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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似乎喜欢重复上演相似的剧情。2013年的中国诗坛因为雷抒雁、牛汉、韩作荣、郑玲、东荡子、王乙晏等老、中、青诗人的相继离世而带给诗歌界人士无限的感伤，而在2014年，死亡的阴影再次强烈地笼罩住诗坛，陈超、卧夫、许立志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诗人的自杀行为，给诗歌界人士相当程度的精神震撼。诗人自杀，这一严重事件凸显出当下不少诗人的精神危机状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思考。在死亡面前，诗歌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再次被强烈地彰显出来了。从社会反响来看，陈超自杀事件与卧夫之死非常引人关注，在诗歌界产生了持久的震荡性的影响，著名诗人西川 的《2014年11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惊悉陈超辞世》、著名诗人王家新的《昨晚或是今晨，石家庄——悼陈超》都是第一时间悼念一代出色诗人与诗评家陈超先生的情深意切的缅怀之作，具有重要的审美情感与史料价值。不同于陈超知名教授与作协领导的社会身份，卧夫是以一个豪侠仗义的民间诗人的形象为人们所认可的，因而他的意外死亡在民间诗人们那里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应，许多诗人自觉地为卧夫写了悼念性诗篇，堪称一道景观，其中，大枪的《断章：写在卧夫追悼会现场》用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当时数百名诗人送别卧夫的感人场景，马启代的《悼卧夫》 则以散文诗的形式从个体情感角度表达了对于卧夫的挚友情愫。这四位诗人具代表性的悼亡诗篇替我们留住了一段关于诗人之死的悲伤记忆。
而从诗歌写作内部来打量，2014年的中国新诗是对2013年中国新诗的惯性延续，两者并无什么明显的区别，其创作格局与美学风貌，仍然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路向与风格特点，与2013年一样，2014年度的中国新诗创作在整体平静而稳定的艺术态势中凸显出它的实绩。综观2014年的中国新诗写作，大致可以归结为六种美学向度与艺术追求，下面结合相关的诗人文本来对2014年的中国新诗予以全面而简要的考察、梳理与概述。
向度之一：介入现实的非虚构写作
在我本人去年为《2013年中国新诗排行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我这样指出：诗人是否面对时代、现实来发言，一直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伦理问题与诗学问题之一，当宏大叙事作为一种过时的美学原则被当下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当诗人们过度沉浸于历史的个人化与碎片化写作而导致其作品精神视野不够阔大、社会情怀相对匮乏的时候，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必然联结的宏大叙事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出现，就有其诗学与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了。当然，当下热衷于宏大叙事的诗人人数并无很多，更准确一点的表述是，许多诗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这些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现象及普通人的现实生存遭遇，予以充分自觉的关注，体现出他们身上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从这些诗歌文本的思想内涵角度来看，诗人们着力处理的是时代经验与集体经验，而非个人经验（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交集），因而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为2014年度留下的一份关乎时代记忆的诗性文字记录。
曾凡华的 《黑太阳》、张绍民的《寻找群山启事》、林森的《江水之死》、熊国太的《土地之殇》、冷先桥的《地球之殇》、熊国华的《跟地球通电话》等诗作均堪称重大题材，这些诗作反映的是煤矿资源遭遇掠夺性开采、森林资源遭遇毁灭性砍伐、内陆大江遭遇灾难性污染、农民土地遭遇残酷剥夺以及地球面临生存危机等国人乃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与时代弊端。诗人们所揭示的社会痼疾与残酷现实自然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其重要的社会学、生态学、伦理学、精神现象学的综合性价值不言而喻。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在处理这种重大现实题材与主题的时候，他们并未放弃美学的维度，而且在艺术表达上都努力展示自己的个性，例如曾凡华在诗作《黑太阳》中采取了质朴、纯粹的抒情方式，张绍民在诗作《寻找群山启事》中采用了机智、尖锐的寓言形式，熊国华在诗作《跟地球通电话》中则采用了科幻、神奇的童话形式，均给人留下深刻的阅读印象。这些现实关怀精神突出的诗人在追求社会学与美学的平衡方面常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曾凡华的《黑太阳》就是在此方面具代表性的文本，我们来看该诗的后半部分：
其实无论对你的开采
有序或是无序
总之是没了
连根都拔了
望着你快要挤不出奶水的样子
我想哭
有一种老年人的忧伤
那么我该用什么来回报你呢
你这大地的乳房
你这匍匐着不会言语的将死的太阳……
在作品中， 诗人对大地的宝藏一往情深，尤其是诗人在诗的结尾处的忧伤告白，结合着质朴、生动的艺术想象，体现了诗歌艺术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力量。
与前述诗人对宏大时代问题的关注有所不同，有些诗人则把关注点投射到具体的社会热点问题上，例如刘川的《农民工Y上班下班各想一次的事》反映的是当下农民工薪金被拖欠的现象，作品语言表面平实，实则语调幽默，主人公异想天开的想象与其朴实的报复心理构成一种艺术张力关系，以喜传悲，令人感触万千。谭畅的《东莞启示录》直接以2014年年初引起全国瞩目的“东莞扫黄行动”为书写对象，她以喻古讽今的手法表达了对人欲横流的当下现实的批判意向，语带机锋，意象跳跃，意蕴深邃。与此相类似，郑小琼的《时间之书》是对整个珠江三角区资本势力猖獗、欲望泛滥无边的无情现实境况的概括性描述，芜杂纷乱的语象与整体清晰的构思及立意，展现了诗人驾驭复杂现实的艺术才能。另外，有些诗人还把关注现实的触角延伸到国际领域，比如，骆家的《失联人——致MH370机组、乘客》以2014年3月8号举世瞩目的“马航飞机失联”事件为题材，其朴素、真情的叙述足可令国人为之动容。陈雨吟的《塔利班的早晨》则以国际反恐为背景，丰富的想象与域外风情比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有些诗人则把关注的目光对准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场景，从中流露出诗人对现实的批判与嘲讽意向，像海啸的《 凤凰传奇》、瓦刀的《旗袍》、艾子的《明天我要去于炎的会所》、蓝晓的《卖玉米的农村妇女》、张成德的《向灯光自首》、夏放的《马年寄语》等，就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它们的现实品质与审美品质达到了较为和谐的境地。与2013年一样，在彰显2014年度诗歌的现实品质这一美学向度上，不少诗人的表现值得称道，他们不仅极为关注社会乱象与时代病症，也非常关注自己及他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以此呈现出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与美学特质。 向度之二：以个体经历、历史想象与文化诉求为对象的记忆写作
与一些诗人直面现实表达社会诉求的美学趣味相反，部分诗人则把目光后移，进行“后撤式”的写作，他们乐意从自己的过去经历里，或者是从对一段历史的想象，一种文化情怀的表达与文化愿望的诉求中，挖掘与呈现醇厚的诗意。由于它们在时间上都指向过去，所以可把这种写作向度命名为记忆写作。相对于现实的介入式书写所难免存在的艺术上的某种粗疏，记忆写作一般情况下则具有纯粹的审美品位，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从一般意义而言，一切文学写作行为均属于记忆写作范畴。
在记忆书写中，一些诗人侧重于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从个人生活片段与情感记忆中呈现往日的生活画面与心灵经验，这些诗人在文本中通常为读者提供的是其个体经验（当然无法与时代经验、集体经验完全割裂开来）。高凯的《怀念火柴》把我们带回到一个贫穷、愚昧与黑暗交织的年代，简洁的语言、有力的表达、深刻的感悟充分彰显了文本的力量。阳飏的《兰州：生长之城》则以真实的笔触回忆了诗人在故乡兰州的成长故事，诗中历史细节原生态般的细致描述与童年经验的生动再现，使文本散发怀旧美学的浓郁诗意。王顺彬的《采桑葚》给读者展示了往日乡村生活常见的一幕劳动与嬉戏场景，乡村经验与童年经验用欢快的语调与节奏加以表现，读之令人怡然神往。姚江平的《背上》对自己过去乡村生活经历做了一次全面而简要的回顾，其中乡村生活细节的描写与作品独特的外在形式给人以深刻印象。雨田的《乡村博物馆》运用鲜活、到位的意象，对乡村生活经验的集体记忆进行了一次诗性的回顾与缅怀。陈先发的《在暴雨中》则把对父亲的怀念与对青春的记忆融合到一个空间场景之中，富有激情的语言节奏散发出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息。而田禾的《山寺》、刘频的《刘氏家谱补遗：放蟒记》、韩庆成 的《独轮车》、吴少东的《孤篇》、杨廷成的《致父亲》、李皓的《母亲节的雨》等诗作则把怀旧的目光对准自己的亲人，通过对亲人生平往事的深情追忆与描述，重现一段与亲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些作品大多语言质朴、记述生动、情感真挚而深沉，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干天全、施施然、商泽军、刘伟雄、霍俊明、邓万鹏、王学东、杨章池、樊晓敏、左右、舒喆、胡建文等诗人忆旧怀人的诗篇也各具特色，品位不俗。
另一些诗人则跳出怀旧性个人经验的表达诉求，转向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从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及某种历史文化形态的赞美与向往中生发出纯美诗意：黄亚洲的《陶醉于汉魏碑刻陈列馆》以孔子故里与儒家文化为表现对象，其出色的艺术想象与虔诚的历史文化情怀水乳交融，堪称精品力作。周庆荣的散文诗篇《李清照》以行云流水般优美的笔触与出神入化般的审美想象力，塑造出了一代天才女词人的完美、高大形象，作品气势充沛，构思完整。李少君的《敬亭山》以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为追慕对象，作品语言简洁，表达精准，意象生动鲜活，元气贯注，是同类题材中的翘楚之作。马新朝的《黄土一望》以数千年的中原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作视野广阔，情感苍凉，深沉厚重。梁平的《说文解字：蜀》则以神秘迷人的巴蜀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人以对于词语优异的想象力以及对于事物本身的出色描述能力，为读者呈现了一道神奇的文化景观。与之对应，朱文平的《青花瓷》则以江南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人以灵动的诗笔表达了对于江南繁华历史的憧憬与缅怀，引人聊发思江南之幽情。更有甚者，洪烛的《仓央嘉措心史》（组诗）还将历史怀旧与文化追慕的目光投射到16世纪西藏的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身上，诗人用空灵多姿的诗句，从对一代异域诗歌王子的爱情传奇与心路历程的揭示中，试图为汉族读者提炼出一部西藏文化精神的启示录。女诗人梅尔还将怀古的触角伸向西方，她的《埃及艳后》以东方古典的审美情调重新塑造了一位风情万种、权倾一时的古代埃及皇后形象，优雅的想象与内敛的激情有机结合在一起。泉子的《时间》则用极度简洁的叙述语言，将仰望与赞美的心情献给里尔克等西方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们，其慕古崇古之心昭然若揭。洪老墨的《但丁》在立意方面与泉子的《时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郁葱的《沧州铁狮子》、程步涛的《 秦皇陵》、徐柏坚的《在宋朝》、郭建强的《残片：赫拉克里特》、周瑟瑟的《滚烫的早晨》、蒋兴刚的《寻梦钱江源》、高艳国的散文诗篇《茶道》等作品，均是表现历史文化题材与主题方面的优秀诗歌文本。
向度之三：回归内心世界的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
与直面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外向性写作向度相对照，许多诗人对自己的内在精神状态非常关注，他们试图通过诗歌写作的方式来回归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向内转”的写作方式不仅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审美经验的深度，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顾名思义，人性写作是指以人性为观照对象与评判标准的写作向度，它的理想之境界，须建立在对于人性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艺术化展示的基础上，以真为基石，兼顾善，美次之，呈现灵魂的真实状态与情感表达的力度是人性写作的本质之所在。我们且来简单梳理一下相关诗人的相关作品：商震的《芦花》以对白色的理解与幻想为思想情感基调，在死亡想象中表达自己对纯洁人格的热爱与追求，意象画面鲜明、生动，来自灵魂深处的真诚告白直击人心。高兴的《虚空：哥哥》以亡兄为倾诉对象，诗人采用第二人称的独白方式来表达对亡兄的骨肉情深，亲人猝然逝世后诗人灵魂的陡然空虚与饱含血泪的亲情召唤，在诗人的笔下汩汩流淌，感人肺腑。骆英的《与麻雀的对话》通过想象中的人与雀的精神对话，表达了诗人面对动物被残害时的爱莫能助的悲愤情绪，诗作构思巧妙，情感强烈。沈浩波的《奏鸣曲》以类似心理分析的手法，把人面对衰老时对于年轻状态的强烈渴望与绝望挣扎心态刻画得入骨三分，作品语言、意象均很成熟，富有表现力度。海讯的《回答》在英雄主义的主体精神姿态上与北岛颇有类似之处，诗人将对于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拒斥与自我抵抗的正义、激情混合在一起，使人热血贲张。王双龙的《小说》以散文化的当下世界当作隐性背景，诗人对“荒凉”的情感诉求反衬出其精神结构的微妙，作品意蕴非常耐人寻味。李孟伦 的《误入荒原》将荒原设置为自己生命的背景，他对荒凉的亲近同样反衬出诗人与众不同的情感遭遇与心灵结构。安琪的《一意孤行》以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鲜活、到位地表达了其对于美好事物的难以把握和时光易逝的内在焦虑感。代薇的《色诫》则以女性的坦诚表达了对于色欲与革命之间对立关系的某种纠结心态。与之相反，顾北的《深夜》与南鸥的《桃花说出谁的宿命》则以优美的想象、含蓄的手法刻画出了女性的动人形象，展示了女性的命运，对女性的身体之美及爱情与欲望的合理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作品充满一种神秘的美感，只是顾北的《深夜》具有喜剧感，而南鸥的《桃花说出谁的宿命》多了几分悲情色彩。此外，大卫、陈美明、黄礼孩、陆群、阿毛、蓝紫、刘年、李见心、冰峰、李浩、玉珍、张佳惠、杨小滨（台湾）、汪启疆（台湾）等一批诗人的作品在人性母题的艺术化表现上均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他们的作品从不同层面凸显了人性体验的丰富内涵。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写作向度，神性写作自新时期以来一直颇为盛行，它与人性写作构成对应关系，并建立在人性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人性体验的思想升华与情感提纯，简单说来，人性体验是一种包含有某种原罪感的丰富性生命情感体验，而神性体验则是一种以宗教敬畏感为基础的生命情感体验，体现为真、善、美精神价值的全面融合。因而，神秘性、纯粹性、庄严性、宗教性是神性写作的主要审美情感特质，神性写作的独特价值由此也得以充分彰显。
作为一位以神性写作为主体风格而广受诗坛认可的诗人，大解此次为读者带来了 短诗《秘密》，兹引全诗如下：
天空越来越薄，快要升到世界的外面了。
我坐在石头上，慢慢地合上书卷。心想，
再过一百年，我就能走到那里，且不必隐身。
我有这个力量，我有来自内部的支撑。
而这些藏在心里的秘密，
只有三个女神知晓，
其中最小的是女儿，最尊贵的是我年迈的母亲。
诗人在作品中勾勒了一幅人间天堂般的生命图景，其中诗人对女儿、母亲这些女性亲人形象的神化与圣洁化命名，为作品带来了庄严、高贵的审美面貌与精神气象。喻子涵 的散文诗篇《彬——等着我的三个女人》与大解的《秘密》在构思及立意上有不谋而合之处，诗人运用了出色的词语想象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亲人给予了情感虔诚的褒扬与赞美。曹谁的《黄河源：开天辟地》动用了原创性的想象力，在对人类创世记般的生命图景的动人描述中，作品营造的神性境界呼之欲出。姜念光的《山间夜行》叙述了诗人自己一次神秘无比的山间夜行经历，作品意象的神秘与体验的神奇水乳交融，互为印证。蓝蓝的《我生如草芥》语言质朴简短，告白真诚，诗人在生命面前所表达的谦卑体验令人肃然起敬。娜夜的《拉萨》以简洁、灵动的语言表达形式，给读者还原出了拉萨体验的神圣与神秘。马莉的《爱一个人能否有多久》以细腻的感觉与语言，传达出诗人对于爱本身的极端痴迷与信仰姿态。谭延桐的《你把整个秋天扛在你的肩上》发扬了诗人一贯的神性写作风格，他以低调、虔诚的心态书写出对于季节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的极端纯粹透出作品的神性色彩。石厉的《我的兄弟》则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出了上天入地的兄弟形象，令人不自觉地联想起海子诗歌中天堂形象的神奇描述。姚辉的《石头》与徐俊国的《大仓桥》体现了诗人对于大地上普通事物的敬畏与聆听姿态，日常事物由此被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芒。此外，吴投文的《我看见火焰就想亲近》、南子的《使我免于衰老的》、王琪的《乌有之词》、邓诗鸿的《心脏以东》、张洪波的《夜宿查干淖尔》、曹有云的《攀援》、熊焱的《凉州词：天堂寺》、胡畔的《仰望乐山大佛》、道辉的《乡愁飘来的蒙蒙雨》、阳子的《醒来，意味着消失》、师力斌的《月光》、谢小灵的《真爱，给你无边的善》等一批诗人的作品，均包含有神性体验的色彩与内涵，它们从对时光、人事、景物、命运及整个宇宙的虔心观照、感受与描述中，提炼出具有超验色彩的神奇体验与心灵造境。必须指出的是，与2013年一样，神性写作这一写作向度在2014年度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表现，不仅数量较多，整体质量也较高，体现出对当下流行的日常化、世俗化写作趣味的审美反动，值得充分肯定。
向度之四：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对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审美反动，出现了口语写作（时常与民间写作相提并论）与日常写作这一美学潮流且日益呈泛滥之势（网络诗歌是最好的例证）。其实简单说来，口语写作是指诗人运用的语言形态为口语（包括方言俚语），与书面语相对立，而日常写作是指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为日常生活，即通常所谓的日常生活叙事，口语写作与日常写作通常紧密联系，合而为一，其背后是大众文化审美趣味的强力支撑。解构主义写作则是指一种消解与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或者指一种创作方法，可以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口语写作、日常写作常常一体化，与解构主义写作一般情况下也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等同关系。
伊沙被许多人公认为口语写作、日常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的《乡愁》所反映的只是一段旅行见闻，作品用自然、质朴、富有语感的口语，对主人公骂脏话以解乡愁的做法，予以冷幽默式的调侃与话语颠覆。侯马的《刘胡兰》回忆了童年一次用泥巴捏刘胡兰的有趣经历，诗作的亮点是诗人用情色话语对革命话语的巧妙遮蔽与内在解构。潘洗尘的《白头到老》不动声色的叙述了一对夫妻真心祈求白头到老，而实际上到头来彼此心灵隔阂、孤独终老的残酷事实，内在的反讽与解构意味不言而喻。斯如的《鬼都要哭了》、水笔的《况且，他们相距那么远》、刘晓平的《两只相遇的狗》则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与经历为表现材料，用调侃性的口语达成幽默、反讽的审美效果。作为一位实力派先锋女诗人，吕约自觉坚持其女性主义的写作立场，因而她的解构往往是对男权文化秩序与文化心态的解构，她的《女人大笑时》便巧妙地以女人的“大笑”为切入点，对男人在女人面前强大而怯弱的可笑心理做了生动的揭示，该诗语言表达方面成熟而老辣。在这些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达到了三者合一，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文化趣味。
也有一些诗人的诗歌文本在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之间有所偏重。比如，刘春的《明天如此遥远》、桑克的《松花江铁路大桥之夜》、潘红莉的《亲爱的你》、马非的《春夜喜雨》、中岛的《滇藏茶马古道》、邹瑞锋的《夏日晶亮的雨》、郭思思的《飞起来真爽》、江合的《军训时，想到潘维在那遥远的北方》等诗作，偏重口语写作与日常写作，在美学效果上呈现亲切、质朴的特点。另一些诗人的诗歌文本，例如余怒的《心生象》、牧斯的《对话》、阿斐的《被吃掉肉馅的包子》、老德的《我心里有头狮子》、吴昕孺的《天空在翻脸》、叶开的《批斗山药》、毛国聪的散文诗篇《蝗虫》等，则偏重解构主义写作，彰显出诗人的解构思维与“另类”美学趣味。上述写作向度是以反崇高、反文化、反修辞为美学原则的，属于形而下的写作，从中见出其与第三代诗歌美学精神的渊源关系。 向度之五：形而上写作、智性写作与修辞性写作
一般说来，形而上写作是与形而下写作相对立的，而且这一向度的存在是以哲学、宗教学与精神现象学为背景的，它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当代新诗写作的思想精神层次及艺术品位。通常说来，形而上写作是直接以生命与存在本身作为观照、凝思与表现对象，在超验性的想象、体验与书写中，表达自己对死亡、爱情、幸福、命运等抽象命题的形而上体悟与思考，具有纯粹的哲思色彩与意味。其中，阎安的《气球与空虚》、方文竹的《到底谁起的最早》、树才的《行路难》、谷禾的《虚无的蓝》、童蔚的《必要过渡》、王黎明的《灰尘之歌》、刘以林的《石头》、吴海歌的《搅拌机》、鲁若迪基的《机会》、卡西的《文字》、王明韵的《致钟表》等可被视为代表性的诗歌文本。
阎安的《气球与空虚》将诗思凝聚在一只气球上，又对空中飘飞的气球和在宇宙中转动的地球产生并置性的奇思妙想，并在茫茫天地间萌生空虚的意念与体检，玄学意味极为浓郁。作品想象丰富，描述十分精确、生动。方文竹的《到底谁起的最早》以哲学家般的思维方式比较了“谁起的最早”的问题，具象的画面排列与抽象的问题意识同时推进，节奏感鲜明，最后将结论归结于诗人玄幻性的主观感受，意趣十足。树才的《行路难》凭借与一位大师的精神对话，在人生道路的不同方向上展开想象性的求索，结尾处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具有佛学色彩的大彻大悟。该诗形式工整，语言自然有味，返璞归真。谷禾的《虚无的蓝》以天空的颜色为观照对象，诗人用富色彩感的语言传达出细腻的生命感觉，最后在爱与死的纠结中传达出与天堂相联通的神秘体验与玄奥感悟，引人无限遐思。童蔚的《必要渡过》在叙述主体孤独感的视点中，展开了对事物与时间关系的玄妙沉思，作品意象繁复流动，思绪飘逸恍惚，意境神秘。王黎明的《灰尘之歌》对灰尘的描写与人类生命在时间与死亡面前的渺小感巧妙地叠合在一起，作品语调谦卑内敛但打动人心。刘以林的《石头》在恍惚迷离的情景创设中展开人与石头的心灵对白，不朽与易朽的人生彻悟蕴含其中。吴海歌的《搅拌机》以破坏性的搅拌机为书写对象，在生与死的轮回想象中启发读者的人生迷思。鲁若迪基的《机会》直面生者与死者的精神沟通问题，诗人以通灵般的感悟力指出了死亡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永久性沉默与交流断裂。卡西的《名字》则以诗人的死亡想象来展开对自我寻找的奇幻精神旅程，而王明韵的《致钟表》直接面对时间的象征物钟表来发出诗人的思想诘问，这些作品总体上均做到了诗与思的和谐，具有思想精神与审美艺术的双重价值。
在神性写作之外，有一批诗人致力于智性写作。所谓的智性写作，即诗人们通常从日常生活事象中去感悟、发现某种生活的真理，或者说是用一种充满机智的思想感悟来照亮日常生活、发现生命意义的写作倾向。
在智性写作这一美学向度上，2014年度也出现了不少优秀诗作。严力的《见面》以精妙的比喻与联想，通过理想与现实错位状态的揶揄性揭示，体现了诗人对人类普遍性心态的智慧洞察力。子川的《取向》以一只鸟儿的视点，通过跳跃的画面、敏捷的思绪为读者提供思考的契机，以启悟读者定位自己的人生取向。与之对应，汪剑钊的《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也从鸟类的角度来寻找理解世界的可能性，构思新颖别致，用词严谨庄重，充满书卷气息。北塔的《一堆沙子》从极为普通、渺小的沙子身上联想到庞大不朽的建筑，体悟了事物之间渺小与伟大的辩证关系，作品语言与节奏均显得淡定从容。灵焚的散文诗篇《果实的阳光》运用流畅的语言与优美的意象，通过果实的成长历程，以寓言般的方式给人们以人生哲理的启发。冯晏的《室内生活》凸显了女诗人喜欢沉思默想的写作气质，书面语表达的严谨与作者的沉思状态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平衡。黄梵的《登山感怀》以精准的表达，为读者提供了平时不易体会的人生感悟。宋晓杰的《山中偶得》与黄梵的《登山感怀》立意类似，女性的细腻感觉与表达为诗作带来了较强的感染力。谭克修的《面孔》是对最为常见的生活场景的描述，诗人突发奇想地从自己周围来来往往的面孔上寻找到了诗思的激发点，进而迸发出睿智的生命感悟。韩春燕的《经验一种生活》从自己的感性体验的描述出发，在诗作的末尾生发出寻找理想生活的陡然觉悟，引人共鸣。若离的《生命》以高度简洁的语言与对比手法表达了对于生与死的人生彻悟，让读者产生思想认同的愉悦感。此外，林之云、林雪、夏花、普冬、孙晓杰、李小洛、陆子、毛惠云等一些诗人的作品均包含程度不同的智慧思想因素。
与形而上写作、智性写作有所不同，修辞性写作主要针对诗人笔下的语言本身，针对表达本身。众所周知，诗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语言本身的焦虑。而语言（词语）意识的自觉也是诗歌本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诗歌与被表现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因而，许多优秀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特别注重修辞效果，在当下，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评判一个诗人的写作是否先进抑或滞后的重要标准之一。
2014年，出现了一批在修辞效果上表现瞩目的诗人诗作。首推欧阳江河的《抽烟人的书》，文本对矛盾修辞的娴熟运用，词语之间的内部缠绕与戏剧性转折，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语言智慧，进而感知诗人的思想智慧。我们试看诗中的一个片段：
昨日之日，不够读一份报
但足够读一百本书
今日之日，今人的书
全是古人写的
从中可见，该诗的思想阐释空间无疑是丰富深邃的。与此对应，陆健的《佩服欧阳江河》堪称互文性的诗作，该诗运用幽默、反讽性的手法刻画了诗人欧阳江河的形象，全诗表达机智、语言老到，大气从容，堪称写人方面的佳作。莫非的《我想你在》围绕“在”这个具有无限阐释空间的关键词，诗人对于词语及意象进行了绕口令般的组合排列，汉语词汇的弹性与诗性构成了饶有意味的对称关系。姚风的《耳边风》将“耳边风”由大自然层面的含义过渡到语言层面的含义，自然而巧妙的联想凸显出诗人优异的词语想象力，也使得该诗幽默喜人。臧棣的《玉树，一小时的骑手》将素材的现场感与作者的主观幻想性结合得水乳交融，词与物之间构成一种对应关系，语言节奏均衡、沉稳，风格成熟。潘维的《龙潭湖》与华清的《蝴蝶兰》均体现出对于事物与词语的双重想象力，词与物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平衡对称关系，优雅、饱满的情感也为这两首诗作平添了阅读的吸引力。此外，唐毅、胡弦、倮倮、谢宜兴、沙克、杨志学、楚天舒、高作余、李速、竹君、石继丽、夏春花等诗人在其创作中均展示了不俗的修辞能力。 向度之六：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
我曾经说过，在当下，随着我们的写作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及其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对本土审美文化经验的挖掘与强化就成为每一个中国诗人无可回避的艺术伦理。近些年，在中国新诗界，对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的强调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许多诗人进行了自觉的艺术实践，湖南诗人谭克修2014年在其主编的《明天》诗刊上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期“地方主义写作”专号。
在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美学潮流中，地域文化元素是其突出表征，在其中，汉族之外的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往往最为引人瞩目，因为他们的诗歌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审美文化元素，简言之，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因为对本民族审美文化经验的全面展示与大力弘扬，往往能够产生经典性的诗歌文本。2014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彝族代表诗人吉狄马加为我们带来了最具彝族文化特色的《口弦》，作品运用优美、生动、细腻的诗句，丝丝入扣的传达出了口弦给彝族人民带来的听觉震撼与心灵感动，其彝族审美文化经验的张扬在彝族读者中无疑具有巨大广泛的感召力，在汉族读者中则具有“陌生化叙述”的阅读吸引力。另一位优秀的学者型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为我们带来了几则《心灵日记》，它们以散文诗片段的面目出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彝族文化符号意象，语言、意象背后所传达的彝族人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生动可感。而富有才华的青年彝族诗人阿卓务林给读者带来了《给姐姐的信》，这封内容单纯的信展示了彝族青年对于彝族姐姐的骨肉情深，彝族青年身上的侠骨柔情及其真诚、质朴的性格特点，甚至诗中所叙述的生活场景，都让这首诗散发出浓郁的彝族审美风情。侗族诗人杨林的《麻木》运用质朴动人的语言与意象，把侗族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诉求呈现得诗意盎然，回味绵长。瑶族诗人唐德亮的《坐在岩石的影子下》通过对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生动描叙，将一个山地民族的神性体验投注到大自然身上，由此深深感染着读者。白族诗人况璃的《晨》则以细致的观察、明快的笔调、鲜明的意象把早晨的美景描摹出来，表达了白族人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土家族诗人芦苇岸的《对抗》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生动地描叙了一个男人孤独坐在火塘边的外部表情，从中折射出部分土家人的精神状态。在阿顿·华多太、德乾恒美等藏族诗人的笔下，藏族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性格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而在彝族女诗人鲁娟、蒙古族女诗人娜仁琪琪格、羌族女诗人雷子、藏族女诗人琼吉与单增曲措的诗作中，则传达出了少数民族女性通常具有的淳朴、善良、真挚、深情、热烈的情感特质。总之，这些优秀的或富有潜力的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以其对各自民族审美文化经验的自觉张扬而变得魅力独具。
除了少数民族诗人，大量的汉族诗人也自觉地进行着地域性写作，他们把本地的山川风物、生活方式、民俗人情及价值观念当成书写对象，使其创作具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色彩。例如，有着某种川西情结的诗人龚学敏为读者带来了诸多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川西题材的诗篇，这次他带来的《在九寨沟的丛林中穿行》以独特的形式、轻快的节奏、空灵的想象勾勒出了九寨沟的美丽景物。来自内蒙古的诗人敕勒川对蒙古的风土人情有着到位的艺术呈现能力，他的《一个演唱呼麦的人》对内蒙古最具民族特质的演唱形式的生动表现，令人陶醉其中。长期扎根于新疆的诗人亚楠近年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新疆风情的优秀散文诗篇，这次他为读者奉献的长篇散文诗《特克斯》对新疆风物有着颇为细致从容的描绘。新疆诗人李东海、绿野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着力表现新疆的风景、风俗与本土人物文化心态。山东诗人王桂林多年来以书写黄河口景物著称，此次他的行旅诗篇《大雾中的三角洲》以物我合一的想象力展示了他写景状物的扎实艺术功底。江苏诗人张维的《一个被梦接引的人》叙述了一个与南方人事有关的梦，诗人语言表达的空灵与梦境的神秘使得作品洋溢出典型的江南审美情调。浙江女诗人桑子则在《临水的日子是繁华的》一诗中对江南水乡的景物、人情与世态，给予了灵动传神的描叙与表现，韵味十足。此外，来自山西的郭新民、雷霆、唐晋、石头、孔令剑、吴涛，来自山东的江非、戴小栋、康桥、王春芳、盛华厚、周孟杰，来自江西的龙泉、王彦山、林莉、杨晓茅、严鹰、周玲，来自河北的简明、晴朗李寒、辛泊平，来自四川的牛放、宓月、杨角、李娜、余元英，来自重庆的赵历法、冉冉、黄化斌、周冬梅，来自海南的远岸、王凡、衣米一、乐冰、邢孔史、邢福师，来自广东与广西的杨克、世宾、柳冬妩、华海、林馥娜、林汉筠、黄芳、张民、罗晖、牛黄，来自东北的宁明、李轻松、王鸣久、李犁、陈树照、马志刚、刘少柏、周园园，来自甘肃的古马、人邻、西可、蝈蝈、苏明，来自云南的聂勒、和克纯、周荣新、黑羊、李海龙、刘芝英，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罗布旺堆等，这批数量可观、来自不同地域、涵盖全国范围的诗人，在其诗歌文本中均程度不同的反映着当地的自然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景观、伦理道德观念及当地民众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态，由此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经验的内在差异及丰富格局。
除了前述六种写作向度，还有一大批诗人坚持着传统性的审美写作，他们采用或古典或浪漫的创作方法，延续着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弘扬并维系着诗歌本身的审美艺术价值。叶延滨的《听晓雪朗诵诗》从诗人晓雪朗诵诗歌的场景描写出发，对晓雪的情感历程展开了时空大跨度的联想，作品语言质朴，形式工整，情绪内敛，内含淡淡的幽默感，颇耐咀嚼。李小雨的《一朵小菊》以一朵菊花为观照与书写对象，诗人运用层层深入的艺术想象，将菊花的脱俗之美予以了立体化的完美呈现。林莽的《暮色中登君山眺望洞庭》以一次南行旅程中的见闻为诗思触发点，在对暮色中景物白色“芦苇”的人格化自我幻想中，展开一幅唯美画面，情调忧伤而动人。庄伟杰的散文诗篇《涛声起舞》重点梳理诗人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意象变幻流动，色彩缤纷繁复，节奏起伏跌宕，凸显出极具文人情感气质的浪漫美感。黄恩鹏的散文诗篇《金沙江的月》与爱斐儿的散文诗篇《清溪》均为写景之作，二位诗人以从容的节奏、细致优美之笔触描述景物，清新的画面透出古典之美。唐诗的《池塘速写》以写意画般的笔触快速勾勒出池塘的景象，想象灵动，形神俱似。金所军的《她》与王爱红的《爱人》均属于爱情主题，但二位诗人对于爱情的迷醉式体验充满古典而浪漫的意味，作品语言简洁、自然、优美，一气呵成。牛红旗的《冰心》表达的是博爱主题，作品意象鲜明，情感典雅，思绪跳跃，表达细腻而精确。四月的《风暴》则以油画作品为观照对象，诗人以内在的激情营造了一系列色彩斑斓的意象画面，气韵充沛而流畅，审美情思纯净而庄严。与之对应，罗雨的《低入尘埃》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情感体验，古典意象符号有序流动，情调低沉忧伤而令人回味无穷。此外，田湘、雪丰谷、晓音、雁西、老刀、三色堇、胡刚毅、王妍丁、木寻、刘耿、邹联安、风言、田暖、文西等诗人的诗作均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为读者带来了丰富性的审美阅读体验。
上述六七种诗歌写作向度（它们内部之间难免存在交集与重叠之处）是对2014年度的新诗写作格局与美学面貌的整体概括。限于篇幅，只能对2014年度的中国新诗（重点是短诗）进行宏观性的扫描与简要评价，而拘于自己有限的视野，一些好的诗人诗作肯定有所遗漏。然而，2014年的中国新诗写作所取得的扎实成绩却不容置疑，也让我们对2015年的中国新诗写作产生了美好的期许。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魏建宇）
而从诗歌写作内部来打量，2014年的中国新诗是对2013年中国新诗的惯性延续，两者并无什么明显的区别，其创作格局与美学风貌，仍然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路向与风格特点，与2013年一样，2014年度的中国新诗创作在整体平静而稳定的艺术态势中凸显出它的实绩。综观2014年的中国新诗写作，大致可以归结为六种美学向度与艺术追求，下面结合相关的诗人文本来对2014年的中国新诗予以全面而简要的考察、梳理与概述。
向度之一：介入现实的非虚构写作
在我本人去年为《2013年中国新诗排行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我这样指出：诗人是否面对时代、现实来发言，一直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伦理问题与诗学问题之一，当宏大叙事作为一种过时的美学原则被当下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当诗人们过度沉浸于历史的个人化与碎片化写作而导致其作品精神视野不够阔大、社会情怀相对匮乏的时候，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必然联结的宏大叙事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出现，就有其诗学与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了。当然，当下热衷于宏大叙事的诗人人数并无很多，更准确一点的表述是，许多诗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这些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现象及普通人的现实生存遭遇，予以充分自觉的关注，体现出他们身上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从这些诗歌文本的思想内涵角度来看，诗人们着力处理的是时代经验与集体经验，而非个人经验（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交集），因而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为2014年度留下的一份关乎时代记忆的诗性文字记录。
曾凡华的 《黑太阳》、张绍民的《寻找群山启事》、林森的《江水之死》、熊国太的《土地之殇》、冷先桥的《地球之殇》、熊国华的《跟地球通电话》等诗作均堪称重大题材，这些诗作反映的是煤矿资源遭遇掠夺性开采、森林资源遭遇毁灭性砍伐、内陆大江遭遇灾难性污染、农民土地遭遇残酷剥夺以及地球面临生存危机等国人乃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与时代弊端。诗人们所揭示的社会痼疾与残酷现实自然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其重要的社会学、生态学、伦理学、精神现象学的综合性价值不言而喻。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在处理这种重大现实题材与主题的时候，他们并未放弃美学的维度，而且在艺术表达上都努力展示自己的个性，例如曾凡华在诗作《黑太阳》中采取了质朴、纯粹的抒情方式，张绍民在诗作《寻找群山启事》中采用了机智、尖锐的寓言形式，熊国华在诗作《跟地球通电话》中则采用了科幻、神奇的童话形式，均给人留下深刻的阅读印象。这些现实关怀精神突出的诗人在追求社会学与美学的平衡方面常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曾凡华的《黑太阳》就是在此方面具代表性的文本，我们来看该诗的后半部分：
其实无论对你的开采
有序或是无序
总之是没了
连根都拔了
望着你快要挤不出奶水的样子
我想哭
有一种老年人的忧伤
那么我该用什么来回报你呢
你这大地的乳房
你这匍匐着不会言语的将死的太阳……
在作品中， 诗人对大地的宝藏一往情深，尤其是诗人在诗的结尾处的忧伤告白，结合着质朴、生动的艺术想象，体现了诗歌艺术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力量。
与前述诗人对宏大时代问题的关注有所不同，有些诗人则把关注点投射到具体的社会热点问题上，例如刘川的《农民工Y上班下班各想一次的事》反映的是当下农民工薪金被拖欠的现象，作品语言表面平实，实则语调幽默，主人公异想天开的想象与其朴实的报复心理构成一种艺术张力关系，以喜传悲，令人感触万千。谭畅的《东莞启示录》直接以2014年年初引起全国瞩目的“东莞扫黄行动”为书写对象，她以喻古讽今的手法表达了对人欲横流的当下现实的批判意向，语带机锋，意象跳跃，意蕴深邃。与此相类似，郑小琼的《时间之书》是对整个珠江三角区资本势力猖獗、欲望泛滥无边的无情现实境况的概括性描述，芜杂纷乱的语象与整体清晰的构思及立意，展现了诗人驾驭复杂现实的艺术才能。另外，有些诗人还把关注现实的触角延伸到国际领域，比如，骆家的《失联人——致MH370机组、乘客》以2014年3月8号举世瞩目的“马航飞机失联”事件为题材，其朴素、真情的叙述足可令国人为之动容。陈雨吟的《塔利班的早晨》则以国际反恐为背景，丰富的想象与域外风情比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有些诗人则把关注的目光对准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场景，从中流露出诗人对现实的批判与嘲讽意向，像海啸的《 凤凰传奇》、瓦刀的《旗袍》、艾子的《明天我要去于炎的会所》、蓝晓的《卖玉米的农村妇女》、张成德的《向灯光自首》、夏放的《马年寄语》等，就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它们的现实品质与审美品质达到了较为和谐的境地。与2013年一样，在彰显2014年度诗歌的现实品质这一美学向度上，不少诗人的表现值得称道，他们不仅极为关注社会乱象与时代病症，也非常关注自己及他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以此呈现出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与美学特质。 向度之二：以个体经历、历史想象与文化诉求为对象的记忆写作
与一些诗人直面现实表达社会诉求的美学趣味相反，部分诗人则把目光后移，进行“后撤式”的写作，他们乐意从自己的过去经历里，或者是从对一段历史的想象，一种文化情怀的表达与文化愿望的诉求中，挖掘与呈现醇厚的诗意。由于它们在时间上都指向过去，所以可把这种写作向度命名为记忆写作。相对于现实的介入式书写所难免存在的艺术上的某种粗疏，记忆写作一般情况下则具有纯粹的审美品位，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从一般意义而言，一切文学写作行为均属于记忆写作范畴。
在记忆书写中，一些诗人侧重于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从个人生活片段与情感记忆中呈现往日的生活画面与心灵经验，这些诗人在文本中通常为读者提供的是其个体经验（当然无法与时代经验、集体经验完全割裂开来）。高凯的《怀念火柴》把我们带回到一个贫穷、愚昧与黑暗交织的年代，简洁的语言、有力的表达、深刻的感悟充分彰显了文本的力量。阳飏的《兰州：生长之城》则以真实的笔触回忆了诗人在故乡兰州的成长故事，诗中历史细节原生态般的细致描述与童年经验的生动再现，使文本散发怀旧美学的浓郁诗意。王顺彬的《采桑葚》给读者展示了往日乡村生活常见的一幕劳动与嬉戏场景，乡村经验与童年经验用欢快的语调与节奏加以表现，读之令人怡然神往。姚江平的《背上》对自己过去乡村生活经历做了一次全面而简要的回顾，其中乡村生活细节的描写与作品独特的外在形式给人以深刻印象。雨田的《乡村博物馆》运用鲜活、到位的意象，对乡村生活经验的集体记忆进行了一次诗性的回顾与缅怀。陈先发的《在暴雨中》则把对父亲的怀念与对青春的记忆融合到一个空间场景之中，富有激情的语言节奏散发出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息。而田禾的《山寺》、刘频的《刘氏家谱补遗：放蟒记》、韩庆成 的《独轮车》、吴少东的《孤篇》、杨廷成的《致父亲》、李皓的《母亲节的雨》等诗作则把怀旧的目光对准自己的亲人，通过对亲人生平往事的深情追忆与描述，重现一段与亲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些作品大多语言质朴、记述生动、情感真挚而深沉，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干天全、施施然、商泽军、刘伟雄、霍俊明、邓万鹏、王学东、杨章池、樊晓敏、左右、舒喆、胡建文等诗人忆旧怀人的诗篇也各具特色，品位不俗。
另一些诗人则跳出怀旧性个人经验的表达诉求，转向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从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及某种历史文化形态的赞美与向往中生发出纯美诗意：黄亚洲的《陶醉于汉魏碑刻陈列馆》以孔子故里与儒家文化为表现对象，其出色的艺术想象与虔诚的历史文化情怀水乳交融，堪称精品力作。周庆荣的散文诗篇《李清照》以行云流水般优美的笔触与出神入化般的审美想象力，塑造出了一代天才女词人的完美、高大形象，作品气势充沛，构思完整。李少君的《敬亭山》以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为追慕对象，作品语言简洁，表达精准，意象生动鲜活，元气贯注，是同类题材中的翘楚之作。马新朝的《黄土一望》以数千年的中原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作视野广阔，情感苍凉，深沉厚重。梁平的《说文解字：蜀》则以神秘迷人的巴蜀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人以对于词语优异的想象力以及对于事物本身的出色描述能力，为读者呈现了一道神奇的文化景观。与之对应，朱文平的《青花瓷》则以江南文化为观照对象，诗人以灵动的诗笔表达了对于江南繁华历史的憧憬与缅怀，引人聊发思江南之幽情。更有甚者，洪烛的《仓央嘉措心史》（组诗）还将历史怀旧与文化追慕的目光投射到16世纪西藏的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身上，诗人用空灵多姿的诗句，从对一代异域诗歌王子的爱情传奇与心路历程的揭示中，试图为汉族读者提炼出一部西藏文化精神的启示录。女诗人梅尔还将怀古的触角伸向西方，她的《埃及艳后》以东方古典的审美情调重新塑造了一位风情万种、权倾一时的古代埃及皇后形象，优雅的想象与内敛的激情有机结合在一起。泉子的《时间》则用极度简洁的叙述语言，将仰望与赞美的心情献给里尔克等西方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们，其慕古崇古之心昭然若揭。洪老墨的《但丁》在立意方面与泉子的《时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郁葱的《沧州铁狮子》、程步涛的《 秦皇陵》、徐柏坚的《在宋朝》、郭建强的《残片：赫拉克里特》、周瑟瑟的《滚烫的早晨》、蒋兴刚的《寻梦钱江源》、高艳国的散文诗篇《茶道》等作品，均是表现历史文化题材与主题方面的优秀诗歌文本。
向度之三：回归内心世界的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
与直面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外向性写作向度相对照，许多诗人对自己的内在精神状态非常关注，他们试图通过诗歌写作的方式来回归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向内转”的写作方式不仅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审美经验的深度，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顾名思义，人性写作是指以人性为观照对象与评判标准的写作向度，它的理想之境界，须建立在对于人性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艺术化展示的基础上，以真为基石，兼顾善，美次之，呈现灵魂的真实状态与情感表达的力度是人性写作的本质之所在。我们且来简单梳理一下相关诗人的相关作品：商震的《芦花》以对白色的理解与幻想为思想情感基调，在死亡想象中表达自己对纯洁人格的热爱与追求，意象画面鲜明、生动，来自灵魂深处的真诚告白直击人心。高兴的《虚空：哥哥》以亡兄为倾诉对象，诗人采用第二人称的独白方式来表达对亡兄的骨肉情深，亲人猝然逝世后诗人灵魂的陡然空虚与饱含血泪的亲情召唤，在诗人的笔下汩汩流淌，感人肺腑。骆英的《与麻雀的对话》通过想象中的人与雀的精神对话，表达了诗人面对动物被残害时的爱莫能助的悲愤情绪，诗作构思巧妙，情感强烈。沈浩波的《奏鸣曲》以类似心理分析的手法，把人面对衰老时对于年轻状态的强烈渴望与绝望挣扎心态刻画得入骨三分，作品语言、意象均很成熟，富有表现力度。海讯的《回答》在英雄主义的主体精神姿态上与北岛颇有类似之处，诗人将对于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拒斥与自我抵抗的正义、激情混合在一起，使人热血贲张。王双龙的《小说》以散文化的当下世界当作隐性背景，诗人对“荒凉”的情感诉求反衬出其精神结构的微妙，作品意蕴非常耐人寻味。李孟伦 的《误入荒原》将荒原设置为自己生命的背景，他对荒凉的亲近同样反衬出诗人与众不同的情感遭遇与心灵结构。安琪的《一意孤行》以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鲜活、到位地表达了其对于美好事物的难以把握和时光易逝的内在焦虑感。代薇的《色诫》则以女性的坦诚表达了对于色欲与革命之间对立关系的某种纠结心态。与之相反，顾北的《深夜》与南鸥的《桃花说出谁的宿命》则以优美的想象、含蓄的手法刻画出了女性的动人形象，展示了女性的命运，对女性的身体之美及爱情与欲望的合理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作品充满一种神秘的美感，只是顾北的《深夜》具有喜剧感，而南鸥的《桃花说出谁的宿命》多了几分悲情色彩。此外，大卫、陈美明、黄礼孩、陆群、阿毛、蓝紫、刘年、李见心、冰峰、李浩、玉珍、张佳惠、杨小滨（台湾）、汪启疆（台湾）等一批诗人的作品在人性母题的艺术化表现上均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他们的作品从不同层面凸显了人性体验的丰富内涵。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写作向度，神性写作自新时期以来一直颇为盛行，它与人性写作构成对应关系，并建立在人性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人性体验的思想升华与情感提纯，简单说来，人性体验是一种包含有某种原罪感的丰富性生命情感体验，而神性体验则是一种以宗教敬畏感为基础的生命情感体验，体现为真、善、美精神价值的全面融合。因而，神秘性、纯粹性、庄严性、宗教性是神性写作的主要审美情感特质，神性写作的独特价值由此也得以充分彰显。
作为一位以神性写作为主体风格而广受诗坛认可的诗人，大解此次为读者带来了 短诗《秘密》，兹引全诗如下：
天空越来越薄，快要升到世界的外面了。
我坐在石头上，慢慢地合上书卷。心想，
再过一百年，我就能走到那里，且不必隐身。
我有这个力量，我有来自内部的支撑。
而这些藏在心里的秘密，
只有三个女神知晓，
其中最小的是女儿，最尊贵的是我年迈的母亲。
诗人在作品中勾勒了一幅人间天堂般的生命图景，其中诗人对女儿、母亲这些女性亲人形象的神化与圣洁化命名，为作品带来了庄严、高贵的审美面貌与精神气象。喻子涵 的散文诗篇《彬——等着我的三个女人》与大解的《秘密》在构思及立意上有不谋而合之处，诗人运用了出色的词语想象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亲人给予了情感虔诚的褒扬与赞美。曹谁的《黄河源：开天辟地》动用了原创性的想象力，在对人类创世记般的生命图景的动人描述中，作品营造的神性境界呼之欲出。姜念光的《山间夜行》叙述了诗人自己一次神秘无比的山间夜行经历，作品意象的神秘与体验的神奇水乳交融，互为印证。蓝蓝的《我生如草芥》语言质朴简短，告白真诚，诗人在生命面前所表达的谦卑体验令人肃然起敬。娜夜的《拉萨》以简洁、灵动的语言表达形式，给读者还原出了拉萨体验的神圣与神秘。马莉的《爱一个人能否有多久》以细腻的感觉与语言，传达出诗人对于爱本身的极端痴迷与信仰姿态。谭延桐的《你把整个秋天扛在你的肩上》发扬了诗人一贯的神性写作风格，他以低调、虔诚的心态书写出对于季节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的极端纯粹透出作品的神性色彩。石厉的《我的兄弟》则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出了上天入地的兄弟形象，令人不自觉地联想起海子诗歌中天堂形象的神奇描述。姚辉的《石头》与徐俊国的《大仓桥》体现了诗人对于大地上普通事物的敬畏与聆听姿态，日常事物由此被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芒。此外，吴投文的《我看见火焰就想亲近》、南子的《使我免于衰老的》、王琪的《乌有之词》、邓诗鸿的《心脏以东》、张洪波的《夜宿查干淖尔》、曹有云的《攀援》、熊焱的《凉州词：天堂寺》、胡畔的《仰望乐山大佛》、道辉的《乡愁飘来的蒙蒙雨》、阳子的《醒来，意味着消失》、师力斌的《月光》、谢小灵的《真爱，给你无边的善》等一批诗人的作品，均包含有神性体验的色彩与内涵，它们从对时光、人事、景物、命运及整个宇宙的虔心观照、感受与描述中，提炼出具有超验色彩的神奇体验与心灵造境。必须指出的是，与2013年一样，神性写作这一写作向度在2014年度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表现，不仅数量较多，整体质量也较高，体现出对当下流行的日常化、世俗化写作趣味的审美反动，值得充分肯定。
向度之四：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对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审美反动，出现了口语写作（时常与民间写作相提并论）与日常写作这一美学潮流且日益呈泛滥之势（网络诗歌是最好的例证）。其实简单说来，口语写作是指诗人运用的语言形态为口语（包括方言俚语），与书面语相对立，而日常写作是指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为日常生活，即通常所谓的日常生活叙事，口语写作与日常写作通常紧密联系，合而为一，其背后是大众文化审美趣味的强力支撑。解构主义写作则是指一种消解与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或者指一种创作方法，可以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口语写作、日常写作常常一体化，与解构主义写作一般情况下也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等同关系。
伊沙被许多人公认为口语写作、日常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的《乡愁》所反映的只是一段旅行见闻，作品用自然、质朴、富有语感的口语，对主人公骂脏话以解乡愁的做法，予以冷幽默式的调侃与话语颠覆。侯马的《刘胡兰》回忆了童年一次用泥巴捏刘胡兰的有趣经历，诗作的亮点是诗人用情色话语对革命话语的巧妙遮蔽与内在解构。潘洗尘的《白头到老》不动声色的叙述了一对夫妻真心祈求白头到老，而实际上到头来彼此心灵隔阂、孤独终老的残酷事实，内在的反讽与解构意味不言而喻。斯如的《鬼都要哭了》、水笔的《况且，他们相距那么远》、刘晓平的《两只相遇的狗》则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与经历为表现材料，用调侃性的口语达成幽默、反讽的审美效果。作为一位实力派先锋女诗人，吕约自觉坚持其女性主义的写作立场，因而她的解构往往是对男权文化秩序与文化心态的解构，她的《女人大笑时》便巧妙地以女人的“大笑”为切入点，对男人在女人面前强大而怯弱的可笑心理做了生动的揭示，该诗语言表达方面成熟而老辣。在这些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达到了三者合一，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文化趣味。
也有一些诗人的诗歌文本在口语写作、日常写作与解构主义写作之间有所偏重。比如，刘春的《明天如此遥远》、桑克的《松花江铁路大桥之夜》、潘红莉的《亲爱的你》、马非的《春夜喜雨》、中岛的《滇藏茶马古道》、邹瑞锋的《夏日晶亮的雨》、郭思思的《飞起来真爽》、江合的《军训时，想到潘维在那遥远的北方》等诗作，偏重口语写作与日常写作，在美学效果上呈现亲切、质朴的特点。另一些诗人的诗歌文本，例如余怒的《心生象》、牧斯的《对话》、阿斐的《被吃掉肉馅的包子》、老德的《我心里有头狮子》、吴昕孺的《天空在翻脸》、叶开的《批斗山药》、毛国聪的散文诗篇《蝗虫》等，则偏重解构主义写作，彰显出诗人的解构思维与“另类”美学趣味。上述写作向度是以反崇高、反文化、反修辞为美学原则的，属于形而下的写作，从中见出其与第三代诗歌美学精神的渊源关系。 向度之五：形而上写作、智性写作与修辞性写作
一般说来，形而上写作是与形而下写作相对立的，而且这一向度的存在是以哲学、宗教学与精神现象学为背景的，它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当代新诗写作的思想精神层次及艺术品位。通常说来，形而上写作是直接以生命与存在本身作为观照、凝思与表现对象，在超验性的想象、体验与书写中，表达自己对死亡、爱情、幸福、命运等抽象命题的形而上体悟与思考，具有纯粹的哲思色彩与意味。其中，阎安的《气球与空虚》、方文竹的《到底谁起的最早》、树才的《行路难》、谷禾的《虚无的蓝》、童蔚的《必要过渡》、王黎明的《灰尘之歌》、刘以林的《石头》、吴海歌的《搅拌机》、鲁若迪基的《机会》、卡西的《文字》、王明韵的《致钟表》等可被视为代表性的诗歌文本。
阎安的《气球与空虚》将诗思凝聚在一只气球上，又对空中飘飞的气球和在宇宙中转动的地球产生并置性的奇思妙想，并在茫茫天地间萌生空虚的意念与体检，玄学意味极为浓郁。作品想象丰富，描述十分精确、生动。方文竹的《到底谁起的最早》以哲学家般的思维方式比较了“谁起的最早”的问题，具象的画面排列与抽象的问题意识同时推进，节奏感鲜明，最后将结论归结于诗人玄幻性的主观感受，意趣十足。树才的《行路难》凭借与一位大师的精神对话，在人生道路的不同方向上展开想象性的求索，结尾处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具有佛学色彩的大彻大悟。该诗形式工整，语言自然有味，返璞归真。谷禾的《虚无的蓝》以天空的颜色为观照对象，诗人用富色彩感的语言传达出细腻的生命感觉，最后在爱与死的纠结中传达出与天堂相联通的神秘体验与玄奥感悟，引人无限遐思。童蔚的《必要渡过》在叙述主体孤独感的视点中，展开了对事物与时间关系的玄妙沉思，作品意象繁复流动，思绪飘逸恍惚，意境神秘。王黎明的《灰尘之歌》对灰尘的描写与人类生命在时间与死亡面前的渺小感巧妙地叠合在一起，作品语调谦卑内敛但打动人心。刘以林的《石头》在恍惚迷离的情景创设中展开人与石头的心灵对白，不朽与易朽的人生彻悟蕴含其中。吴海歌的《搅拌机》以破坏性的搅拌机为书写对象，在生与死的轮回想象中启发读者的人生迷思。鲁若迪基的《机会》直面生者与死者的精神沟通问题，诗人以通灵般的感悟力指出了死亡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永久性沉默与交流断裂。卡西的《名字》则以诗人的死亡想象来展开对自我寻找的奇幻精神旅程，而王明韵的《致钟表》直接面对时间的象征物钟表来发出诗人的思想诘问，这些作品总体上均做到了诗与思的和谐，具有思想精神与审美艺术的双重价值。
在神性写作之外，有一批诗人致力于智性写作。所谓的智性写作，即诗人们通常从日常生活事象中去感悟、发现某种生活的真理，或者说是用一种充满机智的思想感悟来照亮日常生活、发现生命意义的写作倾向。
在智性写作这一美学向度上，2014年度也出现了不少优秀诗作。严力的《见面》以精妙的比喻与联想，通过理想与现实错位状态的揶揄性揭示，体现了诗人对人类普遍性心态的智慧洞察力。子川的《取向》以一只鸟儿的视点，通过跳跃的画面、敏捷的思绪为读者提供思考的契机，以启悟读者定位自己的人生取向。与之对应，汪剑钊的《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也从鸟类的角度来寻找理解世界的可能性，构思新颖别致，用词严谨庄重，充满书卷气息。北塔的《一堆沙子》从极为普通、渺小的沙子身上联想到庞大不朽的建筑，体悟了事物之间渺小与伟大的辩证关系，作品语言与节奏均显得淡定从容。灵焚的散文诗篇《果实的阳光》运用流畅的语言与优美的意象，通过果实的成长历程，以寓言般的方式给人们以人生哲理的启发。冯晏的《室内生活》凸显了女诗人喜欢沉思默想的写作气质，书面语表达的严谨与作者的沉思状态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平衡。黄梵的《登山感怀》以精准的表达，为读者提供了平时不易体会的人生感悟。宋晓杰的《山中偶得》与黄梵的《登山感怀》立意类似，女性的细腻感觉与表达为诗作带来了较强的感染力。谭克修的《面孔》是对最为常见的生活场景的描述，诗人突发奇想地从自己周围来来往往的面孔上寻找到了诗思的激发点，进而迸发出睿智的生命感悟。韩春燕的《经验一种生活》从自己的感性体验的描述出发，在诗作的末尾生发出寻找理想生活的陡然觉悟，引人共鸣。若离的《生命》以高度简洁的语言与对比手法表达了对于生与死的人生彻悟，让读者产生思想认同的愉悦感。此外，林之云、林雪、夏花、普冬、孙晓杰、李小洛、陆子、毛惠云等一些诗人的作品均包含程度不同的智慧思想因素。
与形而上写作、智性写作有所不同，修辞性写作主要针对诗人笔下的语言本身，针对表达本身。众所周知，诗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语言本身的焦虑。而语言（词语）意识的自觉也是诗歌本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诗歌与被表现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因而，许多优秀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特别注重修辞效果，在当下，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评判一个诗人的写作是否先进抑或滞后的重要标准之一。
2014年，出现了一批在修辞效果上表现瞩目的诗人诗作。首推欧阳江河的《抽烟人的书》，文本对矛盾修辞的娴熟运用，词语之间的内部缠绕与戏剧性转折，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语言智慧，进而感知诗人的思想智慧。我们试看诗中的一个片段：
昨日之日，不够读一份报
但足够读一百本书
今日之日，今人的书
全是古人写的
从中可见，该诗的思想阐释空间无疑是丰富深邃的。与此对应，陆健的《佩服欧阳江河》堪称互文性的诗作，该诗运用幽默、反讽性的手法刻画了诗人欧阳江河的形象，全诗表达机智、语言老到，大气从容，堪称写人方面的佳作。莫非的《我想你在》围绕“在”这个具有无限阐释空间的关键词，诗人对于词语及意象进行了绕口令般的组合排列，汉语词汇的弹性与诗性构成了饶有意味的对称关系。姚风的《耳边风》将“耳边风”由大自然层面的含义过渡到语言层面的含义，自然而巧妙的联想凸显出诗人优异的词语想象力，也使得该诗幽默喜人。臧棣的《玉树，一小时的骑手》将素材的现场感与作者的主观幻想性结合得水乳交融，词与物之间构成一种对应关系，语言节奏均衡、沉稳，风格成熟。潘维的《龙潭湖》与华清的《蝴蝶兰》均体现出对于事物与词语的双重想象力，词与物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平衡对称关系，优雅、饱满的情感也为这两首诗作平添了阅读的吸引力。此外，唐毅、胡弦、倮倮、谢宜兴、沙克、杨志学、楚天舒、高作余、李速、竹君、石继丽、夏春花等诗人在其创作中均展示了不俗的修辞能力。 向度之六：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
我曾经说过，在当下，随着我们的写作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及其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对本土审美文化经验的挖掘与强化就成为每一个中国诗人无可回避的艺术伦理。近些年，在中国新诗界，对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的强调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许多诗人进行了自觉的艺术实践，湖南诗人谭克修2014年在其主编的《明天》诗刊上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期“地方主义写作”专号。
在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美学潮流中，地域文化元素是其突出表征，在其中，汉族之外的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往往最为引人瞩目，因为他们的诗歌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审美文化元素，简言之，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因为对本民族审美文化经验的全面展示与大力弘扬，往往能够产生经典性的诗歌文本。2014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彝族代表诗人吉狄马加为我们带来了最具彝族文化特色的《口弦》，作品运用优美、生动、细腻的诗句，丝丝入扣的传达出了口弦给彝族人民带来的听觉震撼与心灵感动，其彝族审美文化经验的张扬在彝族读者中无疑具有巨大广泛的感召力，在汉族读者中则具有“陌生化叙述”的阅读吸引力。另一位优秀的学者型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为我们带来了几则《心灵日记》，它们以散文诗片段的面目出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彝族文化符号意象，语言、意象背后所传达的彝族人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生动可感。而富有才华的青年彝族诗人阿卓务林给读者带来了《给姐姐的信》，这封内容单纯的信展示了彝族青年对于彝族姐姐的骨肉情深，彝族青年身上的侠骨柔情及其真诚、质朴的性格特点，甚至诗中所叙述的生活场景，都让这首诗散发出浓郁的彝族审美风情。侗族诗人杨林的《麻木》运用质朴动人的语言与意象，把侗族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诉求呈现得诗意盎然，回味绵长。瑶族诗人唐德亮的《坐在岩石的影子下》通过对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生动描叙，将一个山地民族的神性体验投注到大自然身上，由此深深感染着读者。白族诗人况璃的《晨》则以细致的观察、明快的笔调、鲜明的意象把早晨的美景描摹出来，表达了白族人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土家族诗人芦苇岸的《对抗》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生动地描叙了一个男人孤独坐在火塘边的外部表情，从中折射出部分土家人的精神状态。在阿顿·华多太、德乾恒美等藏族诗人的笔下，藏族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性格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而在彝族女诗人鲁娟、蒙古族女诗人娜仁琪琪格、羌族女诗人雷子、藏族女诗人琼吉与单增曲措的诗作中，则传达出了少数民族女性通常具有的淳朴、善良、真挚、深情、热烈的情感特质。总之，这些优秀的或富有潜力的民族诗人的地域性写作以其对各自民族审美文化经验的自觉张扬而变得魅力独具。
除了少数民族诗人，大量的汉族诗人也自觉地进行着地域性写作，他们把本地的山川风物、生活方式、民俗人情及价值观念当成书写对象，使其创作具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色彩。例如，有着某种川西情结的诗人龚学敏为读者带来了诸多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川西题材的诗篇，这次他带来的《在九寨沟的丛林中穿行》以独特的形式、轻快的节奏、空灵的想象勾勒出了九寨沟的美丽景物。来自内蒙古的诗人敕勒川对蒙古的风土人情有着到位的艺术呈现能力，他的《一个演唱呼麦的人》对内蒙古最具民族特质的演唱形式的生动表现，令人陶醉其中。长期扎根于新疆的诗人亚楠近年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新疆风情的优秀散文诗篇，这次他为读者奉献的长篇散文诗《特克斯》对新疆风物有着颇为细致从容的描绘。新疆诗人李东海、绿野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着力表现新疆的风景、风俗与本土人物文化心态。山东诗人王桂林多年来以书写黄河口景物著称，此次他的行旅诗篇《大雾中的三角洲》以物我合一的想象力展示了他写景状物的扎实艺术功底。江苏诗人张维的《一个被梦接引的人》叙述了一个与南方人事有关的梦，诗人语言表达的空灵与梦境的神秘使得作品洋溢出典型的江南审美情调。浙江女诗人桑子则在《临水的日子是繁华的》一诗中对江南水乡的景物、人情与世态，给予了灵动传神的描叙与表现，韵味十足。此外，来自山西的郭新民、雷霆、唐晋、石头、孔令剑、吴涛，来自山东的江非、戴小栋、康桥、王春芳、盛华厚、周孟杰，来自江西的龙泉、王彦山、林莉、杨晓茅、严鹰、周玲，来自河北的简明、晴朗李寒、辛泊平，来自四川的牛放、宓月、杨角、李娜、余元英，来自重庆的赵历法、冉冉、黄化斌、周冬梅，来自海南的远岸、王凡、衣米一、乐冰、邢孔史、邢福师，来自广东与广西的杨克、世宾、柳冬妩、华海、林馥娜、林汉筠、黄芳、张民、罗晖、牛黄，来自东北的宁明、李轻松、王鸣久、李犁、陈树照、马志刚、刘少柏、周园园，来自甘肃的古马、人邻、西可、蝈蝈、苏明，来自云南的聂勒、和克纯、周荣新、黑羊、李海龙、刘芝英，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罗布旺堆等，这批数量可观、来自不同地域、涵盖全国范围的诗人，在其诗歌文本中均程度不同的反映着当地的自然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景观、伦理道德观念及当地民众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态，由此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经验的内在差异及丰富格局。
除了前述六种写作向度，还有一大批诗人坚持着传统性的审美写作，他们采用或古典或浪漫的创作方法，延续着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弘扬并维系着诗歌本身的审美艺术价值。叶延滨的《听晓雪朗诵诗》从诗人晓雪朗诵诗歌的场景描写出发，对晓雪的情感历程展开了时空大跨度的联想，作品语言质朴，形式工整，情绪内敛，内含淡淡的幽默感，颇耐咀嚼。李小雨的《一朵小菊》以一朵菊花为观照与书写对象，诗人运用层层深入的艺术想象，将菊花的脱俗之美予以了立体化的完美呈现。林莽的《暮色中登君山眺望洞庭》以一次南行旅程中的见闻为诗思触发点，在对暮色中景物白色“芦苇”的人格化自我幻想中，展开一幅唯美画面，情调忧伤而动人。庄伟杰的散文诗篇《涛声起舞》重点梳理诗人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意象变幻流动，色彩缤纷繁复，节奏起伏跌宕，凸显出极具文人情感气质的浪漫美感。黄恩鹏的散文诗篇《金沙江的月》与爱斐儿的散文诗篇《清溪》均为写景之作，二位诗人以从容的节奏、细致优美之笔触描述景物，清新的画面透出古典之美。唐诗的《池塘速写》以写意画般的笔触快速勾勒出池塘的景象，想象灵动，形神俱似。金所军的《她》与王爱红的《爱人》均属于爱情主题，但二位诗人对于爱情的迷醉式体验充满古典而浪漫的意味，作品语言简洁、自然、优美，一气呵成。牛红旗的《冰心》表达的是博爱主题，作品意象鲜明，情感典雅，思绪跳跃，表达细腻而精确。四月的《风暴》则以油画作品为观照对象，诗人以内在的激情营造了一系列色彩斑斓的意象画面，气韵充沛而流畅，审美情思纯净而庄严。与之对应，罗雨的《低入尘埃》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情感体验，古典意象符号有序流动，情调低沉忧伤而令人回味无穷。此外，田湘、雪丰谷、晓音、雁西、老刀、三色堇、胡刚毅、王妍丁、木寻、刘耿、邹联安、风言、田暖、文西等诗人的诗作均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为读者带来了丰富性的审美阅读体验。
上述六七种诗歌写作向度（它们内部之间难免存在交集与重叠之处）是对2014年度的新诗写作格局与美学面貌的整体概括。限于篇幅，只能对2014年度的中国新诗（重点是短诗）进行宏观性的扫描与简要评价，而拘于自己有限的视野，一些好的诗人诗作肯定有所遗漏。然而，2014年的中国新诗写作所取得的扎实成绩却不容置疑，也让我们对2015年的中国新诗写作产生了美好的期许。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