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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外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校合作办学效果不佳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其中的障碍在于角色定位不明、过于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中国高校竞争力偏低三个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合作办学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把其作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来对待；需要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甚至在某一段时间要牺牲经济利益，追求其本身蕴含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利益；需要重视中国高校和国外高校的竞争力水平差异，从源头上提高中国高校的竞争力水平。
[关键词]合作办学；角色；利益；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1)05-0003-03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中外合作办学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1]。《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要求，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但实践中的问题是国外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的效果并不明显，缺乏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即使进行有关合作，往往限于短期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愿意和中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的国外一流高校少之更少，往往局限于合作国的二流甚至三流高校。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外合作办学的走向和质量，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办学中最为突出的问题[2]。国外一流大学与国内高校合作办学存在的障碍在哪里以及如何破解，本文力求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1 角色定位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大为提高；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高考入学的竞争残酷性并没有太大减弱，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则是把中国合作办学推向了历史前台。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外合作办学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考生家长、教育界以及社会其他领域所看重，这种独特优势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它满足了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尤其是接受国外高等教育的愿望。中外合作在原有高等教育机会之外又新增了更多入学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国人非常渴求的国外高等教育机会。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追求从容闳留洋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比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家长和考生纵使有留洋学习的愿望，但由于缺少必需的经济基础只能望洋兴叹。但进入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居民的收入明显增长，家长和考生有了较强的经济能力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并没有完全走出国门，但其毫无疑问渗入了大量的国外办学资源，这种“洋为中用”的办学优势为其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二，它满足了中外合作高校各方经济利益追求的需要。中国高校由于体制等多种因素，办学资源严重不足，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初衷并不一定因经济因素而生，但确实也给其带来了较为客观的经济收入。所以，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回报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合作高校的利益追求。当然，作为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西方社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迅猛发展的产业，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生源不足，教育资源过剩，教育输出愿望强烈，许多国家把谋求丰厚的经济利益作为其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目标。再加上与中国合作的高校多数为非一流大学，相形之下，名誉声誉的考量较少，所以，国外高校从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经济利益考量。中外合作办学10多年来的办学实践也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利益是最直接最现实也是最富有成效的利益结合点。这种优势作为优势确实为中国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也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了局限性。虽然中外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局限于双方为谋求一定经济利益的合作手段。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受到关注，许多家长和学生也愿意参与到这一具体实践中，但毫无疑问，相比庞大的体制内传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并不被重视和尊敬，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少人是因为无法考取传统体制内的大学而才愿意接受中外合作办学。二是合作办学双方对于经济利益看重的程度较多，对于合作办学的质量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不十分重视。这种不重视和不尊敬的后果就是中国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比较尴尬，长期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无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或者社会各界并没有把它当做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而只是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附属品。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建设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渡过了大规模扩张的初期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前进，这些环境的变化逼迫中外合作办学的态势也在发生变化。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办学质量、办学方向、管理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外合作办学仅仅满足于扩大提供入学机会和经济利益需求的状况肯定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外合作办学要取得新的突破，角色转变是根本和前提。政府、社会、合作办学中外各方都需要认识到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权宜之举，一时只需，它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附属品，而需要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种飞跃和升华的具体内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部分。这种新角色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担负起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任，突破原有的办学理念和方式，拓宽中外合作办学的传统概念和内涵，在新的形势下提升自身发展的素质和水平，正如《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所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应当根据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统筹兼顾，实现从扩大数量规模向提高质量效益的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在质量管理上，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之中。
2利益追求
前文已述，利益追求特别是经济利益追求是中外合作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特征？第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总则》指出：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独特角色，实际上政府对其并没有如体制内高等教育一样有非盈利性的要求。第二，考生和家长为满足其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国外高等教育的愿望，愿意付出更多经济上的代价。第三，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外方办学，成本相对较高。以这三种因素考虑，中外合作办学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种经济利益的追求，第一要求一个限度，第二不能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出发点。否则，中外合作办学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降低成本、最大追求经济利益的泥潭里。当前为什么国外一流大学不愿意同中国高校合作办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方高校多是希望尽量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多集中在语言培训、经济、法律等有关领域的原因，缘由不言自明——投资极少，见效很快。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157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机构有33个，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1138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项目有484个，但如此众多合作项目中，除了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长江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４个独立的法人资格高校是与国际上较为著名的大学进行实质合作之外，其他项目大多数都是中外双方在经济、法律等某些学科专业合作办学[3]。
国外一流大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都具有一流的声誉，这种声誉来自于悠久的办学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来自世界级学术大师的卓越贡献，来自众多社会精英和国家领导人的培养，来自前沿高水平的科学研究[4]。
可以说，一流的国际声誉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素，鉴于此，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珍视自己的学术声誉。其不愿意单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学校名誉。”诺丁汉大学有句名言：教育不是做生意，教育是一项使命。他们更愿意进行的是学生培养、管理理念、大学精神等诸多高层次的合作，而不是合作办几个可以使双方盈利的专业。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无视未来的片面短期行为。
如何破解追求经济利益上的短期行为？第一，要树立起长远眼光，超越经济利益追求倾向。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国外，教育的公益性都是相通的。中外合作办学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真正办教育的，没有人靠这赚钱，只有富人朝里头捐钱。”[5]要充分认识到国外一流高校对学校声誉珍惜的认识程度，不能为经济利益一叶障目，努力改变中外合作办学理念，逐步把引进借鉴国外大学高尚精神、先进管理手段、优质培养人才体系等深层次的大学发展资源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逐步开拓自己的大学发展眼光，把大学发展国际化理念渗透到大学发展的各个环节。第二，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中外合作办学优势之外，需要突破专业课程设置这一关键点。当前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课程设置存在很大问题，突出表现为东强西弱，文科类偏多，理工科偏少，短期项目多，长期项目少，高水平新项目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能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文科专业课程领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在国际公认的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突破，逐步建立起能够与世界一流高校直接对话交流的平台和机制。这些恐怕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3竞争力水平
审视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授予国外学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学位的合作办学在办项目名单”不难发现：外方合作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属于世界名校，多数是层次低规模小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甚至还有不少“文凭工厂”和“野鸡大学”鱼目混珠，另外还有一些只在文凭和证书的授予上同国外学校合作，没有实质引进国外教材，99%课程都为中国老师授课的所谓“标签型”合作办学项目大行其道[6]。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国外一流大学为什么不愿意同中国高校合作？除了上述角色定位和经济利益追求两种因素之外，中国大学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以国际比较权威的大学排名为例，中国大学非但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落后，即便在亚洲地区也没有太多优势，甚至和香港、台湾的高校相比还有不少差距。2011年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S）共同发布的亚洲区大学排名榜显示，香港地区的大学全面超过大陆高校，前20名中有4所香港大学，而且香港有6所大学都进入了前50名。香港科技大学超越香港大学，成为亚洲最佳大学，紧跟其后的分别是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排名最高的是北京大学，亚洲排名第13位，其次是清华大学第16位，但均无一入选前十名[7]。再以高质量论文以及论文引用率为例，中国大陆高校虽然总数较多，但引用率实在令人汗颜。著名数据处理商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高被引科学家”数据库最近统计公布了近三十年来在21个学科内全世界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科研人员，每个学科250～300人，共计6000余人，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成功大学等港台高校都有多名高被引科学家，而大陆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所学校有1名科学家入选[8]。此外，中国内地高校发表世界一流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也寥寥可数。美国的《科学》杂志与英国的《自然》杂志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最高的两份一流学术期刊，具有极高声望，一直是各学科最高的成果发布圣地，基本代表了当前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和最前沿水平。有学者对1991～2008年我国高校在《自然》和《科学》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第一和第二作者）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内地高校发表2篇以上的大学只有12所，其中南京大学以 13篇名列首位，中国科技大学有12篇居于次位，北京大学有10篇，居第三；西北大学有9篇，居第四；清华大学有8篇，居第五；复旦大学有4篇，居第六，其他均不超过3篇列七到十位[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仅仅哈佛大学一个学校在1998~2000年2年时间中就有387篇[10]。
大学交流同样有一个平等性的问题，国外一流大学如果要进行合作，肯定要选择与之能够交流对话的对象，双方水平差距过大，缺乏对话交流的平台和能力，即使国外一流大学愿意合作，也无法进行合作。因此，作为中国高校一方，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是基本的做法。
参考文献
[1]林金辉.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教授谈中外合作办学[N].人民日报,2010-08-27(3).
[2]张卫国.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要"以我为主"[N].中国教育报,2011-07-11(4).
[3]新华网.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EB/OL].(2011-06-21)[2011-07-02].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1-06/21/content_23056940.htm 2011-06-21.
[4]华中科技大学校规划编写组.华中科技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报告[EB/OL].(2010-04-09)[2011-06-05].http://focus.hustonline.net/html/2010-4-9/70075_7.shtml.
[5]杨福家.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海)发言[EB/OL].(2006-07-20)[2011-07-02].http://www.hljnews.cn/by_hljrb/system/2006/07/20/000229779.shtml.
[6]赵婀娜.中外合作办学公益与营利冲突,99%中国教师授课[N].人民日报,2010-08-27(5).
[7]QS.Quacquarelli Symonds. topuniversities[EB/OL].（2011-07-24）[2011-08-02].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cquarelli_Symonds.
[8]黄辛.两岸四地大学排行发布,高水平大学国际崭露头角[N].科学时报,2011-06-02（2）.
[9]中国校友会. 2011中国大学Nature
[关键词]合作办学；角色；利益；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1)05-0003-03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中外合作办学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1]。《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要求，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但实践中的问题是国外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的效果并不明显，缺乏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即使进行有关合作，往往限于短期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愿意和中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的国外一流高校少之更少，往往局限于合作国的二流甚至三流高校。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外合作办学的走向和质量，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办学中最为突出的问题[2]。国外一流大学与国内高校合作办学存在的障碍在哪里以及如何破解，本文力求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1 角色定位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大为提高；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高考入学的竞争残酷性并没有太大减弱，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则是把中国合作办学推向了历史前台。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外合作办学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考生家长、教育界以及社会其他领域所看重，这种独特优势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它满足了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尤其是接受国外高等教育的愿望。中外合作在原有高等教育机会之外又新增了更多入学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国人非常渴求的国外高等教育机会。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追求从容闳留洋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比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家长和考生纵使有留洋学习的愿望，但由于缺少必需的经济基础只能望洋兴叹。但进入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居民的收入明显增长，家长和考生有了较强的经济能力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并没有完全走出国门，但其毫无疑问渗入了大量的国外办学资源，这种“洋为中用”的办学优势为其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二，它满足了中外合作高校各方经济利益追求的需要。中国高校由于体制等多种因素，办学资源严重不足，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初衷并不一定因经济因素而生，但确实也给其带来了较为客观的经济收入。所以，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回报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合作高校的利益追求。当然，作为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西方社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迅猛发展的产业，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生源不足，教育资源过剩，教育输出愿望强烈，许多国家把谋求丰厚的经济利益作为其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目标。再加上与中国合作的高校多数为非一流大学，相形之下，名誉声誉的考量较少，所以，国外高校从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经济利益考量。中外合作办学10多年来的办学实践也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利益是最直接最现实也是最富有成效的利益结合点。这种优势作为优势确实为中国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也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了局限性。虽然中外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局限于双方为谋求一定经济利益的合作手段。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受到关注，许多家长和学生也愿意参与到这一具体实践中，但毫无疑问，相比庞大的体制内传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并不被重视和尊敬，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少人是因为无法考取传统体制内的大学而才愿意接受中外合作办学。二是合作办学双方对于经济利益看重的程度较多，对于合作办学的质量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不十分重视。这种不重视和不尊敬的后果就是中国合作办学的角色定位比较尴尬，长期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无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或者社会各界并没有把它当做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而只是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附属品。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建设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渡过了大规模扩张的初期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前进，这些环境的变化逼迫中外合作办学的态势也在发生变化。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办学质量、办学方向、管理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外合作办学仅仅满足于扩大提供入学机会和经济利益需求的状况肯定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外合作办学要取得新的突破，角色转变是根本和前提。政府、社会、合作办学中外各方都需要认识到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权宜之举，一时只需，它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附属品，而需要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种飞跃和升华的具体内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部分。这种新角色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担负起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任，突破原有的办学理念和方式，拓宽中外合作办学的传统概念和内涵，在新的形势下提升自身发展的素质和水平，正如《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所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应当根据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统筹兼顾，实现从扩大数量规模向提高质量效益的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在质量管理上，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之中。
2利益追求
前文已述，利益追求特别是经济利益追求是中外合作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特征？第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总则》指出：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独特角色，实际上政府对其并没有如体制内高等教育一样有非盈利性的要求。第二，考生和家长为满足其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国外高等教育的愿望，愿意付出更多经济上的代价。第三，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外方办学，成本相对较高。以这三种因素考虑，中外合作办学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种经济利益的追求，第一要求一个限度，第二不能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出发点。否则，中外合作办学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降低成本、最大追求经济利益的泥潭里。当前为什么国外一流大学不愿意同中国高校合作办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方高校多是希望尽量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多集中在语言培训、经济、法律等有关领域的原因，缘由不言自明——投资极少，见效很快。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157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机构有33个，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1138个，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或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教育的项目有484个，但如此众多合作项目中，除了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长江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４个独立的法人资格高校是与国际上较为著名的大学进行实质合作之外，其他项目大多数都是中外双方在经济、法律等某些学科专业合作办学[3]。
国外一流大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都具有一流的声誉，这种声誉来自于悠久的办学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来自世界级学术大师的卓越贡献，来自众多社会精英和国家领导人的培养，来自前沿高水平的科学研究[4]。
可以说，一流的国际声誉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素，鉴于此，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珍视自己的学术声誉。其不愿意单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学校名誉。”诺丁汉大学有句名言：教育不是做生意，教育是一项使命。他们更愿意进行的是学生培养、管理理念、大学精神等诸多高层次的合作，而不是合作办几个可以使双方盈利的专业。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无视未来的片面短期行为。
如何破解追求经济利益上的短期行为？第一，要树立起长远眼光，超越经济利益追求倾向。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国外，教育的公益性都是相通的。中外合作办学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真正办教育的，没有人靠这赚钱，只有富人朝里头捐钱。”[5]要充分认识到国外一流高校对学校声誉珍惜的认识程度，不能为经济利益一叶障目，努力改变中外合作办学理念，逐步把引进借鉴国外大学高尚精神、先进管理手段、优质培养人才体系等深层次的大学发展资源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逐步开拓自己的大学发展眼光，把大学发展国际化理念渗透到大学发展的各个环节。第二，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中外合作办学优势之外，需要突破专业课程设置这一关键点。当前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课程设置存在很大问题，突出表现为东强西弱，文科类偏多，理工科偏少，短期项目多，长期项目少，高水平新项目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能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文科专业课程领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在国际公认的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突破，逐步建立起能够与世界一流高校直接对话交流的平台和机制。这些恐怕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3竞争力水平
审视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授予国外学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学位的合作办学在办项目名单”不难发现：外方合作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属于世界名校，多数是层次低规模小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甚至还有不少“文凭工厂”和“野鸡大学”鱼目混珠，另外还有一些只在文凭和证书的授予上同国外学校合作，没有实质引进国外教材，99%课程都为中国老师授课的所谓“标签型”合作办学项目大行其道[6]。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国外一流大学为什么不愿意同中国高校合作？除了上述角色定位和经济利益追求两种因素之外，中国大学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以国际比较权威的大学排名为例，中国大学非但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落后，即便在亚洲地区也没有太多优势，甚至和香港、台湾的高校相比还有不少差距。2011年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HES）共同发布的亚洲区大学排名榜显示，香港地区的大学全面超过大陆高校，前20名中有4所香港大学，而且香港有6所大学都进入了前50名。香港科技大学超越香港大学，成为亚洲最佳大学，紧跟其后的分别是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排名最高的是北京大学，亚洲排名第13位，其次是清华大学第16位，但均无一入选前十名[7]。再以高质量论文以及论文引用率为例，中国大陆高校虽然总数较多，但引用率实在令人汗颜。著名数据处理商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高被引科学家”数据库最近统计公布了近三十年来在21个学科内全世界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科研人员，每个学科250～300人，共计6000余人，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成功大学等港台高校都有多名高被引科学家，而大陆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所学校有1名科学家入选[8]。此外，中国内地高校发表世界一流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也寥寥可数。美国的《科学》杂志与英国的《自然》杂志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最高的两份一流学术期刊，具有极高声望，一直是各学科最高的成果发布圣地，基本代表了当前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和最前沿水平。有学者对1991～2008年我国高校在《自然》和《科学》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第一和第二作者）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内地高校发表2篇以上的大学只有12所，其中南京大学以 13篇名列首位，中国科技大学有12篇居于次位，北京大学有10篇，居第三；西北大学有9篇，居第四；清华大学有8篇，居第五；复旦大学有4篇，居第六，其他均不超过3篇列七到十位[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仅仅哈佛大学一个学校在1998~2000年2年时间中就有387篇[10]。
大学交流同样有一个平等性的问题，国外一流大学如果要进行合作，肯定要选择与之能够交流对话的对象，双方水平差距过大，缺乏对话交流的平台和能力，即使国外一流大学愿意合作，也无法进行合作。因此，作为中国高校一方，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是基本的做法。
参考文献
[1]林金辉.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教授谈中外合作办学[N].人民日报,2010-08-27(3).
[2]张卫国.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要"以我为主"[N].中国教育报,2011-07-11(4).
[3]新华网.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EB/OL].(2011-06-21)[2011-07-02].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1-06/21/content_23056940.htm 2011-06-21.
[4]华中科技大学校规划编写组.华中科技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报告[EB/OL].(2010-04-09)[2011-06-05].http://focus.hustonline.net/html/2010-4-9/70075_7.shtml.
[5]杨福家.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海)发言[EB/OL].(2006-07-20)[2011-07-02].http://www.hljnews.cn/by_hljrb/system/2006/07/20/000229779.shtml.
[6]赵婀娜.中外合作办学公益与营利冲突,99%中国教师授课[N].人民日报,2010-08-27(5).
[7]QS.Quacquarelli Symonds. topuniversities[EB/OL].（2011-07-24）[2011-08-02].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cquarelli_Symonds.
[8]黄辛.两岸四地大学排行发布,高水平大学国际崭露头角[N].科学时报,2011-06-02（2）.
[9]中国校友会. 2011中国大学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