两大主题。以岁首为线,岁前驱邪除秽,岁后迎新纳福。这种时段的切分是基于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在中国民众的传统时间观念中,时间类似生命机体,它有善有恶,有生有死。岁时循环以年度为周期,它不是追随旧轨的重复,而是新一轮的循环,中国民众有着较强的更新意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月穷岁尽”,也是新年的前夕,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除夕的“团年饭”,也称“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如肉丸、鱼丸、藕丸等),以为完完全全、团团圆圆的象征,不仅家人欢聚共宴,而且要将祖先请回团年。鬼魅逐出,天神送走,祖先请回,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团年饭后,长辈要给小儿压岁钱,这既是喜庆的贺岁之礼,也是长辈给予幼儿以保护力量。人们依靠家族的集体力量共度年关。现代人欢度的年节在传统社会(特别在早期社会)人们的时间观念中,更多的是时间转换阶段的危机意识,过节与度厄在他们那里是融为一体的。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顾名思义是守候新岁。
正月初一凌晨,新年真的来到,人们开门鸣鞭燃烛迎接新年。湖北沔阳人新年开门很有意味,家长快速而有力地拉开门闩,并不停口地颂念:“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同时家人一涌而出,在大门外偏东方向燃放鞭炮,点“发宝柴”(即芦炬),称为“出天行”。旧年紧闭的大门,这时刷地打开,一关一开之间,已将民众的时间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夜关门团年,意味着人们与旧年联系的隔断,此时新年尚未来到,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空档状态,这对于将时间视为生活参照系的传统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有些诚惶诚恐,急切盼望新年。因此,子时一到,即刻开门迎年,人们重新回到了时间之中,而且是拥有了新的时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岁之初,人新物新事事新,一切都在更新之中。大门是人们进出的通道,也是家与外界的联系点与分隔点,因此门口是人们着意标新的地方。首先用新桃换下旧符,宋代以前人们在门户上方钉桃木板,书辟邪字样或刻门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桃符上写的字越来越多,并形成对仗工整寓吉祥意义的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副名联的作者,他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明朝之后,春联更为普遍。门神形象也很早从桃木走到纸上,新年贴门神在唐宋成为年节习俗。门神形象各异,主要有神荼、郁垒及秦叔宝、尉迟恭等新老门神,打鬼的钟馗也在民间被奉为门神。威猛的门神给人们以安居的心理保证。随着神异色彩的淡化,门神像逐渐衍为祝吉的年画。在清代已形成了三大年画生产地: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与山东潍县。年画题材有“推车进宝”“四季平安”“麒麟送子”等,表达了民众祈福的愿望与迎新的旨趣。与新年相应,物事惟新,人亦“从新”。人们不仅要着新衣新帽,插花戴胜,“形容改从新也”(《荆楚岁时记》),而且要饮春酒,食春盘,保健身体,以从岁时变化,所谓“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庾信《正旦蒙赵王赉酒》)。拜年是岁首的主要活动,人们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以祝新生。同时它亦隐含了人伦关系再造的意义,如朝廷有盛大的“元会”,君臣相贺,旨在确定新的君臣之义;在民间人们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乡邻的伦理关系以及与神灵的关系。广东海丰有一首新年歌唱得好:“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穷鬼日,初四人等神。”(娄子匡编《新年风俗志》)初一祭拜天地,家内拜贺,定尊卑长幼之序;初二拜亲戚邻里,联络亲情、乡情,整合乡里关系;初三送走穷鬼,以祈丰年;初四接回新神,人们以新的面貌、新的精神重新缔结人神关系。年节活动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以舞龙灯、玩社火的形式将整个社区联系起来。人们由家内到家外,由亲友到乡邻,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将节日时间活动变成社会关系更新的进程表。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所以说在传统社会民众的时间意识中,春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吃喝喝的游戏玩耍的娱乐日,她有着很强的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以娱乐休闲为主的春节,其中仍有着再造与整合社会人伦关系的意味,只是它没有乡村社会那么浓烈而已。
春节是热闹的,脆响的爆竹,大红的春联,喜庆的年画,翻腾的龙舞,都昭示着盎然的春意,一切烦恼与霉运都留在了旧岁,人们在新的岁月里追寻新的希望。从人们饱含情意的新年祝福中,我们真的为这古老民族不息的生命意识所感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只有保持我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才能为世界文化增添色彩。年节是民族情感的凝聚点,又是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文化风景,我们保存她、珍重她,让这一世界华人共享的民族文化节日,成为解不开的民族心结。不要因为她老而说她旧,不要因为今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嫌其俗,我们是中国人就该过自己的节。
(选自《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
作为新年的春节,在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正、元日、元旦、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沿。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改封建正朔,打破王朝纪年,于是推行西历,使用公元纪年,在时间上与世界同步。由于夏历合乎农时,便于民生,因此农历与公历并行,并将公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旧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就过节的人口与民族、地区数量比例及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而言),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春节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年节仪式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人们在享受着年节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民族的节日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节日这一特定的时空设置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驱旧与迎新构成传统春节的两大主题。以岁首为线,岁前驱邪除秽,岁后迎新纳福。这种时段的切分是基于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在中国民众的传统时间观念中,时间类似生命机体,它有善有恶,有生有死。岁时循环以年度为周期,它不是追随旧轨的重复,而是新一轮的循环,中国民众有着较强的更新意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月穷岁尽”,也是新年的前夕,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除夕的“团年饭”,也称“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如肉丸、鱼丸、藕丸等),以为完完全全、团团圆圆的象征,不仅家人欢聚共宴,而且要将祖先请回团年。鬼魅逐出,天神送走,祖先请回,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团年饭后,长辈要给小儿压岁钱,这既是喜庆的贺岁之礼,也是长辈给予幼儿以保护力量。人们依靠家族的集体力量共度年关。现代人欢度的年节在传统社会(特别在早期社会)人们的时间观念中,更多的是时间转换阶段的危机意识,过节与度厄在他们那里是融为一体的。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顾名思义是守候新岁。
正月初一凌晨,新年真的来到,人们开门鸣鞭燃烛迎接新年。湖北沔阳人新年开门很有意味,家长快速而有力地拉开门闩,并不停口地颂念:“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同时家人一涌而出,在大门外偏东方向燃放鞭炮,点“发宝柴”(即芦炬),称为“出天行”。旧年紧闭的大门,这时刷地打开,一关一开之间,已将民众的时间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夜关门团年,意味着人们与旧年联系的隔断,此时新年尚未来到,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空档状态,这对于将时间视为生活参照系的传统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有些诚惶诚恐,急切盼望新年。因此,子时一到,即刻开门迎年,人们重新回到了时间之中,而且是拥有了新的时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岁之初,人新物新事事新,一切都在更新之中。大门是人们进出的通道,也是家与外界的联系点与分隔点,因此门口是人们着意标新的地方。首先用新桃换下旧符,宋代以前人们在门户上方钉桃木板,书辟邪字样或刻门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桃符上写的字越来越多,并形成对仗工整寓吉祥意义的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副名联的作者,他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明朝之后,春联更为普遍。门神形象也很早从桃木走到纸上,新年贴门神在唐宋成为年节习俗。门神形象各异,主要有神荼、郁垒及秦叔宝、尉迟恭等新老门神,打鬼的钟馗也在民间被奉为门神。威猛的门神给人们以安居的心理保证。随着神异色彩的淡化,门神像逐渐衍为祝吉的年画。在清代已形成了三大年画生产地: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与山东潍县。年画题材有“推车进宝”“四季平安”“麒麟送子”等,表达了民众祈福的愿望与迎新的旨趣。与新年相应,物事惟新,人亦“从新”。人们不仅要着新衣新帽,插花戴胜,“形容改从新也”(《荆楚岁时记》),而且要饮春酒,食春盘,保健身体,以从岁时变化,所谓“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庾信《正旦蒙赵王赉酒》)。拜年是岁首的主要活动,人们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以祝新生。同时它亦隐含了人伦关系再造的意义,如朝廷有盛大的“元会”,君臣相贺,旨在确定新的君臣之义;在民间人们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乡邻的伦理关系以及与神灵的关系。广东海丰有一首新年歌唱得好:“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穷鬼日,初四人等神。”(娄子匡编《新年风俗志》)初一祭拜天地,家内拜贺,定尊卑长幼之序;初二拜亲戚邻里,联络亲情、乡情,整合乡里关系;初三送走穷鬼,以祈丰年;初四接回新神,人们以新的面貌、新的精神重新缔结人神关系。年节活动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以舞龙灯、玩社火的形式将整个社区联系起来。人们由家内到家外,由亲友到乡邻,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将节日时间活动变成社会关系更新的进程表。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所以说在传统社会民众的时间意识中,春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吃喝喝的游戏玩耍的娱乐日,她有着很强的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以娱乐休闲为主的春节,其中仍有着再造与整合社会人伦关系的意味,只是它没有乡村社会那么浓烈而已。
春节是热闹的,脆响的爆竹,大红的春联,喜庆的年画,翻腾的龙舞,都昭示着盎然的春意,一切烦恼与霉运都留在了旧岁,人们在新的岁月里追寻新的希望。从人们饱含情意的新年祝福中,我们真的为这古老民族不息的生命意识所感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只有保持我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才能为世界文化增添色彩。年节是民族情感的凝聚点,又是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文化风景,我们保存她、珍重她,让这一世界华人共享的民族文化节日,成为解不开的民族心结。不要因为她老而说她旧,不要因为今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嫌其俗,我们是中国人就该过自己的节。
(选自《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