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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一个周期的价格,40%的成功率,依然让试管婴儿这一技术服务供不应求
10月5日,“试管婴儿之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被做成剪报贴在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宣传栏里。这是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的第二天,刘平和自己的女儿专门去报亭买了刊登这一消息的报纸,做成剪报。
刘平是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师从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张丽珠,同时也是这次培育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从1985年到现在,刘平一直在北医三院从事有关不孕症治疗、辅助生育的临床和实验室工作。
10月4日,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摘取,他因在试管受精技术方面的贡献而被授予该奖项。
“作为业内人来说,这项技术获奖,我们觉得是名至实归的。”刘平说。
先驱者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在此之前,英国人罗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已为体外受精技术努力工作了十几年。
同一年的中国,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刚刚诞生。作为其中一员,刘平走进医学院大门。但她直至1982年大学毕业,仍不知世上已有“试管婴儿”这一技术。
1984年,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与人体胚胎学专家、原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刘斌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培育试管婴儿的小组。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平才第一次从导师那里知道了“试管婴儿”这一概念。
“当时听老师讲完‘试管婴儿’的原理,觉得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应该能成功。”刘平这样描述与“试管婴儿”概念的第一次接触。随后的日子,张丽珠和刘斌带领的这个小组,便进入了缓慢而细致的探索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正火热,小组的这项辅助生育技术研究方向,在那个大环境下,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时,小组经费支持基本来自于北医三院院方。
配合研究的供体来源也是一大问题。相比容易获取的精子,“试管婴儿”试验的第一道槛就是如何取卵。这是一项创伤性操作,当时需要开腹才能接触到卵巢。因此,来北医三院诊治生殖系统问题的女患者里,遇上有需要做妇科手术的,张丽珠就会尝试跟她们沟通,讲试管婴儿技术的原理,了解她们的意愿,偶有一名患者同意,研究小组就获得了一次试验机会。
在患者做妇科手术时,小组成员才能顺便接触患者卵巢,用取卵针取出卵泡液——卵细胞就在其中。如何保存这卵泡液,并无经验可循。小组成员当时就拿吃饭用的保温盒,兑了接近人体体温37摄氏度的水,将卵泡液存在保温盒里,再想下一步打算。
“我们那时一穷二白,和国外的试管婴儿技术根本没法比。” 主持试管婴儿试验、现年89岁的张丽珠告诉《财经》记者。
当时的中国,医院少有科研。即使是北医三院这样的大医院,仍未配备实验室。从医院手术室里取出来的卵泡液,需要送到附近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
为了保持温度,实验小组成员需要抱着装样品的保温饭盒,从手术室里匆忙出来,一路穿过操场,疾走15分钟,赶到北京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交到在那里工作的刘斌手上。培养液是自己配制,器皿多次冲洗消毒反复使用。穿刺针只有几根,用到后来,针头钝了,还要拿到钟表店去磨尖,螺纹都磨光了。
在此前的学习中,老师和学生们只接触过动物的胚胎和生殖细胞,对于人的卵子、精子并不了解。“一开始连卵细胞都不认识。”刘平说,取好的卵泡液,一路小跑送到大学实验室,却发现连卵细胞都找不到。“就在卵泡液里划拉,四处找。”刘平回忆当年,不由莞尔。
1984年,张丽珠和刘斌带着学生们在显微镜下埋首分辨人类卵细胞。彼时,英国的首例试管婴儿已经6岁。
当时国际上的试管婴儿技术,主要是通过腹腔镜看卵巢表面有没有卵泡,然后取卵进行体外授精。但张丽珠发现,中国的不孕病人,特别是在北方寒冷地区,病理检查证实,三分之一的输卵管不通是由于结核所致,表现为盆腔粘连,使卵巢不能暴露,根本看不见卵泡。张丽珠于是提出改变策略:在治疗盆腔疾病手术的同时取卵,即便取不到卵,也可以顺便解决盆腔疾病,如卵巢囊肿和输卵管阻塞。经过摸索,实验小组于1987年3月基本建立了技术原则。在开腹情况下,只能用手指触觉发现卵泡所在,然后用自制的吸引系统穿刺。张丽珠称之为“土方法”。
成功识别并从卵泡液里分离出卵细胞后,小组成员便开始在培养皿中混合精子与卵细胞,正式进行体外受精试验。
当时用的培养液,全部照搬几篇国外文献。“只知道文献里的各试剂用量,但对于配置工艺一无所知。”刘平介绍说,尽管如此,这样照猫画虎的试验,大家仍格外谨慎,一是确实属于全新的科研过程;二是试验机会来之不易。
“那个时候,张丽珠教授经常跟病人交流,争取机会,但最终,我们每个月能做一两例(取卵)就不错了。”刘平回忆。
体外受精试验屡试屡败,时间已经到了1985年。依然是对每一个病人的沟通争取,依然是甩着温度计兑37摄氏度温水,依然是抱着保温盒在医院和大学之间奔走,但这时候的张丽珠,已经不时往来于国外学术会议之间。她开始往回带试验用品——国外的取卵针、培育体外受精的培养液。1985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1985年由北京医学院更名而来,现名北大医学部)组织胚胎教研室,精子和卵细胞终于在培养皿中结合,中国第一次体外受精宣告成功。
这件事对小组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媒体报道也使试管婴儿这一概念,第一次在中国走进大众耳中。
刘平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便有很多不孕患者主动找上门要求参与试验。
第一例
1985年,台湾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86年,香港首例成功——他们都是外国专家带着全套仪器和试剂做成的。
而国家的“七五”科研计划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对小组研究进行支持。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开始了。1986年,张丽珠和刘斌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因为担心背负“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的“罪名”,他们打出了“优生”旗号,课题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实际上就是做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其成功的标志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同年,试管婴儿技术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张丽珠为技术负责人。
课题协作组有三个单位组成:北医三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协和医院。申请到的10万元经费,每个单位分3万余元,各单位独立研究,定期交流。
从体外受精首次成功开始,小组的科研便进行到下一阶段——将受精卵移植到子宫内,期待受体成功妊娠,诞下婴儿。这个时候,由于主动前来要求试验的病人大增,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也加大,试验机会多了很多。
1987年,对于张丽珠本人和中国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夏天,由张丽珠亲手植入的4枚受精卵,在来自甘肃的39岁不孕患者郑桂珍的子宫中着床。郑桂珍是甘肃小学教师,婚后20年没怀上孩子。
1988年3月10日上午,医院决定做剖宫产。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中国人真切地看到了试管婴儿技术给不孕患者带来生育的能力。当天来了很多记者,张丽珠一度压力很大,甚至担心孩子生出来是兔唇或者其他畸形。
8时56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了。孩子出生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正常。第一例试管婴儿取名郑萌珠,名字被赋予了特殊寓意,“萌”是试管婴儿开始的意思,“珠”是感谢张丽珠。
郑萌珠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试管婴儿试验。北医三院当时做了32例,成功了两例。1988年5月27日,第二例试管婴儿也在北医三院出生。
同课题组的湘雅医院的卢光医生,也采取手术修复卵巢同时取卵的方法,成功“造出”试管婴儿。在1988年6月5日和6月7日,分别产下一女一男两名试管婴儿。
除了第二例试管婴儿后来和医院失去了联系,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第三例试管婴儿章皿新、第四例试管婴儿罗优群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巧合的是,三人2006年一同考上大学,2010年全部大学毕业。
取得首例成功之后的北医三院小组成员着力于提升成功率,改进技术,这之后的试管婴儿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整体发展,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大部分具有试管婴儿技术资质的医院,在医疗硬件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已经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至于手术成功率,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一些国家以婴儿顺利出生作为标准,中国大多数医院以胚胎着床发育作为成功标准),两者很难比较。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时,张丽珠怀抱婴儿满脸笑容的照片,在2010年诺奖公布后,刊发在中国各大网站的头条,这张照片,作为中国试管婴儿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也被放大,挂在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墙上的最显眼位置。
需求量
“人像春运一样挤。”刘平这样形容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就诊“盛况”。
2010年10月7日,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三楼门诊区座无虚席。尚有十几名男士或蹲或站在过道上,跟椅子上的家人聊天。长假期间生殖中心只有几名医生轮流值班,门诊接待能力大幅缩水,尽管如此,还是有病人等不及长假结束,挤满了门诊区。而在平时的工作日,这样的候诊人群,能从一楼的挂号厅,直排到三楼的候诊厅。因为挤不进去,医生们上班甚至都不走正门,换个入口上楼去诊室。
全世界人群中,平均10%的人有不孕难题,这样的比例放在中国的人口基数下,变成一个庞大的数字。
作为一个生殖医学专业的医生,刘平说,上世纪80年代刚刚接触生殖医学时,已经知道人群对生殖医学的需求。但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是社会的主流,生殖上的需求,作为人性中被普遍忽视的一环,暂且搁置在脑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家庭解决温饱后,“三对夫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轻夫妻)一个娃”的需求被摆在了前面。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试管婴儿技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组成,被患者广为接受。“实际上,这10%的不孕人群,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需要试管婴儿途径解决问题的。”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教授、副主任医师邓成艳告诉《财经》记者。换言之,总人群里平均有1%的人可用试管婴儿技术解决“孕事”。
1%的人需要接受试管婴儿意味着什么?
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这一数字在今天,已增长数倍。以北医三院为例。上世纪90年代,北医三院体外受精新鲜胚胎移植周期数(对一名患者从取卵、体外受精、受精成功,到胚胎移植入体内,这些操作为一个周期)稳定在每年250例左右。从2000年开始,新鲜胚胎周期数开始逐年攀升,到2009年攀至5600例。
不仅如此,从1995年开始,除了新鲜胚胎移植,有的患者移植失败后,可以继续移植此前周期富余而冷冻的“备用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周期数自2001年,在北医三院也开始大幅攀升,到2009年,达4000例左右。
也就是说,新鲜胚胎和冷冻胚胎加起来,到2009年,仅在北医三院,就有数万个在体外受精的胚胎(一次会植入超过一个胚胎),经过医生的手,被植入到患者体内,期待长成新生命。
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生了超过400万试管婴儿,每年还有超过20万新的试管婴儿诞生。中国目前诞生了多少试管婴儿?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并无准确统计。但各省均有生殖中心,有正规资质的具备试管婴儿技术的单位已超过100多家。
邓成艳再三强调,不管病人意愿如何强烈,试管婴儿技术仍不能作为法宝滥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邓成艳说,病人是否有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必要,其体征是否能马上接受试管婴儿治疗,这些在日益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中,都有明确的指征。
邓成艳说,在男方健康的情况下,女方的不孕中有70%是因为盆腔问题,如粘连、子宫内膜异位、输卵管堵塞等。这些问题,有的通过腹腔镜手术等便可解决,实现自然受孕。
最终确定需要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病人,便要开始一个漫长的守望与等待。首先,女方接受数十天的激素治疗,以刺激卵巢,希望多个卵泡同步生长成熟;然后是取卵——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过程早已由当初的开腹取卵,改进为现今的经阴道B超下取卵这种微创方式;接着便是体外受精、移植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病人,因为接受激素治疗,难免会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有的人反应强烈,腹胀严重,却少有人因此放弃。
产业化
伴随庞大需求而生的,是经济效益。对“试管婴儿产业”的概念,刘平并不乐意接受,“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它(试管婴儿)也是个‘阳光产业’‘幸福工程’”。
无论是否可用“产业”形容,试管婴儿技术不菲的费用是事实,其中大半是药剂费。
首先是促排卵时,女方每天要注射的激素。目前医院多用的是一种叫“果纳芬”的进口药,330元一支。也有国产的,几十元一支,但病人们选择前者居多。330元一支的针剂,根据个人体质不同,少则一天一针,多则一天四针。
这样的促排卵治疗,一般持续数十天,意味着1万多元药费。随后的取卵和体外受精,费用也在1万元左右,如果卵子或胚胎多,可以冷冻储存以备用,冷冻费用需几千元。移植手术费,一般1000元。这样一个治疗周期下来,病人平均花费2万-3万元,还不包括前期的常规检查费。
这仍不是全部。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根据各医疗机构的水平不同,个人体质差异,也不尽相同。现在中国的胚胎移植成功率,以B超下看见子宫内胎囊为标准,为40%左右。邓成艳与刘平都对《财经》记者表示,接触过的病人中,有做过十几次仍不成功的。
以上这些花费,全为自费。在中国,目前辅助生殖医疗费,并不包含在医疗保险中。
“在学术上,我们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有的优质胚胎放进去却不怀孕?这是现在最想搞清楚的问题。”邓成艳说。
而刘平,这位中国最早参与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学者,则对《财经》记者说,这次诺贝尔奖颁给试管婴儿技术,说明这项技术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最希望试管婴儿技术获奖能告诉全社会:生殖问题,就是个正统的医学问题。”
资料
51岁的海姆和36岁的诺沃肖洛夫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都出生在俄罗斯,因为在实验室制成石墨烯而获奖。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仅有一个原子厚度,可以被刻成尺寸不到1个分子大小的单电子晶体管,被普遍认为会最终替代硅,从而引发电子工业革命。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则授予了美国化学家理查德·赫克、日本化学家根岸英一和铃木章,以表彰他们在有机合成领域中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一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制药、电子工业和先进材料等领域,能使人类制造出复杂的有机分子。
10月5日,“试管婴儿之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被做成剪报贴在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宣传栏里。这是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的第二天,刘平和自己的女儿专门去报亭买了刊登这一消息的报纸,做成剪报。
刘平是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师从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张丽珠,同时也是这次培育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从1985年到现在,刘平一直在北医三院从事有关不孕症治疗、辅助生育的临床和实验室工作。
10月4日,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摘取,他因在试管受精技术方面的贡献而被授予该奖项。
“作为业内人来说,这项技术获奖,我们觉得是名至实归的。”刘平说。
先驱者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在此之前,英国人罗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已为体外受精技术努力工作了十几年。
同一年的中国,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刚刚诞生。作为其中一员,刘平走进医学院大门。但她直至1982年大学毕业,仍不知世上已有“试管婴儿”这一技术。
1984年,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与人体胚胎学专家、原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刘斌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培育试管婴儿的小组。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平才第一次从导师那里知道了“试管婴儿”这一概念。
“当时听老师讲完‘试管婴儿’的原理,觉得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应该能成功。”刘平这样描述与“试管婴儿”概念的第一次接触。随后的日子,张丽珠和刘斌带领的这个小组,便进入了缓慢而细致的探索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正火热,小组的这项辅助生育技术研究方向,在那个大环境下,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时,小组经费支持基本来自于北医三院院方。
配合研究的供体来源也是一大问题。相比容易获取的精子,“试管婴儿”试验的第一道槛就是如何取卵。这是一项创伤性操作,当时需要开腹才能接触到卵巢。因此,来北医三院诊治生殖系统问题的女患者里,遇上有需要做妇科手术的,张丽珠就会尝试跟她们沟通,讲试管婴儿技术的原理,了解她们的意愿,偶有一名患者同意,研究小组就获得了一次试验机会。
在患者做妇科手术时,小组成员才能顺便接触患者卵巢,用取卵针取出卵泡液——卵细胞就在其中。如何保存这卵泡液,并无经验可循。小组成员当时就拿吃饭用的保温盒,兑了接近人体体温37摄氏度的水,将卵泡液存在保温盒里,再想下一步打算。
“我们那时一穷二白,和国外的试管婴儿技术根本没法比。” 主持试管婴儿试验、现年89岁的张丽珠告诉《财经》记者。
当时的中国,医院少有科研。即使是北医三院这样的大医院,仍未配备实验室。从医院手术室里取出来的卵泡液,需要送到附近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
为了保持温度,实验小组成员需要抱着装样品的保温饭盒,从手术室里匆忙出来,一路穿过操场,疾走15分钟,赶到北京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交到在那里工作的刘斌手上。培养液是自己配制,器皿多次冲洗消毒反复使用。穿刺针只有几根,用到后来,针头钝了,还要拿到钟表店去磨尖,螺纹都磨光了。
在此前的学习中,老师和学生们只接触过动物的胚胎和生殖细胞,对于人的卵子、精子并不了解。“一开始连卵细胞都不认识。”刘平说,取好的卵泡液,一路小跑送到大学实验室,却发现连卵细胞都找不到。“就在卵泡液里划拉,四处找。”刘平回忆当年,不由莞尔。
1984年,张丽珠和刘斌带着学生们在显微镜下埋首分辨人类卵细胞。彼时,英国的首例试管婴儿已经6岁。
当时国际上的试管婴儿技术,主要是通过腹腔镜看卵巢表面有没有卵泡,然后取卵进行体外授精。但张丽珠发现,中国的不孕病人,特别是在北方寒冷地区,病理检查证实,三分之一的输卵管不通是由于结核所致,表现为盆腔粘连,使卵巢不能暴露,根本看不见卵泡。张丽珠于是提出改变策略:在治疗盆腔疾病手术的同时取卵,即便取不到卵,也可以顺便解决盆腔疾病,如卵巢囊肿和输卵管阻塞。经过摸索,实验小组于1987年3月基本建立了技术原则。在开腹情况下,只能用手指触觉发现卵泡所在,然后用自制的吸引系统穿刺。张丽珠称之为“土方法”。
成功识别并从卵泡液里分离出卵细胞后,小组成员便开始在培养皿中混合精子与卵细胞,正式进行体外受精试验。
当时用的培养液,全部照搬几篇国外文献。“只知道文献里的各试剂用量,但对于配置工艺一无所知。”刘平介绍说,尽管如此,这样照猫画虎的试验,大家仍格外谨慎,一是确实属于全新的科研过程;二是试验机会来之不易。
“那个时候,张丽珠教授经常跟病人交流,争取机会,但最终,我们每个月能做一两例(取卵)就不错了。”刘平回忆。
体外受精试验屡试屡败,时间已经到了1985年。依然是对每一个病人的沟通争取,依然是甩着温度计兑37摄氏度温水,依然是抱着保温盒在医院和大学之间奔走,但这时候的张丽珠,已经不时往来于国外学术会议之间。她开始往回带试验用品——国外的取卵针、培育体外受精的培养液。1985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1985年由北京医学院更名而来,现名北大医学部)组织胚胎教研室,精子和卵细胞终于在培养皿中结合,中国第一次体外受精宣告成功。
这件事对小组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媒体报道也使试管婴儿这一概念,第一次在中国走进大众耳中。
刘平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便有很多不孕患者主动找上门要求参与试验。
第一例
1985年,台湾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86年,香港首例成功——他们都是外国专家带着全套仪器和试剂做成的。
而国家的“七五”科研计划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对小组研究进行支持。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开始了。1986年,张丽珠和刘斌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因为担心背负“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的“罪名”,他们打出了“优生”旗号,课题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实际上就是做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其成功的标志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同年,试管婴儿技术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张丽珠为技术负责人。
课题协作组有三个单位组成:北医三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协和医院。申请到的10万元经费,每个单位分3万余元,各单位独立研究,定期交流。
从体外受精首次成功开始,小组的科研便进行到下一阶段——将受精卵移植到子宫内,期待受体成功妊娠,诞下婴儿。这个时候,由于主动前来要求试验的病人大增,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也加大,试验机会多了很多。
1987年,对于张丽珠本人和中国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夏天,由张丽珠亲手植入的4枚受精卵,在来自甘肃的39岁不孕患者郑桂珍的子宫中着床。郑桂珍是甘肃小学教师,婚后20年没怀上孩子。
1988年3月10日上午,医院决定做剖宫产。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中国人真切地看到了试管婴儿技术给不孕患者带来生育的能力。当天来了很多记者,张丽珠一度压力很大,甚至担心孩子生出来是兔唇或者其他畸形。
8时56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了。孩子出生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正常。第一例试管婴儿取名郑萌珠,名字被赋予了特殊寓意,“萌”是试管婴儿开始的意思,“珠”是感谢张丽珠。
郑萌珠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试管婴儿试验。北医三院当时做了32例,成功了两例。1988年5月27日,第二例试管婴儿也在北医三院出生。
同课题组的湘雅医院的卢光医生,也采取手术修复卵巢同时取卵的方法,成功“造出”试管婴儿。在1988年6月5日和6月7日,分别产下一女一男两名试管婴儿。
除了第二例试管婴儿后来和医院失去了联系,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第三例试管婴儿章皿新、第四例试管婴儿罗优群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巧合的是,三人2006年一同考上大学,2010年全部大学毕业。
取得首例成功之后的北医三院小组成员着力于提升成功率,改进技术,这之后的试管婴儿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整体发展,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大部分具有试管婴儿技术资质的医院,在医疗硬件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已经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至于手术成功率,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一些国家以婴儿顺利出生作为标准,中国大多数医院以胚胎着床发育作为成功标准),两者很难比较。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时,张丽珠怀抱婴儿满脸笑容的照片,在2010年诺奖公布后,刊发在中国各大网站的头条,这张照片,作为中国试管婴儿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也被放大,挂在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墙上的最显眼位置。
需求量
“人像春运一样挤。”刘平这样形容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就诊“盛况”。
2010年10月7日,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三楼门诊区座无虚席。尚有十几名男士或蹲或站在过道上,跟椅子上的家人聊天。长假期间生殖中心只有几名医生轮流值班,门诊接待能力大幅缩水,尽管如此,还是有病人等不及长假结束,挤满了门诊区。而在平时的工作日,这样的候诊人群,能从一楼的挂号厅,直排到三楼的候诊厅。因为挤不进去,医生们上班甚至都不走正门,换个入口上楼去诊室。
全世界人群中,平均10%的人有不孕难题,这样的比例放在中国的人口基数下,变成一个庞大的数字。
作为一个生殖医学专业的医生,刘平说,上世纪80年代刚刚接触生殖医学时,已经知道人群对生殖医学的需求。但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是社会的主流,生殖上的需求,作为人性中被普遍忽视的一环,暂且搁置在脑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家庭解决温饱后,“三对夫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轻夫妻)一个娃”的需求被摆在了前面。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试管婴儿技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组成,被患者广为接受。“实际上,这10%的不孕人群,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需要试管婴儿途径解决问题的。”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教授、副主任医师邓成艳告诉《财经》记者。换言之,总人群里平均有1%的人可用试管婴儿技术解决“孕事”。
1%的人需要接受试管婴儿意味着什么?
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这一数字在今天,已增长数倍。以北医三院为例。上世纪90年代,北医三院体外受精新鲜胚胎移植周期数(对一名患者从取卵、体外受精、受精成功,到胚胎移植入体内,这些操作为一个周期)稳定在每年250例左右。从2000年开始,新鲜胚胎周期数开始逐年攀升,到2009年攀至5600例。
不仅如此,从1995年开始,除了新鲜胚胎移植,有的患者移植失败后,可以继续移植此前周期富余而冷冻的“备用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周期数自2001年,在北医三院也开始大幅攀升,到2009年,达4000例左右。
也就是说,新鲜胚胎和冷冻胚胎加起来,到2009年,仅在北医三院,就有数万个在体外受精的胚胎(一次会植入超过一个胚胎),经过医生的手,被植入到患者体内,期待长成新生命。
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生了超过400万试管婴儿,每年还有超过20万新的试管婴儿诞生。中国目前诞生了多少试管婴儿?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并无准确统计。但各省均有生殖中心,有正规资质的具备试管婴儿技术的单位已超过100多家。
邓成艳再三强调,不管病人意愿如何强烈,试管婴儿技术仍不能作为法宝滥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邓成艳说,病人是否有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必要,其体征是否能马上接受试管婴儿治疗,这些在日益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中,都有明确的指征。
邓成艳说,在男方健康的情况下,女方的不孕中有70%是因为盆腔问题,如粘连、子宫内膜异位、输卵管堵塞等。这些问题,有的通过腹腔镜手术等便可解决,实现自然受孕。
最终确定需要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病人,便要开始一个漫长的守望与等待。首先,女方接受数十天的激素治疗,以刺激卵巢,希望多个卵泡同步生长成熟;然后是取卵——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过程早已由当初的开腹取卵,改进为现今的经阴道B超下取卵这种微创方式;接着便是体外受精、移植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病人,因为接受激素治疗,难免会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有的人反应强烈,腹胀严重,却少有人因此放弃。
产业化
伴随庞大需求而生的,是经济效益。对“试管婴儿产业”的概念,刘平并不乐意接受,“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它(试管婴儿)也是个‘阳光产业’‘幸福工程’”。
无论是否可用“产业”形容,试管婴儿技术不菲的费用是事实,其中大半是药剂费。
首先是促排卵时,女方每天要注射的激素。目前医院多用的是一种叫“果纳芬”的进口药,330元一支。也有国产的,几十元一支,但病人们选择前者居多。330元一支的针剂,根据个人体质不同,少则一天一针,多则一天四针。
这样的促排卵治疗,一般持续数十天,意味着1万多元药费。随后的取卵和体外受精,费用也在1万元左右,如果卵子或胚胎多,可以冷冻储存以备用,冷冻费用需几千元。移植手术费,一般1000元。这样一个治疗周期下来,病人平均花费2万-3万元,还不包括前期的常规检查费。
这仍不是全部。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根据各医疗机构的水平不同,个人体质差异,也不尽相同。现在中国的胚胎移植成功率,以B超下看见子宫内胎囊为标准,为40%左右。邓成艳与刘平都对《财经》记者表示,接触过的病人中,有做过十几次仍不成功的。
以上这些花费,全为自费。在中国,目前辅助生殖医疗费,并不包含在医疗保险中。
“在学术上,我们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有的优质胚胎放进去却不怀孕?这是现在最想搞清楚的问题。”邓成艳说。
而刘平,这位中国最早参与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学者,则对《财经》记者说,这次诺贝尔奖颁给试管婴儿技术,说明这项技术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最希望试管婴儿技术获奖能告诉全社会:生殖问题,就是个正统的医学问题。”
资料
51岁的海姆和36岁的诺沃肖洛夫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都出生在俄罗斯,因为在实验室制成石墨烯而获奖。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仅有一个原子厚度,可以被刻成尺寸不到1个分子大小的单电子晶体管,被普遍认为会最终替代硅,从而引发电子工业革命。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则授予了美国化学家理查德·赫克、日本化学家根岸英一和铃木章,以表彰他们在有机合成领域中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一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制药、电子工业和先进材料等领域,能使人类制造出复杂的有机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