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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呼和浩特市的4区5旗（县）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作为研究的框架。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测度了各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情况，利用Martinetti于2000年提出的公式对福利的加总方法进行了补充。结果表明：①45岁以下、45～65岁、65岁以上三类失地农民的福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下降了25.063%、30.844%、10.878%。45～65岁的失地农民福利变化最为明显，相较于其他2个年龄段的人群，福利变化更为消极。②在各项变量指标中，征地补偿合理性即征地方式和补偿标准的结果最不理想。其余指标中，经济情况、发展机遇、居住环境、健康等呈现下降的趋势，而社会保障、住房条件大体呈现上升的态势。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情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是提高其福利的途径。
关键词土地征收；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可行性理论；模糊数学；福利变化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7）21-0194-05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The Welfare of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A Case Study of Hohhot
SUN Meng， ZHANG 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20）
AbstractThe study area of this paper was the four districts and five counties in Hohhot. It selected the functionalactivity index of the three groups landlost farmers on basis of Amartya Sen’ 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adds to welfare summation way with the formula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Martinetti in 2000.By using the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it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three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landlost farmers of all age groups declined but with a varying degrees. That was ， the welfare of the farmers who were younger than 45 years old，45-65 years old and older than 65 years old decreased by 25063%，30844%，10.878% respectively. The group which was 45-65 years old presentsed a negative status in the field of welfare when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② The effects directions and degrees of functional activity indexes of different groups varied. The compensa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way of compensating and the sum of money showed the most negative result. In the other indexes， the pecuniary conditions，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decreased.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creased. It wa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enhance welfare to adapt the policy of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
Key wordsLand expropriation；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Feasibility theory；Fuzzy mathematics；Welfare changes
近年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2016年年末大陆城镇常住人口79 29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0%上升至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比上年末提高1.3百分点。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农民工比例增加。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其中，外出农民工16 934万，增长03%；本地农民工11 237万，增长3.4%[1]。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土地的需求量，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就成了征收扩张的对象。但是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强行拆迁、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安置补偿过低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征地纠纷。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群众反映的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涉及的是征地纠纷，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2]。 由此，土地征收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经常遭受侵犯，失去土地这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而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着眼于3个方面，一是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如何防止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腐败问题的产生[3-5]，二是研究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補偿机制[6-7]，三是农民土地退出意愿[8-10]。陈琳等[11]分析了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状况与亲身感受，但她的分析主要是叙述性的描述，对于失地农民的福利方面的研究还鲜少涉猎。高进云等[12]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为模型，考察了失地农民前后福利的变化，得出了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福利都有不同幅度下降的结论；又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导致失地农民福利前后变化的因素[13]。但是研究忽略了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对福利的影响。彭开丽等[14]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建立了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福利研究的模糊评价模型。对于年龄组的选取符合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但模糊评价对于每一个因素层隶属度的加总方法表述不明。该研究通过调查呼和浩市4区、4县、1旗失地农民的情况，建立了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15]为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福利隶属度测度了每一个评价指标对于各个年龄段实地农民福利的影响情况。该研究认为各因素层的因子对因素隶属度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当，因此采用了Martinetti提出的方法来获得指标的加总。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失地农民年龄的划分
该研究关于失地农民年龄的划分标准参考彭开丽等[14] 的年龄划分标准。人口学中认为16～65岁为适合的劳动年龄，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也认为25～65岁的失地农民对于土地的征收、流转较为敏感，而该研究调查的结果表明，6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由于难以再进城务工，生活的来源往往更加依赖于土地，且安土重迁的思想较之年轻人更加根深蒂固。所以该研究认为，这一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也应放入考察之列。
调查发现，45～65岁的失地农民对于土地征收后的生活表现出更为悲观的态度，这一年龄段的群体的生活压力来源于各个方面，且这一群体作为进程务工的主体，福利的变化对于整体福利的测度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调查过程中抽取的样本较少涉及到25岁以下的失地农民，且25岁以下的群体大多是在校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对于征地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了调查样本的均衡性，该研究将45岁以下的群体作为一个组别进行考察。
1.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阿玛蒂亚·森[15]的可行能力理论是一种具有宽泛评价框架的评价手段，他秉持着一种自由的发展观，认为人类最高的价值标准是自由，为了自由需要掌握一系列相对重要的能力：健康、教育、政治参与。阿玛蒂亚·森的这一理论摆脱了过去以收入等硬性指标考量福利程度的片面性，将人的健康、心理以及社会参与因素纳入到考察的行列，可以使福利指标更加趋于科学化。基于此，建立失地农民福利考察指标体系（表1）。
1.3福利效应的测度方法
1.3.1模糊函数。由于失地农民福利变化是一种主观感受，难以用确切的具体数字加以衡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该研究采用模糊数学法衡量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设X为福利模糊集和，设μ（X）为福利模糊集的隶属度，W为土地征收后福利可能变化的子集，则第n个农户的福利模糊函数为：
W（n）=[X，μ（X）] （1）
式中，μ（X）为X的隶属度，范围为0～1。因为隶属度是反应失地农民福利情况的，所以μ（X）越大表示福利变得越好，μ（X）=1时表示福利状态最好，为0时则最差，而μ（X）=05时，福利水平居中，是处于中间的模糊状态。
1.3.2
模糊隶属度函数。模糊隶属度的测度分3种情况，分别有虚拟二分变量、虚拟定性变量和连续变量，每一种变量隶属度的求取方法各有不同。该研究中虚拟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2种形式的变量求取隶属度的方法相同。
虚拟二分变量是指福利指标有2种情况的变量。其测度方法为：
μ（X）=0.5，X=01，X=1 （2）
虚拟二分变量用来表示拥有2种可能性的变量。例如，是否设失地医疗保险，如果有则X=1，对应的隶属度则为1，表示福利程度变好了；如果没有则X=0，表示以前没有失地医疗保险，现在也没有失地医疗保险，福利程度并没有发生改变。
虚拟定性变量用来表示失地农民对于这一变量的衡量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等级的情况。其测度方法为：
μ（X）=0，0≤Xij≤Xminij
Xij-XminijXmaxij-Xminij，Xminij 1，Xij≥Xmaxij（3）
式中，Xminij和Xmaxij分别代表隶属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表示福利状况最差或者最好。μ（X）越大则表示福利状况越好。
根据表1，虚拟二分变量使用公式（2）赋予隶属度，虚拟连续变量和虚拟定型变量使用公式（3）赋予隶属度。
此外，由于征地补偿合理性（X7）只对征地后的农民福利有影响，所以在征地前的福利模糊集中不考察征地补偿合理性这一因素。
安徽农业科学2017年
1.3.3福利权重函数。根据各变量隶属度的不同，对总体福利的影响也不同。所以在对总体福利加总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权重系数。采用下式来求取各变量的权重：
Wij=μ（Xij）-0.5（4）
权重的大小变化以隶属度的变化为依据，权重随着隶属度的增大而减小，呈现单调递减的趋势。
1.3.4
因素隶属度的加总方法。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每一种因素（比如经济状况因素X1）采用何种方法得出隶属度的介绍都不甚明确。该研究采用对比各种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且认为各因子对于因素的贡献大致相当，所以最终采用了Martinetti于2000提出的下式： μ（Xi）=[μ（Xi1），μ（Xi2），…，μ（Xij）]
=μ（Xi1-1）+μ（Xi2）-1+…+μ（Xij）-1j（5）
式中，μ（Xi）表示因素层的隶属度，μ（Xi1），…，μ（Xij），表示因素层的某一单一因子的隶属度。
1.3.5总体福利函數。总体福利函数用于福利隶属度的综合，可以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总体福利的变化情况。该研究采用下式：
W=Ii{[μ（Xij）]×Wij}IiWij（6）
式中，W表示总体福利；i表示功能子集；I表示功能子集的个数。
1.3.6福利变化百分比。福利变化百分比用来表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之后福利的变化情况。将征地前后的福利模糊值做差，两者之差与征地前福利模糊值的比值就是福利变化百分比：
α=μi（Xij）-μ0（Xij）μ0（Xij）（7）
式中，μi（Xij）为各变量在征地后的福利隶属度；μ0（Xij）为征地前各变量的福利隶属度。
此外，由于征地补偿合理性这一因素和其包含的2个因子只有征地后的福利水平，因此该文默认土地征收之前的福利隶属度为0.5，使用征收后的隶属度减去0.5，如果两者之差为正，表示福利程度变好；如果两者之差为负，表示福利程度变差。最后用两者之差除以0.5，得出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具体公式如下：
α=μi（Xij）-0.50.5（8）
式中，α表示福利变化的百分比；μi（Xij）为各变量在征地后的福利模糊值。
1.4数据来源
选择呼和浩特市4区、4县、1旗的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调查期共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有574份，有效问卷率为95.7%。其中以玉泉区的城乡结合部、武川县、和林格尔县为主要的调查地点。样本在各区域的分布以及年龄特征见表2。
2结果与分析
2.1福利测度结果运用前文所述的方法，对各个年龄段的福利指标作出测度，表3～5是各年龄段农民土地征收前后福利变动情况。表格的最后一行显示每个年龄段的福利最终模糊值。
2.2失地农民福利现状与原因分析
2.2.145～65岁年龄阶段福利水平最低，生活态度消极。从表3～5可以看出，45～65岁的失地农民群体在失去土地后福利水平下降最为严重。这与这一年龄阶段人群的自身特点存在较大的关系。中年群体普遍有着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负担，土地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生产要素，且这一群体失去土地后进城务工的能力以及被城市所吸纳的比例都没有小于45岁的群体情况理想。这就使得45～65岁失地农民比其他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更容易陷入“城市-农村两难”的境地。福利水平偏低，失去土地后生活压力加大。
2.2.2
失地农民生活成本加大，再就业难。从政府层面来讲，主要是因为呼和浩特市政府现行的征地政策存在缺陷，政府政策给予农民的补偿偏低且标准难以统一，这使得失地农民的正常生活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且补偿安置的办法以货币补偿为主，农民无法获得金钱以外的其他帮扶，微薄的征地补偿款又难以长期维持生活所需。其次，对于失地农民自身来说，其常年务农，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又苦于难以习得再就业的技能，且失去土地后，生产生活中就增加了大部分原本认为不必要的开销。这在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的同时，又加重了其生活负担。
2.2.3
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首先，从农民自身来看，失地农民的集体界定不明，农民缺乏维护权益的组织保障。其次，从失地农民个人的角度而言，征地过程中权利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农民对征地补偿的标准也缺乏认识，一部分村民在土地还未征收时认为土地征收是他们摆脱辛苦劳作的好途径，对于较低的补偿标准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类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后的前期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比较高，随着征地补偿款的消耗，以及再就业难等问题的显现，其福利水平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应有的权利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征地过程中，非公共利益的扩张，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在现实操作的层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最初的“国家建设”到现在渐渐虚无的定义，所谓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成了政府决定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公共利益的扩张，挤占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2.2.4
失地农民的养老观念淡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不强。调查中发现年龄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大多无法参加养老保险，或者参保金额过高，收益无法弥补成本。45～65岁的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原籍缴纳了养老保险的，后续的保险费用只能回老家缴纳，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不便。而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不强。其原因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征地采用单一的货币补偿的方式，大多数征地的集体没有设立专门的失地养老保险，且征地过程中对于参与养老保险的宣传引导重视不够，使得农民养老观念淡薄；从农民自身来看，许多失地农民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没有合适的渠道将其用来投资或者扩大再生产，在不能很好地使这些补偿款达到保值增值的情况下，一些人在获得了相对大额的补偿款后采用了挥霍的方式。手中的货币挥霍一空后再想要缴纳养老保险就缺少资本了，且失地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养老保障，还没有形成缴纳养老保险的意识。
2.2.5
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单一。根据走访调查的结果，大多数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的标准存在不满，认为补偿款较少，其数额很难维持土地征收后的正常生活所需。与此同时，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在短期看来增加了失地农民的货币持有量，但是对于其长期的生产生活却有着不利的影响。这种政策使农民手里的货币没有可靠的投资渠道，面临着消耗和贬值，且失地农民缺少持续且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医疗保障，持有这些货币仍不敢消费，使得失地农民的福利情况呈现较为消极的情况。而相对于农民来说，数额较大的征地补偿款也经常成为家庭内部利益争夺的对象和矛盾的中心。征地过程中涉及到征收宅基地和其上建筑物的，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采用房屋置换的方式，但是征收部门由于补偿款资金不足等原因，强迫失地农民接受划地安置等方式，这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策走样”。 3对策与建议
3.1根据各年龄段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办法
对于45～65岁的失地农民，主要应该通过给予再就业的技能培训的方式解决其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并可以酌情为其提供回迁安置后社区内的工作岗位。针对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主要是解决其失去土地后的养老问题。可以从征地补偿款项中抽出部分代为缴纳养老保险。日后不再需要失地农民个体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应该积极地提供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为其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技能培训以及资金支持、政策优惠与扶持。这在促进创业者本身创业就业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其他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具有正的外部效应。
3.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采用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政府在制定促进就业的政策同时，应相应提高征收补偿的标准，为防止失地农民获得补偿款后任意挥霍，还可以采取补偿款分批发放，代为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与此同时，在失地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还应采用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农业安置和社会保障方式等多种安置方式。
3.3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是進行有序的土地征收和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明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从而给予农民维权的组织保障。明晰土地承包承包经营权主体，可以使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各类纠纷的解决有据可依，可以确保农地的有序流转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3.4设立专门失地养老保险和失地医疗保险以及灵活多样的缴纳形式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使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生活有所倚仗。对于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应为其设立专门的险种，可以采用从补偿款中扣除养老保险金且代为缴纳的方式。由于其受益年限相对较短，可以酌情减少缴纳金额。对于45～65岁的失地农民，应该积极地进行养老保险资料的转移与接续工作，使得这一群体在后续的保金缴纳过程中免于奔波，能够提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对于小于45岁的群体，首先应该做好养老医疗保险重要性的普及工作，更重要的是稳定其收入来源，只有收入稳定，农民才有精力和资金为未来的生计谋划与准备。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7.
[2] 郝桂尧，史兆强，吕放.耕地与高尔夫之辩：4600亩耕地种出的球场[EB/OL].（2004- 06-30）[2017-02-21].http：//new.xinhuanet.com/focus/2004-06/30/content_2139083.htm.
[3] 张雷.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J].湘潭：湘潭大学，2005.
[4] 蔡乐渭.从拟制走向虚无：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演变[J].政法论坛，2012，30（6）：51-61.
[5] 刘国臻.论我国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制度改革[J].法学论坛，2002，27（1）：44-50.
[6] 靳相木，陈箫.土地征收“公正补偿”内涵及其实现：基于域外经验与本土观的比较[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2）：45-53.
[7] 叶必丰.城镇化中土地征收补偿的平等原则[J].中国法学，2014（3）：126-137.
[8]夏敏，林庶民，郭贯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7个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4）：728-737.
[9] 林依标.被征地农民差异性受偿意愿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0.
[10] 郭玲霞.高贵现.彭开丽.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失地农民土地征收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科学，2012，34（8）：1484-1492.
[11] 陈琳，吴开泽，王辉，等.建设项目征地过程中村民生活状况与感受调查：以番禺北亭村为例[J].中国房地产研究，2006（1）：143-157.
[12] 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2007（6）：62-73.
[13] 高进云，乔荣锋.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99-105.
[14] 彭开丽，朱海莲.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1）：71-78.
[15]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土地征收；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可行性理论；模糊数学；福利变化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7）21-0194-05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The Welfare of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A Case Study of Hohhot
SUN Meng， ZHANG 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20）
AbstractThe study area of this paper was the four districts and five counties in Hohhot. It selected the functionalactivity index of the three groups landlost farmers on basis of Amartya Sen’ 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adds to welfare summation way with the formula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Martinetti in 2000.By using the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it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three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landlost farmers of all age groups declined but with a varying degrees. That was ， the welfare of the farmers who were younger than 45 years old，45-65 years old and older than 65 years old decreased by 25063%，30844%，10.878% respectively. The group which was 45-65 years old presentsed a negative status in the field of welfare when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② The effects directions and degrees of functional activity indexes of different groups varied. The compensa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way of compensating and the sum of money showed the most negative result. In the other indexes， the pecuniary conditions，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decreased.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creased. It wa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enhance welfare to adapt the policy of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
Key wordsLand expropriation；Different aged landlost farmers；Feasibility theory；Fuzzy mathematics；Welfare changes
近年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2016年年末大陆城镇常住人口79 29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0%上升至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比上年末提高1.3百分点。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农民工比例增加。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其中，外出农民工16 934万，增长03%；本地农民工11 237万，增长3.4%[1]。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土地的需求量，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就成了征收扩张的对象。但是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强行拆迁、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安置补偿过低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征地纠纷。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群众反映的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涉及的是征地纠纷，这里面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2]。 由此，土地征收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经常遭受侵犯，失去土地这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而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着眼于3个方面，一是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如何防止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腐败问题的产生[3-5]，二是研究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補偿机制[6-7]，三是农民土地退出意愿[8-10]。陈琳等[11]分析了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状况与亲身感受，但她的分析主要是叙述性的描述，对于失地农民的福利方面的研究还鲜少涉猎。高进云等[12]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为模型，考察了失地农民前后福利的变化，得出了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福利都有不同幅度下降的结论；又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导致失地农民福利前后变化的因素[13]。但是研究忽略了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对福利的影响。彭开丽等[14]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建立了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福利研究的模糊评价模型。对于年龄组的选取符合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但模糊评价对于每一个因素层隶属度的加总方法表述不明。该研究通过调查呼和浩市4区、4县、1旗失地农民的情况，建立了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理论[15]为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福利隶属度测度了每一个评价指标对于各个年龄段实地农民福利的影响情况。该研究认为各因素层的因子对因素隶属度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当，因此采用了Martinetti提出的方法来获得指标的加总。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失地农民年龄的划分
该研究关于失地农民年龄的划分标准参考彭开丽等[14] 的年龄划分标准。人口学中认为16～65岁为适合的劳动年龄，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也认为25～65岁的失地农民对于土地的征收、流转较为敏感，而该研究调查的结果表明，6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由于难以再进城务工，生活的来源往往更加依赖于土地，且安土重迁的思想较之年轻人更加根深蒂固。所以该研究认为，这一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也应放入考察之列。
调查发现，45～65岁的失地农民对于土地征收后的生活表现出更为悲观的态度，这一年龄段的群体的生活压力来源于各个方面，且这一群体作为进程务工的主体，福利的变化对于整体福利的测度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调查过程中抽取的样本较少涉及到25岁以下的失地农民，且25岁以下的群体大多是在校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对于征地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了调查样本的均衡性，该研究将45岁以下的群体作为一个组别进行考察。
1.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阿玛蒂亚·森[15]的可行能力理论是一种具有宽泛评价框架的评价手段，他秉持着一种自由的发展观，认为人类最高的价值标准是自由，为了自由需要掌握一系列相对重要的能力：健康、教育、政治参与。阿玛蒂亚·森的这一理论摆脱了过去以收入等硬性指标考量福利程度的片面性，将人的健康、心理以及社会参与因素纳入到考察的行列，可以使福利指标更加趋于科学化。基于此，建立失地农民福利考察指标体系（表1）。
1.3福利效应的测度方法
1.3.1模糊函数。由于失地农民福利变化是一种主观感受，难以用确切的具体数字加以衡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该研究采用模糊数学法衡量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设X为福利模糊集和，设μ（X）为福利模糊集的隶属度，W为土地征收后福利可能变化的子集，则第n个农户的福利模糊函数为：
W（n）=[X，μ（X）] （1）
式中，μ（X）为X的隶属度，范围为0～1。因为隶属度是反应失地农民福利情况的，所以μ（X）越大表示福利变得越好，μ（X）=1时表示福利状态最好，为0时则最差，而μ（X）=05时，福利水平居中，是处于中间的模糊状态。
1.3.2
模糊隶属度函数。模糊隶属度的测度分3种情况，分别有虚拟二分变量、虚拟定性变量和连续变量，每一种变量隶属度的求取方法各有不同。该研究中虚拟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2种形式的变量求取隶属度的方法相同。
虚拟二分变量是指福利指标有2种情况的变量。其测度方法为：
μ（X）=0.5，X=01，X=1 （2）
虚拟二分变量用来表示拥有2种可能性的变量。例如，是否设失地医疗保险，如果有则X=1，对应的隶属度则为1，表示福利程度变好了；如果没有则X=0，表示以前没有失地医疗保险，现在也没有失地医疗保险，福利程度并没有发生改变。
虚拟定性变量用来表示失地农民对于这一变量的衡量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等级的情况。其测度方法为：
μ（X）=0，0≤Xij≤Xminij
Xij-XminijXmaxij-Xminij，Xminij
式中，Xminij和Xmaxij分别代表隶属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表示福利状况最差或者最好。μ（X）越大则表示福利状况越好。
根据表1，虚拟二分变量使用公式（2）赋予隶属度，虚拟连续变量和虚拟定型变量使用公式（3）赋予隶属度。
此外，由于征地补偿合理性（X7）只对征地后的农民福利有影响，所以在征地前的福利模糊集中不考察征地补偿合理性这一因素。
安徽农业科学2017年
1.3.3福利权重函数。根据各变量隶属度的不同，对总体福利的影响也不同。所以在对总体福利加总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权重系数。采用下式来求取各变量的权重：
Wij=μ（Xij）-0.5（4）
权重的大小变化以隶属度的变化为依据，权重随着隶属度的增大而减小，呈现单调递减的趋势。
1.3.4
因素隶属度的加总方法。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每一种因素（比如经济状况因素X1）采用何种方法得出隶属度的介绍都不甚明确。该研究采用对比各种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且认为各因子对于因素的贡献大致相当，所以最终采用了Martinetti于2000提出的下式： μ（Xi）=[μ（Xi1），μ（Xi2），…，μ（Xij）]
=μ（Xi1-1）+μ（Xi2）-1+…+μ（Xij）-1j（5）
式中，μ（Xi）表示因素层的隶属度，μ（Xi1），…，μ（Xij），表示因素层的某一单一因子的隶属度。
1.3.5总体福利函數。总体福利函数用于福利隶属度的综合，可以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总体福利的变化情况。该研究采用下式：
W=Ii{[μ（Xij）]×Wij}IiWij（6）
式中，W表示总体福利；i表示功能子集；I表示功能子集的个数。
1.3.6福利变化百分比。福利变化百分比用来表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之后福利的变化情况。将征地前后的福利模糊值做差，两者之差与征地前福利模糊值的比值就是福利变化百分比：
α=μi（Xij）-μ0（Xij）μ0（Xij）（7）
式中，μi（Xij）为各变量在征地后的福利隶属度；μ0（Xij）为征地前各变量的福利隶属度。
此外，由于征地补偿合理性这一因素和其包含的2个因子只有征地后的福利水平，因此该文默认土地征收之前的福利隶属度为0.5，使用征收后的隶属度减去0.5，如果两者之差为正，表示福利程度变好；如果两者之差为负，表示福利程度变差。最后用两者之差除以0.5，得出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具体公式如下：
α=μi（Xij）-0.50.5（8）
式中，α表示福利变化的百分比；μi（Xij）为各变量在征地后的福利模糊值。
1.4数据来源
选择呼和浩特市4区、4县、1旗的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调查期共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有574份，有效问卷率为95.7%。其中以玉泉区的城乡结合部、武川县、和林格尔县为主要的调查地点。样本在各区域的分布以及年龄特征见表2。
2结果与分析
2.1福利测度结果运用前文所述的方法，对各个年龄段的福利指标作出测度，表3～5是各年龄段农民土地征收前后福利变动情况。表格的最后一行显示每个年龄段的福利最终模糊值。
2.2失地农民福利现状与原因分析
2.2.145～65岁年龄阶段福利水平最低，生活态度消极。从表3～5可以看出，45～65岁的失地农民群体在失去土地后福利水平下降最为严重。这与这一年龄阶段人群的自身特点存在较大的关系。中年群体普遍有着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负担，土地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生产要素，且这一群体失去土地后进城务工的能力以及被城市所吸纳的比例都没有小于45岁的群体情况理想。这就使得45～65岁失地农民比其他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更容易陷入“城市-农村两难”的境地。福利水平偏低，失去土地后生活压力加大。
2.2.2
失地农民生活成本加大，再就业难。从政府层面来讲，主要是因为呼和浩特市政府现行的征地政策存在缺陷，政府政策给予农民的补偿偏低且标准难以统一，这使得失地农民的正常生活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且补偿安置的办法以货币补偿为主，农民无法获得金钱以外的其他帮扶，微薄的征地补偿款又难以长期维持生活所需。其次，对于失地农民自身来说，其常年务农，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又苦于难以习得再就业的技能，且失去土地后，生产生活中就增加了大部分原本认为不必要的开销。这在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的同时，又加重了其生活负担。
2.2.3
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首先，从农民自身来看，失地农民的集体界定不明，农民缺乏维护权益的组织保障。其次，从失地农民个人的角度而言，征地过程中权利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农民对征地补偿的标准也缺乏认识，一部分村民在土地还未征收时认为土地征收是他们摆脱辛苦劳作的好途径，对于较低的补偿标准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类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后的前期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比较高，随着征地补偿款的消耗，以及再就业难等问题的显现，其福利水平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应有的权利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征地过程中，非公共利益的扩张，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在现实操作的层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最初的“国家建设”到现在渐渐虚无的定义，所谓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成了政府决定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公共利益的扩张，挤占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2.2.4
失地农民的养老观念淡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不强。调查中发现年龄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大多无法参加养老保险，或者参保金额过高，收益无法弥补成本。45～65岁的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原籍缴纳了养老保险的，后续的保险费用只能回老家缴纳，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不便。而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不强。其原因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征地采用单一的货币补偿的方式，大多数征地的集体没有设立专门的失地养老保险，且征地过程中对于参与养老保险的宣传引导重视不够，使得农民养老观念淡薄；从农民自身来看，许多失地农民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没有合适的渠道将其用来投资或者扩大再生产，在不能很好地使这些补偿款达到保值增值的情况下，一些人在获得了相对大额的补偿款后采用了挥霍的方式。手中的货币挥霍一空后再想要缴纳养老保险就缺少资本了，且失地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养老保障，还没有形成缴纳养老保险的意识。
2.2.5
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单一。根据走访调查的结果，大多数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的标准存在不满，认为补偿款较少，其数额很难维持土地征收后的正常生活所需。与此同时，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在短期看来增加了失地农民的货币持有量，但是对于其长期的生产生活却有着不利的影响。这种政策使农民手里的货币没有可靠的投资渠道，面临着消耗和贬值，且失地农民缺少持续且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医疗保障，持有这些货币仍不敢消费，使得失地农民的福利情况呈现较为消极的情况。而相对于农民来说，数额较大的征地补偿款也经常成为家庭内部利益争夺的对象和矛盾的中心。征地过程中涉及到征收宅基地和其上建筑物的，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采用房屋置换的方式，但是征收部门由于补偿款资金不足等原因，强迫失地农民接受划地安置等方式，这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策走样”。 3对策与建议
3.1根据各年龄段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办法
对于45～65岁的失地农民，主要应该通过给予再就业的技能培训的方式解决其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并可以酌情为其提供回迁安置后社区内的工作岗位。针对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主要是解决其失去土地后的养老问题。可以从征地补偿款项中抽出部分代为缴纳养老保险。日后不再需要失地农民个体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应该积极地提供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为其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技能培训以及资金支持、政策优惠与扶持。这在促进创业者本身创业就业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其他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具有正的外部效应。
3.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采用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政府在制定促进就业的政策同时，应相应提高征收补偿的标准，为防止失地农民获得补偿款后任意挥霍，还可以采取补偿款分批发放，代为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与此同时，在失地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还应采用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农业安置和社会保障方式等多种安置方式。
3.3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是進行有序的土地征收和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明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从而给予农民维权的组织保障。明晰土地承包承包经营权主体，可以使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各类纠纷的解决有据可依，可以确保农地的有序流转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3.4设立专门失地养老保险和失地医疗保险以及灵活多样的缴纳形式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使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生活有所倚仗。对于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应为其设立专门的险种，可以采用从补偿款中扣除养老保险金且代为缴纳的方式。由于其受益年限相对较短，可以酌情减少缴纳金额。对于45～65岁的失地农民，应该积极地进行养老保险资料的转移与接续工作，使得这一群体在后续的保金缴纳过程中免于奔波，能够提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对于小于45岁的群体，首先应该做好养老医疗保险重要性的普及工作，更重要的是稳定其收入来源，只有收入稳定，农民才有精力和资金为未来的生计谋划与准备。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7.
[2] 郝桂尧，史兆强，吕放.耕地与高尔夫之辩：4600亩耕地种出的球场[EB/OL].（2004- 06-30）[2017-02-21].http：//new.xinhuanet.com/focus/2004-06/30/content_2139083.htm.
[3] 张雷.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J].湘潭：湘潭大学，2005.
[4] 蔡乐渭.从拟制走向虚无：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演变[J].政法论坛，2012，30（6）：51-61.
[5] 刘国臻.论我国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制度改革[J].法学论坛，2002，27（1）：44-50.
[6] 靳相木，陈箫.土地征收“公正补偿”内涵及其实现：基于域外经验与本土观的比较[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2）：45-53.
[7] 叶必丰.城镇化中土地征收补偿的平等原则[J].中国法学，2014（3）：126-137.
[8]夏敏，林庶民，郭贯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7个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4）：728-737.
[9] 林依标.被征地农民差异性受偿意愿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0.
[10] 郭玲霞.高贵现.彭开丽.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失地农民土地征收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科学，2012，34（8）：1484-1492.
[11] 陈琳，吴开泽，王辉，等.建设项目征地过程中村民生活状况与感受调查：以番禺北亭村为例[J].中国房地产研究，2006（1）：143-157.
[12] 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2007（6）：62-73.
[13] 高进云，乔荣锋.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99-105.
[14] 彭开丽，朱海莲.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1）：71-78.
[15]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