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她是我的百合花”

　　我奶奶蔡淑馨是浙江德清一户有钱人家的长女，她的父亲是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账房（经理）蔡润甫。德清也是我们太奶奶的娘家，蔡家是她的乡亲。这个儿媳妇可以说是母亲亲自为儿子定下的姻缘，当时我爷爷刚刚经历了一场单相思的失恋。
　　我们的太奶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了解儿子，为在日本留学数年的儿子选的媳妇一定要是一位新女性。这位蔡小姐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很快赢得了我爷爷的心。他在1925年2月28日的日记里便写道：“最后，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百合花！”
　　我奶奶长着一张典型中国人选媳妇的脸，同时天然具备大家闺秀的气质，端庄贤淑，而不是妖艳轻薄。她有一对厚耳垂，我爷爷说是福相，我觉得她是旺夫。
　　1925年9月7日，在我爷爷的极力促使下，蔡家终于同意资助长女赴日留学，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我爷爷有着将他未婚妻打造成时代女性的愿望，而我奶奶也有着不做花瓶的决心。她在1927年下半年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
　　摩登的上海，1930年那张结婚照上的他俩是一对璧人。

爷爷驶入快速道，奶奶留在了原地

　　“左翼十年”对于我爷爷来说，是“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而对于我奶奶则是放弃职业女性的理想，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支持我爷爷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奶奶对丈夫事业的最大理解。
　　我奶奶的油画，色调不灿烂，情绪不阳光。相反，在她的国画里，构图、色彩和线条却平衡和谐。虽然她是家中的长女，可是母亲的早逝，需要她接受和面对前后的两任继母及随即出生的弟妹们，她在心理上总会有不安全感的阴影，这也使她在气质上多少有些忧郁。好在上帝给了她一个能干而又负责任的丈夫，尽管他们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1937年抗战爆发，我奶奶最宝贝的儿子——我爸爸出生了。与此同时，周恩来给我爷爷派了新的任务，赴广州办《救亡日报》。从此，我爷爷的人生驶入了快速道，我奶奶则留在了原地。我爷爷把这种离愁别绪写进了剧本《一年间》《心防》和《愁城记》里，他心中的孤岛上海如同老舍笔下《四世同堂》里的北平。

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

　　中年是丰富的，收获了果实，也凋零了落叶。爷爷奶奶曾经是那样的郎才女貌，在他们登对的外表背面，是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爷爷刚毅，奶奶柔弱；爷爷坚定，奶奶迷茫；爷爷理性，奶奶情绪化……爷爷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革命者，奶奶依然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这之间所有的距离，没有改变他们的家庭轨迹，有一对双方珍爱的儿女，他们的爱情转化为坚固的亲情。
　　抗战后回到上海，奶奶做过一段时期的小学校长。1949年以后，爷爷索性就让她辞职回家了，她本来也不是社会型的人。爷爷希望奶奶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里去，一如既往地支持她。我姑姑去蘇联留学后，我爸爸也是有机会的，但是，爷爷考虑到自己公务繁忙，奶奶的感情很寂寞，她一门心思都在这个儿子身上，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留在身边是对她的感情抚慰。于是，就没有同意儿子去留学，在上海念完交通大学以后，去良乡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北京教书。
　　奶奶是个很念旧的人，她的朋友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友谊的延续。她没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圈子又很小，每天待在家里写字、画画、管家务。其实，她过得很吃力。

奶奶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一些

　　1972年9月以后，先后有过5次探监，每一次家里都要紧张忙活一阵。大家都想给爷爷带最好的东西，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奶奶熬了一锅火腿老母鸡，将清汤滗出来倒进玻璃瓶装上。爸爸好不容易买到中华烟，掰掉过滤嘴，塞进大前门的纸烟盒里。
　　1975年6月3日，爷爷被送至秦城监狱，这是问题要解决的前兆。7月12日清晨，宣布爷爷解除“监护”，关了这么多年，爷爷的语言表达出现了障碍。迎接他的家，已经破败了，几件不成套的红木家具散落在凌乱的客厅里，也就是爷爷回来后睡觉的地方。奶奶房间隔断上糊的高丽纸破烂不堪，家里不成样子。
　　大黄猫“博博”病了，从6月底就不吃不喝了，预感到老主人要回来，坚持要见最后一面。爸爸记述：“7月12日中午，老头回来，博博已经站不起来。后腿不能动了，靠两只前爪，爬到老头坐的藤椅下，望着老头，父亲十分难过，到了半夜博博就去世了。”爷爷被逐出了社会生活，远离了政治核心的漩涡，他每天在家里负责帮奶奶记菜账，替我爸爸管理一下我这个小孙女。
　　自从爷爷回来后，奶奶整个人都像是绷紧的弦突然一下子松开了，精神头越来越不济，爷爷跟她已经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了。她还是每天操持着家务，上午提着竹篮子去买菜，一早一晚雷打不动地听着广播学英语和日语。然后是反反复复读报。
　　我们家这粒完卵，能从这场浩劫中得以幸存，就是靠奶奶在惊吓、折磨、恐惧和孤独中支撑下来的。她年轻时，对爷爷的爱称是日语的“猫”，那时，爷爷只能给她留下一只老猫。哪怕是最绝望的时刻，奶奶和大黄猫也是坚信爷爷会活着回来的。一家人就这么死守了8年零7个月。

他心里清楚她病了

　　奶奶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们家公认她的字比爷爷写得好。她每天坚持吃山药，如果没有买到山药，就吃山药豆。她自己缝了一个长形的小布袋，里面装满了干黄豆，她用这个东西敲腿，一边敲一边数，可是我总是听见她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八……十七、十八……
　　奶奶的头发全白了，她早上起来梳头发的时候，还保留着老习惯，肩上要搭一块梳头的布，她用的东西色彩都很讲究，这块布也是她早年从日本带回来的。她对自己的头发很精心，慢慢地、细细地梳，一根一根长长的白发掉落在那块青灰色的衬布上。
　　爷爷对这种状况是无言的，他心里清楚她病了。奶奶比爷爷小4岁，比爷爷早11年离世。1989年11月20日，爷爷写信告诉他们的留日朋友钱青：“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时年八十，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真善美是一个三角，如果缺了顶上的‘真’，没有了左边的‘善’，右边的‘美’也就不存在了。而相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心机和算计，单纯和善良才是最可贵的。”
　　或许，奶奶留给爷爷记忆的，始终都是那朵盛开的百合花。
　　（摘自《北京青年报》，本刊有删节）（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