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引领新常态的提法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新常态也许是一个愿景，希望从原来的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长到提高质量效益的新水平上。
但是这个愿景并不能自然实现，要达到新常态的目标，必须努力引领，而引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所以把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放在改革上，因此改革任务重。
金融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停过，而且成效卓著。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今天体系已经非常完善，金融指标已经在全球领先。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比较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几天的交易量是世界第一，这些是足以让我们自傲的一些成就。
但是面向新常态，面向一个更高的要求，就发现金融体系有诸多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妨碍我们向新常态的愿景发展。
所以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就应当着力于去克服这些缺陷。我们对金融改革曾经有很多的阐述，最新的目标是让金融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在引导资源配置上的功能，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经过三十余年卓越有成效的改革，金融体制当中还有哪些缺陷阻止我们迈向更高的平台？
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有非常完备的体系，但是整个金融运行的基准是不牢靠的。所谓三个基准即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汇率没有常态化，收益率曲线还没有形成。这三个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均衡。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去几十年里由金融引导的资源配置有可能是扭曲的，因此下一步的目标是三个基准的完善。
对于利率，中央银行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但是从智库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放开存款和管制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创造条件让所有的金融产品交易起来，金融市场化的要义是交易，而不说定量多高。当在交易中无数次交易和无数次试错，达到我们宏观利率水平的运行曲线上，达到从长到短的不间断的完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中央银行掌控的四个利率必须市场化。现在他们改别人，而自己手头的利率其实是一个行政确定并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贯彻的利率，这不是市场化。利率的风险结构、期限结构必须由市场决定，调控必须通过市场化手段。
汇率。通过这些年的调整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有几个观察角度，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当局是不是频繁地出现，是不是非常强地把汇率往某个方向引导，如果是，那么汇率市场化、弹性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我认为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中国恰恰在利率改革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收益率曲线。我们要创造一个无风险，按期限排列的平滑的曲线，为我们全社会的投资、存款、贷款、金融活动提供基准。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收益率曲线，但是还需要完善，至于收益率曲线是基于国债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银行间的市场形成的，抑或是基于混合技术形成的，争论不休。
第二，为金融市场的运行要提供基准。为金融体系提供一种机制，能够稳定的提供长期资金，提供权益性资金。中国到现在是不缺乏资金的，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是不可能短缺的，如果有短缺也是体制、机制上扭曲了它，资金是不缺的。缺的是什么？第一，缺长期资金。中国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要投资，就要有城市化、工业化，无论是哪个“化”，都需要长期资金，但中国从筹集资金来说筹集的都是短资，平均算一下是两年多，但是资金使用平均是四年。所以，金融改革就是要扭转资源错配。现在都是长期资金，而长期资金的不足会给商业银行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理论上不能发放中长期贷款，但我们已经发了60%，潜在的都是风险，因此长期资金的筹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落在实处，不要落在口头上。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投资所占市场比重持续下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把它成为直接融资的工具，债券发展得很快，但是中国债券是A银行发，B银行买，绕来绕去变成一个间接公式，所以要把以企业作为债务人发行信用债券;现在我们还需要发展长期资金的机构，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尝试建立面向住房市场的住房金融机构，面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机构。这样我们才能把期限结构扭过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金融机构，在目前体制下，当非金融机构拿到资金时就变成负债了，我们要发展权益类的公益机制，更重要的是放开民间金融，破除从解放初期就开始的国家信用短期。
第三，需要解决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问题。中国的债务率、杠杆率在结构上没问题，但是总量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企业负债率过高。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资金筹集机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持续不断的筹集机制，这些机制都是阻隔;第二，地方政府负债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条改革任务里面有一个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很严重。
各级政府，尤其到县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债务率非常高。如果说经济下行、房地产不行、城镇化转型，那么传统筹集资金还款机制就受到阻隔，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企业债务率过高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开放型经济体的目标。
其中有三个阻碍：第一，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第二，人民币没有完全兑换;第三，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现在主要的资本项目开放，就是两个向内，三个向外。两个向内，非居民用外币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债券，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股票是受到限制的，下一步应该放开。人民币投资于外币定值的股票和资产。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人民币兑换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需要制度清算，而且设施也需要进一步建设。最后，国际化的问题。我的主张是这个问题不要涨落得太厉害。我们可以避免货币种类的筹备，债务、债权，因为定值种类不同，可能有错配的问题，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本身也有弊端，因为它会使得发生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事情都会影响货币政策——“人在家中坐，货币从天上来”。我们必须承担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义务。所以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国际化，所以我们也要稳步推进，静观其变是应有的态度。
第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的机构、个人，已经获得了过分的金融服务，但是广大的普罗大众并没有获得金融服务。这么多年来我们剥夺了很多企业和个人，乃至很多的机构享受天赋人权的机会，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六个字一个句号——发展普惠金融。
什么叫普惠金融？金融是服务社会的行业，现在它要能够为大众服务。我们要创新理念，创新体制、机构、市场工具，创新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为普惠金融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上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让非金融机构之间，让居民和非金融机构之间不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信用的相互提供，他们的活动可以用一般的工商法规范，不必要用金融法规范。
最后，我们的监管体系已经有了模型，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机构监管还是很原始的监管状态，需要发展为公共监管。什么事归什么机构监管，银行机构做证券业务就管证券业务。银监保的规则不一样，于是就导致不同的监管套利。研究显示，正是由于监管之间的互相补充协调，以至于机构套利，正常的金融交易都需要经过很多次交易，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监管协调问题。如果不协调，会出现有的事情根本没人管，有的事情是多头管，重复管，让它失去了生命力，因此监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是这个愿景并不能自然实现，要达到新常态的目标，必须努力引领，而引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所以把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放在改革上，因此改革任务重。
金融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停过，而且成效卓著。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今天体系已经非常完善，金融指标已经在全球领先。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比较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几天的交易量是世界第一，这些是足以让我们自傲的一些成就。
但是面向新常态，面向一个更高的要求，就发现金融体系有诸多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妨碍我们向新常态的愿景发展。
所以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就应当着力于去克服这些缺陷。我们对金融改革曾经有很多的阐述，最新的目标是让金融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在引导资源配置上的功能，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经过三十余年卓越有成效的改革，金融体制当中还有哪些缺陷阻止我们迈向更高的平台？
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有非常完备的体系，但是整个金融运行的基准是不牢靠的。所谓三个基准即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汇率没有常态化，收益率曲线还没有形成。这三个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均衡。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去几十年里由金融引导的资源配置有可能是扭曲的，因此下一步的目标是三个基准的完善。
对于利率，中央银行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但是从智库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放开存款和管制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创造条件让所有的金融产品交易起来，金融市场化的要义是交易，而不说定量多高。当在交易中无数次交易和无数次试错，达到我们宏观利率水平的运行曲线上，达到从长到短的不间断的完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中央银行掌控的四个利率必须市场化。现在他们改别人，而自己手头的利率其实是一个行政确定并且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贯彻的利率，这不是市场化。利率的风险结构、期限结构必须由市场决定，调控必须通过市场化手段。
汇率。通过这些年的调整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有几个观察角度，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当局是不是频繁地出现，是不是非常强地把汇率往某个方向引导，如果是，那么汇率市场化、弹性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我认为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中国恰恰在利率改革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收益率曲线。我们要创造一个无风险，按期限排列的平滑的曲线，为我们全社会的投资、存款、贷款、金融活动提供基准。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收益率曲线，但是还需要完善，至于收益率曲线是基于国债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银行间的市场形成的，抑或是基于混合技术形成的，争论不休。
第二，为金融市场的运行要提供基准。为金融体系提供一种机制，能够稳定的提供长期资金，提供权益性资金。中国到现在是不缺乏资金的，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是不可能短缺的，如果有短缺也是体制、机制上扭曲了它，资金是不缺的。缺的是什么？第一，缺长期资金。中国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要投资，就要有城市化、工业化，无论是哪个“化”，都需要长期资金，但中国从筹集资金来说筹集的都是短资，平均算一下是两年多，但是资金使用平均是四年。所以，金融改革就是要扭转资源错配。现在都是长期资金，而长期资金的不足会给商业银行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理论上不能发放中长期贷款，但我们已经发了60%，潜在的都是风险，因此长期资金的筹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落在实处，不要落在口头上。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投资所占市场比重持续下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把它成为直接融资的工具，债券发展得很快，但是中国债券是A银行发，B银行买，绕来绕去变成一个间接公式，所以要把以企业作为债务人发行信用债券;现在我们还需要发展长期资金的机构，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尝试建立面向住房市场的住房金融机构，面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机构。这样我们才能把期限结构扭过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金融机构，在目前体制下，当非金融机构拿到资金时就变成负债了，我们要发展权益类的公益机制，更重要的是放开民间金融，破除从解放初期就开始的国家信用短期。
第三，需要解决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问题。中国的债务率、杠杆率在结构上没问题，但是总量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企业负债率过高。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资金筹集机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持续不断的筹集机制，这些机制都是阻隔;第二，地方政府负债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条改革任务里面有一个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很严重。
各级政府，尤其到县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债务率非常高。如果说经济下行、房地产不行、城镇化转型，那么传统筹集资金还款机制就受到阻隔，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企业债务率过高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开放型经济体的目标。
其中有三个阻碍：第一，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第二，人民币没有完全兑换;第三，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现在主要的资本项目开放，就是两个向内，三个向外。两个向内，非居民用外币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债券，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股票是受到限制的，下一步应该放开。人民币投资于外币定值的股票和资产。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人民币兑换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需要制度清算，而且设施也需要进一步建设。最后，国际化的问题。我的主张是这个问题不要涨落得太厉害。我们可以避免货币种类的筹备，债务、债权，因为定值种类不同，可能有错配的问题，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本身也有弊端，因为它会使得发生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事情都会影响货币政策——“人在家中坐，货币从天上来”。我们必须承担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义务。所以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国际化，所以我们也要稳步推进，静观其变是应有的态度。
第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的机构、个人，已经获得了过分的金融服务，但是广大的普罗大众并没有获得金融服务。这么多年来我们剥夺了很多企业和个人，乃至很多的机构享受天赋人权的机会，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六个字一个句号——发展普惠金融。
什么叫普惠金融？金融是服务社会的行业，现在它要能够为大众服务。我们要创新理念，创新体制、机构、市场工具，创新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为普惠金融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上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让非金融机构之间，让居民和非金融机构之间不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信用的相互提供，他们的活动可以用一般的工商法规范，不必要用金融法规范。
最后，我们的监管体系已经有了模型，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机构监管还是很原始的监管状态，需要发展为公共监管。什么事归什么机构监管，银行机构做证券业务就管证券业务。银监保的规则不一样，于是就导致不同的监管套利。研究显示，正是由于监管之间的互相补充协调，以至于机构套利，正常的金融交易都需要经过很多次交易，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监管协调问题。如果不协调，会出现有的事情根本没人管，有的事情是多头管，重复管，让它失去了生命力，因此监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