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岁末，来自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一条消息颇令人意外。12月26日，该中心公布了最新年度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的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六。
　　而早在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其2010年GDP为54742亿美元，少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正式交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可以说在2011年，世界经济格局中传统的南北国家分界遭遇颠覆性挑战。较之经济规模的消长，美欧各国积极寻求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欧盟在债务重压之下公开呼吁金砖国家注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更是颠覆了南北国家间既有的资本流动模式。
　　 考虑到新兴国家的预期增长率在未来数年有望大幅高于发达国家，南北国家的地位嬗递将继续下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认为，中国GDP总量将在2018年超过美国。
　　我们虽然没有这样乐观，但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或许是当年全球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都始料未及的。如何因应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挑战，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难题。
　　 以饱受无就业复苏之苦的美国为例，没有应对好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矛盾，是其陷入当前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抹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却没有给劳动力自由流动提供足够的便利。当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固然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则不得不面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既没有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收足够税赋，也没有把提高劳动力资本水平作为重点，只是片面发展房地产等非贸易经济部门来吸引剩余劳动力。很多家庭的财富增长不过是资产泡沫带来的幻象。一旦泡沫破裂，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本以投资带动增长，也不能很快借助高素质劳动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球经济合作与政治区域化之间的矛盾，是另一个困扰世界的难题。美欧国家不敢轻易得罪选民，普通民众的短期利益就成了左右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虽然债台高筑，但政府想推出降低福利水平的政策，就必须冒着选票流失的高风险。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财政面对庞大的福利开支日趋紧绌，寅吃卯粮渐成常态，各国公共债务水平遂不断攀升，但扮演经济政策协调作用的多边组织对此却缺乏足够约束力。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表明，即便是拥有超主权法律约束力的欧盟条约，在现实中也很难制约主权国家放纵开支的欲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有在提供援助时，才能提出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但往往为时已晚。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为其提供了发展经济的资本；同时，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也使其能够借口国内压力，暂时不那么严格地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贸易原则，为本国企业赢得发展时间，或者不那么迫切地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承担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成本。
　　 这是否意味着新兴国家可以永远搭乘全球化的顺风车，成为全球化永远的赢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上述两个矛盾不仅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排头兵，已经遭遇了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劳动力成本挑战。高盛公司2011年12月发布报告称，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已经达到顶峰，资本可能流向劳动力供应更充裕、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于金砖四国的基金2011年共流出150亿美元。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其劳动力平均资本水平远低于美欧国家，如果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随之而来的就业和福利供给的压力无疑更加巨大。另一方面，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的绝对数目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既容易诱使各级地方政府以长期压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做法，维系较高的增长率，又导致在很多情形下创新能力无法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虽然目前国际资本因劳动力成本升高而大幅外流的迹象不是很明显，但中国应抓紧时间筹谋对策。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用更深广的市场而非廉价劳动力留住国际资本；放弃对垄断企业的片面支持，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平等的竞争环境，用市场调配国内信贷资源，提高内生型资本的供给能力，都是保障长期可持续投资的有效手段。后者更能在创造就业的同时，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能循此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之外更成为消费大国和投资大国，将有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享有全球化红利。