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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個小城市，算上氹仔島和路環島，總共不過29平方公里，人口卻已達到55萬，算得上世界上最為擁擠的地方之一了。澳門城市雖小，但由於她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扮演過特殊角色，決定了她的內涵並不簡單。不論是政治方面、經濟方面亦或是歷史文化方面，澳門都同樣具備其獨特的地位。自從16世紀開埠以來，澳門受到來自西方以葡語國家為主的教會文化、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嶺南文化及傳統的中國儒釋文化影響，逐漸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澳門文化，澳門也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之所，在文化碰撞日益激烈的今天散發出迷人的芳香。隨著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東西方之間文化商貿交流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主旋律，處於東西文化交匯處的澳門日益彰顯出獨特的魅力與地位。當然，與之相對應的還有人們逐漸關注到的澳門的地區責任問題。
一、中西交融的
現代化古典小城
澳門雖是小城，但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地位特殊，故而名聲顯著，總是能躋身於北京、上海、香港等國際化都市之列。若論城市形象，北京、上海、香港均是世界著名的超級城市，自身身份均是不凡，且城市形象十分外露。北京是天潢貴胄，巍峨萬象，莊重凝華；上海則如巨商大賈，金珠寶氣，流光溢彩；香港更是號稱自由之港、購物天堂，四海來客，五洲物豐，是世人矚目的驕子。相比之下，澳門的形象要低調得多。從外表看，澳門不事張揚，除了極盡奢華的賭場之外，其實小城內在含蓄寧靜，悠然自得，甚至看不出太多現代化元素出來。這正像極了澳門的市花白蓮花，芬芳自華卻並不招搖。人常說人的形象是其修養的外露，這話用在城市身上似乎也同樣適用，澳門的形象即是澳門的修養。澳門的修養是由澳門居民用幾代人的文化共同營造而成的，而這種文化也已經是一個族群融合之後的混血兒了。澳門在其城市發展歷史上，雖然是由葡萄牙人開創，但城市性格與形象的形成似乎注入了每一位澳門本地居民的特徵。澳門本地居民主要由三大族群構成，分別是土生葡人、廣東族群與福建族群，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廣東族群。因此，在生活理念和倫理習俗等文化領域，澳門保留著最多的廣東元素。譬如廣東話、廣東菜、廣東的早茶以及廣東的粵劇甚至媽閣廟，廣東元素在澳門幾乎無處不在。但澳門文化又絕非廣東文化的簡單移植，流連於澳門街頭，隨處可見的又是拉丁風格的建築，無論是崗頂前地的聖約瑟修院大樓及聖堂、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丁教堂，還是議事廳前地的大堂、玫瑰堂，又或是氹仔的土生葡人原住地“龍環葡韻”，它們或古樸厚重，或清新寧雅，身在其中，非常容易產生拉丁風情的文化共鳴，間或遇到幾個操著一口流利粵語的土生葡人，一時甚至會讓人產生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出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福建族群對澳門文化的影響力，福建的福州、廈門、泉州等地在澳門有著較大的移民族群，他們在用自己的勤勞和汗水築建這座城市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澳門文化中敢於冒險、開放與奮發進取的精神。
澳門是賭城，博彩文化是澳門給世人印象最深的文化特質。自2002年澳門開放博彩業，並由一家牌照變為六家之後，澳門博彩經濟突發井噴，一日千里，已經為澳門經濟帶來十餘年的快速增長，澳門亦藉此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上博彩業最發達的第一賭城。既是賭城，澳門人自然是“以賭為業”者居多，雖然許多人並不一定是在賭場工作，但澳門的產業之中真正要說與賭無關的，又有幾個呢？因此，稱澳門以賭立市可能略顯過分，但也相差未幾了。不過，雖然是賭城，城中賭場林立，但澳門本地居民嗜賭者並不多。本地人中出入賭場者，多是賭場中的從業者，而鮮有濫賭豪博者，這是因為他們人人都明白“小賭怡情，濫賭卻為萬惡之源”的道理。雖然博彩是澳門賴以發家的產業，但博彩從業者並不被澳門社會普遍認可，多數學業有成者還是願意投身到商業、教育、公共部門等傳統認為更為“高尚”的職業中去，人們普遍尊重的也還是有學識、有文化的人群。因而澳門的文化中雖容納博彩元素，但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是處於主流地位的。
澳門就像是不夜之城中那五光十色、閃爍迷人的霓虹燈，人們用不同的角度觀察就能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澳門。它既是具有現代化元素的傳統小城，又是吞金吐銀的賭博之城，亦是古韻濃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城，還是中西方交相輝映的文化之城，卻更是是風尚獨特的休閒之城。
二、近現代以來
澳門的地區責任不彰
澳門於16世紀時就由葡國人開埠，在三個多世紀以來的時間裡，因為地方狹小，且葡國人的治理粗疏，經濟發展一直並不顯著，澳門社會一直以來並沒有引起人們過多的關注。隨著澳門經濟的騰飛，特別是回歸以後澳門“文化之城”、“東西方交融之城”、“歷史文化遺產之城”、“賭城”等形象彰顯於世之後，彈丸之地的澳門似乎瞬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所在，不僅在經濟上勇猛精進，而且在國際國內事務上從一片空白到逐漸有所建樹，如成功舉辦東亞運動會、吸引“國際印度電影頒獎禮（IIFA）”落戶、一系列國際國內重要會議在澳舉辦……而人們所常常論及的“兩岸三地”已經轉悄然變成了“兩岸四地”，澳門正試圖構建自己在國際、國內事務上積極參與者乃至組織者的身份，而且正依靠自己的努力開始在各種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個嶄新的國際化城市形象已經越來越清晰的展現於世人眼前。
城市的崛起必連帶著城市責任的彰顯，自古至今的那些光輝奪目的城市莫不如此。如揚州是伴隨著漕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而潮起潮落，上海是因近現代工商業的極度興盛而成為世界名城，深圳則更是因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角色而由一個邊陲小鎮變身為聲震世界的現代化都市。澳門雖然得益於“一國兩制”，並借助博彩業的異軍突起而一舉突破成為國際著名城市，但若不能有效利用各種有利因素，找准自身的定位並勇於承擔區域責任，在現今區域競爭日趨激烈化、個性化的時代，勢必呈現“其興也快，其衰也速”的結局。
澳門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極為重要的新興地區，這一點是廣大瞭解澳門狀況的人士的基本看法。但是，澳門地位的迅速升騰有著其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澳門產業結構的獨特性加上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制”思路，成就了澳門的今天。筆者認為，澳門雖然在回歸以來的國際國內事務參與方面成績斐然，但相對於其獨特的地位而言，澳門的地區責任遠未彰顯，這是多數澳門人至今為止未曾意識到的危機層面。這種責任可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來解說。首先是經濟上，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粗放模式逐漸進入尾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已經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全面展開，珠三角各地的產業正面臨從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以及低產出的舊“三高一低”模式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產出以及低污染的新“三高一低”模式轉變。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快速的城市，澳門已經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發展中聚集了大量高端服務、金融、旅遊等方面的技術和經驗，並有著較為豐富的資本積累，這些正是區域周邊城市所普遍缺乏而急需的。無論是從澳門自身的發展還是從區域發展的角度，澳門本應發揮區域龍頭的作用，利用自身的技術、經驗、資金優勢，帶動本區域珠海、中山、江門乃至深圳等地的產業升級以及產業集聚發展，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與產業帶。但由於種種原因，澳門不僅沒有借助自身的優勢發揮地區責任，反而耽身於由博彩業一枝獨秀而帶來的尖沖式發展而與周邊區域的經濟環境漸行漸遠，乃至幾乎成為珠三角經濟圈中的一塊突兀的“飛地”；再看政治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帶來了澳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但社會發展卻明顯滯後。儘管經濟領域成就斐然，澳門社會政治生態仍處於較為原生的模式。以社團治理模式運行的社會治理體系，雖然回歸之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與澳門政府的努力之下，逐漸得以規範並對澳門的政治生活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由於澳門本地社會基礎薄弱，社團政治模式仍遠未成熟，致使澳門社會的政治意識、政治參與程度以及政府與社團之間的政治溝通等均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澳門社會政治生態的不成熟，使得澳門在與內地乃至香港、臺灣等地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失去自己的獨立性而缺乏話語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若澳門不能在“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下營造出更顯生機的社會形態，如何能夠保持澳門這個區區55萬人口的小城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呢？進而言之，當初中央許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50年後澳門以何種狀態維持發展呢？ 三、澳門應成為“一國兩制”
的成功典範
“一國兩制”的實施，實現了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回歸之後十多年香港、澳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生活穩定發展的歷程顯示出當初“一國兩制”給香港、澳門帶來的巨大成功。但是居安思危，澳門沒有理由躺在成功的慶功簿上安享太平，而是要看到後“一國兩制”社會澳門發展的延續與善後問題的複雜性和長期性。
“一國兩制”的政策預設期是五十年，這與決策者當初的政治智慧與心理預期是分不開的。一方面，經過五十年左右的發展，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應該能夠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高度，而政治生態也應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成熟，到時逐步實現兩種社會制度下經濟社會的融合應該少些障礙；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希望通過澳門、香港的成功實踐，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積累經驗、創造契機。但在“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人們也發現，隨著港澳兩地與內地交流的日益密切，“一國兩制”下制度的跳躍帶來的不適感逐漸顯露出來，不同制度之間指導思想和行為方式的碰撞也開始出現。以發展的眼光看，這種不適感和碰撞勢必隨著不同制度下的社會融合度加深而更為複雜，同時也會是長期存在的，它只能通過漫長的社會融合與制度變遷逐漸消弭。因此，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踐者和受益者，澳門必須要著眼於不同社會形態的交融，為“一國兩制”下社會經濟的對接與融合開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從而進一步確立澳門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這是澳門所有民眾應當認識清楚的一件涉及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澳門是一個具有獨特政治氛圍的地區，與普通社會政黨政治與社團社會相結合的社會形態不同，社團文化以及社團政治模式在澳門的治理中佔據重要地位。可以說澳門的政治生活處在政黨政治前期的一種類似原生態的環境之下。經濟高度發展，政治原生態化，這樣一個澳門，在“一國兩制”下完成社會構建與成熟過程的經驗，對於未來的國家統一與區域融合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已經實施“一國兩制”的兩地之中，澳門相對香港而言更加具有試驗價值。這是因為澳門社會由於缺乏較為成熟的管理體系，從本質而言，相比香港社會更加鬆散和脆弱，如果能夠在以澳門為核心的地區構建起一個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的範本，顯然“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會更加凸顯，從而也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澳門進行“一國兩制”下社會經濟發展與融合的實踐比其他地區具有更好的有利條件。首先，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澳門地區經濟結構簡單。這使得在進行跨地區經濟協作的過程中，處理產業之間關係時更加方便和簡捷，而不用過多考慮地區之間複雜的多部門協作模型的構建與調試；第二，澳門與珠海之間就有一塊天然的合作寶地——橫琴。橫琴不僅可供開發面積合適，而且由於中央政府的高瞻遠矚使之在此之前一直保持著未開發狀態，在一張空白的紙張上澳門和珠海之間更有可能描繪出精彩的協作圖案出來，因而能夠為“一國兩制”下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融合提供最好的試驗地；第三，回歸以來澳門與內地之間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相互認同感，具有良好的合作感情基礎。這也使得在以“一國兩制”來處理澳門與珠海之間的協作問題時，能夠更容易達成一般共識。第四，隨著港珠澳大橋以及廣珠西線的建成通車，使得廣州、香港、珠海、澳門乃至深圳這五個珠三角地區最核心的中心城市形成了一個“兩小時都市圈”，澳門身處港珠澳大橋和廣珠西線的交匯處，其政治、經濟影響的輻射半徑陡然大增，其“一國兩制”的實踐價值更加成為世人眼中焦點。
通過“一國兩制”下澳門與珠海的協作，努力擴大“一國兩制”的適用範圍，最大限度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效果，用一個成功典範為以“一國兩制”為基礎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行動提供更有參考價值的範本，這是澳門最大的責任。
四、澳門地區責任的實現途徑
澳門實現地區責任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與珠海在橫琴新區的深度合作，利用“一國兩制”下新區的政策優勢，積極創建粵港澳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徑，使橫琴新區能夠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不同制度地區合作的優秀範本。隨著2009年國務院在《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對橫琴開發正式作出批復，為澳珠兩地共同矚目的橫琴新區開發工作正式啟動了。根據規劃，橫琴新區的發展目標是“通過重點發展商務服務、休閒旅遊、科教研發和高新技術產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鼓勵金融創新，實行更加開放的產業和資訊化政策等，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的新平臺。”這不正是澳門實現地區責任所必須做到的嗎？
在橫琴新區開發的背景下，筆者認為，澳門要實現擔負地區責任的目標，需要有一個清晰的實現路徑，這個路徑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橫琴的建設鋪開的。首先，澳門必須儘快全面加入橫琴新區的開發構想與規劃之中。橫琴新區的建設，不是珠海的橫琴開發區的建設，而是依託澳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粵澳合作的新模式。因此在橫琴新區的開發過程中，澳門不僅應該參與，而且應該擁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而沒有澳門參與的橫琴新區規劃，則將讓新區的開發無論是意義還是成功的可能性都會大減。第二，橫琴新區的開發作為一個探索性的合作行為，在起步階段應該緩步慢行，在取得澳珠雙方的高度認同時再逐漸加快步伐，而不是在開始階段就全面攤開、大幹快上。這是因為長時間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澳珠合作並不順暢，無論是經濟合作還是政治溝通，澳珠之間並沒有取得起碼的一致性。在這樣一種基礎上進行創新性合作還需要時間的檢驗，而橫琴作為澳珠合作最為重要的一塊稀缺性的“寶地”，一旦開發失敗，對於澳門來說其損失將無法估量。第三，橫琴新區的合作開發，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甚至應該包括政治方面。未來橫琴新區社會發展的模式，完全也可以在“一國兩制”下進行各種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這種探索可以為將來我國不同制度下的社會融合問題提供重要的經驗，如能獲得成功，將是真正的“一國兩制”的全面成功。那時候，將“一國兩制”的經驗超越港澳，推廣到祖國的統一大業，將會有著更大的說服力和指導意義，澳門的地區責任也將會由此載入中華民族史冊。
（作者單位：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一、中西交融的
現代化古典小城
澳門雖是小城，但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地位特殊，故而名聲顯著，總是能躋身於北京、上海、香港等國際化都市之列。若論城市形象，北京、上海、香港均是世界著名的超級城市，自身身份均是不凡，且城市形象十分外露。北京是天潢貴胄，巍峨萬象，莊重凝華；上海則如巨商大賈，金珠寶氣，流光溢彩；香港更是號稱自由之港、購物天堂，四海來客，五洲物豐，是世人矚目的驕子。相比之下，澳門的形象要低調得多。從外表看，澳門不事張揚，除了極盡奢華的賭場之外，其實小城內在含蓄寧靜，悠然自得，甚至看不出太多現代化元素出來。這正像極了澳門的市花白蓮花，芬芳自華卻並不招搖。人常說人的形象是其修養的外露，這話用在城市身上似乎也同樣適用，澳門的形象即是澳門的修養。澳門的修養是由澳門居民用幾代人的文化共同營造而成的，而這種文化也已經是一個族群融合之後的混血兒了。澳門在其城市發展歷史上，雖然是由葡萄牙人開創，但城市性格與形象的形成似乎注入了每一位澳門本地居民的特徵。澳門本地居民主要由三大族群構成，分別是土生葡人、廣東族群與福建族群，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廣東族群。因此，在生活理念和倫理習俗等文化領域，澳門保留著最多的廣東元素。譬如廣東話、廣東菜、廣東的早茶以及廣東的粵劇甚至媽閣廟，廣東元素在澳門幾乎無處不在。但澳門文化又絕非廣東文化的簡單移植，流連於澳門街頭，隨處可見的又是拉丁風格的建築，無論是崗頂前地的聖約瑟修院大樓及聖堂、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丁教堂，還是議事廳前地的大堂、玫瑰堂，又或是氹仔的土生葡人原住地“龍環葡韻”，它們或古樸厚重，或清新寧雅，身在其中，非常容易產生拉丁風情的文化共鳴，間或遇到幾個操著一口流利粵語的土生葡人，一時甚至會讓人產生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出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福建族群對澳門文化的影響力，福建的福州、廈門、泉州等地在澳門有著較大的移民族群，他們在用自己的勤勞和汗水築建這座城市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澳門文化中敢於冒險、開放與奮發進取的精神。
澳門是賭城，博彩文化是澳門給世人印象最深的文化特質。自2002年澳門開放博彩業，並由一家牌照變為六家之後，澳門博彩經濟突發井噴，一日千里，已經為澳門經濟帶來十餘年的快速增長，澳門亦藉此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上博彩業最發達的第一賭城。既是賭城，澳門人自然是“以賭為業”者居多，雖然許多人並不一定是在賭場工作，但澳門的產業之中真正要說與賭無關的，又有幾個呢？因此，稱澳門以賭立市可能略顯過分，但也相差未幾了。不過，雖然是賭城，城中賭場林立，但澳門本地居民嗜賭者並不多。本地人中出入賭場者，多是賭場中的從業者，而鮮有濫賭豪博者，這是因為他們人人都明白“小賭怡情，濫賭卻為萬惡之源”的道理。雖然博彩是澳門賴以發家的產業，但博彩從業者並不被澳門社會普遍認可，多數學業有成者還是願意投身到商業、教育、公共部門等傳統認為更為“高尚”的職業中去，人們普遍尊重的也還是有學識、有文化的人群。因而澳門的文化中雖容納博彩元素，但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是處於主流地位的。
澳門就像是不夜之城中那五光十色、閃爍迷人的霓虹燈，人們用不同的角度觀察就能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澳門。它既是具有現代化元素的傳統小城，又是吞金吐銀的賭博之城，亦是古韻濃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城，還是中西方交相輝映的文化之城，卻更是是風尚獨特的休閒之城。
二、近現代以來
澳門的地區責任不彰
澳門於16世紀時就由葡國人開埠，在三個多世紀以來的時間裡，因為地方狹小，且葡國人的治理粗疏，經濟發展一直並不顯著，澳門社會一直以來並沒有引起人們過多的關注。隨著澳門經濟的騰飛，特別是回歸以後澳門“文化之城”、“東西方交融之城”、“歷史文化遺產之城”、“賭城”等形象彰顯於世之後，彈丸之地的澳門似乎瞬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所在，不僅在經濟上勇猛精進，而且在國際國內事務上從一片空白到逐漸有所建樹，如成功舉辦東亞運動會、吸引“國際印度電影頒獎禮（IIFA）”落戶、一系列國際國內重要會議在澳舉辦……而人們所常常論及的“兩岸三地”已經轉悄然變成了“兩岸四地”，澳門正試圖構建自己在國際、國內事務上積極參與者乃至組織者的身份，而且正依靠自己的努力開始在各種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個嶄新的國際化城市形象已經越來越清晰的展現於世人眼前。
城市的崛起必連帶著城市責任的彰顯，自古至今的那些光輝奪目的城市莫不如此。如揚州是伴隨著漕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而潮起潮落，上海是因近現代工商業的極度興盛而成為世界名城，深圳則更是因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角色而由一個邊陲小鎮變身為聲震世界的現代化都市。澳門雖然得益於“一國兩制”，並借助博彩業的異軍突起而一舉突破成為國際著名城市，但若不能有效利用各種有利因素，找准自身的定位並勇於承擔區域責任，在現今區域競爭日趨激烈化、個性化的時代，勢必呈現“其興也快，其衰也速”的結局。
澳門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極為重要的新興地區，這一點是廣大瞭解澳門狀況的人士的基本看法。但是，澳門地位的迅速升騰有著其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澳門產業結構的獨特性加上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制”思路，成就了澳門的今天。筆者認為，澳門雖然在回歸以來的國際國內事務參與方面成績斐然，但相對於其獨特的地位而言，澳門的地區責任遠未彰顯，這是多數澳門人至今為止未曾意識到的危機層面。這種責任可以從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來解說。首先是經濟上，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粗放模式逐漸進入尾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已經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全面展開，珠三角各地的產業正面臨從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以及低產出的舊“三高一低”模式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產出以及低污染的新“三高一低”模式轉變。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快速的城市，澳門已經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發展中聚集了大量高端服務、金融、旅遊等方面的技術和經驗，並有著較為豐富的資本積累，這些正是區域周邊城市所普遍缺乏而急需的。無論是從澳門自身的發展還是從區域發展的角度，澳門本應發揮區域龍頭的作用，利用自身的技術、經驗、資金優勢，帶動本區域珠海、中山、江門乃至深圳等地的產業升級以及產業集聚發展，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與產業帶。但由於種種原因，澳門不僅沒有借助自身的優勢發揮地區責任，反而耽身於由博彩業一枝獨秀而帶來的尖沖式發展而與周邊區域的經濟環境漸行漸遠，乃至幾乎成為珠三角經濟圈中的一塊突兀的“飛地”；再看政治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帶來了澳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但社會發展卻明顯滯後。儘管經濟領域成就斐然，澳門社會政治生態仍處於較為原生的模式。以社團治理模式運行的社會治理體系，雖然回歸之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與澳門政府的努力之下，逐漸得以規範並對澳門的政治生活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由於澳門本地社會基礎薄弱，社團政治模式仍遠未成熟，致使澳門社會的政治意識、政治參與程度以及政府與社團之間的政治溝通等均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澳門社會政治生態的不成熟，使得澳門在與內地乃至香港、臺灣等地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失去自己的獨立性而缺乏話語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若澳門不能在“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下營造出更顯生機的社會形態，如何能夠保持澳門這個區區55萬人口的小城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呢？進而言之，當初中央許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50年後澳門以何種狀態維持發展呢？ 三、澳門應成為“一國兩制”
的成功典範
“一國兩制”的實施，實現了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回歸之後十多年香港、澳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生活穩定發展的歷程顯示出當初“一國兩制”給香港、澳門帶來的巨大成功。但是居安思危，澳門沒有理由躺在成功的慶功簿上安享太平，而是要看到後“一國兩制”社會澳門發展的延續與善後問題的複雜性和長期性。
“一國兩制”的政策預設期是五十年，這與決策者當初的政治智慧與心理預期是分不開的。一方面，經過五十年左右的發展，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應該能夠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高度，而政治生態也應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成熟，到時逐步實現兩種社會制度下經濟社會的融合應該少些障礙；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希望通過澳門、香港的成功實踐，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積累經驗、創造契機。但在“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人們也發現，隨著港澳兩地與內地交流的日益密切，“一國兩制”下制度的跳躍帶來的不適感逐漸顯露出來，不同制度之間指導思想和行為方式的碰撞也開始出現。以發展的眼光看，這種不適感和碰撞勢必隨著不同制度下的社會融合度加深而更為複雜，同時也會是長期存在的，它只能通過漫長的社會融合與制度變遷逐漸消弭。因此，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踐者和受益者，澳門必須要著眼於不同社會形態的交融，為“一國兩制”下社會經濟的對接與融合開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從而進一步確立澳門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這是澳門所有民眾應當認識清楚的一件涉及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澳門是一個具有獨特政治氛圍的地區，與普通社會政黨政治與社團社會相結合的社會形態不同，社團文化以及社團政治模式在澳門的治理中佔據重要地位。可以說澳門的政治生活處在政黨政治前期的一種類似原生態的環境之下。經濟高度發展，政治原生態化，這樣一個澳門，在“一國兩制”下完成社會構建與成熟過程的經驗，對於未來的國家統一與區域融合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已經實施“一國兩制”的兩地之中，澳門相對香港而言更加具有試驗價值。這是因為澳門社會由於缺乏較為成熟的管理體系，從本質而言，相比香港社會更加鬆散和脆弱，如果能夠在以澳門為核心的地區構建起一個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的範本，顯然“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會更加凸顯，從而也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澳門進行“一國兩制”下社會經濟發展與融合的實踐比其他地區具有更好的有利條件。首先，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澳門地區經濟結構簡單。這使得在進行跨地區經濟協作的過程中，處理產業之間關係時更加方便和簡捷，而不用過多考慮地區之間複雜的多部門協作模型的構建與調試；第二，澳門與珠海之間就有一塊天然的合作寶地——橫琴。橫琴不僅可供開發面積合適，而且由於中央政府的高瞻遠矚使之在此之前一直保持著未開發狀態，在一張空白的紙張上澳門和珠海之間更有可能描繪出精彩的協作圖案出來，因而能夠為“一國兩制”下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融合提供最好的試驗地；第三，回歸以來澳門與內地之間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相互認同感，具有良好的合作感情基礎。這也使得在以“一國兩制”來處理澳門與珠海之間的協作問題時，能夠更容易達成一般共識。第四，隨著港珠澳大橋以及廣珠西線的建成通車，使得廣州、香港、珠海、澳門乃至深圳這五個珠三角地區最核心的中心城市形成了一個“兩小時都市圈”，澳門身處港珠澳大橋和廣珠西線的交匯處，其政治、經濟影響的輻射半徑陡然大增，其“一國兩制”的實踐價值更加成為世人眼中焦點。
通過“一國兩制”下澳門與珠海的協作，努力擴大“一國兩制”的適用範圍，最大限度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效果，用一個成功典範為以“一國兩制”為基礎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行動提供更有參考價值的範本，這是澳門最大的責任。
四、澳門地區責任的實現途徑
澳門實現地區責任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與珠海在橫琴新區的深度合作，利用“一國兩制”下新區的政策優勢，積極創建粵港澳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徑，使橫琴新區能夠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不同制度地區合作的優秀範本。隨著2009年國務院在《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對橫琴開發正式作出批復，為澳珠兩地共同矚目的橫琴新區開發工作正式啟動了。根據規劃，橫琴新區的發展目標是“通過重點發展商務服務、休閒旅遊、科教研發和高新技術產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鼓勵金融創新，實行更加開放的產業和資訊化政策等，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的新平臺。”這不正是澳門實現地區責任所必須做到的嗎？
在橫琴新區開發的背景下，筆者認為，澳門要實現擔負地區責任的目標，需要有一個清晰的實現路徑，這個路徑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橫琴的建設鋪開的。首先，澳門必須儘快全面加入橫琴新區的開發構想與規劃之中。橫琴新區的建設，不是珠海的橫琴開發區的建設，而是依託澳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粵澳合作的新模式。因此在橫琴新區的開發過程中，澳門不僅應該參與，而且應該擁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而沒有澳門參與的橫琴新區規劃，則將讓新區的開發無論是意義還是成功的可能性都會大減。第二，橫琴新區的開發作為一個探索性的合作行為，在起步階段應該緩步慢行，在取得澳珠雙方的高度認同時再逐漸加快步伐，而不是在開始階段就全面攤開、大幹快上。這是因為長時間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澳珠合作並不順暢，無論是經濟合作還是政治溝通，澳珠之間並沒有取得起碼的一致性。在這樣一種基礎上進行創新性合作還需要時間的檢驗，而橫琴作為澳珠合作最為重要的一塊稀缺性的“寶地”，一旦開發失敗，對於澳門來說其損失將無法估量。第三，橫琴新區的合作開發，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甚至應該包括政治方面。未來橫琴新區社會發展的模式，完全也可以在“一國兩制”下進行各種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這種探索可以為將來我國不同制度下的社會融合問題提供重要的經驗，如能獲得成功，將是真正的“一國兩制”的全面成功。那時候，將“一國兩制”的經驗超越港澳，推廣到祖國的統一大業，將會有著更大的說服力和指導意義，澳門的地區責任也將會由此載入中華民族史冊。
（作者單位：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