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一条古沉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条古沉船最终被定名为“南海一号”，朝代被定位于南宋（1127-1279年）。考古人员不断地对这条古沉船进行探索，每一次下水，都会有新收获。其中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些温润莹亮的瓷器，数量之多，器物之精，前所未有。
　　这些八百年前的瓷器，究竟来自于中国的哪里？又要被运往何处？谜团伴随着惊喜，吸引着无数水下考古工作者……
　　沉船中的陶瓷
　　陶瓷的海上贸易至迟始于唐，精美的中国陶瓷随着丝绸、漆器等工艺品一起输往海外市场。至宋，政府的鼓励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海上陶瓷兴盛起来，政府也设置专门机构——市舶司进行管理。到了南宋，陆路的贸易通道被契丹、金所占，南宋朝廷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海上。
　　海上陶瓷贸易，在南宋得到空前发展。《诸藩志》中记载，当时有56个地区或国家与宋朝有贸易关系，其中有瓷器贸易的15个，足迹遍及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一带。这样的贸易获利颇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当时仅泉州、广州、明州（宁波）三处市舶司的税收就达到250万贯铜钱，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2007年，距离“南海一号”的发现已经过去了20年。在水里沉浸了800年的商船被整体打捞，于广州阳江海陵岛银滩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专门设置了灌满海水的密闭空间，俗称“水晶宫”，用来保存船体。据探测，船内大约装有6万件瓷器，2009年第一阶段清理中出土南宋陶瓷器共4700余件，品种有青白瓷、青瓷、酱黑釉器、绿釉器等。它们分别来自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浙江龙泉等地的窑口。作为贸易陶瓷，这批陶瓷器本打算沿着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东南亚或中东地区，但不幸的是，它们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却惨遭海浪的袭击，沉入海底。
　　青之色
　　“南海一号”中的陶瓷器向我们展示了南宋时期贸易陶瓷的主要面目。当时，浙江的青瓷系、福建的黑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构成了贸易陶瓷的三大类别，这与本土陶瓷的使用也相去无几。真正受南宋上流社会和文人士大夫追捧的瓷器，首推浙江青瓷。
　　青，是宋人所青睐的颜色，这种审美来自古人对自然的热爱。青是自然之色，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解为“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又《尔雅》释“春为青阳，谓万物生也”。这种审美又源自君子的谦逊，青瓷的美如玉，谦谦君子亦如玉。历代瓷器对“青”也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引《爱日堂钞》中言，自古陶瓷器多重“青品”，如“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日‘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
　　南宋时期的青瓷承袭自北宋，北宋青瓷的烧造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北方河南的汝窑、陕西的耀州窑都是著名的青瓷窑口，而南方，除浙江地区传统的窑业基地越窑、婺州窑、瓯窑，以及新崛起的龙泉窑烧造青瓷外，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窑口都可见青瓷的烧造。至南宋，除浙江仍以青瓷生产为主外，其他地区，如福建于宋元之间出现青瓷、黑瓷、青白瓷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湖北、湖南、两广、川渝等地的窑口，青瓷生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此时，浙江青瓷器的代表为南宋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它们各自的工艺创新使青瓷的釉质厚若脂玉，将中国古代青瓷的艺术表现推向了极致。
　　越窑：衰而未灭
　　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是传统的越窑烧造地带。在东汉时期创烧，盛于唐代。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写道：“盌，越州上，鼎州次……越瓷类玉……。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其晶莹的釉色和轻薄的造型，唐人陆龟蒙咏其“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咏其“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质量上乘的越窑，又称“秘色瓷”，专为进贡，民间不得使用。
　　传统意义上，越窑随着吴越钱氏政权的覆灭走向衰落，北宋中晚期逐渐消亡。然而1990年上林湖一带南宋地层的发掘，却打破了这一概念。经过考古发掘，此地层除了传统越窑烧造的刻、划花青釉产品外，还出现了一类与汝窑和南宋郊坛下官窑风格相类似的产品，色泽呈天青、粉青，釉呈乳浊状，烧成工艺和北宋晚期的汝窑产品十分接近，品种涉及祭器、陈设器、生活用器等。这一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越窑在南宋的发展情况。
　　据《中兴礼书》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分别命越州和绍兴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考古实物中有一件匣钵外底又刻“官”字，同时还发现“御厨”“进”“甲申殿”“慈宁殿”“苑”“贵妃”等字款，所以不难推断，该窑址出土的产品依旧作为南宋宫廷用瓷在使用，而且为南宋官窑器物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龙泉窑：粉墨登场
　　一反越窑的深沉，南宋龙泉窑则以色泽如玉的粉青、梅子青粉墨登场。它的窑址集中在浙江南部丽水一带，历代发现的窑址可达500多处，以龙泉县为主要烧造地区。关于它的创烧时代，有三国两晋说、五代说、北宋说。
　　北宋时期，龙泉窑初具规模，前期产品的特点以淡青色釉青瓷为主，胎呈白色，质地细腻，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北宋中晚期，龙泉窑胎体则较厚，胎呈灰色或浅灰色，釉色以青黄为主，开片现象较多，仍属石灰釉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器形以碗、盆、钵、瓶等实用器为主。
　　宋室南渡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本土对瓷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传统的瓷窑如越窑、瓯窑等，却因种种原因而衰亡，瓷器产量再也满足不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时地处山区的龙泉，则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四面环山，不仅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內龙泉溪为瓯江主流，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凭着这样的自然优势再加以工艺创新，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大放异彩。
　　南宋时期，龙泉窑工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处：一是施釉工艺的发展和薄胎厚釉产品的出现。坯体方面，起初使用瓷石一种原料做坯，坯体较厚，中期以后转为瓷石和紫金土配置，胎壁较薄。此外，釉料采用了石灰碱釉的配置，通过多次上釉素烧的工艺，使得釉色出现了粉青、梅子青等青翠欲滴的釉色；其次龙泉窑也出现了黑胎青瓷产品，这一点与南宋官窑瓷有相似之处。 　　1983年南宋临安城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勘测，其中大量龍泉窑的瓷片和完整器被发现。其中有一件刻有“御厨款”、施透明釉的青瓷盘，便来自龙泉窑。足见无论是宫廷所需，还是百姓人家，龙泉青瓷都作为日用器被广泛使用。
　　南宋官窑：为世所珍
　　相比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更具神秘性。南宋朝廷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50多年，南宋官窑的命数仅130多年。在陶瓷史上这样的时间有些短暂，却也留给后人无限遐想和期待。
　　南宋官窑的设立沿袭北宋官窑制度，由官方设置并直接管理，产品完全按照宫廷要求生产，专供皇室使用。朝廷高标准的要求和强大的资金、人员供应，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窑产品的高水平质量，另一方面，这样的特性，却决定了它的命运会和政权绑在一起。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中，传世南宋官窑器物仅100余件，以台北故宫收藏最丰。莹润的釉质和雅正的器形，与宋代文人笔下“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的记载十分相符。
　　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日本驻杭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在凤凰山的报国寺、地藏殿等地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他在《南宋官窑之研究》一文中所列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并发现了匣钵、支钉、支座、垫托等窑具，他认为南宋叶真的《坦斋笔衡》中所载的修内司官窑就在凤凰山一带，文献日：“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可知，南宋官窑的窑址有“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两处。米内山庸夫这次发现只是发现了一些简单瓷片，且青瓷瓷片质量残次不齐，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30年2月，另一名日本人小笠原彰真在凤凰山南麓乌龟山一带，却真正地发现了郊坛下官窑窑址。这次发现在陶瓷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中外陶瓷学者纷纷前往窑址调研并编写相关著作。窑址也在1956年开始发掘清理，清理出一座龙窑和大量青瓷片，随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窑址被大面积开发，并于1990年依托古窑址建立起南宋官窑博物馆。经过整理发掘，郊坛下窑址共出土了3万余件瓷器碎片和窑具，因屡遭破坏，所以几乎不见完整可拼接的器物。南宋官窑窑址的寻求并没有停下，修内司窑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终于，1996年春天的一场大雨，解开了人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困惑。杭州城南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山岙西侧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内，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量黑胎瓷片和窑具被发现。1998年至2001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此处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察，清理出龙窑3座、小型馒头窑4座，不同时代作坊基址10座、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出土瓷片不仅数量多，而且烧制质量好，器形有碗、盘、罐、壶、洗、套盒等生活用具，也包括尊、瓶、觚、炉等造型高大的祭祀礼器。发掘中出现了元、南宋、北宋各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此地俗称“老虎洞”，故该窑又称老虎洞窑址。
　　南宋地层遍及整个发掘区，从这个发掘区的出土器物和窑具看，装烧方式已经使用了裹足满釉支烧、底足刮釉垫烧，还有大器物和高足器物使用的支垫烧工艺，陶瓷的烧造技术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且器形与北宋汝窑和北宋官窑有相互传承关系。此外，窑址又出土一件带有“庚子年……匠师……记修内司窑置”字样的瓷荡箍。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下，修内司官窑终于完全浮出了水面。
　　从南宋越窑的传承、南宋龙泉窑的创新，最后达到南宋官窑的顶峰状态。南宋时期，青瓷器釉质温润、造型古雅，对“青”的追寻体现着宋人对自然和君子之性的秉承，以及内省和对自我文化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