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2008年的“4万亿”教训是正确的，但必须正确吸取教训。而错误认识“4万亿”的教训，会令我们应对当下的“全球疫情危机”畏首畏尾，而错失重大历史机遇。
　　如何看待“4万亿”政策？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客观评价。
　　2007年之前的若干年，中国经济“过热”实际是外需过热，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底层民众从房地产涨价中套取现金并用于消费，而他们所需的大量中低端消费品很多又来自中国，从而推动中国投资、外贸暴涨。此外，全球资源价格被“炒上天”，原油价格创出146美元一桶的历史高点，以致中国CPI高涨。怎么办？中国不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但没有抑制外需，却严厉打压了内需，甚至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出现明显信号，中国依然极度紧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先生最近公开表示，自己曾三次犯错，其中之一就是明明已经看到美国金融危机，但自己依然主张紧缩。
　　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想说，因外需过热而不断紧缩，长此以往，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这时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外需突然缩减甚至归零，中国经济就会断崖式下跌，内需严重不足的境况被表露无遗。怎么办？补足内需。这就是当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突然转向，4万亿投资政策仓促出台的历史背景。
　　那为什么会出现之后“10万亿信贷增长”？因为金融危机前，中国一方面允许外资任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用各种紧缩的宏观经济手段压制房价。结果外资因金融危机撤出，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枯竭，各大城市土地流拍，地方政府财政吃紧。而就在这个当口，“4万亿”政策来了，地方政府报项目却拿不出配套资金，最后依托“平台贷”充当政府投资的资本金，以致当年信贷暴增至10万亿元。
　　这样一段历史的确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这是“4万亿”的错吗？第一，放任外资（大量是境外金融机构发售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在中国各大城市购房是错误的;第二，把“外需过热”当成“内需过热”去治理，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濟内需，这是错误的;第三，2010年刺激政策突然退出，而货币却转向紧缩，以致民营资本流动性枯竭，中国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也是错误的。余永定先生也大胆地承认：2010年自己主张退出为时过早，这是他本人三次错误主张之一。可见，“4万亿”后遗症，绝非发源于“4万亿”政策，而是历史错误未获有效纠正的结果。
　　现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已经针对自身经济战疫需求给出了一些措施，但那毕竟是临时性措施，而“全球疫情危机”即将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需要更为充分、更为长远、更为坚实的根本性措施，让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真正成为机会。
　　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到底是什么？全力启动内需政策，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全球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提供良好的利润预期，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并借助资本的聚集效应，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
　　责编：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