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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国改革的道路（或模式）的争论不断。近世以来，国人对所谓“传统”与“西化”问题已经争论了百年，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论战。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就有中西文化之争。本人曾为文谈到“全盘西化”或回到传统都是既不可能又不可取。如果二者的精华结合，就可以产生宁馨儿。但是取精华难，取糟粕易，最怕的是二者糟粕结合产生怪胎。不幸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许多领域看到的恰恰是这种怪胎。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以新闻、出版为例，当前为人所诟病的是为“吸引眼球”而媚俗，甚至到诲淫诲盗的边缘。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大量生产品味低下的垃圾，浪费纸张等等。对此，业内有一句流行的自嘲，叫做“逼良为娼”。谁逼的？似乎是改制后的市场化逼的，因为利润率、广告收入、“码洋”等等是硬指标。曲高则和寡，自然只能媚俗或哗众取宠。但是深究起来，这一领域全是国营，并未真正放到市场，竞争机制是极不完全的。且不说人事不能自主，就是产品也并不是完全由市场选择的。因为“导向”是有权威机构在监督着的。如果放手让反映大众关心的题材、切中时弊的尖锐而深刻的作品、振聋发聩的呼声和独到之见、能震撼心灵的艺术创作都进入市场，真正的百家争鸣，由公众选择，未必竞争不过那些喧嚣一时的低俗之作。事实已经证明，每出现少量此类优秀作品或节目时，都经受了公众和市场的考验。但恰恰这一头常常受到限制，那些佳作往往是漏网之鱼，很快就被捉回；而对另一头（垃圾）往往是放手的。所以，一面取消了经济上的保障，不能使敬业者无后顾之忧；一面又不放松管制，虽然名义上是市场选择，却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无法造成优胜劣汰，是两种机制最坏的结合。
关于学术界（这里只限于社科人文领域），也是方今诟病甚多的领域。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听到美国学术界有所谓“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便灭亡）”之说，觉得很新鲜。对比那时我国大锅饭体制下，作家可以“一本书主义”，享誉一辈子，知名学者大多长年无著作（当然主要不是他们自己之过），感受到美国的竞争机制深入各个领域。如今我国学术界早已是“publish or perish”，而且变本加厉。在反对大锅饭的名义下，到了将精神产品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步，却没有工厂的质量检验。连在校硕士生、博士生都是“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毕不了业）。而且还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然而粥（杂志）少僧（需要发表者）多，结果就引出种种腐化现像，“学术垃圾”因而大量产生。我不知道这种体制的制定者是否是受西方的启发，抑或是土产。不论如何，在貌似相同的情况下，至少有两点本质性的前提没有引进：一是学术独立于权力，而且必须创新，没有新意的作品一般难以得到发表；二是多年来在各个专业领域内已经形成学术权威和严肃的学术评论，对低质量的乃至假冒伪劣产品有较大的约束力，形成自然淘汰机制。再者，学问的追求到一定的境界，自己欲罢不能，“不用扬鞭自奋蹄”，只需要一定的保障。所以西方有教授终身制。我国早期的硕学大儒做学问也是内在需要，许多传世之作并非出于市场的激励。如果有淘汰，是在“士林”的公论中自然淘汰。如今则传统的或外来的好的一头都没有传承或引进，却把精神领域推向了极端的市场。
在经济领域，我国当前的种种弊病，包括两级分化，与市场化固然有关，但其恶性膨胀却不是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不健全，旧体制的权力未退出市场之过。在目前的中国，所谓“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伪命题，因为低效率正是由不公平产生的，而不公平的根源是国家垄断，行政干预。我国土地、资源、能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众所周知，这些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危害国家利益、坑害老百姓之事，都与“市场化”、“私有化”无关，而是相反。如果打破垄断推向市场，公平竞争，效率自会提高，这更不是私有财产之过。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企业的代表人物就是政府官员，只需服从指令，按级别领待遇，个人极少有敛财的需要和可能。那种隐性特权下的实际存在的巨大差距是无法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而今国营垄断依旧，这些行业的“老总”们却是官与商一身而二任，一只脚踏进市场，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另一只脚在体制内，拥有以“国家”为后盾的权力，而国法对他们的约束却十分微弱。这里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已经超越通常的行贿受贿，权钱勾结的腐化，而是权与钱集于一身，又是最坏的结合。我不了解种种MBO内情，用老百姓的常识来看，所有的“改制”失败的问题就在于“官”的权力太大，没有公平可言。若再退回到这样的“国营”，不知其可也。
至于政府部门本身的“市场化”就更加荒谬。政府各部门各显神通，依据自己的职务权力行霸权、搞创收、谋福利，其结果造成的政府部门之间贫富不均，恐怕是我国的独特创造，既非市场经济，又非计划经济，无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旧官僚体制的借尸还魂，借“公有”之名、之权，谋最大私利，却不担私营企业的风险。
人往往是善忘的，遇到当前的问题，容易怀念“往昔美好的时光”，而忘记了当初逼到非改不可的情势。现在许多人以农民和进城的民工的处境为词，说明今不如昔，似乎改革前的年代农民是获利者。这是无视起码的历史事实，忘记了大跃进时饿殍遍野，主要是农民；城里人挨饿而饿死的不多，而且供应是按“级别”的。也忘记了仅仅二十多年前，带头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农民需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像秘密起义那样按手印发誓言。他们有起码的生存权吗？如果按以前的方式能生活下去，何必冒死求变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决不是否认现在出现的新问题之严重之触目惊心。我只想说，当前我国的许多问题都非改革之过，主要也非市场之过，而是新旧、中西、左右最坏的结合所产生的畸形儿。借用安德鲁·卡耐基《财富的福音》中的话：“所谓‘往昔的美好时光’其实并非美好时光……如果回落到过去的状况，主人和仆人（可读作富人和穷人）都要遭殃。”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扬弃旧体制的糟粕，达到优化的结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以新闻、出版为例，当前为人所诟病的是为“吸引眼球”而媚俗，甚至到诲淫诲盗的边缘。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大量生产品味低下的垃圾，浪费纸张等等。对此，业内有一句流行的自嘲，叫做“逼良为娼”。谁逼的？似乎是改制后的市场化逼的，因为利润率、广告收入、“码洋”等等是硬指标。曲高则和寡，自然只能媚俗或哗众取宠。但是深究起来，这一领域全是国营，并未真正放到市场，竞争机制是极不完全的。且不说人事不能自主，就是产品也并不是完全由市场选择的。因为“导向”是有权威机构在监督着的。如果放手让反映大众关心的题材、切中时弊的尖锐而深刻的作品、振聋发聩的呼声和独到之见、能震撼心灵的艺术创作都进入市场，真正的百家争鸣，由公众选择，未必竞争不过那些喧嚣一时的低俗之作。事实已经证明，每出现少量此类优秀作品或节目时，都经受了公众和市场的考验。但恰恰这一头常常受到限制，那些佳作往往是漏网之鱼，很快就被捉回；而对另一头（垃圾）往往是放手的。所以，一面取消了经济上的保障，不能使敬业者无后顾之忧；一面又不放松管制，虽然名义上是市场选择，却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无法造成优胜劣汰，是两种机制最坏的结合。
关于学术界（这里只限于社科人文领域），也是方今诟病甚多的领域。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听到美国学术界有所谓“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便灭亡）”之说，觉得很新鲜。对比那时我国大锅饭体制下，作家可以“一本书主义”，享誉一辈子，知名学者大多长年无著作（当然主要不是他们自己之过），感受到美国的竞争机制深入各个领域。如今我国学术界早已是“publish or perish”，而且变本加厉。在反对大锅饭的名义下，到了将精神产品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步，却没有工厂的质量检验。连在校硕士生、博士生都是“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毕不了业）。而且还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然而粥（杂志）少僧（需要发表者）多，结果就引出种种腐化现像，“学术垃圾”因而大量产生。我不知道这种体制的制定者是否是受西方的启发，抑或是土产。不论如何，在貌似相同的情况下，至少有两点本质性的前提没有引进：一是学术独立于权力，而且必须创新，没有新意的作品一般难以得到发表；二是多年来在各个专业领域内已经形成学术权威和严肃的学术评论，对低质量的乃至假冒伪劣产品有较大的约束力，形成自然淘汰机制。再者，学问的追求到一定的境界，自己欲罢不能，“不用扬鞭自奋蹄”，只需要一定的保障。所以西方有教授终身制。我国早期的硕学大儒做学问也是内在需要，许多传世之作并非出于市场的激励。如果有淘汰，是在“士林”的公论中自然淘汰。如今则传统的或外来的好的一头都没有传承或引进，却把精神领域推向了极端的市场。
在经济领域，我国当前的种种弊病，包括两级分化，与市场化固然有关，但其恶性膨胀却不是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不健全，旧体制的权力未退出市场之过。在目前的中国，所谓“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伪命题，因为低效率正是由不公平产生的，而不公平的根源是国家垄断，行政干预。我国土地、资源、能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众所周知，这些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危害国家利益、坑害老百姓之事，都与“市场化”、“私有化”无关，而是相反。如果打破垄断推向市场，公平竞争，效率自会提高，这更不是私有财产之过。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企业的代表人物就是政府官员，只需服从指令，按级别领待遇，个人极少有敛财的需要和可能。那种隐性特权下的实际存在的巨大差距是无法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而今国营垄断依旧，这些行业的“老总”们却是官与商一身而二任，一只脚踏进市场，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另一只脚在体制内，拥有以“国家”为后盾的权力，而国法对他们的约束却十分微弱。这里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已经超越通常的行贿受贿，权钱勾结的腐化，而是权与钱集于一身，又是最坏的结合。我不了解种种MBO内情，用老百姓的常识来看，所有的“改制”失败的问题就在于“官”的权力太大，没有公平可言。若再退回到这样的“国营”，不知其可也。
至于政府部门本身的“市场化”就更加荒谬。政府各部门各显神通，依据自己的职务权力行霸权、搞创收、谋福利，其结果造成的政府部门之间贫富不均，恐怕是我国的独特创造，既非市场经济，又非计划经济，无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旧官僚体制的借尸还魂，借“公有”之名、之权，谋最大私利，却不担私营企业的风险。
人往往是善忘的，遇到当前的问题，容易怀念“往昔美好的时光”，而忘记了当初逼到非改不可的情势。现在许多人以农民和进城的民工的处境为词，说明今不如昔，似乎改革前的年代农民是获利者。这是无视起码的历史事实，忘记了大跃进时饿殍遍野，主要是农民；城里人挨饿而饿死的不多，而且供应是按“级别”的。也忘记了仅仅二十多年前，带头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农民需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像秘密起义那样按手印发誓言。他们有起码的生存权吗？如果按以前的方式能生活下去，何必冒死求变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决不是否认现在出现的新问题之严重之触目惊心。我只想说，当前我国的许多问题都非改革之过，主要也非市场之过，而是新旧、中西、左右最坏的结合所产生的畸形儿。借用安德鲁·卡耐基《财富的福音》中的话：“所谓‘往昔的美好时光’其实并非美好时光……如果回落到过去的状况，主人和仆人（可读作富人和穷人）都要遭殃。”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扬弃旧体制的糟粕，达到优化的结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