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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落座，工作人员泡上一杯茶。把盏香茗，任丝丝幽香飘荡。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黄璐琦院士与笔者对面而坐，边品茶，边聊中药人生。啜一口，细细的品味着茶的苦涩甘甜。笑谈着人生，娓娓道来学术之路的进与退、得与失、苦与乐。人生如茶，多一片或浓，少一片或淡，无论是浓烈或者清淡，都要去细细的品味，甘苦都是滋味……
（一）领衔摸清中药资源“家底”
2011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这是自1983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对国内各省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黄璐琦被命任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时隔近30年，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与此同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手段也有日新月异的突破。摸清国内中药资源基本现状，成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对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药，又能有哪些新的认识？在环境的巨变下，哪些品种已经面临濒危？这些都摆在中医药人的面前。
黄璐琦介绍，普查主要完成的工作有四项：一是要探明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及563个重点中药材品种的资源总量;二是进一步调查清楚中药资源相关知识，如民间对一些药材的特殊用法等;三要建设一批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目前多种野生中药材濒危，解决资源稀缺问题，最终还得靠人工种植，通过普查遴选种植基地成为当务之急;四是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保障信息通畅。
作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杂工作，以及各地的学术会议、交流考察外，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进行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成了他近几年来工作的主旋律。几年间，细算下来，黄璐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面对面”地打交道。带领着各地普查队员，他走过了全国60余个的普查试点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太珍贵的经历了！”他感叹道。哪种中药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数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
此次922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现在，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发现2个新属25个新物种，汇总得到1.3万多种药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中药资源种类数已超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黄璐琦发现，各地在中药材种植、采收，包括资源普查工作本身，都有自己的创造：又如，田地里收割过后的麦秆，在地表留下适当的高度，正好可以用做瓜蒌的“天然”棚架，只需在麦秆所在的田里播下种子，瓜蒌在生长过程藤蔓自然攀援到这些“棚架”上，既节约时间资源，又绿色环保。
野外普查的艰难，有时不仅体现在餐风露宿的辛苦上，更直观与危险的是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他们的安危冷暖，时时牵动着黄璐琦的心。2012年9月7日，他刚从云南昭通彝良普查点回京，彝良就发生5.7级地震。他第一时间给当地普查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只有办公房屋损坏，队员都已平安归队，方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全国普查点分布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哪里发生自然灾害我就首先想到队员生命会不会受到威胁，时刻绷紧一根弦，深感压力重大。”有一次，一路普查队的车在赶赴调研虫草途中掉下垂直高度达20米的山崖，一名队员肋骨折断，所幸头部没问题。“有一年，我带队分乘几辆车到湖南湘西保靖县普查。途径碗米水库时，路很窄车队小心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紧跟的第二辆车不见了，赶快叫司机停车让大家下来沿途往回找，后来看到那辆车侧翻在路基上。车上四人都是参加过第三次普查上年纪的老师，有惊无险。如果车再前移或后错一米翻倒就会直接掉进水库，那么普查队员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当时站在路边跟普查队员说，第一，这是上天在告示我们，这项工作是要用生命来换的，我们要格外重视安全;第二，精诚所至，终成大事。”
（二）分子生药学创建的前前后后
1992年，黄璐琦成为北京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和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诚静容。“两位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敬仰。一位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意见是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楼之岑院士，先生提笔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后面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而后返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的不凡气势和深厚功底略见一斑。”
读书期间，黄璐琦对栝楼属植物研究产生兴趣。栝楼属植物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如有抗癌作用的天花粉即来源于此属。为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他只身一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采集植物。他还广泛查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标本，最终整理出世界范围的栝楼属植物名录，并发现新种植物，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被世界葫芦科专家C. Jeffrey称之为“东亚地区葫芦科中最难处理的分类学难题”。黄璐琦也因此获得北京医科大学特等奖学金。
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黄璐琦发现有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术和方法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很可能为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
1995年，年仅27岁的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药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沉闷许久的生药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一支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在他身边迅速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中药研究来说，借助于这股力量会给这门古老的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
以黄璐琦研究团队为核心，在很多中医药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国内第一部从基因水平研究生药学的著作《分子生药学》得以问世，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生药学分支学科——分子生药学在国内诞生。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分子生药学就受到中药学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更是捷报频传。2006年《分子生药学》第二版出版，2008年适合高等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分子生药学》教材出版。迄今，全国己有1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该课程。2012年，这门新兴学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生药学重点学科，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和三级实验室所在的学科。转瞬之间，分子生药学于懵懂之际、晨光熹微之时发起，如今已亭亭如盖。 2006年，38岁的黄璐琦申请了国家973项目的课题“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而这一年是国家“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次设立中医药研究专项，黄璐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中药学的创新研究，并成为“973项目”年轻的首席科学家。
黄璐琦特别崇尚创新科研，在实践研究中，他赞成要敢于提出假说。他认为，如果假说能够经受住一种关键性的检验且能够符合一般科学理论，那么这种假说就会被接受。在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研究上，假说研究就得到了应用。以“973”项目为支撑，围绕道地药材形成的几个模式假说，利用研究室在道地药材分子生药学研究和道地药材生态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根据经典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理论方法，运用生态学的原理，配合受控试验，研究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响药材道地性的特征及表现在功效、安全性和化学成分上的变化及其规律，最终揭示了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在国内开创了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的先例。2003年，黄璐琦和他的团队还创办了“生药分子鉴定实验室”，并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认证。2009年，他的研究室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道地药材生态遗传重点研究室”。在这些独具一格的科研平台上，创新理论和科研实践不再脱节。他们利用各种实验条件验证、完善各种科研设计，并大胆地使用这些成果去指导中药的生产实践。
黄璐琦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起中药材鉴别新方法，其中高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鉴别中药材乌梢蛇真伪的方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被201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这是分子鉴别方法首次收载于国家药典。他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一条丹参酮合成的关键酶基因及二萜生物合成新途径，并在国际著名刊物PNAS、JACS等发表了系列高水平文章。
（三）医圣的粉丝曾经怀揣建筑梦
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的江西婺源，是黄璐琦的出生地。黄璐琦的母亲金青是中医师、新安医学学派传承人，黄璐琦从小便跟随母亲出诊，并且帮助采集草药，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中医知识。
“经常有患者到我家来看病，不论什么时间段到我家，母亲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儿、哪怕是饭碗，会专心问诊。如果赶上患者来看病，没来得及吃饭，母亲就会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黄璐琦回忆说。
可以说，黄璐琦是在母亲的诊所里长大的，儿时玩得最多的玩具就是诊室中的处方笺，偷吃最多的零食是药房里的酵母片和山楂丸。“不知现在酵母片是不是提纯了，不如印象中的好吃。”让黄璐琦记忆清晰的是，一次周边人家养的鸡闹疫情成群死掉后，他年幼好奇学着大人的样子撕下一张处方纸写下“鸡瘟药”几个字，开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处方”。“那时我真以为这就可以治病了。”黄璐琦至今提起这些童趣轶事，仍旧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是家里的老小。父亲很严谨，骨头也很硬，当过10多年的地方计委主任，对当地的经济数据他都记得很准，每天坚持写工作笔记。”黄璐琦说，父亲曾希望自己学建筑，因为家里已有一个学医的姐姐。“父亲说，一个人一生能留下一个作品就足矣，而建筑是以立体的形式表现的作品。”
1985年高考，怀着一个建筑师的梦想，黄璐琦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写了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没有被这个专业录取，反而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这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与老百姓都息息相关。”子承母业的黄璐琦，为此投身中医药领域。过去对母亲从事职业的骄傲自豪，逐渐变为了自己对所学专业的热爱。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全国中医药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师从同仁堂的创始家族——乐家第十三世传人乐崇熙攻读硕士学位。“记得研究生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区分‘您’和‘你’，还有用餐规矩、说话礼仪，这都使我颇为受益。”
“我29岁任中药研究所所长，31岁开始担任博导，因为年轻，所里推选我从第九届起加入全国青联，并且是中直机关青联常委，后来我又成为北京市青联副主席。于是，我和青联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联帮助、培养、支持了我，我也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愿意尽力为大家服务。当年作为医药卫生组的委员，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利用经常搞野外普查有些经验的优势，联合同组的医药企业委员每年外出调研度假一次。”一段青联路，一生青年情。黄璐琦的实验室集结了近30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这种学术互补性极强的人员组合方式在中医药学界并不多见。“不少青年都是可造之材，就看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发挥怎样作用。我的职责就是致力于发掘团队最大的潜力，搞好中医药科学研究，使个人有宽松的环境、坚定的理想、明确的方向。”
黄璐琦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获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药学发展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科技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中医药十大杰出青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多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当选2014年中医药新闻人物。作为学科领军者，黄璐琦时刻关心着团队中青年的成长、成才、成功，特别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与文化素养。201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年轻的院士。
黄璐琦的爱好很多，体育运动最爱乒乓球，读书则比较杂，办公室那一面墙的书架上可以看到人物传记、时政读物、国学，乃至摄影类书籍，足见他生活的丰富多彩。
问及黄璐琦有偶像否，他笑言是医圣李时珍。这么多年来，黄璐琦一直对照李时珍的事迹践行着，在科研的路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采访结束，走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所在楼一层，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塑像赫然耸立在大厅中央。这哪里是一尊塑像，也不单单是纪念物，分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感召和激励的是一代代中药人的进取之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黄璐琦和他的团队深谙此道，以心践之，致力于中药资源研究和保护。
黄璐琦，1968年3月出生于江西婺源。曾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一）领衔摸清中药资源“家底”
2011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这是自1983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对国内各省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黄璐琦被命任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时隔近30年，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与此同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手段也有日新月异的突破。摸清国内中药资源基本现状，成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对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药，又能有哪些新的认识？在环境的巨变下，哪些品种已经面临濒危？这些都摆在中医药人的面前。
黄璐琦介绍，普查主要完成的工作有四项：一是要探明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及563个重点中药材品种的资源总量;二是进一步调查清楚中药资源相关知识，如民间对一些药材的特殊用法等;三要建设一批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目前多种野生中药材濒危，解决资源稀缺问题，最终还得靠人工种植，通过普查遴选种植基地成为当务之急;四是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保障信息通畅。
作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杂工作，以及各地的学术会议、交流考察外，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进行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成了他近几年来工作的主旋律。几年间，细算下来，黄璐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面对面”地打交道。带领着各地普查队员，他走过了全国60余个的普查试点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太珍贵的经历了！”他感叹道。哪种中药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数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
此次922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现在，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发现2个新属25个新物种，汇总得到1.3万多种药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中药资源种类数已超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黄璐琦发现，各地在中药材种植、采收，包括资源普查工作本身，都有自己的创造：又如，田地里收割过后的麦秆，在地表留下适当的高度，正好可以用做瓜蒌的“天然”棚架，只需在麦秆所在的田里播下种子，瓜蒌在生长过程藤蔓自然攀援到这些“棚架”上，既节约时间资源，又绿色环保。
野外普查的艰难，有时不仅体现在餐风露宿的辛苦上，更直观与危险的是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他们的安危冷暖，时时牵动着黄璐琦的心。2012年9月7日，他刚从云南昭通彝良普查点回京，彝良就发生5.7级地震。他第一时间给当地普查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只有办公房屋损坏，队员都已平安归队，方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全国普查点分布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哪里发生自然灾害我就首先想到队员生命会不会受到威胁，时刻绷紧一根弦，深感压力重大。”有一次，一路普查队的车在赶赴调研虫草途中掉下垂直高度达20米的山崖，一名队员肋骨折断，所幸头部没问题。“有一年，我带队分乘几辆车到湖南湘西保靖县普查。途径碗米水库时，路很窄车队小心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紧跟的第二辆车不见了，赶快叫司机停车让大家下来沿途往回找，后来看到那辆车侧翻在路基上。车上四人都是参加过第三次普查上年纪的老师，有惊无险。如果车再前移或后错一米翻倒就会直接掉进水库，那么普查队员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当时站在路边跟普查队员说，第一，这是上天在告示我们，这项工作是要用生命来换的，我们要格外重视安全;第二，精诚所至，终成大事。”
（二）分子生药学创建的前前后后
1992年，黄璐琦成为北京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和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诚静容。“两位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敬仰。一位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意见是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楼之岑院士，先生提笔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后面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而后返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的不凡气势和深厚功底略见一斑。”
读书期间，黄璐琦对栝楼属植物研究产生兴趣。栝楼属植物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如有抗癌作用的天花粉即来源于此属。为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他只身一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采集植物。他还广泛查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标本，最终整理出世界范围的栝楼属植物名录，并发现新种植物，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被世界葫芦科专家C. Jeffrey称之为“东亚地区葫芦科中最难处理的分类学难题”。黄璐琦也因此获得北京医科大学特等奖学金。
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黄璐琦发现有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术和方法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很可能为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
1995年，年仅27岁的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药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沉闷许久的生药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一支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在他身边迅速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中药研究来说，借助于这股力量会给这门古老的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
以黄璐琦研究团队为核心，在很多中医药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国内第一部从基因水平研究生药学的著作《分子生药学》得以问世，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生药学分支学科——分子生药学在国内诞生。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分子生药学就受到中药学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更是捷报频传。2006年《分子生药学》第二版出版，2008年适合高等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分子生药学》教材出版。迄今，全国己有1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该课程。2012年，这门新兴学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生药学重点学科，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和三级实验室所在的学科。转瞬之间，分子生药学于懵懂之际、晨光熹微之时发起，如今已亭亭如盖。 2006年，38岁的黄璐琦申请了国家973项目的课题“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而这一年是国家“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次设立中医药研究专项，黄璐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中药学的创新研究，并成为“973项目”年轻的首席科学家。
黄璐琦特别崇尚创新科研，在实践研究中，他赞成要敢于提出假说。他认为，如果假说能够经受住一种关键性的检验且能够符合一般科学理论，那么这种假说就会被接受。在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研究上，假说研究就得到了应用。以“973”项目为支撑，围绕道地药材形成的几个模式假说，利用研究室在道地药材分子生药学研究和道地药材生态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根据经典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理论方法，运用生态学的原理，配合受控试验，研究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响药材道地性的特征及表现在功效、安全性和化学成分上的变化及其规律，最终揭示了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在国内开创了道地药材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的先例。2003年，黄璐琦和他的团队还创办了“生药分子鉴定实验室”，并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认证。2009年，他的研究室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道地药材生态遗传重点研究室”。在这些独具一格的科研平台上，创新理论和科研实践不再脱节。他们利用各种实验条件验证、完善各种科研设计，并大胆地使用这些成果去指导中药的生产实践。
黄璐琦引入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起中药材鉴别新方法，其中高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鉴别中药材乌梢蛇真伪的方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被201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这是分子鉴别方法首次收载于国家药典。他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一条丹参酮合成的关键酶基因及二萜生物合成新途径，并在国际著名刊物PNAS、JACS等发表了系列高水平文章。
（三）医圣的粉丝曾经怀揣建筑梦
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的江西婺源，是黄璐琦的出生地。黄璐琦的母亲金青是中医师、新安医学学派传承人，黄璐琦从小便跟随母亲出诊，并且帮助采集草药，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中医知识。
“经常有患者到我家来看病，不论什么时间段到我家，母亲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儿、哪怕是饭碗，会专心问诊。如果赶上患者来看病，没来得及吃饭，母亲就会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黄璐琦回忆说。
可以说，黄璐琦是在母亲的诊所里长大的，儿时玩得最多的玩具就是诊室中的处方笺，偷吃最多的零食是药房里的酵母片和山楂丸。“不知现在酵母片是不是提纯了，不如印象中的好吃。”让黄璐琦记忆清晰的是，一次周边人家养的鸡闹疫情成群死掉后，他年幼好奇学着大人的样子撕下一张处方纸写下“鸡瘟药”几个字，开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处方”。“那时我真以为这就可以治病了。”黄璐琦至今提起这些童趣轶事，仍旧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是家里的老小。父亲很严谨，骨头也很硬，当过10多年的地方计委主任，对当地的经济数据他都记得很准，每天坚持写工作笔记。”黄璐琦说，父亲曾希望自己学建筑，因为家里已有一个学医的姐姐。“父亲说，一个人一生能留下一个作品就足矣，而建筑是以立体的形式表现的作品。”
1985年高考，怀着一个建筑师的梦想，黄璐琦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写了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没有被这个专业录取，反而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这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与老百姓都息息相关。”子承母业的黄璐琦，为此投身中医药领域。过去对母亲从事职业的骄傲自豪，逐渐变为了自己对所学专业的热爱。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全国中医药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师从同仁堂的创始家族——乐家第十三世传人乐崇熙攻读硕士学位。“记得研究生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区分‘您’和‘你’，还有用餐规矩、说话礼仪，这都使我颇为受益。”
“我29岁任中药研究所所长，31岁开始担任博导，因为年轻，所里推选我从第九届起加入全国青联，并且是中直机关青联常委，后来我又成为北京市青联副主席。于是，我和青联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联帮助、培养、支持了我，我也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愿意尽力为大家服务。当年作为医药卫生组的委员，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利用经常搞野外普查有些经验的优势，联合同组的医药企业委员每年外出调研度假一次。”一段青联路，一生青年情。黄璐琦的实验室集结了近30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这种学术互补性极强的人员组合方式在中医药学界并不多见。“不少青年都是可造之材，就看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发挥怎样作用。我的职责就是致力于发掘团队最大的潜力，搞好中医药科学研究，使个人有宽松的环境、坚定的理想、明确的方向。”
黄璐琦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获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药学发展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科技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中医药十大杰出青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多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当选2014年中医药新闻人物。作为学科领军者，黄璐琦时刻关心着团队中青年的成长、成才、成功，特别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与文化素养。201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年轻的院士。
黄璐琦的爱好很多，体育运动最爱乒乓球，读书则比较杂，办公室那一面墙的书架上可以看到人物传记、时政读物、国学，乃至摄影类书籍，足见他生活的丰富多彩。
问及黄璐琦有偶像否，他笑言是医圣李时珍。这么多年来，黄璐琦一直对照李时珍的事迹践行着，在科研的路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采访结束，走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所在楼一层，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塑像赫然耸立在大厅中央。这哪里是一尊塑像，也不单单是纪念物，分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感召和激励的是一代代中药人的进取之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黄璐琦和他的团队深谙此道，以心践之，致力于中药资源研究和保护。
黄璐琦，1968年3月出生于江西婺源。曾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